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职工精简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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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汉 著

图书标签:

• 经济调整
• 职工精简
• 下岗
• 失业
• 社会问题
• 转型期
• 改革开放
• 中国经济
• 劳动力市场
• 社会保障

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0093296

版次：1

商品编码：11662185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76

字数：230000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历过“大精简”政策的50、60后读者，党史、国史爱好者
　　《别无选择：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职工精简》由中央党校专家采用大量档案资料和翔实的数据，解析了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面对严峻的粮食危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巨大影响时，不得不采取的“大精简”政策和该政策出台的过程、措施及积极影响。该书首次聚焦在这次“大精简”运动中，为国民经济调整和复苏作出贡献的2000万下放农村职工的命运，填补了，共和国历史上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专著中这一题材的盲点，将历史研究的宏大与个人命运的细节相结合，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引人深思的时代之声。

内容简介

　　1961年代初，中国遭遇严峻的粮食危机。面对这一危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加大粮食征购量，继续挖农民的口粮；要么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商品粮的供应。中央高层遂决定“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道路”。
　　火车里、汽车上挤满了由城市返乡的人们，他们扶老携幼，怀里揣着政府发给的一个月的粮票和为数不多的生产补助费，离开了他们已经熟悉的城市和企业……
　　从1961年到1963年，全国共有近2000万职工，2600万城镇人口，从机关、企事业单位甚至教育科研机构被精简回农村。这2000万职工以他们个人利益的牺牲换来了共和国经济的复苏。
　　随着各项措施逐步落实到位，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开始改善，1963年7月6日，中央精简小组在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认为，这一次全国性的减人工作，现在可以宣布基本结束”……
　　至此这场声势浩大，为共和国成长作出巨大贡献的职工精简运动落下帷幕。

作者简介

　　罗平汉，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得国家人事部等七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著有《土地改革运动史》《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文革”前夜的中国》《“大跃进”的发动》《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回看毛泽东》等。

目录

第一章：“大跃进”、大招工
一、工业指标节节攀升
二、“全民办工业，厂矿遍城乡”
三、职工队伍急剧膨胀
四、降低高指标
五、一次半途而废的精简
第二章：非常时期
一、纠“左”进程的中断
二、新一轮“大跃进”
三、严重的困难
四、应急措施
第三章：别无选择
一、“八字方针”的出台
二、加强农业第一线
三、“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四、精简工作的启动
第四章：非常措施（一）
一、七千人大会统一思想认识
二、“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三、大规模精简工作的展开
四、若干政策界定
第五章：非常措施（二）
一、两个《宣传要点》
二、精简中的“思想问题”
三、精简人员的安置
四、大中专学校的精简
结束语

