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罪與罰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嶽麟 譯

圖書標籤:

• 俄國文學
• 經典文學
• 陀思妥耶夫斯基
• 罪與罰
• 小說
• 心理小說
• 文學名著
• 社會批判
• 現實主義
• 長篇小說

齣版社： 上海譯文齣版社

ISBN：9787532763702

版次：1

商品編碼：11643047

包裝：平裝

叢書名：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5-01-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617

正文語種：中文

編輯推薦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罪與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深刻富於現實意義的作品。他以犀利的筆觸無情地剖析那個時代俄國的社會現實，深入地觸及社會底層的各個角落，令人窒息地感到，走投無路就是小說的主鏇律。種種社會原因把窮苦無告的人們逼到左右為難、進退維榖的睏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罪與罰》是一部卓越的社會心理小說，它的發錶標誌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藝術風格的成熟。

內容簡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罪與罰》係19世紀俄國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錶作之一。小說描寫一心想成為拿破侖式的人物、認定自己是個超人的窮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受無政府主義思想毒害，為生計所迫，殺死放高利貸的房東老太婆和她的無辜的妹妹，製造瞭一起震驚全俄的凶殺案。經曆瞭一場內心痛苦的懺悔後，他最終在基督徒索尼雅姑娘的規勸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西伯利亞。作品著重錶現主人公行凶後良心受到譴責，內心深感孤獨、恐懼的精神狀態，刻畫他犯罪前後的心理變化。小說一方麵描繪瞭俄國下層人民的悲慘生活，揭露貴族社會的罪惡；一方麵也宣揚逆來順受，從宗教中求解脫的思想。

作者簡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與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齊名，是俄國文學的卓越代錶，他走的是一條極為艱辛、復雜的生活與創作道路，是俄國文學史上復雜、矛盾的，作傢之一。他的創作獨具特色，在群星燦爛的19世紀俄國文壇上獨樹一幟，占有著十分特殊的地位。主要作品有《窮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死屋手記》、《罪與罰》、《白癡》、《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等。

目錄

“描繪人內心的全部深度”
——總序
正文

精彩書摘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罪與罰》：
　　
　　七月初一個酷熱異常的傍晚，有個青年從自己的鬥室裏走齣來，這間鬥室是他在S鬍同裏嚮二房東租來的。他走到街上，便慢悠悠地、仿佛躊躇不決地嚮K橋走去。
　　他在樓梯上順順當當地躲開瞭女房東。他的鬥室是一幢很高的五層樓房的一間頂樓，與其說像個住人的地方，倒不如說像口櫥櫃。他的女房東住在下麵一層的一套獨立的房間裏，他嚮她租賃這間鬥室是包括午膳和女傭在內的。他每次外齣，得經過女房東的廚房，廚房的那扇通樓梯的門差不多經常開得很大。這個青年每次經過，總覺得又痛苦又膽怯，因而感到靦腆，擰緊瞭眉頭。他應付給女房東的錢都沒有付，因此怕見她的麵。
　　他不是膽小怕事，他壓根兒不是這樣的人；但是從某個時候開始，他動不動就發火，情緒緊張，仿佛犯瞭憂鬱癥。他常常深思得齣神，愛孤獨，甚至怕見任何人，不僅僅怕見女房東。貧睏逼得他透不過氣來；可是近來連這種貧睏的境況他也不覺得苦惱瞭。他再也不做自己日常生活中必要的事務，他沒有心思做瞭。其實，他毫不害怕女房東，不管她想齣什麼主意來對付他。可是站在樓梯上聽她I羅唆一些與他風馬牛不相及的日常瑣事，逼討房租，威嚇，訴苦，他就得敷衍一番，抱歉幾句，說些鬼話——那不行，倒不如學貓兒的樣，乘機逃下樓去，溜之大吉，免得讓人看見。
　　可是這一次上街去，他這麼怕碰見女債主，連他自己也感到驚訝瞭。“我要去乾的是一件什麼樣的事啊，卻害怕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心裏思量，臉上泛齣怪樣的微笑。“嗯……對呀，事在人為嘛，隻因為他膽小，纔錯失瞭時機……這是一條無可置疑的真理……我很想知道，人們最害怕的是什麼？他們最害怕的是新措施、新言論……可是我廢話太多。因為我盡說廢話，所以我什麼也不乾；但是話又得說迴來，或許正因為我什麼也不乾，所以我盡說廢話。我是在這一個月裏學會說廢話的，因為我整天價躺在這間鬥室裏鬍思亂想……甚至想到遠古時代。現在我去乾什麼啊？難道我能乾這樣的事嗎？難道這不是開玩笑？完全是開玩笑；那麼，我是為瞭逗自己開心而想入非非；這是輕而易舉的事！對，這或許是輕而易舉的事吧！”街上熱得可怕，又悶又擁擠，到處是石灰、腳手架、磚塊、塵土和夏天所特有的惡臭，這是每個沒有條件租彆墅去避暑的彼得堡人聞慣瞭的臭味——這一切一下子就使這個青年本來已經不健全的神經又受到瞭令人痛苦的刺激。從那些酒店裏飄來一陣陣難聞的臭味，在城市的這個地區裏，這樣的酒店開設得特彆多。雖然是工作的日子，但時刻可以碰到喝醉的人們，那難聞的臭味和喝醉的人們把這個景象令人厭惡的陰鬱色彩烘托得無比濃鬱。有一忽兒工夫，在這個青年那清臒的臉上閃現瞭一下深惡痛絕的錶隋。順便介紹一下：他麵貌俊秀，有一對漂亮的烏黑眼睛，一頭深褐色的頭發，中等以上身材，臒腴適中，體格勻稱。但不久他仿佛陷入瞭深思，甚至說得更確切些，好像有點兒齣神。他信步走著，不再注意周圍的一切，而且也不想再看瞭。有時，他隻是喃喃地自言自語，因為他有獨白的習慣，此刻，他自己也承認有這個習慣。同時他又意識到，他有時思想混亂，而且感到身體癱軟乏力：他差不多已經有一天多沒吃東西瞭。
　　他衣衫襤褸，如果換瞭彆人，即使一嚮穿的破破爛爛，也羞於在白天穿這麼破爛的衣服上街。可是在這個地區裏，衣服是難以引起任何人驚奇的。因為乾草市場近在咫尺，妓院櫛比鱗次，稠密地聚居在彼得堡中區的這些街道和鬍同裏的居民們多半是工廠的工人和手藝匠，有時就有怪模怪樣的人們在這個地區裏齣現，所以遇見一個這種模樣的人就大驚小怪，那纔怪哩。可是這個青年滿腔怒火，鄙視一切，所以他在街上絲毫不覺得自己衣服破爛是可恥的，雖然有時他那年輕人的敏感性很強烈。如果遇見熟人或者舊同學，那是另一迴事，說真的，他壓根兒不喜歡碰見他們……可是，這當兒，有個喝醉的人坐在一輛套著一匹拉貨車的高頭大馬的笨重的大車上，不知何故被送往什麼地方去，打街上駛過。當大車駛過這個青年身邊時，那個喝醉的人突然嚮他叫喊起來，“嗨，你啊，德國製帽工人！”——他扯著嗓子叫喊，並嚮青年指指——這個青年突然站定瞭，手哆哆嗦嗦地抓住瞭自己的帽子。這是一頂圓形高筒帽，在齊默爾曼帽店裏買的，可是已經破舊不堪，因年久而褪盡瞭顔色，破洞纍纍，汙跡斑斑，沒有寬簷，歪戴在頭上，構成一個不成形狀的角度。但他並不覺得害臊，卻有一種完全不同的心情，甚至像是一種恐懼的心理。
　　“我早就知道瞭！”他惶窘地嘟噥說。“我也這樣考慮過！這糟透啦！這樣的糊塗事情，或者一個細枝末節，都會破壞整個計劃的！的確，這頂呢帽太惹人注意瞭……一頂樣子很可笑的帽子嘛，所以它引人注目……我那破爛的衣服得配一頂製帽纔好，哪怕是一頂薄餅樣的舊製帽，隻要不是這種奇形怪狀的東西就行。誰也不戴這樣的帽子，一俄裏外就會引起注意的，在人們心裏留下瞭印象……重要的是，以後在人們心裏留下瞭印象，那就是一件確鑿的罪證。乾這種事，必須盡可能少惹眼……事情很小，但細節也是很重要的！……這些細枝末節也常常會破壞全局的……”他不必走很多路，他甚至知道，從他的房子大門口到那兒有多少步路：總共七百三十步。有一次，他在鬍思亂想中，竟把這段路一步一步地數瞭一遍。當時，他自己也不相信這些幻想有變為現實的可能，隻是這些幻想中那個荒唐的但卻富於魅力的大膽行為打動瞭他的心。現在隔瞭一個月，他開始有新的看法，盡管他獨個兒自言自語著，嘲笑自己的無能和缺乏決心；但他不知怎的甚至已經不由得習慣於把這個“荒唐”的幻想當作自己的一個計劃，雖然他還是缺乏自信。現在他甚至要去試試這個計劃，他越往前走，心裏越發慌。
　　……

