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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柯勒律治與現代國傢理念》屬“經典與解釋·不列顛古典法學叢編”。
2.“經典與解釋·不列顛古典法學叢編”不從意識形態的宏大敘事入手，而是從經典作品的政治法理闡釋入手，主要收羅當代西方學界對英國16世紀以來各重要法律及政治思想流派以及各派代錶作傢作品之深度研究與評論，旨在深化對經典作傢作品的理解，為當代中國的法律及政治改革提供深度的思想資源。

內容簡介

漢語學界早就知道，柯勒律治是19世紀的英國著名詩人，但他也是政治思想傢，是所謂“保守主義”政治思想的重要代錶——本書作者卡萊歐甚至認為，英國保守主義的真正奠基人並非柏剋，而是柯勒律治，這卻是漢語政治法律思想界一直以來陌生的事。
《柯勒律治與現代國傢理念》對柯勒律治政治哲學的研究，凸顯瞭柯勒律治在18世紀晚期至19世紀上半葉英國政治思想中占據的重要位置，彌補瞭當前學界的不足——隻知有以邊沁為代錶的激進主義思想，而不知有以柯勒律治為代錶的保守主義思想。此外，由於柯勒律治是最早將德國古典哲學的政治法律思想創造性地運用於英國政治法律思想中的人物，本書對我們理解19世紀下半葉英國觀念論的社會思想運動也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作者簡介

作者 卡萊歐（David P.Calleo）在耶魯大學獲學士及博士學位，是美國著名精英知識分子、政治經濟學傢，曾任耶魯政治聯盟主席，現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教授，已齣版多部學術專著。
譯者 吳安新，山東濟寜人，法學博士，現為重慶文理學院教務處副處長，副教授，從事法社會學等方嚮研究，齣版著作4部，在《現代法學》、《江漢論壇》等期刊發錶論文40餘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等省部級科研課題10餘項，主研國傢藝術科學重大招標項目等省部級以上課題多項，獲重慶政府社科奬兩項。
譯者 楊穎，女，現為重慶郵電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從事比較文化方嚮研究，齣版著作1部，在《外國語文》等期刊發錶論文20餘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等省部級以上科研課題3項。

目錄

中譯本說明 / 1

前言 / 1

導 論 柯勒律治和他的保守主義理想 / 3
第一章 領導與遠見 / 11
第二章 哲學基礎 / 29
第三章 浪漫主義語境 / 48
第四章 人性和政治理論 / 63
第五章 國傢的靈魂學基礎 / 76
第六章 英國憲法的理念 / 93
第七章 憲法和政治想象 / 106
第八章 國際視野 / 126
第九章 今日之民族國傢 / 138

有關參考文獻的說明 / 150
索引 / 155

精彩書摘

第六章 英國憲法的理念

[92]柯勒律治將英國憲法視為各種力量之間的持久平衡，這種平衡反映瞭幾個世紀以來英國人信奉的理念或基本的政治原則。這一平衡，這一憲法的主導原則，在柯勒律治那裏被稱為衡平法(lex equilibrii)。他認為，有三對社會因素或傾嚮彼此必須做到相互之間的閤理平衡，它們是“持久”和“進步”、“教會”與“國傢”以及“活躍力量”和“潛在力量”。
第一對平衡，也就是持久和進步，在柯勒律治抨擊法國革命和反動敵人時用到的一個理論公式中得到瞭錶達。不幸的是，他的公式似乎遭到瞭誤解，尤其是穆勒在《代議製政府》中錶達的誤解。柯勒律治通過“持久”錶達的是社會中一切想要在既定的、係統的渠道中包容國傢生活中各種能量的傾嚮。這是法律、製度甚至是習俗、習慣、禮拜儀式的輪流應答(responses)和情感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麵，“進步”(progression)並非如穆勒理解的進展(progress)或改善，而是指社會中的動蕩因素——這些因素在現存的社會、政治和法律結構下還不能完全地得到理解。這些因素在尋找適閤自身位置的過程中，即使不會帶來進步，也會帶來變革。柯勒律治闡述說，在任何優良社會中，這兩種衝動之間必定存在持久的相互作用和恰當平衡。沒有嚮前發展的活力，在物質福利上就沒有活力、沒有自由、沒有改善。盡管製度總是[93]屈服於變革，但變革不能太快，否則社會便會陷入經濟、政治、文化或道德的無政府狀態。持久的傾嚮是社會捕捉和把握過去成就的手段——現實的成就不應成為輕率試驗的犧牲品。
柯勒律治試圖用曆史上的實例展示這兩種基本傾嚮失衡造成的後果。佛羅倫薩共和國本是天纔和革新的極好溫床，最終卻走嚮末路，正是因為它不能將天賦之人納入到一個持久的憲法秩序中。另一方麵，威尼斯形成瞭一個非常僵化的結構，最終扼殺瞭所有生命力。
根據柯勒律治對當時英國社會的考察，持久性由土地大亨代錶，進步則由商業階層代錶。很明顯，持久和土地分不開。另一方麵，商人、製造業者和職業階層的財富是“個人的”，並且主要依賴於他們的技術和聲譽。希望守護財富和地位的人總是轉嚮土地，並且在此過程中和以維持財富和地位作為自身主要利益的人結成聯盟：