精彩书摘

　　第五章：非常措施（二）
　　一、两个《宣传要点》
　　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大规模的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进入高潮。然而，对于这么一件涉及数千万人的大事，我们今天如果翻检当年的报刊，却几乎见不到相关的宣传报道。那么，当时又如何能使广大群众领会精简的精神，接受精简回乡的事实呢？“大跃进”以来，不是年年都说形势大好吗？工农业生产连年“跃进”，怎么还会饿肚子，要精简职工呢？
　　为了做好精简工作的解释动员，中共中央在1962年5月21日和6月5日下发了两份重要的党内文件：《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和《关于热情接待下乡职工的宣传要点》。前者是面向职工和城市居民的，后者则是面向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的。
　　《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以下简称《宣传要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当前的国内经济形势；第二部分：用什么办法来克服困难；第三部分：对减下来的职工的安置办法；第四部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克服困难。
　　《宣传要点》承认，“目前，我国的经济存在严重的困难”，并且列举了困难的具体表现：第一，人民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生活水平下降。《宣传要点》列举了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具体数据：1957年全国城镇居民粮食（贸易粮）的消费量为411斤，1961年为349斤，减少了62斤；食油、肉类和其他一些副食品的消费量也降低了；棉布、针织品、絮棉等全国平均消费量，1957年每人折合为30尺布，1961年为9尺多，减少了20尺多。第二，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材料、燃料和电力都不够，工厂不能全部开工，许多工厂陷于停工、半停工状态。钢铁、机械、化工、建筑材料和电力都不够，有的只能利用百分之七八十，有的只能利用一半，有的还不到一半；纺织、造纸、制糖、卷烟等轻工业行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更低，多数只能利用到23%，有的利用至一半。由于工厂开工不足，造成很大浪费。
　　对于出现困难的原因，《宣传要点》中提出了三点：一是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等经济作物和家畜家禽都比1957年减产，而且减产的数量很大，农民不可能拿出很多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来满足城市和工业的需要。二是几年来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工业发展过快，文教事业发展过急，城镇人口增加过多。1957年全国职工2450万人，1960年达到5044万人，增加一倍以上。1957年全国城镇人口9949万人，1960年达1��3亿人，增加3000多万人。由于工业规模太大，职工和城市人口太多，对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需要量很大，农民负担不了。三是工业发展中各个行业很不平衡，钢铁冶炼、机械加工等工业发展非常快，煤炭、木材、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等工业发展比较慢，各个行业长短不齐，各个行业内部的各个生产环节也长短不齐，一个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不配套、不协调。《宣传要点》承认，“造成目前严重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由于连续三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领导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宣传要点》明确表示：“对于曾经发生过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指出：首先要由党中央负责。但是各级党政领导都有责任，应该向你们检讨。”
　　《宣传要点》提出，尽管1960年底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仍然很严重，主要是农业产量很低，工业规模仍然很大，城镇人口和职工仍然过多，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仍然不相适应。尤其是现在农业生产的水平低于1957年，但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却远远多于1957年，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农产品，无论如何也供养不起这么多的职工和城镇人口。这种局面绝不能再拖下去，否则财政经济的困难会越来越严重，工农联盟就有发生破裂的危险。
　　那么，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克服困难呢，《宣传要点》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增加农业生产，使农业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使农业提供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一年比一年多起来”，而要增加农业生产，就必须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必须增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必须减轻农民的负担。“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进一步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这是在目前情况下，加强农业和调整工业内部关系的最有效的办法。”《宣传要点》还列举了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若干好处：可以增加农业战线所需的劳动力，有利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可以减少城市粮食的销售量，少挤农民的口粮，使农民有更高的积极性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可以减少国家的工资开支，压缩购买力，逐步缓和市场供应的紧张情况，等等。