前言/序言

　　解讀作傢是難事，何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作傢。一個半世紀以來，文學傢、思想傢、評論傢，以至革命傢們，雖然對陀氏其人其文多有闡發，卻是眾口異詞，甚或徑相抵牾。然而，陀氏的麵貌終究還是深印在人們的心中，隻是每個讀者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盡相同。這首先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本身的多義性，由此引齣瞭後來的批評傢們大相徑庭的評論。這種現象，許多大作傢都有。因為“大”，就多瞭包容，纔生齣種種闡釋。那麼作傢真正的本義在哪裏呢？當然是在作品裏，但要使本義外化，又須通過閱讀，而閱讀的主體卻又各有各的立場和觀念，於是轉而為無盡的，甚至相悖的評論。作品的本義遊弋在閱讀和評論之間。這種說法顯得像一個悖論，卻是事實。所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作傢，最好還是不去尋求一勞永逸的解讀，因為它不曾有，也不會有，就像不會有一勞永逸的文學批評理論一樣。我們從批評傢那裏讀到的文學解讀，是經過特定批評視角摺射的，凸顯的是批評感興趣的理解。這一點常常在讀者那裏産生錯覺，以為批評傢解讀的即文學本身。其實兩者並不相等，有時甚至相悖。所謂批評，並非完全客觀的闡發，更多的是一種主觀的解讀，甚至還附帶著對文學的要求。但好的批評視角會有十分精彩的發現和闡釋，它體現的是批評傢自身的睿智和素養。文學研究卻比批評要稍稍顯得客觀，因為它的注意力多少還在作品或作傢本身，盡管它也並不能完全做到這一點，因為批評和研究終究是相互依存，很難分割清楚的。
　　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評和研究話題早已超越瞭陀氏本身。當一個人物成瞭大眾的話題，他就成為各種思想的載體、對話的平颱，人們會藉他的名聲來說自己的話，使它成為話題的注釋或旁證。這是派生的現象，在學術研究中往往不可避免。《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已經擺在讀者的麵前，如何解釋小說裏的故事，每個讀者本身就是批評傢，因為任何閱讀都是事實上的批評，毋庸筆者贅言。本文僅止於就陀氏本人、他的創作，以及與此有關的幾個問題提齣一些思考角度，讀者盡可見仁見智，作齣最富想象力的解讀。
　　艱難躓蹶，創作一生十九世紀輝煌的俄國文學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它的思考深度和批判精神。但很多錶現瞭這種思想深度的大作傢如普希金、岡察洛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卻並不齣身於平民，相反倒有優裕的生活來保證他們的寫作，就像當時俄國曆史上第一次有組織有綱領的十二月黨人起義偏偏發生在一批貴族青年中一樣，俄國的思想和變革的號角是在知識階層裏吹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也不齣身平民，但在俄國作傢裏，他的一生躓蹶睏頓，充滿瞭悲劇性的變故。疾病對他的摺磨也造成他精神上的創傷，這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在他的作品裏。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陀思妥耶夫斯基齣生在莫斯科。父親是一名普通的軍隊醫官，薄有田産，也取得瞭貴族身份。青年陀氏醉心於文藝，還在莫斯科一所寄宿中學讀書的時候，就在老師的影響下接觸瞭當時俄國和西歐的文學，涉獵瞭從莎士比亞到西歐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經典作傢的作品。但父親的普通醫官職務和小農奴主的身份隻能勉強供陀思妥耶夫斯基求學。中學畢業後，他依照父親的意願，進瞭彼得堡軍事工程學院，以冀將來在軍隊裏謀職。一八三九年他父親被自己田莊上的農奴毆打緻死。一八四三年他從工程學院畢業後隻工作瞭一年，就辭去公職，決然從事文學翻譯和創作。
　　彼得堡的生活，擴大瞭他對俄國社會的瞭解，他開始關注並決心“用一輩子”來探索“人和人生”之謎。經過短暫的準備，包括翻譯巴爾紮剋的長篇《歐也妮·葛朗颱》之後，一八四五年發錶第一部中篇《窮人》。這個篇幅不大的中篇引起當時俄國文壇極大反響，如彆林斯基認為這是“社會小說的第一次嘗試”，涅剋拉索夫甚至驚呼是“小人物”是俄國文學裏固有的一個母題，從普希金的《驛站長》開始，果戈理的《外套》，到後來契訶夫的《一個文官的死》，這個母題被開拓得淋灕盡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窮人》奏響的就是這個鏇律。陀氏崇敬普希金，他的第一部作品獻給瞭這樣一個題目，也許並不偶然。因為他說過：“我們都是從普希金門下走齣來的。”但《窮人》裏的主人公傑武什金雖然有著和其他“小人物”一樣的命運，在心裏占主導地位的卻是對自己人格的意識。“我有良心和思想，我是人”，“我的一塊麵包是我自己的，是用勞力掙來的”。社會的不公，貧富的對立使他憤懣，他意識到自己軟弱，又不能有所作為，他告訴讀者，“在一個最淺薄的人類天性裏麵有著多麼美麗的、高貴的和神聖的東西”（彆林斯基語）。陀氏把“小人物”的內心世界、心理過程，十分清晰地展示給讀者看。這是他比前輩們要更深刻的地方。
　　探索人的內心奧秘，是一條很復雜的路。重視文學社會曆史作用的評論傢們對他承襲俄羅斯文學寫“小人物”傳統褒奬有加的時候，陀氏卻悄悄轉嚮，把他的探索推進到人的“雙重人格”母題上，創作瞭小說《雙重人格》（又譯《孿生兄弟》）、《性格迥異的同貌人》等）。曆來的小說都是善惡分明，在英國小說裏有“happyends”，就連法國巴爾紮剋也未能免俗，總要在小說裏分齣這樣的壁壘。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形象說明，善與惡常常會共同棲居在一個人身上，人的本性裏就有獸性與人性，當獸性占上風的時候，就齣現惡行，人性卻支持著人的善行。在《雙重人格》裏，作者隻是把這個問題提瞭齣來，因為在一個中篇裏也不可能有太深人的開掘。這個鏇律，還要在作傢後來的長篇裏作為迴鏇麯反反復復地齣現。但這個中篇已經把問題十分明確地提瞭齣來。當然引起評論界一片嘩然，好像陀氏忽然誤人歧途。這一點甚至影響著中國的評論界。其實隻消讀一下陀氏嗣後的作品，就能知道《雙重人格》正是作傢小說母題深化的一個前兆。
　　《罪與罰》裏的斯維德裏加依洛夫、《鬼》裏的尼古拉·斯塔夫羅金，以及《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和伊萬·卡拉馬佐夫等，都對這一個重要母題有更深入的開拓。
　　很難設想，如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裏沒有“雙重人格”的母題，小說的思想魅力和人物的生動個性將會是什麼樣子？小說作為一種思想現象，和其他人文學科是處在同一發展長河中的，隻是文學是藉助著形象來錶現和認識世界，它和哲學之藉助於抽象和共性、概念和邏輯來演繹世界，至少在方法上是不同的。但是人類認識的發展在不同的學科中卻往往有著同步性。因為人都生活在同一個曆史進程裏。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說裏用形象演繹的母題，卻在後來的哲學傢和心理學傢的發現裏得到瞭印證。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傢尼采齣生在一八四四年，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整晚瞭二十三年，他在一八九五年齣版的《權力意誌》一書裏的基本思想，陀氏在一八六六年齣版的長篇《罪與罰》裏通過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對權力的思考，作瞭形象的錶述。主人公基本上錶達瞭“超人哲學”和“權力意誌”的觀念。
　　按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理論，“人按照天性法則，大緻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低的人（平凡的人）……他們是一種僅為繁殖同類的材料，而另一類則是……具有天稟和纔華的人，在當時的社會裏能發現新的見解。……第一類人就是一種材料……第二類人則永遠是未來的主人。第一類人保持著這個世界，增加他們的數目；而第二類人推進這個世界……”“蕓蕓眾生，人類中的普通材料，生存在世界上隻是為著經過某種努力，通過某種……血統的交配而終於生齣瞭多少具有獨立精神的人，甚至一韆人中隻有一個。也許一萬人中齣一個，……幾百萬人中齣幾個天纔，而偉大的天纔，也許是世界上有瞭幾十萬人以後纔齣現的”，“真正的統治者，他纔可以為所欲為，攻破土倫，在巴黎進行大屠殺，忘記在埃及的一支軍隊，在莫斯科遠徵中糟蹋瞭五十萬條人命，……拿破侖、金字塔、滑鐵盧……”這裏說的幾百萬人中纔能齣一個的人，其實就是“超人”。拉斯柯爾尼科夫說：“這種人有權利昧著良心去逾越……某些障礙，但隻是在為實現他的理想（有時對全人類來說也許是個救星）……如果開普勒、牛頓的發現，由於某些錯綜復雜的原因，沒有能夠為大傢所知道，除非犧牲一個，或者十個或者百個，或者更多妨礙者的生命，那麼牛頓為使自己的發現能讓全人類知道，就有權利，甚至有義務……消滅這十個人或者百個人。”“立法者們和人類社會的建立者們……他們無一例外都是罪犯，……他們也不怕流血，隻要流血對他們有利，人類社會中多數這些超人和建立者都是非常可怕的劊子手。所有這些人都是偉大的……”這類幾十萬以至幾百萬人中纔有一個的“超人”可以使韆韆萬萬人毀滅，可以踏過屍體和血泊，人們卻認為這是為人類造福。
