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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此书已残缺不全。现在所能见到的刻本有道光末年吴式芬刻本和光绪十四年（1888年）陆氏十万卷楼刻本，吴刻本完整者仅卷五、卷七、卷八、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九、卷二十，其余几卷也都残缺不全，卷十一、卷十六、卷十七三卷则全佚，十万卷楼刻本所收碑文错简，讹误之处也不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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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还有一部名为《宝刻类编》的石刻目录，作者不详。该书以书写人的身身份分类编撰，有帝王、太子、诸王、国主、名臣、释氏、道士、妇人等类。清代已不见此书。有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八卷，自成一编。今有全书共二十卷，著录从秦石鼓文、诅楚文到五代石刻文字的目录，除碑刻外也包括少量铜钲、铜钟、铁器的铭文，还选取了一些法贴。书按南宋地方行政区划编排，将保存于每县的石刻名目依年代顺序排出。南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也按地方列碑目，但只限南方，而陈思则把河淮以北也收入其内。凡地点不详的石刻都列在第二十卷之中。每条石刻名称之后，列有摘抄自各家的题跋，主要有《集古录》、《金石录》、《隶释》、《隶续》，还有《诸道石刻录》、《访碑录》、《京兆金石隶》、《复斋碑录》、《曾南丰集古录》、《资古绍志录》等。这些书多早已亡佚，通过《宝刻丛编》方能部分地保存至今。此书在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已残缺不全。吴刻本完整者仅第五、七、八、十三、十四、十九、二十卷，其余几卷也都残缺不全，第十一、十六、十七三卷则全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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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读书，读好书。 　　读书，似乎是一件苦差事，不然，为什么有人头悬梁，锥刺股呢？读书似乎又是一件快乐的事，否则，为什么有人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却不可以不读书呢？ 　　有人说，读书好，书中有黄金屋，有颜如玉，有千钟粟，有车如簇。看，有权有势又有钱，更有一位“颜如玉”来“红袖添香夜读书”。你说，读书好不好？诚然，名利声色确实吸引了不少沽名钓誉之徒。但除此之外，读书一定还有别的什么魔力，吸引着那些虽然清贫却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莘莘学子吧？ 　　我爱读书，既不是为了“黄金屋”，也不希望有“颜如玉”，只是从实践中体会到读书的无穷乐趣。 　　首先，读书的一大乐趣在于随心所欲。主人是你，是你去读书，而是书来管你。试想，一个大书架，塞满了书，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侦探、言情、武侠……看哪一种都可以，不着急。而它们对你，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那么多古圣先贤，在静默地等着你，为你述说他们的思想。你可以向孙子请教兵法，跟海明威谈斗牛，还可以跟司马迁谈天下大事——总之，当家的是你。慢慢的，你会觉得，世界如此之大，生活如此之多彩，大自然如此奥妙无穷，仿佛所有的知识画卷在你的脑海中一一展现。而你也已超然物外地掌握着历史。久而久之，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感觉愈演愈烈。不变为“书痴”者鲜矣。 　　书趣之二，在于可以大发议论。凡着书立说者，必为一时之俊才。虽是俊才，有时也会有疏漏，而这疏漏偏偏被你看出来了，你高兴不高兴？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有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句是写李白的。但你想，如果把“臣”字写成“爷”字，不是更好地表达他的酩酊大醉之态么？一时间意得志满，好像杜甫都要来拜你为“一字师”。大发议论，使你与作者有并驾之感，精神上快乐无比。 　　书趣之三，当你为一个问题绞尽脑汁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又或是当你对某一个问题小有心得时，打开一本书，发现已有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充分的论述。正好搔到你的痒处，正中下怀，喜乐不禁。于是一切都已明了，一切付出的辛劳都有了回报。这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是什么也换不去的。 　　书趣之四，当你看了一本好书，被它的内容所征服，在你与朋友交流时侃侃而谈，书中的妙语一句句往外跳。朋友们瞪着钦羡的目光：“士别三日，可得刮目相看啊！”只有你知道，这是看了书的缘故。小小的虚荣心再次被满足。读书好不好？ 　　书趣之五。在于藏书，鉴于大家都是中学生，没什么钱。这点，不谈也罢。 　　历数了这么多书的好处，那么你是不是觉得手痒痒，想翻开一本瞧瞧呢？书有很多种，有的要正襟危坐地钻研，有的只是一种消遣，还有一些会把人诱进死胡同里，再也出不来的。既然我们读书不是为了把书当作敲门砖去扣开那名利之门，那么，我们就应该去读好书，读那些不光是为了消遣，更能提高我们的书。比如说《唐诗三百首》，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再比如《三国演义》，日本人从中学到了企业管理，用人之道，我们能学到什么？再比如《沙翁戏剧集》从中又能领会多少道理呢？不光只看纯文学作品，还应看看人物传记之类的，看看别人是怎样为了理想不屈不挠地奋斗至成功的。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辨。”总之，读书能造就一个人，也能毁掉一个人，但不读书，肯定是百害而无一利——让我们都来读书，读好书吧！

徐 火勃对于古籍的难聚、易失、不便保藏深有体会，积累了经常翻阅、曝晒、保持通风、干燥等一系列图书管理方法。但徐 火勃又不同于那些把善本秘籍当做古董、藏而不传的“书蠹”。他对于读书人不仅乐于借阅，而且还设几供茶，以礼相待，作为私人藏书家的徐 火勃，当时能具有这种“以传布为藏”的观点，确是难能可贵的。钱谦益《历朝诗集小传》谓：“崇祯己卯，（火勃）偕其子访余山中，约以暇日，互搜所藏书，讨求放失，复尤遂初、叶与中两家书目之旧。”足证其庋藏颇多善本。徐（火勃）布衣不仕，交游多向学之士，探求艺文，潜心著述，酷爱载籍碑帖书画，“善聚善读”，自万历十三年以后五十多年来，对所藏所见，凡意有所得，便题端跋尾，以抒其见。朱彝尊赞其“所作典雅清稳，屏去粗浮浅俚之习”。评价是很确切的。晚年徐氏因从子不肖，家产荡败无存，于是穷困潦倒，“糊口四方”，于崇祯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去世。著有《红雨楼纂》、《闽画记》、《闽中海错疏》、《荔枝谱》、《榕阴新检》、《笔精》、《闽南唐雅》、《鳌峰诗集》等约50种，又重修《雪峰志》、《鼓山志》、《武夷志》、《榕城三山志》等。据不完全统计，他撰辑的著作约有50种。朱谋讳在《枳园集》中说：“兴公著作总一脱草，横行海内。”[1]

《新辑红雨楼题记:徐氏家藏书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