　　当时，人们曾有这样的疑问：为了克服困难，可不可以不采取缩短基本战线、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办法，而采取另外的办法？《宣传要点》明确表示，党和政府经过反复研究，除了这个办法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原因在于：一不能再向农民多征购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因为连续三年许多地区农业生产下降，农民生活降低，口粮不足，重灾区农民的生活更加困难。再向农民增加征购任务很困难，勉强这样做，农业就会遭受更大的破坏。二不能再降低城市人民的供应标准，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降低了，再降低太多，那些从事繁重劳动的职工就难维持下去。三不能多进口粮食，去年和今年已经进口了不少粮食，花去了大量外汇，今后拿更多的外汇购买粮食根本不可能，况且也不能长期靠进口粮食来供应国家的需要。不但如此，目前最关键的是职工大大超过了生产的需要，许多工业部门是职工多，生产任务少，劳动生产率大幅度降低，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只有缩短工业战线、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才能度过目前这个最困难的时期。
　　对于职工和城镇人口担心的这么多的人下乡到农村能否安排得下来的问题，《宣传要点》解释说，我国农村很大，农、林、牧、副、渔各方面需要做的事很多，下乡职工是不愁没有事情做的，只要努力生产，生活就会有保障而且逐步提高的。现在全农村人民公社共有540多万个生产队，如果每个生产队平均安置一户下乡的城镇职工，就可安置500多万户，农村就可能增加1000万人劳动力，而城市人口就可以减少2000万人左右。
　　《关于热情接待下乡职工的宣传要点》也是四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与第四部分的内容，与《关于热情接待下乡职工的宣传要点》大致相同。因为这个宣传要点是面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所以它重点是解释城镇人口下乡和职工回乡对农民是否有利的问题。
　　城镇人口下乡之后，农村需要安置他们，要分给他们自留地，分口粮，还得教他们学会农业劳动，这对于相当多的农民和基层干部来说，是有思想顾虑甚至不情愿的。因为农村的形势也刚刚好转，他们刚刚解决了不饿肚子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农村来说，人民公社停止各种“大办”之后，大量的从事非农生产的劳动力回到了农业生产战线，原来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部分农村甚至有富余的劳动力，并不需要再增加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
　　为了说服农民接纳回乡、下乡职工和他们的家属，这个宣传要点给广大农民算了四笔账：
　　第一，总不可以让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困难继续发展下去。如果这批职工和学生不能下乡，下了乡不能安置下来，社会的经济困难就会继续发展下去，农业就无法恢复和发展，工业就不能好转。长期拖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发生危险。《关于热情接待下乡职工的宣传要点》对农民说：“我们农民都是爱国的，都是懂得照顾大局的和长远利益的，都是爱社会主义的，我们决不能让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困难继续下去，把国家拖垮，把社会主义制度拖垮。”
　　第二，如果不减少城市人口，或是下乡的职工到了乡村里不能很好安置下来，好好地参加农业生产，那么，他们就不能生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但是，他们还是要吃粮食的。这就势必会继续增加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征购任务，势必加重农民的负担，而这是对农民不利的，对整个国民经济也不利。只有把他们安置好了，才对农民有利。
　　第三，对于下乡的城市人口，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口粮、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具，作了尽可能的安排。《关于热情接待下乡职工的宣传要点》告诉农民：下乡的职工和学生，只放在收成较好的地方或灾情较轻的地方，不放到有严重灾情的地方。当然，他们还会有各种其他的困难，非靠生产队和农民大家帮助不可。但是，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这些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第四，下乡的职工和学生，都有一定的技能和文化水平。他们一开始可能对农业生产不懂，或者荒疏了，但是一定可以学会的。他们还可以增强农业生产中的技术力量，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劳动力多了，有了许多有技术有文化的人，把他们好好使用起来，认真地扩大生产门路，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林业、畜牧、副业、渔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就有了有利的条件。《关于热情接待下乡职工的宣传要点》坦言：“如果不采取减少职工和城市人口的办法，我国目前城乡交困的局面就会继续恶化下去，工业和农业的矛盾就会更加尖锐，粮食问题就会更加严重。那么，工农联盟就有发生破裂的危险，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这两个宣传要点勇敢地承认了国家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严重困难，把经济形势向人民交了底，道的是实情，说的是实话，得到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湖北拖拉机厂的工人说：“过去对国家的困难不了解，所以有不少糊涂思想。现在知道了国家有这样大的困难，这个担子不能叫毛主席一个人挑，人人都要分挑担子，才能克服困难。”武汉铁路局的职工听了《宣传要点》的报告后说：“现在干活是一人干，二人看，晚来早去，提前吃饭，迟到不记账，加班要记上，旷工照拿钱。这种状况不应继续下去，党提出精兵简政，是完全正确的。”