　　常常有人說尼采的《權力意誌》是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基礎，但它的齣現，距陀氏演繹理論和形象描繪這種事實，已經過瞭好幾十年。
　　人類的認識，都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進化到一個新的境地，有時是哲學傢用推理和演繹的方法先作瞭預示，有時卻由偉大的文學傢用形象來先期作瞭錶現。陀氏之所以偉大，還因為他要比弗洛伊德更早觸及瞭人的“潛意識”。陀氏並沒有提齣任何理論，但是在他作品中的人物，有許多涉及潛意識的行為。他對弑父現象的描繪，夢境的暗示，人對自己行為的文飾作用，自虐傾嚮，甚至後來由弗洛伊德的學生榮格探討的人在潛意識裏的自卑意念的錶現等許多問題，作傢都有極其精細的描寫。這一點，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晚生三十多年的弗洛伊德的著作是最好的證明。作為精神病學專傢兼心理學傢，他一方麵用醫案來說明他的潛意識理論，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當然地成瞭他理論的佐證。他那篇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弑父意識》就成瞭《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注腳。關於夢的解析以及潛意識問題的解釋，陀氏成瞭一個提供形象材料的先驅。這是很值得玩味的現象。陀氏自己說“我描繪人內心的全部深度”，以探索人類心靈的奧秘為己任，這說明他十分自覺地從人的內心、心理、意識上切入去瞭解人心的秘密。
　　但他不是哲學傢，也不是心理學傢，不以推論的形式來錶述他的看法，但他創造的文學形象是厚重的，有著充分的心理的和哲學的依據。這也是陀氏的心理剖視要高齣於文學中一般心理描寫的道理。
　　陀氏作品裏常遭非議的部分是他對宗教的態度。
　　其實宗教問題是俄羅斯文學裏一個不可逾越的論題，有著深厚的俄羅斯文化曆史背景。俄羅斯是歐洲最後的封建王朝，是農奴製取消最晚的國傢。農奴製藉著宗教的力量在民間形成很普遍的“苦難救贖”的思想，這是無助百姓的精神寄托。東正教以苦難來救贖原罪的觀念根深蒂固，在人世用苦難來淨化自身，用寬恕他人來尋找內心慰藉和平衡，變成瞭很高尚的行為準則。在陀氏的作品中，許多矛盾都是藉助這種“苦難救贖”的思想來處理的。在《被傷害與侮辱的人們》中，女主人公涅莉、娜塔莎受盡侮辱與傷害，但對待“惡魔化”的瓦爾科夫斯基之流卻是正教所提倡的百般容忍和承受苦難。“痛苦能洗盡一切”，這是深入俄國農民性格裏的一種意識，它隻能加劇惡的橫行。但這種意識至少在當時已經成瞭俄羅斯性格的消極組成部分。當然作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裏還是讓涅莉在臨死前說齣瞭她的詛咒“我不久前讀瞭福音書。那裏說，要寬恕自己所有的仇敵。我讀瞭，而他（瓦爾科夫斯基）我終究沒有寬恕”。這一段話，和陀氏在《被傷害與侮辱的人們》以及其他小說裏一再宣揚的通過受苦來淨化自身的“救贖”母題是不相吻閤的，這也說明藝術的邏輯在藝術傢身上終究還是要起作用的。
　　“靈與肉”、“獸性與神性”、“理智與情欲”這些母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後一個長篇《卡拉馬佐夫兄弟》裏都放在“偶閤傢庭”這個總概念下麵作瞭詳盡的探討。由於老卡拉馬佐夫令人不齒的行為，這個傢庭裏的成員，沒有十分牢固的精神上和感情上的聯係，像幾個偶然相遇的人生活在一個屋簷下，在長子德米特裏身上有著老卡拉馬佐夫聽任自然欲望的一麵，也有曾經是一名軍人和體麵人的痕跡，在他身上明顯的“靈與肉”鬥爭，使他完全成瞭一個“雙重人格”的人。為瞭情欲，他和老父親爭奪情婦格露莘卡，甚至揚言要殺死自己的父親。但內心卻還存留著一絲做人的尊嚴，也思考人間的種種苦難。所謂“所多瑪城的理想”與“聖母馬利亞的理想”一直在他身上鬥爭著。所以當老卡拉馬佐夫真的被殺之後，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他是凶手，但這時的德米特裏卻不想為自己辯白，俄羅斯人意識裏那種根深蒂固的“救贖”觀念竟占瞭上風。他決定用苦難來淨化自己，自我完善。虔誠地懺悔自己的罪孽，尋求精神的“復活”，這情節很像後來托爾斯泰在一八九九年齣版的長篇《復活》的基調。我們的評論，常常直言主人公的“僞善”。在俄羅斯宗教文化的背景上，這也許並非“僞善”兩字可以概括的。就像德米特裏被欲望驅使時候的不顧一切，在他決定“救贖”自己的時候，也是一樣的認真，這也正是俄國宗教文化背景下的“俄羅斯性格”的一種錶現。同一母題在二十年後由托爾斯泰的《復活》再次奏起並作為全書的主題的時候，俄羅斯人意識裏這種深藏著的宗教文化積澱，是再也不該忽視瞭。這種宗教文化意識，它彰顯為崇高一麵的時候是“救贖”，露齣它破釜沉舟一麵的時候則是“自虐”。《白癡》中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在無法擺脫自己被欺淩和玩弄的命運時，雖然遇見瞭梅詩金公爵，但終於不願接受公爵的幫助，寜肯隨粗魯不堪的商人羅果靜而去，她拒絕“新生”，卻手焚十萬盧布來嘲弄報復這一群心懷鬼胎的人，明白無誤地錶現瞭一種“自虐”的傾嚮。
　　在陀氏作品的母題中，也有諸如“幻想傢”、“地下人”、“自然人”這樣的人性概念。早期的中篇《女房東》、《白夜》、《脆弱的心》或多或少都寫齣當時年輕人淪為無所作為的“幻想傢”的母題，但其中有些作品如《白夜》，主人公內心的純真和善良，不計利害的自我犧牲的愛心，說明作傢對這一代年輕人的期望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稱作為“殘酷的天纔”，因為他對人物內心解剖的犀利與無情，常常令人不寒而栗。但《白夜》裏的主人公給人以一種美好的希望。人性的善良哪怕是一種“幻想”，也顯得那麼令人嚮往。
　　這是陀氏作品裏少有的充滿動人詩意和明邃風格的作品。晚年的《一個荒唐人的夢》則體現瞭一種對於“人類黃金時代”的幻想。
　　在陀氏的作品中，這種不斷變幻的母題鏇律，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說明作傢對這個世界有著十分概括性的認識。他通過這些關鍵概念演繹瞭他對人生的思考和對社會、曆史的認識。這是他的創作與其他作傢十分不同的地方。陀氏的這些認識，在相當程度上還有預見性，往往會在後來的曆史裏找到佐證。例如被評論傢闡釋得很多的《卡拉馬佐夫兄弟》第五捲中“宗教大法官”那一節，曆來有種種解釋，但這一節涉及的問題，對於人類、世界、社會秩序、暴力與奴役等等問題的探討，無疑帶著某種寓意的性質。我們習慣於對一個作傢描繪的內容作齣判斷，陀思妥耶夫斯基卻總想留下一點讓人遐想的餘地，包括俄國評論傢定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復調結構”，正是這種特殊風格的錶現。
　　獨特創新的小說藝術小說藝術的經典樣式從文藝復興時期到十九世紀的三百餘年時間裏，經過從塞萬提斯、拉伯雷到司湯達、巴爾紮剋、狄更斯、托爾斯泰等一大批作傢的創新，已經到瞭相當完美的境地。
　　陀思妥耶夫斯基卻使小說的內涵層次有瞭更飽滿的展現，並在經典的小說樣式中添加瞭新的元素，所謂“復調”現象。
　　曆來小說理論的著眼點，或在小說體裁的限定，如長篇、中篇、短篇；記事體、傳記體、虛構體、書信體，或人物小說、事件小說、傢庭小說、社會小說、曆史小說、哲理小說、抒情小說、紀實小說等；或在構成小說的要素，如：情節、人物、場景、語言、風格、主題等。小說的要素是小說存在的形式，是小說之所以為小說的理由，是小說區彆於其他文學體裁的依據。但小說的價值還取決於它的內涵層次，不同類型的小說有不同的內涵。陀氏的小說卻通常能提供更加飽滿的閱讀層次。不同的讀者，在陀氏作品裏可以找到不盡相同的內涵。這種見仁見智的現象，雖然在其他大作傢那裏也不乏錶現，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絕對是一種特色。
　　小說的內涵是分層次的。小說可以在故事情節層次上被閱讀，也稱作事件層次。這是可以用敘述梗概的方式來錶達的那一部分內容。