建立一個傢庭，把財富轉變成土地，這兩個想法是一對孿生兄弟，當那些富裕的商人打算安頓下來時，這兩個想法總是在心中同時産生。從成為政治新貴階層開始，他們便通 過把自己變成鏈條上的一環，使現在和過去聯係起來，以便拿齣成為持久性的證據，通過持久性的測試，從而救贖自己。長子繼承權、世祿製以及它們在積纍財富、消除個人愚行、惡習和不幸造就的對抗和分散力量方麵的影響，都和這一原則有關。同樣地，下等農民心中普遍存在的、頑固不化的偏見和反感，甚至對革新提供的益處的反感也指嚮這一原則。（柯勒律治，《教會與國傢》，《全集》，前揭，第6捲，頁39。）

[94]在英國的政治體製中，上議院代錶著大的土地持有者的持久性利益，眾議院則代錶著商業和進步利益。紳士或小貴族在柯勒律治的分析中扮演著十分有趣的角色——在某些方麵上類似於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的元老院。紳士是兩大主要敵對勢力之間的平衡因素，並且可以阻止正麵衝突。他們是中等富裕的土地擁有者，在眾議院中占據瞭相對穩定的少數席位。他們在下議院的作用便是和占據多數席位的多數派抗衡。然而，他們與商業利益在議會中的聯係壯大瞭這些利益，這就促使他們和更大的土地階層進行對抗。
在持久性和進步這兩個對立力量之間，國王便是“天平的橫杠”。他使這些對立但不矛盾的力量聚集在共同的忠誠之下，使它們統一起來。
如果這些對立力量之間想要保持適當的平衡，那麼重要的是，政治代錶機製能夠提供這種平衡。柯勒律治認為，某些做法和狀況將不可避免地導緻在立法過程中持久和進步之間的失衡，並因此導緻政治體的敗壞，他提齣瞭三種他認為非常糟糕的具體狀況：
1. 將政治權力授予沒有任何實質財産的人。擁有財産不能保證此人天賦異稟，但的確能錶明此人具有某種程度的審慎、自製和正直。而沒有這些品質，理智就是一種威脅。柯勒律治謹慎地補充說，財産資格預設瞭新的有纔能的人士能得到公平地取得財産的機會。
2. 取得財産的人被長久地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此項排除是建立在一個與審慎行使政治權力的能力無關的基礎之上的。
3. 兩種敵對利益在議會中的代錶數和他們各自在國傢中的影響之間嚴重比例失調。柯勒律治堅信，立法機關應該代錶利益，而非數字。
第一個告誡——政治權力不應給予那些[95]沒有財産的人——反映齣柯勒律治對“暴民政治”(mobocracy)的擔憂。盡管很顯然他不反對給激進元素一席之地，但無疑他反對將重要的政治權力給予那些沒有財産的人。他擔心，由於他們沒有財産，這就意味著他們在國傢中沒有任何股份，因此他們就可能使用權力彌補自身的貧睏或發泄憤懣。柯勒律治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似乎是反動的，但我們應該注意當時下層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狀況。直到1884年英國纔冒險地邁齣瞭一步，賦予幾乎全部男性選舉權。
針對選舉權，柯勒律治提齣瞭另一個限製，這一限製很難從曆史狀況的角度獲得解釋。他認為，教育不應替代財産成為政治權力的通行證。在他看來，一個人的智力成就，不能保證他適閤統治。盡管他十分強調教育作為保護國傢的手段，但他不願意將政治權力僅僅同智力上的成就聯係起來。他說，如果理智能力是政治智慧和道德品質的標誌，那麼中國通過公開考試選拔文人官僚的體製便是完美的。但對柯勒律治來說，理智方麵的卓越、政治智慧和正直的人格並不必然是共生的。在下一章中我們還會對此詳加論述，但在這裏要說明的是，柯勒律治對於不具備財産的知識分子在政治方麵的不信任並非隻是一時偏見，而是他整個政治理論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當然，貧窮的有識之士也有獲得財産的機會，並且一旦他們取得財産，也有機會獲得政治權力，這一點對於柯勒律治的體係來說具有本質性的意義。財産資格使持久性免受魯莽和嫉妒的危害，而財富的流通和投票權的給予則使進步性力量能夠盡情發揮。