　　这两个宣传要点是进行口头宣传用的，并且是由各省、市、自治区统一印制并编号，发至县级以上党委，大中型工矿企业党委和大专学校党委，不准登报翻印，事后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收回。为此，各地首先培训了一批报告员，分头到各单位，主要是精简任务大的单位作报告，传达宣传要点的精神。在农村则以区或公社为单位组织生产大队长、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学习宣传要点，再由他们向社员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中共湖北省委在一份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中央的关于贯彻执行这两个宣传要点的情况报告中说：“许多人原来认为，精简就是有了‘危机’，是让工人‘失业’。有些干部在开始也感到精简宣传不好开口，‘来是我们请来的，养不活又叫他们回去’，觉得理亏。对此，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宣传中强调了精简的积极意义，说明了今天的精简与过去失业的原则区别，在工作中切实体现了对被减人员负责到底的精神。”“这样，广大干部和群众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和语言，对于武装骨干思想，解决被减人员回乡不光彩的想法，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听了报告，知识分子一般都认为共产党实事求是了，讲了真话，都愿意搞好党所分配的工作。工人、农民则普遍感到，党把困难向他们讲清楚，交底交心，正是相信他们，依靠他们，特别是对领导干部当众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都深受感动。”
　　1962年6月2日，中共上海虹桥区委宣传部在益民食品一厂、中国自动电讯器材厂、计算机打字机厂和联一橡胶厂的67名工人骨干（内有党员42人，团员11人，多为车间的党工团干部、生产组长和生产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中试讲了中共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这些工人的普遍反映是：“看到了困难，了解了底牌，但思想准备不足，震动比较大。”
　　通过宣讲，工人们普遍感到底牌摊足了，困难亮了底。中国自动电讯器材厂一位非党车间主任说：“这次底牌摊得蛮彻底，有困难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工农联盟就有破裂的危险了。”益民食品一厂机动车间团支部书记说：“以前对困难总觉得看不见，摸不着，今天这样摊牌蛮好，这样就好调动大家克服困难的积极性。”同时，工人们也觉得，只有支援农业这条路，别的办法都不行。相当多的人说：“困难已经摆得蛮清爽，国家也动了不少脑筋，别样办法也不来事，大家孵在一道下去坐吃山空也不是路，只有压缩城镇人口，下乡支援农业才是克服困难的办法。”益民食品一厂代乳车间一位工人说：“本来听到外面关厂总觉得不舒服，今天听了报告晓得了，没有任务或者任务少，就不应硬撑，否则就要消耗材料、燃料和电力，多开一个伙仓，就等于给国家增加了困难。”
　　这几年，城市职工普遍感到生活水平下降，自然也清楚国家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但是，到底什么样的困难，困难的程度怎样，并不知底。因为当时报纸上、广播里讲的还是大好形势，讲的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公开承认：“我国的经济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农业的恢复，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并且明确提出，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劳动力不足，畜力不足，耕地减少，肥料减少，其他一些生产条件也比过去差多了，所以，“从现在起，恢复农业生产，估计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这使许多人感到有些意外。益民食品一厂代乳车间一位团员工人说：“困难不摊不晓得，摊了以后真是大吃一惊！本来我想：箱子底已经翻了两年了，最好不要再翻了。”同一车间的另一位党员工人说：“困难我是晓得，但没想到这么严重！周总理报告（按：指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讲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国民经济情况已经开始好转，我总想：像现在这种困难局面最多再保持它二三年，这次一听，恢复要五年，这么长的时间真没想到。”
　　对于出现这种严重困难的原因，《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中主要是讲了两个方面，一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二是领导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对于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宣传要点认为主要是：“没有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和农、轻、重的秩序，来安排国民经济工作；对农业增产的可能性估计过高，过多地抽调了农村劳动力；有关农业生产的一些方针、政策定得也不完全妥当，在一个时期内，农村中刮起了严重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生活特殊化风）；对工业的发展要求过高过急，注意了多快，忽视了好省，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缺乏综合平衡。”这些自然也是对的。但是，造成困难的原因，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一系列“左”倾错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然不可能对所谓“三面红旗”加以否定，能够公开承认领导工作中出现了缺点和错误，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然而，工人们对宣传要点中的这个解释还是有不同看法的。上海联一橡胶厂二车间一位老工人说：“为啥我们的国家今天变到这种地步？”停了一会，又说：“既然中央已经检讨了，也就不必再追赶了。”益民食品厂冷饮车间党支部书记说：“这个报告中，自然灾害讲得太多，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说服人，我看是个问题。”
　　《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中，对于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第一条好处，就是“可以增加农业战线所需要的劳动力，增加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农业生产的人多了，对农业的领导加强了，就有利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对于这个问题，听了宣讲的许多工人觉得未必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有的工人说：“原来农民多产以后就可以自己多吃一点，而工人下乡后就要吃掉这部分粮，还不是增加负担吗？”也有的人说：“现在不是去人不去人的问题，而是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国家最好想个办法，让农民像爱护自留地那样来爱护公社的田就好了。”还有的人说：“土地到户的办法可以考虑一下，也不要讲人民公社不人民公社的形式，标准应该是产量高。”“当前农村反映是人多地少，乡下顶大的困难是肥料问题，要肥料就要养猪，要养猪就要饲料，这也不是人去了就能解决的。”还有的工人说：“几年来造成的损失，等于付学费，我想不通。怎么能拿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生活来付学费呢？太轻描淡写了。你们犯了错误，检讨检讨，有什么用，困难还是要我们克服。”