　　一個年齡不小的小公務員傑武什金和一個苦命的、飽受淩辱的年輕姑娘杜勃羅謝洛娃相愛，而終因周圍世界中人、事和生計的迫促，隻得深受彆離之苦而抱憾終身的故事。主人公善良而軟弱、自尊而無奈、深情而無力的處境，社會與生活對小人物的重壓和摧殘，貧苦情侶在生活重擔下無齣路的狀態等等，這就是陀氏第一部小說《窮人》的故事情節層次。一個讀者，單讀這個感人而痛苦的愛情故事，也可以受到感動。再看另一所謂“偶閤傢庭”的故事。父子、兄弟五人間種種思想的、感情的、物欲的、精神的衝突，在衝突、矛盾，以緻仇視的過程中，引齣一起弑父的案件。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後的長篇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故事情節層次。這個事件對於讀者也一樣有它的吸引力，它顯示瞭一個傢庭悲劇，每個人物都有著自己的性格和行為的理由。讀者也看到瞭人性的罪惡與奸詐，情欲對人的毀滅力量。
　　這樣的事件，在生活裏是可以得到印證的。許多小說在這個層次上就結束瞭。這類小說被稱作為情節小說，或者事件小說。但陀氏的小說通常還可以進入第二個層次的閱讀。
　　社會曆史的層次較之情節和故事要更進一步，因為它著眼在與故事相關的社會、政治、曆史的主題，也就是時代的層次。這些主題也許並不具有永恒共通的意義，但它們有著時代的迫切的內涵。不僅促使當代人思考，而且是長久的曆史鑒照。《窮人》在這個層次上錶達瞭社會的混亂和失衡。好人受苦，惡人當道；有活力的青春被毀滅，為非作歹者左右他人的命運，一個是非顛倒的社會，它的齣路在哪裏？誰的罪過？這是十九世紀俄羅斯社會的寫照。對於生活在這個社會裏的人們有著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它會引起彆林斯基等人的驚呼，但它也會引起後來某些社會階段裏人們的共鳴。
　　在《卡拉馬佐夫兄弟》裏，處在這一個層次上的問題錶麵上並不十分顯著，但是作傢從六十年代初開始關注的“西歐道路與俄國方式”的社會變革觀，在這裏得到瞭綜閤性的錶述。作傢在一九六三年發錶的《鼕天記的夏天印象》裏尖銳批判的西方資産者的貪欲與自私、伴隨西方式自由與平等而來的罪惡，在《卡拉馬佐夫兄弟》裏以文學形象作瞭充分的展示。深植在人民土壤裏的宗教意識與文化知識載體的完美結閤，成瞭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裏的“俄國方式”。這是《卡拉馬佐夫兄弟》這部作品中時代的層次，是當時整個俄國社會都以不同的方式關心著的社會曆史內涵。是當時俄國具有相當迫切性的主題。
　　但這樣的母題，對於中國的讀者來說可能會因為文化宗教背景産生現實的距離，但對今天的俄國社會和文化來說，始終是一個十分引人關注而且一時難於解決的問題。“西歐道路與俄國方式”、“歐洲與亞洲”、“東方與西方”，這些思考從一九一七年以來俄國八十餘年曆史進程中，從來也不曾消停過。俄國方式的宗教影響依然是一種潛在的激流。
　　個彆的事物走嚮本質的共通，具體的形象趨於抽象的普遍。小說在經過瞭故事情節畫麵、社會曆史含義之後，最後的境界是永恒共通的哲理。它是無數具體故事情節和社會曆史圖像的普遍概括。它不會因事過境遷而失去活力，卻能把錶象指歸到本質。並不是所有的小說都具有這樣的品格，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著眼點，往往正是在這人性共通的哲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哲學有相當透徹的瞭解，這從他論述到的哲學傢的數量上可以證明，但他不是哲學傢，作為小說傢，他必然要透過人性來觀察現象的本質。他說過要“在人身上發現人”，所謂“窺視心靈的奧秘”。這是作傢最終的著眼點。如果說一部《窮人》，苦難的愛情是它的情節，善惡的失衡是它的現實，那麼主人公心理的變幻是它最終要探索的奧秘。就像《雙重人格》，情節是一個精神錯亂的小公務員的故事，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精神病人的感覺和體驗。所指社會現實是弱肉強食，強力和擴張對軟弱與安分的排擠，但作傢在永恒的人性層次上要說明的卻是善與惡原本就共存於一體，人性與生俱來有著“雙重”性，魔鬼與天使共居一處乃是人的天性，人性的復雜和變異都來源於此。當然，這一命題在這裏還隻是一個開篇，更深的探究還有待後來的幾部大作品，《罪與罰》中斯維德裏加依洛夫性格裏那種善與惡、崇高和卑鄙的難以想象的結閤，《鬼》裏斯塔夫羅金幻覺裏看到的那個可怕之至的“蜘蛛”，其實就是他內在本性裏惡的幻化。他那種對善惡界限雖然內心清楚，卻行為放浪，淫亂無恥、不斷作惡，兩種相互排斥的思想可以同時宣教，卻並不相信其中任何一種，“我……希望做好事，並從中感到愉快，同時我又希望乾壞事，並且也感到愉快”，終於在無法解決的矛盾裏以自殺瞭結生命。《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伊萬與“鬼”談話，正是一個人身上善因與惡因的交鋒。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裏這類題目有許多，例如“人的社會性與生物性”、“人的非邏輯行為”、“潛在意識與外部行為”、“直覺現象”、“偶然與必然”、“理智與感情”、“誘惑與理陛”、“靈與肉”、“真性情與無個性”等等。總之，他善於把真正人性麵上那一層遮掩物毫不顧惜地揭開，示世人以人類本性的真相。所以永恒共通的層次是陀氏作品中最值得關注的部分。在這個層次上來讀小說，可能具體的情節故事和社會曆史畫麵反倒顯得不那麼重要，因為這時作傢探討的是在抽象共通層麵上的題目，所謂“義主文外”，“秘響旁通”的部分。它們超脫瞭具體的圖像和事件，進入共通的境界，把人身上最最隱秘的部分呈現在讀者的麵前。涉及永恒哲理的層次有許多，人性的奧秘是重要方麵，當然也有超齣人性範疇的命題，如“真實與假象”、“宗教與道義”、“教條式與創造性”、“生命的本質”等等。
　　這些題目的産生，當然並非完全抽象的永恒，而有陀氏自身的曆史限定性，但他所提供的思考角度，至今仍不乏現實意義，所以對陀氏作品的不同層次的內涵，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因為它們都包含著作傢十分獨特的發現。
　　二十世紀現代主義文學興起，雖然在最初顛覆傳統的時刻，也有一些流派宣告過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扔進大海，但隨著現代主義文學的深入發展，許多現代主義的代錶人物，卻開始謬托師承，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奉為現代主義的偶像。這是很值得思索的現象。其實陀思妥耶夫斯基與現代主義雖說也可以強調某些傳承關係，但陀氏終究還是經典小說的代錶。不過他小說裏的創新，的確有十分獨特的個性。十九世紀俄羅斯的小說是以它的思考深度、現實訴求和“新的果戈理齣現瞭”。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之路的第一次迴響。革命民主主義派和“自然派”發現瞭陀思妥耶夫斯基，並引以為同道。但是陀氏在《窮人》中開掘瞭“小人物”主題之後，似乎並不滿足於“社會小說”的界定。馬上在一八四六年發錶瞭另一個中篇《雙重人格——高略德金先生的奇遇》，把眼光從社會問題轉入瞭人物的內心世界、心理過程。正反兩種對立的性格，其實是存在於一個人的身上，作傢把他們幻化為性格迥異的兩個同貌人，藉助荒誕的手法把人性中的怯懦與野心、本分與囂張、老實與無恥等等，作瞭極端的對比錶現。從解剖社會轉入解剖人性，預示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不同凡響的多樣化趨嚮。“雙重人格”的傾嚮在這裏隻是最初的開端，它將在嗣後的作品裏不斷深化，成為陀氏最主要的母題之一。這部作品當然受到瞭以彆林斯基為首的革命民主主義批評傢的反對。這是文藝理論中政治傾嚮性的差異。陀氏當時對文學性的側重，例如強調文學的“想象”和“幻想”，即後來所謂的“幻想的現實主義”，與革命民主主義派對社會使命的重視，強調文學應同專製農奴製度作鬥爭並宣傳革命和社會主義的主張産生分歧。陀氏認為“這是強加給文學的……有辱於它身份的使命”。其實這不單是一種文藝論爭。這種分歧，終於在一八四七年公開化，緻使後來的許多批評傢認為陀氏脫離瞭革命民主主義正確的主張。現在從陀氏的創作個性和作品整體來看，這種分道揚鑣恐怕是必然的。然而，四十年代終究是陀氏創作生涯中一個重要的開始。接著發錶的中篇小說《女房東》（1847）、《白夜》（1848）、《脆弱的心》（1848）以及未完成的《涅陀契卡·涅茲凡諾娃》（1849）等作品，都錶明此時已經形成帶有陀氏個性並在他後來小說裏反復齣現的一些鏇律，如：“小人物”、“雙重人格”、“幻想傢”、“罪惡與情欲本能”、“被傷害與侮辱的”等批判熱情為主要特點的。所以後來在俄國有瞭“批判現實主義”的說法。這是從思想特徵上來評價。但俄羅斯小說藝術，也有著相應的創新和變革。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創作尤其讓人覺得有著某種新意。直到俄國文藝評論傢米·巴赫金齣版專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問題》（1928），其中提齣陀氏小說的“復調結構”問題，纔引起評論界注意。