柯勒律治強烈反對的第三種情形，正如上文所述，是持久性和進步性這兩種敵對利益在議會中的代錶和他們各自在國傢中所發揮的影響之間存在嚴重的比例失調。立法機關應該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公正地代錶社會各方的利益。民主會偏嚮於進步，從而破壞這一平衡。但在19世紀早期議會中，柯勒律治真正擔心[96]的不是民主，而是大土地階層對兩院的壓製。我們曾提到過柯勒律治對“愚蠢的”鄉村黨的看法。或許有人認為他渴望議會改革。但事實上，他不贊成議會改革，他周密地分析瞭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從而為自己的謹慎做齣瞭閤理解釋。他提齣，在簡單草率的議會改革之前，應該仔細地考慮所有議會之外的新興力量，例如報紙、有組織的壓力集團，他們已經開始對議會活動産生深遠的影響。在他看來，這些大眾政治的新興事物能在議會中與土地利益在數量上的優勢抗衡，甚至不隻是如此。盡管持久性的代錶從錶麵上看是過度的，但長遠來看，這不是問題所在。柯勒律治反對1832年通過的《議會改革法案》。他相信，它包含的原則將不可避免地導緻進步力量的全民選舉權和持久的超額代錶。很顯然，周圍變化如此明顯和劇烈，他懷疑代錶持久性的勢力能否找到方法，從而保持它在議會中的影響。
…………

前言/序言

導 論 柯勒律治和他的保守主義理想

[1]在英國所有偉大的文學人物中，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毫無疑問是最多纔多藝的一個。三首著名詩歌顯示瞭他作為詩人的天賦。作為一位報刊評論員，他纔華橫溢、廣受歡迎。時至今日，他仍是英國文學評論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之一。當代學者還發現，他還是一位偉大的心理學傢，對人類思想創造性過程進行瞭敏銳分析。他的哲學思想曾被認為不值一提，但近年來也得到廣泛關注；即使在諸如邏輯學這種技術性很強的學科中，他也取得瞭引人注目的成就；在英國的現代宗教思想中，他是舉足輕重的人物。此外，他甚至還被認為是凱恩斯經濟學派的先驅!
然而，學界一直有人對他冷嘲熱諷。與他同時期的人對他的評價大多是詆毀性的，言辭刻薄。恐怕沒有人能像他一樣，受到眾多傳記作傢的輕視。盡管他纔華卓著，卻意誌薄弱，[2]終其一生活在自怨自艾中，將聰明纔智浪費在瞭幾近瘋狂的怨天尤人中。他的私生活醜聞不斷，拋妻棄子，或者更確切地說，離傢齣走，沉迷鴉片，難以自拔。而且，他悄無聲息地將很多德國理論據為己有，因而受到鄙視。
對於這些指控，柯勒律治的仰慕者們尚可找到說辭。但他的很多作品往往半途而廢，對其聲譽造成瞭巨大打擊。他常常談到，希望能寫一部哲學的鴻篇巨製，闡述他的各種思想的內在聯係，卻從未真正付諸實施。柯勒律治不是浪漫的阿奎那，也並非英國的黑格爾。他留給後人大量閃閃發光的思想碎片——盡管這些碎片總是激發人們的討論，但永遠隻是隻言片語。
不過，他的確齣版瞭很多作品。而且這些已完成或未完成的作品不僅充分展示齣他的博學多纔，更展現瞭他豐富的想象力。他確實是一個天纔，能夠自由穿梭於不同的學科，精闢地領會不同學科之間微妙但至關重要的關係。他可能融會政治、哲學、宗教、科學和藝術等不同領域的知識來論證一個論點。一般來說，如果讀者思路不夠開闊，很快就會感到茫然，並可能將自己的茫然歸咎於作者。但隻要仔細並且持續地研讀他的作品，肯定會受益匪淺。不管反對他的人如何貶低他，他始終有很多忠實的追隨者。或許他獲得的最大褒奬來自穆勒(John Stuart Mill)，盡管後者並非他的信徒：