　　1962年6月初，中共天津市委便开始部署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经过一段时间的骨干培训，从6月10日起，各大中型企业陆续向干部群众作报告宣传。干部、群众总的反映是宣传要点实事求是，入情入理，使人心服口服。很多人说：“过去一做报告，就是大好形势，成绩是主要的，跟实际情况对不上路，听了不解决问题；这回一上来就摆困难，检查缺点，指出办法，听了觉得是那么回事。”
　　天津很多干部、群众，以前听报告，老听领导讲“形势好转”“困难到头”，又看到去冬今春雨水较多，农村大力贯彻“农业六十条”，估计夏收可能不错，于是也跟着乐观地认为：“困难大概越来越少”，“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可是5月以后，粮食供应时不再全是米面，而有部分山芋干，接着又宣布大规模地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思想上搞不通，觉得不是形势已经好起来了么？听了报告后说：“困难不是一天造成的，克服困难也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到的事，应该做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也有的职工说：“过去以为困难只是农业受灾，心想只要夏收连着来几个好收成，困难就能克服；现在才知道造成困难的原因还有城市人口增加过多，工业建设规模太大，看来克服困难需要较长的时间，从多方面努力。”
　　有的职工对中共中央和天津市委检讨缺点错误、承担责任，表示满意。有干部群众说：“历朝历代没有哪个领导人敢于向群众承认错误，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这点。”有的说：“国家这么大，这个家不好当，过去工作上有问题，大家都有责任。”还有的说：“只要中央有这样大的决心，困难就容易克服了。”不少工人表示：“自己虽有困难，但国家困难更大，要把自己的小困难服从国家的大困难。”“国家遇到了困难，我们人人都来分担一些，困难就好克服了。”天津毛绒厂老工人李福生听了报告后说：“听了报告又痛快，又惭愧。痛快是过去老讲形势大好，实际问题很多，不讲实话，这次报告领导把底交了，心里很痛快；惭愧的是，过去对市场东西供应少，思想也搞不通，有情绪，其实要跟解放前给地主扛长活的日子比起来，现在生活好得多。想想过去，再埋怨现在的生活实在不应该。”这个厂另一位老工人出身的干部说：“现在不管怎么样，没向帝国主义低头，就是不错。我们人穷志不穷。即使粮食有困难，我也痛快，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是同过去不一样了。”
　　自然，天津工人在听了《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报告后，也有不少“模糊认识和抵触情绪”。有人说：“困难这么大，中央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不相信群众？”“中央说五年后，也就是1967年才能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从1958年到1967年这10年中生产一点也没有增长，人民生活反倒下降了。如果不大跃进，稳步前进的话，也许还能增加点生产，改善点生活。”“过去总讲成绩和缺点是九比一，这回未讲成绩是主要的，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几比几的关系？”
　　还有的人不同意报告中的“天灾是主要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执行中出了问题”，“缺乏经验”，“毛主席早就指出了，早就料到了”等等说法。他们说：“为什么各个地方犯的错误都是一样，看来还是中央政策有问题！”“受灾的地方减产，不受灾的地方也减产，这怎么解释？”“毛泽东早就料到了，怎么不早纠正？”
　　在讨论中，也有的人认为精简职工、城市人口下乡只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有人认为，当前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减产，而减产的原因并不是劳动力不足，而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相当多的人认为解决农民积极性的根本办法是“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土地还家”，或者给农民一部分口粮田。提出这种主张的干部、职工不在少数，天津地毯厂在讨论中有80%的党员干部有此主张。可见，包产到户不仅是当时农民的普遍要求，也是广大城市职工的共同认识。遗憾的是，包产到户刚刚萌芽，就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纠正”了。
　　北京市一些工厂和企业对《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也有类似的反映。
　　北京国棉二厂的工人听了宣讲《宣传要点》的报告后说，这次报告形势讲得很清，底子交代明，困难揭开来，大家想办法。有的说：“过去的报告，总是先讲一大套成绩，这次开门见山，有什么说什么，对工人不隐瞒。”北京市建筑一公司一位老木工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好的报告，直爽，诚恳，听了过瘾。这是国家对我们工人的信任。国民党是怎样也不会对我们工人讲的。”还有的工人说：“回想旧社会，给资本家干活时，早上讲不要你，你早上就得滚蛋，没有路费，只有卖衣服，卖铺盖。现在我们的党不一样，什么都给安排了，旧社会哪能有这样好，这不能叫解雇。”北京国棉二厂一位老工人说：“党把我从上海调到北京，我没讲二话，这次党叫我回去农村，也不讲二话。”
　　也有少数人对宣传要点有怀疑，产生埋怨、抵触情绪。北京国棉一厂有的工人在讨论《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时说：“1960年减定量、吃棉秆皮、喝酱油汤时，领导上还说大好形势，现在有了肉票、黄豆，小孩增加了粮食，生活有了好转，你们倒说有严重困难，过去老拿‘三六九’（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当法宝，现在又拿困难当挡箭牌，反正领导说什么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有的职工埋怨领导，说当前困难和工作上的缺点是领导造成的，但领导自己动动嘴，检讨一下，就算克服困难，反正下边倒霉。北京国棉三厂一个工人说：“我老家在无锡，根本没有什么灾荒，为什么也吃不饱呢？”还有的工人不相信这几年增加了人口，他们说：“这两年光喝稀的，那能会增加人口？”也有的干部说：“以前宣传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又说还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又怎么解释？”
　　……