可惜的是該書的主要思想與當局一統的文藝政策和理論體係不閤，未能廣泛流傳。而作者本人也因莫須有的罪名，於次年被投入北方集中營，後又輾轉流放到南方。身心橫遭摧殘。但他的著作卻在西方得到瞭廣泛的流傳。巴赫金的理論直到五十年代終於引起當時蘇聯文學理論界的爭議，於是在一九六三年經過修改後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問題》為名發行新版。在蘇聯依舊爭論不絕，但此時在國外已經把巴赫金的理論作為小說理論的重要創新，甚至把巴赫金視作小說理論發展的一個分水嶺。現在即使在中國，一談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會聯想到巴赫金，似乎“復調小說”理論纔是唯一能說明陀氏創作的理論。這是一個很繁復的論題。我們不在這裏討論。但“復調”之說，的確在相當程度上錶達瞭陀氏小說的特點。這是小說寫法的一個變革。在陀氏本人，也許並不十分明確地意識到這一點，因為他本人從來也沒有談論過類似的概念。但讀者如果沒有先入之見，在讀完他的小說後，常常會有一種感覺，似乎作者在小說裏通過人物之口，討論瞭許多問題，或者通過作傢的描寫涉及瞭種種情景，但讀者在掩捲沉思時，又常常會覺得無所適從。因為作者最終也沒有在他的書裏投下一個十分明確的結論。但他促使你對書中的敘事進行思考，每一個人物的聲音都可以在你耳邊絮叨，都在錶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作傢本人到底站在哪一個人物的後麵，反而很難讓人捉摸。這就是所謂的“復調”。這個理論是藉用瞭音樂上的一個術語。好比音樂的聲部，原來的小說都是一個基調，伴隨著和聲，但現在像巴赫的賦格，齣現瞭平等的聲部，就像鋼琴演奏，本來是右手的基調，左手是低音的和聲，現在兩個相互爭鳴的聲部，齣現瞭復調音樂。其實這僅僅是一種比喻，在小說裏並不可能真有那樣繁復。但經典的小說通常是作傢定下基調，然後安排人物的行為和言語，在相互的關係中，善惡忠奸，壁壘分明，即使在巴爾紮剋的小說裏通常也是善人善終，惡人惡報。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往往在一個人的性格裏放進瞭兩重的變數，這是一。另外作為善、惡典型的人物，都可能一語道破事物的真諦。善惡兩類主人公的行為往往會發生突變。每種行為也都有自己的理由。
　　作者並不一定要清楚地錶現齣他的傾嚮性。
　　根據巴氏的理論，這樣的小說結構，會産生行為以外、語言以外的含義，不一定都有明確的結論。所以就能促使讀者的思索，擴大小說的容量。這是現在一般對所謂“復調”的理解，事實上這個理論要涉及許多其他方麵的問題，這是一種把文學與語言學結閤起來考察的十分重視文本細讀的理論。《罪與罰》裏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理論，其中偵查科長波爾菲裏·彼得羅維奇與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法與理”之爭論，索菲婭·馬爾美拉陀娃的宗教教義與拉斯柯爾尼科夫的“超人哲學”之爭，到底是誰說服瞭誰？無非是一種思索，一種更為深入思考的趨嚮。
　　尤其是巴赫金論及陀氏小說中“對話”的概念，主人公的自我意識是對話化的；這個自我意識在自身的每一點上，都是外延的，同自身、同他人、同第三者有著一種對話的關係。這就關係到小說文本中的潛在文本。一個單一的文本在極大的程度上擴大瞭自身容量。
　　讀陀氏的小說，當然不能完全用“復調”的理論來解析。但這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特點。
　　通常的陀氏評論，總是把著眼點放在作者著力描繪的社會現實畫麵，故事情節發展，人物性格發展上。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故事，卻往往信手拈來，他的大作品，通常都是涉案故事，一般都是從報刊上得來某個報道，以此敷衍成篇，卻成一個精彩的長篇故事。之所以精彩，是因為作者注入瞭他的思考和對人性的挖掘。陀氏的小說，是思想的小說，是剖視人性的小說，故事與情節隻是他藉以使人物和事件活動起來的要素而已。
　　陀氏小說十分注重人物的自我意識，所以形成一種思想的類型。
　　他並不十分注意性格刻畫和典型塑造。他要創造的是一種思想類型。
　　他們存活在和不同的思想聲音的“對話”中，甚至這種對話是潛在的、隻是在上下文中隱含著的。所以作者往往會虛化故事的環境、日常生活的細部刻畫，轉而用不同性質的對話來錶現作品的容量。他的人物很難用傳統的術語來定義，如性格、典型、正麵主人公、反麵人物等等。因為作傢自己的聲音和評價也混跡在人物的相互關係或對話裏，而且作者的聲音也未必能左右人物和情節的發展。所以在閱讀陀氏作品的時候，不妨以讀者自己固有的心態和感覺來與作者的思想對話，完全不必抱定一種文學批評的理論或觀念，來生硬地分析作品。
　　讓每一次閱讀都成一次冒險，看看讀完後你會産生什麼感覺。這是一種很有趣的閱讀過程，在閱讀中加上讀者自己的一路思考，陀氏的作品將給你十分獨特的感覺。
　　對陀氏這樣的作傢最好還是不抱先入之見，隨著作者的安排，先領略他的思想，然後再來作認真的思索。它不是消閑的讀物，卻能長人心智。
　　夏仲翼二○○四年九月等。這錶明陀氏的小說真正的著眼點也許並不全在正麵的寫實上，更在審視人的本身、剖視人性以及挖掘人生本義上。
　　然而，陀氏四十年代的創作卻中斷在蓄勢待發的狀態裏。在文學觀念上他雖然和彆林斯基發生瞭分歧，但他在政治思想上依然信奉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而且參加瞭當時俄國著名的彼得拉閤夫斯基小組的活動，是積極成員之一。一八四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小組其他成員一起被沙皇政府逮捕，他因在小組上朗讀過彆林斯基有名的反農奴製度的信《緻果戈理》，以及其他的“罪名”，被剝奪瞭貴族身份，並處死刑。在臨刑前改判為流放苦役並期滿後當兵。長達九年的苦役和兵營生活，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一方麵，親曆底層生活極大豐富瞭他對生活的認識，積纍瞭大量的文學素材，對社會和人生的思考更趨深刻，形成瞭獨特的哲理性探索，但長期親曆流放和苦役，無可否認也加重瞭他對人生苦難和社會陰暗的感覺。與底層生活的緊密接觸，使他更關注人民的思緒，特彆是根植在民間的宗教意識，一種尋求權力階層和平民之間和解的傾嚮在他身上開始顯現。加之生理上癲癇病發作日趨頻繁，沙皇鷹犬無時不在的監視跟蹤，更增添瞭他精神上的抑鬱，以緻他的創作也隱含瞭某些病態、痙攣的風格。這也是後來許多評論傢所說陀氏思想消極麵的由頭。
　　經曆瞭無數磨難，他在五十年代末返迴彼得堡，開始瞭他創作生涯的新階段。這一時期發錶的中篇小說《舅舅的夢》（1859）、《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和長篇小說《被傷害與侮辱的人們》（1861）還繼續著四十年代的風格，在長篇中除瞭描寫社會和傢庭的道德墮落以外，已經齣現宣揚正教受苦受難精神、人要在苦難裏尋求幸福、以苦難來淨化心靈的說教。對社會真實的揭示和藉宗教解脫的藥方，是這一時期創作裏很明顯的矛盾傾嚮，齣現瞭所謂“苦難救贖”的主題。一八六一年正值俄羅斯農奴製度改革，陀氏卻在文學觀念和政治主張兩個方麵明確宣告自己的主張。一八六一年他針對杜勃羅留波夫而發的一篇論文《——波夫先生和藝術問題》，明確反對藝術的“功利主義”，雖然他並不贊同“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但強調藝術的“主要本質”是“靈感的自由”。在政治主張上陀氏更接近的是俄國的斯拉夫主義，一八六二年發錶《兩個理論傢陣營》，文章主要針對當時的“自由主義”代錶如卡特科夫的主張，但同時也錶明瞭自己與革命民主派的分歧，提齣“根基論”主張，強調人民的信仰纔是“根基”，是道德理想的根源，俄國的改革必須與人民的“根基”相結閤，西歐的革命方式不適用於俄國，應該尋求在君主和正教教會指引下的和解和團結，利用普及“文化和教育”促使兩者的聯閤。這一點是曆來評論傢對陀氏思想最有非議的地方，常常被視作對革命民主主義派的攻擊。但就在這個時期，以作傢親身經曆為素材的長篇筆記小說《死屋手記》（1861—1862）發錶瞭。小說展示瞭苦役犯可怕處境和精神狀態，從社會和生活的因果深入剖析人性“善”、“惡”的變異。人性中獸性一麵發展成“惡魔化”的個性，齣現瞭“強者與弱者”的論題。俄國思想傢赫爾岑說“以戴著鐐銬的手為自己的難友畫像，竟然將西伯利亞一座牢獄的風尚習俗，創作成米開朗琪羅式的壁畫”，屠格涅夫更把它比作但丁《神麯》的《地獄篇》。一八六四年發錶的中篇《地下室手記》更是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剖析一種“自卑”的內心世界，觸及瞭人的潛在意識問題。
　　在“幻想傢”之後，又齣現瞭“地下人”主題，但長期以來都流傳著一種說法，似乎《手記》一書是針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長篇《怎麼辦？》中“閤理的利己主義”而發，後來高爾基更認為此書是對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辯解。這部很深入描繪瞭人的心理和意識的小說，承擔瞭太多的政治重負。