前言/序言

　　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城乡差别的存在，中国农民一向羡慕城里人的生活。因为城里人有稳定的工作，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有比较齐全的生活设施，有按月得到定量的粮油供应，有农民享受不到的各种福利待遇。所有这些，使得无数的乡下人对城市充满了向往和羡慕，并且要千方百计地拥进城市。而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旦离开了农村，由国家安排了一个单位，在这个单位里有了一份工作，就由农民变成了国家职工和城市居民，端上了“铁饭碗”，吃上了“国家粮”，生老病死都有单位也就是国家管，不但本人有鲤鱼跳龙（农）门之自豪，也足以引起众乡亲的刮目相看。
　　于是，“工作”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了特殊的含义。本来，按照辞书上的解释，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曰之工作。照此理解，农民种地、工人做工、商人做生意、老师教书等等，都是工作。然而，多少年来，国人从不将农民种地称之为工作，如果你问农民在哪里工作？他会回答：“没有工作，在家种地。”这样一来，那个年代农民的工作叫干活，工人的干活叫工作。虽然都是干活，但在人们的眼里，价值不同，身份有别，社会地位也有了差异。
　　虽然有“工作”的人不一定单位都在城市，但是当年在我们国家居民身份的划分里，能够得到定量商品粮供应的都叫城镇居民，是广义上的城里人。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里，城外的人想挤入城里，城里的人想挤出城外，然而那是婚姻之城。但在计划经济年代，虽然城里人对城市也许会有种种抱怨，有诸多的牢骚和不满，但只会有想挤进城的人，而不会有想挤出城的人。即使有，也会不多。过去常将那些在城里犯了什么忌、受到某种处分的人，下放到农村，作为惩罚的一种手段。除此以外，要让一个已经由农民变成了或工人，或干部，或其他有“工作”的国家职工之后，再让其放弃工作，放弃城镇户口，回到农村，恐怕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几年时间里，却有2000万这样的已经端上了“铁饭碗”的职工，离开了城市，离开了他们的单位，回到了农村，成为共和国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特殊的名称，一个是“三年暂时困难”，一个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这是两个互相关联的词语。因为有了“三年暂时困难”，才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大调整，也才有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提起“三年暂时困难”，如今上了年岁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段艰苦岁月，想起那“低指标、瓜菜代”的生活，就会十分感慨地对年轻人说：“你们真的赶上好时代，应该好好珍惜现在的好日子。”
　　“三年暂时困难”之所以发生，起因于1958年以高指标、浮夸风为特征的“大跃进”。1958年是中国人民干劲冲天的一年，也是制造神话埋下祸根的一年。这年神州大地就掀起了一场以农业大放“卫星”和工业“全民大炼钢”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对于“大跃进”运动的性质和后果，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它对我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众所周知，“大跃进”运动最先肇始于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继而是一些地方相继施放各种高产“卫星”，加之当年农业的确收成不错，于是人们主观地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不但如此，当时人们还在媒体上公开宣布，中国已经到了“想生产多少粮食就能生产多少粮食”的地步，以致还产生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担忧。这样一来，许多人感到，现在农村已经走在城市的前面，不但农村已具备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决定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而且主观地认为形势到了农业逼使工业“跃进”的地步，于是提出要大办工业，并且要“全民办工业”。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完成1070万吨钢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于是全党全民大办钢铁，时称“钢铁元帅升帐”。眼看正规的钢铁企业已无法完成生产指标，只得发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大搞“小（型）土（土法）群（群众运动）”。伴随“钢铁元帅升帐”，地质、煤炭、电力、机械、交通运输等方面也大搞“小土群”。于是，基本建设的规模急剧扩大，各地各级都在大办工厂，“超英赶美”的时间也就一再提前。一时间，“机器到处响，工厂遍城乡”，似乎中国的工业化就在眼前了。“全民办工业”导致了全国性的大招工，一些单位干脆在大小车站设立招工点，大批农民流入城市，职工队伍迅速膨胀，从1957年底的3101万人一下子增长到5194万人。
　　1958年冬，中共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不少问题，于是相继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等一系列的会议，开始了庐山会议前半年多时间的纠“左”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过高的指标被降了下来，基本建设规模被缩小，一些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被关停。这样一来，职工人数也就明显超过了生产需要，于是，中共中央作出了1959年全年精简职工800万人的决定。
　　可是，精简职工的工作刚刚启动，便召开了由纠“左”转变为“反右倾”的庐山会议，形势急转直下。“反右倾”不但使郑州会议以来所作的纠“左”努力付诸东流，而且加剧了“左”的错误，并赌气式地发动新一轮“大跃进”。伴随“反右倾、鼓干劲”的声浪，工农业生产指标不断加码，各种浮夸风再度泛滥，“钢铁元帅”再次升帐，各种项目相继上马，各式各样的“大办”层出不穷，全国各地都大办工业，由此引发了新的大招工，职工队伍再度膨胀。到1960年底，全国职工人数达到了5969万人，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翻了一番。
　　1960年的新一轮“大跃进”，非但没有实现工农业生产的真正跃进，反而加剧了1958年业已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导致了财政经济状况的严重困难。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了农业生产第一线，非农业人口大量增加，商品粮供应量也就急剧增长。1959年起，天公不作美，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农村浮夸风、“共产风”等又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大挫。天灾加人祸，使农作物大面积歉收，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共和国面临严峻的粮食危机。为了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在压低农民口粮标准的同时，城镇居民粮食供应指标一减再减，“低指标、瓜菜代”的方针提了出来，许多地方还别出心裁地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增饭法”，小球藻成了高级营养品，“代食品”成为这个时期的特有名词。新一轮“大跃进”带来的不是国民经济大发展，而是一场预想不到的大灾难，城乡人民都只得勒紧裤腰带，浮肿病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共和国进入了非常时期，如果不采取非常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
　　严重的困难清醒了人们的头脑。毛泽东坦率地承认，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随后他又一再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要求全党掀起一个调查研究的高潮。这时，粮食告急，工业生产严重下滑，经济形势险象环生，调整国民经济的问题不得不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并成为中央高层的共识。在1961年初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最终形成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与此同时，为加强农业战线和工业战线，中共中央曾将精简机构作为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重要步骤，要求精简县社工业和其他各项事业，挤出一切劳动力充实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
　　当时，面对严峻的粮食危机，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加大粮食征购量，继续挖农民的口粮；要么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商品粮的供应。农民口粮此时已减至了极限，有的农村甚至出现了非正常死亡。到这时，中央高层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大规模的精简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工作也就由此拉开序幕。
　　然而，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党内对调整问题的认识仍然不一致，有人在等待新的“大跃进”，有人怕被说成右倾而不敢大胆调整，也有人面对严重困难产生悲观情绪。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报告中将城市人口和职工人数增加过快列为1958年以来的主要缺点错误之一，周恩来也在会上强调必须下最大决心精兵简政。紧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西楼讨论经济形势，发现困难的程度比原来估计的还要严重，必须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的大手术，既要“拆庙”，也要“搬和尚”。中共中央由此出台了一系列的有关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方针政策，并将之作为全党全民的一项中心任务。
　　由于不能公开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这项涉及几千万人口的大精简，当时没有作任何公开的宣传报道。为了有效推动这项工作，中共中央发出了两份党内宣传提纲，检讨几年来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公开承认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向全国人民就为何要进行大规模的精简作了解释，使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策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就这样，“大跃进”以来进入城市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被精简回乡，此前来自农村的职工凡是能回乡的也都被动员回去，一些原本生活在城市的居民也被动员下乡落户了。火车里、汽车上挤满了由城市返乡的人们，他们扶老携幼，怀里揣着政府发给的一个月粮票和为数不多的生产补助费，离开了他们已经熟悉的城市和企业。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全国共有近2000万职工，2600万城镇人口被精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动员回乡或下乡。
　　由于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减少，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增加，加之其他调整政策相继出台，一度凋敝的农村逐渐恢复了生机。同时，由于减少了商品粮供应和工资开支，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得到了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得以减轻，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得以改善，中国经济走出了困境。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情不自禁发出“我们的人民好啊！”的感慨。
　　1961年至1963年的职工和城镇人口精简工作，是共和国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这场大精简是迫不得已的，却又是十分成功的。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这项涉及上千万个家庭、数千万人口的大迁徙，没有发生社会动荡，没有出现人们曾担心的大乱子，是十分不容易的。对于我们的共和国，对于那个时代经历了这场大精简的人们，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然而，对于这一历史，许多的国史著述或一笔带过，或寥寥数行，并不曾有详细的记叙，更不要说专门的论著了。有鉴于此，笔者虽然不才，但总觉得对此事有进行一番梳理勾勒的必要，于是草就了这本小册子。

寂静的浪潮：变革前夜的社会图景 在时代的转折点上，总有一些群体，他们的命运如同沉寂的潮水，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涌动，最终汇聚成改变历史进程的巨大力量。本书并非直接聚焦于某个具体的经济政策或其对特定群体的直接影响，而是试图穿透宏大叙事的表象，以一种更具人文关怀和历史深度的视角，描绘出一段特定时期社会肌体的细微肌理，以及那些隐藏在数字和报告背后的鲜活个体。 一、 时代的回响：大潮初动前的静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中国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经济体制转型。这是一段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期，既有改革开放带来的勃勃生机，也伴随着旧有经济模式的调整所带来的阵痛。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大潮之下，个体命运的轨迹悄然发生改变。本书并非直接讲述“精简”这一具体行为，而是试图捕捉这种变革前夕，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那些在传统工业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群体，所感受到的微妙而复杂的情绪。 想象一下，在那些曾经辉煌的工厂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依然回响，但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停顿感。那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劳动，那些用汗水浇灌出的成果，似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本书将通过一系列精心挑选的叙事片段，描绘出这种“大潮初动前”的社会图景。它不局限于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而是试图展现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状态——一种混合了对未来憧憬、对现状留恋、以及对未知隐忧的复杂情感。 我们将深入那些平凡的家庭，聆听他们的家长里短，感受他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盼。或许是年轻一代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向往，或许是老一辈对稳定生活的珍视与不舍。这些细微的情感交织，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面貌。本书不回避变革带来的压力，但更侧重于展现个体在压力下的韧性与思考。它不是一部冰冷的经济分析报告，而是一幅充满温度的社会群像。 二、 人物的肖像：在变迁中寻找定位 本书的核心在于对人的关注。在宏大的经济调整中，每一个个体都是一盏孤灯，闪烁着独特的光芒，也承受着各自的重量。我们不会直接关注“职工精简”这一具体动作的结果，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在变革的边缘，努力寻找自身定位的人们。 他们是谁？或许是曾经在流水线上挥洒汗水的技术工人，他们的技艺在新的时代是否依然受到青睐？或许是那些在基层管理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干部，他们的领导才能在新的体制下如何发挥？或许是那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他们满怀理想，却又面临着严峻的就业挑战。 本书将通过虚构的人物故事，但这些故事都基于对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这些人物并非脸谱化的符号，而是拥有血肉之躯、喜怒哀乐的鲜活个体。我们会看到他们如何在家庭责任与个人理想之间权衡，如何在社会变迁的洪流中努力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尊严。 例如，我们可以描绘一位老工人，他一生奉献给了工厂，对“铁饭碗”有着根深蒂固的感情，当听到关于“结构调整”的传言时，他内心的波澜。我们也会描绘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看到了更多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不解与压力。这些人物的经历，共同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面，展现了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适应与成长。 本书致力于展现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如何理解时代的变化，如何与家人沟通，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慰藉与力量。这种细致入微的刻画，将帮助读者深入理解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转型对个体命运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人们在复杂环境中展现出的智慧与坚韧。 三、 社会的脉络：制度变迁下的情感河流 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都不可能仅仅是经济数字的变化，它必然触及到社会的肌理，影响到人际关系，改变着人们的情感体验。本书将尝试勾勒出这种制度变迁下的情感河流。 我们不会直接讲述“职工精简”的政策细节，而是关注这种政策导向所可能引发的社会效应。例如，当传统大型企业面临调整时，社区结构、邻里关系，甚至家庭内部的权力平衡，都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 本书将通过对不同社会群体的观察，展现这种变化的多样性。或许是一些曾经关系密切的同事，因为工作岗位的变动而疏远；或许是一些原本稳定的家庭，因为经济压力的增加而出现新的矛盾。但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困难面前，人们如何相互扶持，如何凝聚成新的社群，如何在变革中寻找新的希望。 本书将审视那些在变革中被边缘化或重塑的群体，但不是以批判的姿态，而是以一种理解和同情的视角。它关注的不是“失业”的数字，而是失业背后个体的失落、重拾信心、以及重新融入社会的努力。它关注的不是“冗余人员”的标签，而是每一个曾经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个体的价值与尊严。 我们将探讨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社会信任如何受到考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发生重塑，以及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中，个体如何维系自己的价值感和归属感。这些，都构成了本书对那个时代社会肌理的细致描绘。 四、 叙事的温度：历史的褶皱与人性的光辉 本书并非一篇枯燥的历史教科书，而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叙事作品。我们相信，历史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能够引起我们对当下和未来的思考，而这种思考，离不开对个体命运的关照。 本书的叙事风格将力求真诚、朴实，避免使用过于专业的经济术语或官方的报告语言。我们将以一种讲述故事的方式，将读者带入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通过人物的对话、内心独白、以及对生活细节的描绘，让读者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喜怒哀乐。 我们不会预设任何结论，也不会给任何群体贴上标签。我们的目标是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展现人性的多面性。在变革的大潮中，既有无奈与牺牲，也有勇气与希望。本书希望能够捕捉到这些历史的褶皱，以及在其中闪耀的人性光辉。 它是一次对过去的回望，一次对人性的探寻，一次对时代变迁中个体命运的深情凝视。它旨在提醒我们，在每一次宏大的经济叙事背后，都跳动着无数鲜活的生命，他们的故事，共同构成了我们民族发展的史诗。本书不提供解决方案，不扮演批判者，它仅仅是以一种静默的观察，记录下那些在时代浪潮中，依旧努力生活、寻找出路的身影。它是一首献给平凡人的挽歌，也是一曲对坚韧生命力的赞歌。