　　一八六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走齣國門，接觸西歐社會。六月到八月間，在巴黎、倫敦和日內瓦的逗留，看到的一切使他對西歐的文明和發展道路産生極大的疑惑。歸國後不久，就寫瞭散記體小說《鼕天記的夏天印象》，第一次觸及“西歐道路與俄國方式”的母題。這是他的“根基論”最早的文學錶述。這一母題在後來的幾部大作品裏都有程度不同的開拓，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下半葉的《作傢日記》和最後的長篇《卡拉馬佐夫兄弟》裏更有綜閤性的探討。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至此似乎是在為最後的四部厚重的長篇作準備。一八六六年長篇小說《罪與罰》齣版，這部小說給作傢帶來瞭世界性的聲譽，作品錶麵的謀殺情節遮掩著作傢對社會和人性的深入探索。小說涉及的十分廣泛的論題早已衝破故事框架，所以讀者掩捲後存留在腦際的往往是各種論題，如涉及“超人與庸人”的超人哲學、有關“強者與弱者”的權力真理，更有人在言語行為裏不自覺的“潛意識”泄漏，以及再一次迴響起的“苦難救贖”等等。由於每個論題都有相當的雄辯性，小說作為一個體裁竟第一次彰顯齣某種互不相讓的思想爭論的品格。這被後來的文學評論傢巴赫金稱作為小說的“復調結構”，影響著此後一百多年長篇小說結構上的發展，且至今被認真地討論和研究著。
　　《白癡》（1868）、《鬼》（1871—1872）分彆體現瞭兩種不同風格的小說。《白癡》是一部色彩斑斕的長篇小說，探討瞭“罪惡與聖潔”的題目，在一個由僞善虛假織成的羅網裏，一旦有人捅破那層薄薄的遮掩，這妖魔化的世界便不成體統，梅詩金公爵這個“自然人”，以十分單純無邪的處世態度來對待周圍的一切，結果呢？一切都是顛倒的：善良成瞭白癡，仁愛變成無用，狂暴顯示為力量，怯懦裝扮成理性，美命定瞭要被踐踏和毀滅，惡卻愈加肆無忌憚、擾亂一切。梅詩金公爵並沒有能撼動這張根深蒂固的網，他並不能為這個世界做什麼，仍然迴到他那瑞士的淨土。作傢以強烈的激情揭示瞭當時俄國社會的腐朽和道德喪盡的世象。梅詩金公爵像一麵鏡子，返照齣腐敗的群象。《鬼》則把社會政治與人性的善惡本質緊密結閤起來作深入的剖視，在一個政治事件裏發現人性裏獸性——妖魔化的依據。
　　《鬼》從情節上看是一部涉案小說，在社會政治層麵上有“反虛無主義”的主題，也錶明瞭作者對社會變革中歐洲道路的評價，但作品更多的是從共性、抽象的角度考察革命的暴力與道德人性、社會主義思想裏無神論的得失等很值得深思的問題。由於當時的俄國正處在劇烈的革命變革時期，這些敏感的問題引起很大的爭議。
　　深諳文學的高爾基也從政治上評價《鬼》，說過這是“七十年代對革命運動進行惡意攻擊的無數嘗試中最富於天纔也最惡毒的一次”。但就作品思考的深度、對沙皇政府的揭露，以及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此書的意義恐怕遠在具體的社會事件之外，且要深刻得多。如果我們稍加注意，也許可以發現在法國存在主義作傢薩特的劇作《骯髒的手》裏呼應著類似的共通主題。
　　《卡拉馬佐夫兄弟》（1879—1880）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壓捲之作。計劃中有上、下兩部，最後隻寫成瞭第一部。評論界一般把這部小說視為作傢最成熟的作品。作傢曾經開拓過的種種主題，如：“幻想傢”、“雙重人格”、“靈與肉”、“被傷害與侮辱的”、“超人哲學”、“權力真理”、“偶閤傢庭”、“惡魔性格”、“苦難救贖”等等，在這部書裏都作瞭探討。小說把社會現實生活的揭示，人物類型的刻畫、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和人類命運的思考等一係列問題融閤在一起，涉及瞭政治、社會、人性、哲學、倫理、道德等各個方麵的論題。書中展示的人物，從老卡拉馬佐夫到德米特裏、伊萬、阿列剋塞三兄弟，以及身為廚師、實為老卡拉馬佐夫私生子的斯乜爾加科夫，這個“偶閤傢庭”裏的所有成員，都有著十分鮮明的性格，代錶著不同的主題。作傢從人物的心理和意識著手，寫齣瞭“俄羅斯性格”的不同方麵。這些性格要素是認識俄羅斯社會和人性的重要依據。長期以來，“俄羅斯性格”似乎隻是一個褒詞，其實作為民族性格來講，它“既偉大，又孱弱”，充滿正反矛盾和鬥爭的習性纔是正常的。就像果戈理《死農奴》裏的地主們，也正是“俄羅斯性格”某些方麵的體現。高爾基曾經寫瞭兩篇文章專論“卡拉馬佐夫習性”，但這何嘗不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隻是消極麵凸顯得更明晰罷瞭。《卡拉馬佐夫兄弟》把俄羅斯人的生活觀念、宗教意識、民族特性和人性欲望都作瞭透徹的解剖，脫略在具體畫麵之上的含義正是陀氏所追求的目標。嗣後的作傢們也看到瞭這一點，所以在二十世紀現代主義文學興起時，諸多現代派作傢會把陀氏視作為自己的師承。
　　但陀氏作品的豐富性，錶明他依然是寫實主義的傑齣代錶。他的作品的真實往往是通過人物的自身感受、內心分析以及近乎乖張的行為來體現，散發齣強烈的時代氣氛，形成彆具一格的真實。陀氏說：“人們稱我為心理學傢，不，我是高度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者，我的意思是，我描繪人的內心的全部深度。”這恐怕是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關鍵所在。
　　六十至七十年代陀氏還創作過兩個長篇《賭徒》（1866）和《少年》（1875）。《賭徒》題材不大，寫人被嗜好和物欲控製，無法自拔的狀態，對沉湎於賭博的心態有極為傳神的描繪。
　　人性的弱點反過來控製人本身，帶著悲劇性的意味。這也牽涉到作傢自己曾經有過的一段經曆。該書的創作過程成就瞭一段佳話。陀氏一生為金錢所睏，為瞭償還哥哥米哈伊爾身後的債務，他與齣版社約定在規定的期限裏交齣一部作品，但閤同規定，如逾期不交，將影響陀氏作品的版權。
　　作傢無奈之下，隻能聘用女速記員安·格·斯尼特金娜，由他每天口述小說內容，斯尼特金娜打字整理成文稿，最後在二十六天的時間裏趕完書稿，同時也成就瞭作傢第二次婚姻。斯尼特金娜即後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卡婭，陀氏去世後，她對陀氏遺稿的整理作瞭許多貢獻。
　　《少年》寫瞭俄國資本主義進程裏人們浮躁的心態和欲望的變化。七十年代人們急切的發財欲望腐蝕著年輕一代人的靈魂。作傢對特定曆史時期的普遍極端個人主義，錶示齣明顯的擔憂，他想從宗教思想裏找到適閤的藥方，當然是不現實的。但小說生動地見證瞭這個劇變時期的人心浮躁的狀態。也許至今還有現實意義。陀思妥耶夫斯基另外的一些作品，如中篇《永久的丈夫》（1870）、“幻想性的故事”《溫順的女性》（1876）和《一個荒唐人的夢》（1877）都各有側重，不相雷同。特彆是《一個荒唐人的夢》把“幻想傢”的主題上升到對“人類黃金時代”的憧憬，說明陀氏思想的變化。
　　從一八七三年到一八八一年陀氏陸續在刊物上發錶《作傢日記》，體裁不一，有政論、文學評論、迴憶錄、特寫、談話式的隨筆以及一部分小說。長期以來，俄國評論界認為《作傢日記》體現瞭作者思想中軟弱以至反動的一麵，其實這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極其重要的資料，是正確理解陀氏其人其事的鑰匙。
　　陀氏一生，磨難不斷，除瞭政治上的迫害，經濟窘迫也是他和俄國其他大作傢不一樣的地方，往往預支計劃中作品的稿費，以解眉急。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著他的寫作風格，而為有些評傢所詬病。但陀氏的寫作風格正是衝動型的，不加掩飾的內心激動，急於錶達的思想觀念，形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彆具一格的文風。他不可能像托爾斯泰或屠格涅夫那樣字斟句酌地反復修改文稿。感情的激流一路狂瀉，有時甚至顯得痙攣糾葛的文風，構成瞭陀氏小說的彆樣格調。很難說他寫的是美文，但有著不作掩飾的內心披露，深入骨髓的無情解剖，作傢自己常常會忘情於展示嚴酷的真實，以緻隻求將它們如實呈現於讀者的眼前，不作錶麵的抑揚，卻把判斷留給讀者自己。
　　陀氏小說對世界和人性的思考和剖視，把小說這個文學體裁推到瞭思想的前沿。小說傢不是政治傢或哲學傢，重要的不在他能提齣什麼醫治人生和社會的良方，因為這時他們往往是既幼稚又可笑的。文學的力量在於敏銳的發現，錶現的深刻，在感性的圖像裏展示世界的真相和人性深處的奧秘。就這一點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做得非常齣色的，可以說達到瞭前所未有的時代的高度。高爾基雖然對陀氏有些作品頗有微詞，但他承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偉大的天纔”，“就錶現力而言，他的纔能可能隻有莎士比亞堪與媲美”。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知道這並非溢美之詞。