评分☆☆☆☆☆

我个人认为，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重构进行了详尽的学术梳理，更在于它为理解集体记忆提供了一个锚点。那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读起来可能会有强烈的代入感和情感共振，而像我这样的后辈，则能获得一种穿越时空的理解力。作者在描述社会反弹和调整过程中，似乎非常注重细节的捕捉，比如关于职工再就业培训班的设立、针对“待岗人员”的补贴标准，乃至社区内部出现的非正式救助网络。这些“毛细血管”层面的描述，往往比抽象的宏观数据更能触动人心。我尤其关注作者是否探讨了“精简”对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的影响。一个中年人突然失业，对他的子女教育、对家庭的未来规划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价值体系的崩塌，而这本书似乎在试图重建那一瞬间的社会心理地图。它不是为了控诉，而是为了铭记——铭记变革的成本，以及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渺小与坚韧。

评分☆☆☆☆☆

初读这本书的章节设置，就感觉到作者在叙事节奏上的深思熟虑。开篇部分似乎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构建一个宏大的经济模型，用冷峻的笔触描绘出如果不进行结构调整，整个国民经济将面临的崩溃风险。这种开门见山的严肃性，反而让人更加敬畏后续讨论的严肃性。我注意到作者并没有回避技术性术语，但他似乎总能巧妙地将其与具体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比如失业率的上升如何直接影响到城市社区的活力，或者特定行业的裁员如何引发连锁反应。这种自上而下的分析，为理解政策出台的逻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我更期待的是，在中间部分，作者是如何从宏观转向微观的，那些被裁撤下来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他们面对新的生活，是如何重新学习生存技能的？他们是否形成了一种新的互助网络？这本书如果能在数据分析和个体情感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那它就不仅仅是记录历史，更是在探讨人类在面对系统性变革时的适应机制，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快速的产业升级和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都有着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的周期性与人性的永恒挣扎。

评分☆☆☆☆☆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种略带沉郁的蓝灰色调，配上朴素却有力的字体，仿佛直接将人拉回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那种空气中弥漫着不确定性的氛围。我最初被它吸引，是因为我对社会结构变迁中个体命运的关注。我期待着看到作者如何细腻地捕捉到那些“被选择”的人群，在宏大叙事下的微观挣扎与适应。书中对于当时政策制定背景的铺陈，应该是非常详实的，毕竟要理解“精简”这一行为的必要性与残酷性，必须先透彻地了解当时的经济数据和国际环境压力。我特别希望书中能有大量的一手资料展现，比如那些内部会议的记录，或者基层管理者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两难境地。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些职工的个人故事，他们是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如何在突然失去稳定庇护后，重新踏上充满荆棘的土地。这绝不是一本干巴巴的经济学教科书，它更像是一部记录时代烙印的社会史诗，试图还原那个“别无选择”的无奈，以及人性在压力下展现出的韧性与光辉。我几乎可以想象，翻开扉页，就能闻到纸张特有的、带着历史厚重感的味道。

评分☆☆☆☆☆

这本书的论证结构严谨得令人叹服，它似乎遵循了一种严密的逻辑链条：先是宏观经济背景的不可逆转性，接着是政策干预的必然性，最后才是对被干预群体深层影响的剖析。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探讨“精简”过程中的伦理困境时所展现出的克制。他没有简单地将决策者描绘成冷酷无情的符号，而是试图去挖掘他们自身背后的时代局限与压力。阅读过程中，我时常会停下来思考，在那个信息流通相对封闭的年代，信息不对称如何加剧了个体的无助感。那些被提前告知的“幸运儿”和那些突然接到通知的职工，他们面对的情绪落差是何等巨大。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冲击，或许在于它强迫我直面“效率”与“公平”这对永恒的矛盾体。它不是在评判对错，而是在呈现一个复杂的历史现场：当船需要减载才能渡过险滩时，船上的乘客如何面对被“请下船”的风险。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局外人，被作者邀请进入了一个充满张力和无奈的密室，旁观一场关乎生计与尊严的无声博弈。

评分☆☆☆☆☆

整本书的阅读体验，仿佛是一次漫长而沉重的历史回溯，但它绝非悲观绝望的挽歌，而更像是一部关于“韧性经济学”的田野调查报告。作者对各个试点城市或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化处理，体现了极高的研究深度，这使得这本书避免了“一刀切”的刻板印象。我留意到，书中似乎对那些成功实现转型的企业和顺利安置职工的地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表明作者的立场是建设性的，即在痛苦的调整中，依然存在着值得学习的范例和智慧。我希望作者能更深入地探讨，这种自上而下的“精简”模式，在后续的经济发展中留下了哪些长远的制度惯性或潜在的社会问题。它对今天深化改革的讨论，是否依然具有某种警示意义？这本书的魅力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历史参照系，让我们能以更成熟、更具同理心的视角去审视当代任何形式的结构性调整，理解任何宏大决策背后，都系着无数普通人的命运，那份“别无选择”的重量，值得我们用毕生的敬畏去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