　　一八八一年一月二十八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聖彼得堡逝世。此後的一百多年時間裏，臧否不一的評論從來不曾間斷過，這主要是對他的政治傾嚮性和宗教意識而言，至於對他在世界文學中崇高的地位，他對小說文體的巨大貢獻，似乎並不見太大的異議。
　　倒是隨著現代小說風格的演進，陀氏小說的價值正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
　　變幻的母題鏇律小說通常都以題材分類，例如司各特的《艾凡赫》被稱作“曆史小說”，巴爾紮剋的《人間喜劇》是以“場景”來歸類，如“巴黎場景”、“外省場景”之類，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通常被稱作“史詩小說”，更有完全具體如英國作傢哈代的被統稱為“威塞剋斯小說”的一組作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寫的故事雖然大都發生在彼得堡，但並沒有評論傢稱他的小說為“彼得堡小說”。
　　原因是陀氏小說不斷開拓的是一種“母題”，他像音樂傢那樣，找到活躍在生活裏的種種“鏇律”，構成他小說的主要元素。這在以往的作傢那裏並不多見。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罪與罰》—— 探索人性的幽暗深淵與救贖的微光 這部文集，以其深刻的精神探索和對人類復雜情感的精妙刻畫，將我們引入一個宏大而又私密的思想世界。它並非僅僅是一係列故事的集閤，而是一次深入靈魂的旅程，一次關於善與惡、理性與非理性、罪惡與救贖、信仰與懷疑的艱苦對話。通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那些生動而飽受煎熬的人物，我們得以窺見人性的幽暗深淵，同時也觸摸到救贖的微弱卻堅韌的光芒。 文集的核心，無疑是那部令人震撼的長篇巨著《罪與罰》。這部作品以其對心理現實主義的極緻運用，至今仍是文學史上關於道德睏境與精神救贖的巔峰之作。故事的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一個貧睏的大學生，懷揣著一個扭麯的“超人”理論，認為少數傑齣人物可以淩駕於普通道德之上，為瞭證明自己，他實施瞭一場冷酷的謀殺。然而，他所預期的“超人”快感並未降臨，取而，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恐懼、罪惡感的摺磨以及與整個社會的隔絕。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驚人的洞察力，描繪瞭拉斯柯爾尼科夫在犯罪後的每一個細微的心理活動：從最初的理性辯解，到恐懼的侵襲，再到良心的譴責，以及最終在愛與信仰的指引下，走嚮贖罪之路的漫長而痛苦的過程。 《罪與罰》並非簡單的犯罪故事，它更是一部關於思想的悲劇。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理論，其根源在於19世紀中期俄國社會變革時期，各種激進思想的湧動。他試圖用理性的邏輯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但人性中最深層的部分——情感、道德感和對神聖的敬畏——卻始終在與他的理性抗爭。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迴避人性的陰暗麵，他直麵那些隱藏在文明錶象之下的原始衝動和罪惡的誘惑。讀者將在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掙紮中，看到自己內心深處的某些影子，思考那些關於“我是否有權”的古老哲學問題。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偉大之處，不僅僅在於揭示罪惡，更在於他展現瞭救贖的可能性。《罪與罰》中，索尼婭·瑪爾梅拉多娃這個年輕的妓女，成為瞭拉斯柯爾尼科夫靈魂的引導者。她身處社會的最底層，卻擁有一顆純潔而充滿愛的心。她的信仰，不是高高在上的教條，而是對苦難的理解和對人的無限同情。正是索尼婭的愛，她的犧牲，她的包容，以及她對上帝的堅定信念，逐漸融化瞭拉斯柯爾尼科夫冰冷的內心，引導他走嚮懺悔與重生。索尼婭的存在，如同黑暗中的一盞明燈，證明瞭即使在最深的泥沼中，人性的光輝也能夠閃耀，救贖的力量也從未枯竭。 除瞭《罪與罰》，這部文集還可能收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重要作品，這些作品雖然風格各異，但都深刻地探討瞭相似的主題。例如，《白癡》中那個純潔善良的“白癡”梅詩金公爵，他在一個充滿欺騙與虛僞的社會中，以其近乎神聖的愛與同情心，試圖拯救那些被罪惡和絕望所睏擾的人們。他的善良，在這個汙濁的世界裏，顯得如此格格不入，卻又如此震撼人心。梅詩金公爵的命運，也反映瞭作者對於理想主義者在現實社會中掙紮的深刻思考。 《群魔》則以更為宏大的曆史視角，揭示瞭革命思想的激進傾嚮如何扭麯人心，導緻道德的淪喪和社會的混亂。這部作品充滿瞭政治寓言，預言瞭20世紀一些極權主義思潮的危險性，以及當人類徹底拋棄上帝和道德原則時，所可能引發的巨大災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裏，不僅僅是在寫故事，更是在發齣一個振聾發聵的警告，警示人們警惕那些以崇高名義行徑的極端思想。 《卡拉馬佐夫兄弟》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它圍繞著一個罪惡的父親和他的幾個兒子展開，探討瞭信仰、懷疑、理性、情感、自由意誌以及上帝的存在等一係列最根本的哲學和宗教問題。作品中，不同的人物代錶瞭不同的思想流派，他們的爭論和衝突，構成瞭對人性最深刻的拷問。伊萬·卡拉馬佐夫對上帝的懷疑，阿廖沙·卡拉馬佐夫對信仰的堅持，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對情感的掙紮，每一個人物都承載著作者沉甸甸的思考。這部作品的深度和廣度，使其成為一部永恒的哲學經典。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所以能夠跨越時空的界限，觸動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心靈，在於他對人性的深刻洞察。他筆下的人物，不是扁平的符號，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個體。他們有各自的夢想與絕望，有各自的罪惡與善良，有各自的掙紮與追求。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人性的弱點，那些自私、貪婪、欺騙、背叛，但同時，他也始終相信人性的光輝，相信愛、信仰、同情和犧牲的力量。 他的小說，往往將人物置於極端的境遇之中，在生與死、罪與罰、希望與絕望的邊緣，逼迫他們麵對最真實的自我。這種對極端心理狀態的描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獨樹一幟的風格。他善於通過內心獨白、夢境、幻覺等手法，展現人物復雜而矛盾的內心世界，讓讀者仿佛置身其中，感同身受。 文集中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對人類生存狀態的深刻反思。它們迫使我們去思考：我們是誰？我們為何而活？道德的邊界在哪裏？信仰的意義是什麼？愛與恨，罪惡與救贖，這些永恒的主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筆下，被賦予瞭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和震撼力。 閱讀這部文集，就像在進行一場精神上的洗禮。它會讓你感到不適，感到沉重，但也會讓你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絕望中找到希望。它不會給你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邀請你參與到這場關於人生意義的深刻對話中來。它是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們內心深處的善與惡，也指引著我們通往更深層次的理解與成長。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罪與罰》不僅僅是文學的瑰寶，更是思想的寶藏。它將帶領你走進一個復雜而迷人的精神世界，讓你在閱讀中，不斷地審視自己，反思人生，並最終，在對人性的深刻理解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救贖之路。這是一次值得付齣時間和精力，去細細品味、反復咀嚼的精神盛宴。

評分☆☆☆☆☆

說實話，我是在朋友的強烈推薦下纔硬著頭皮開始的。我原本以為這會是一本晦澀難懂的哲學教科書，沒想到它竟然有著如此強大的戲劇張力。作者對於“衝突”的構建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典範——不是外部的打鬥，而是思想與良知之間的角力。當我讀到關鍵情節時，我甚至不得不閤上書本，在房間裏踱步，試圖平復內心的激動。他筆下的人物，一個個都鮮活得像是我的鄰居，他們的痛苦、他們的狡辯、他們試圖用邏輯來粉飾自己罪行的努力，是如此真實，以至於讓我對“人性”本身産生瞭新的理解：我們所有人，都有可能在特定的引力下，滑嚮深淵。這本書的敘事節奏處理得極其巧妙，時而如暴風雨般急促，時而又慢得像冰川移動，完美對應瞭人物內心的焦灼與麻木。

評分☆☆☆☆☆

這本厚重的精裝書，初翻開時，那油墨的清香混閤著紙張特有的陳舊感，立刻將我拉入瞭一個完全不同的時空。我得承認，一開始我對這種俄國文學的“大部頭”有些敬畏，畢竟那種宏大敘事和對人性的深刻剖析，總讓人感到閱讀的門檻頗高。然而，一旦沉浸其中，我發現作者的敘事魔力是驚人的。他似乎有一種手術刀般的精準，能夠剖開人物最隱秘的角落，毫不留情地展示那種掙紮、那種矛盾。我尤其欣賞他對環境氛圍的營造，聖彼得堡的陰冷、潮濕，那種揮之不去的壓抑感，簡直要從紙頁裏滲齣來，緊緊地裹住讀者。書中那些哲學思辨，並非枯燥的說教，而是通過人物的言行、內心獨白，自然而然地滲透齣來，讓人在閱讀故事的同時，也忍不住停下來，捫心自問：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這種閱讀體驗，與其說是“讀完一本書”，不如說是一次漫長而痛苦的“自我審視之旅”。

評分☆☆☆☆☆

這本書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它對“救贖”主題的探討。它沒有提供一個廉價的、皆大歡喜的結局，而是將救贖描繪成一個漫長、卑微，甚至充滿屈辱的過程。我特彆喜歡那些配角，他們身上的光芒常常比主要人物更加耀眼——那些在底層掙紮卻依然保持著純淨心靈的人，他們的存在，就像是在陰溝裏開齣的一朵小花，讓人在絕望中看到一絲微弱但堅定的希望。作者對於社會底層疾苦的描寫，也絕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充滿瞭血淚的觀察。透過那些破敗的房間、飢餓的目光，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十九世紀俄國的貧睏，更是人性在極端壓力下可能展現齣的所有麵嚮。這本書需要耐心，但它給予的迴報，是遠超閱讀本身的深刻洞察。

評分☆☆☆☆☆

讀完這部作品，我有一種強烈的生理反應——仿佛經曆瞭一場精神上的重感冒，身體被掏空，但頭腦卻齣奇地清醒。作者對“惡”的描繪，不是那種臉譜化的、好萊塢式的邪惡，而是極其貼近生活的、源自平凡人內心深處的軟弱與瘋狂。我常常在想，如果我處在主角那樣的境地，我能否做齣更“高尚”的選擇？這種無休止的自我拷問，正是此書最厲害的地方。它不像很多現代小說那樣追求情節的反轉或速度，相反，它沉湎於細節，對每一次猶豫、每一次細微的情緒波動都給予瞭極大的關注。這種詳盡的心理描摹，一開始可能讓人感到拖遝，但到中後段，你就會明白，所有的鋪墊都是為瞭最後那無可避免的“坍塌”。它的文字密度極高，需要反復咀嚼，但一旦味道品齣來，那種復雜而醇厚的後勁，久久不能散去。

評分☆☆☆☆☆

這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心靈史詩”。它挑戰瞭我們關於正義、懲罰和寬恕的所有預設。我欣賞作者那種近乎殘忍的坦誠，他從不試圖美化任何事情，無論是犯罪的動機還是受罰的過程，都展現得赤裸裸的。閱讀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對耐力的考驗，因為它要求你不僅僅是一個旁觀者，更是一個參與者，必須在精神上與人物一同承受那份重擔。閤上書頁的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是解脫，而是一種沉甸甸的、被洗滌過的平靜。它讓我明白，真正的審判，往往不是來自外部的法庭，而是來自我們自己那顆無法安寜的靈魂。這本書不屬於“讀完就扔”的快餐文學，它更像是一塊需要時間去消化的、營養密度極高的食物，值得反復迴味和深思。

評分☆☆☆☆☆

★國內初次正版引進，首度恢復未刪節原著全貌。兩代知名俄語譯傢肖章、夏仲翼、石枕川、張介眉、李毓榛、顧蘊璞、杜奉真、高俐敏、張冰聯袂翻譯，再現經典。

評分☆☆☆☆☆

每次書搞活動都買一大堆，很喜歡讀書，就是這次活動力度不是很大！

評分☆☆☆☆☆

好書，完好無損，快遞神速，五分。

評分☆☆☆☆☆

期待已久的一套托翁文集，價格不錯，就是紙張稍遜～～

評分☆☆☆☆☆

618太劃算瞭，根本忍不住各種擼書，，

評分☆☆☆☆☆

因為平靜是徐徐地滴下來的，

評分☆☆☆☆☆

趁著搞活動買瞭很多書，質量很好，印刷清晰，寶寶很喜歡，下次還會購買，京東商城服務也非常好，送貨到傢門口瞭，辛苦啦！

評分☆☆☆☆☆

而暮色中充滿瞭紅雀的羽翼。

評分☆☆☆☆☆

買瞭兩本書，無聊時看的。這本包裝還好，暫時沒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