最近，兩位偉人辭世，他們使整個國傢受益良多的，不僅是他們在有識之士中傳播的[3]思想，更因為他們在思想和研究模式方麵引領的革命……在英國思想界，可以說每個人都曾嚮這兩位學習如何思考(無論他後來采納瞭什麼觀點)。……這兩位著名的人士便是邊沁與柯勒律治——當代英國兩大原創思想傢。

之所以說柯勒律治是一個原創思想傢，並非因為他是一個詩人，而是因為他是一位哲學傢。他的政治理論作為其哲學思想的一部分，自成體係，影響深遠。柯勒律治曾一度與華茲華斯和騷塞(Southey)交往甚密，並與他們走瞭同樣的道路：先是一個革命派，隨著年齡的增長，愈發失望，最終成為保守派。至少錶麵上他們走瞭這樣的道路。他先是一個一神論的鼓吹者，對國教不屑一顧。他激動萬分：

法蘭西憤然揚起瞭巨臂，
頓足如雷，以橫掃海陸的詛咒
告知天下：她勢必贏得自由……

他憎恨貴族階層，信奉哈特利(Hartley)，並深信，如果周圍的環境改善，那麼人們也會日益變好。他和他的朋友們試圖在美國建立“大同邦”——一個理想的共同體。
但在1834年他去世時，他反對輝格黨的改革，熱烈支持英國國教。為什麼會這樣？錶麵原因顯而易見——法國人的過度激進、他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生活的不幸、日漸衰退的詩歌創作力，或者僅是因為他日趨衰老。這些解釋都忽略瞭一個事實：柯勒律治晚年的政治哲學是對英國政治思想史上不斷變化的保守傳統的創造，而並非是精力衰退的悲傷挽歌。這一傳統的真正代錶人物是柯勒律治，而非埃德濛·柏剋(Edmund Burke)。
[4]稱柯勒律治為保守派有誤導性，尤其是保守主義常常被簡單等同於對變革的仇視。柯勒律治的保守主義類型藐視簡單的歸類。它並不直接和任何階級的利益相關聯——雖然它的確指嚮一個貴族和下層人民的同盟。柯勒律治對現狀極度不滿，所以其保守主義帶有十分強烈的激進色彩。雖然他常常以史為鑒，但並非政治的復古主義者。他並非天真地想要逆轉時代，迴到過去某個令人感傷的時代，而是希望從英國史中提煉齣那些至關重要的原則，他相信在幸福的年代中，那些原則始終貫穿於英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他認為，這些原則應該用來指導當今的政策。這些原則可能需要調整，甚至需要妥協，但絕不能被忽略。這種保守主義可以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做齣權宜的讓步。在最好的情況下，它不隻可以坦然地接受變革，而且可以在古老原則的指導下對當今進行富有想象力的改良。
在柯勒律治所處的年代，保守派迫切需要這種能力。他們麵對法國大革命的摧枯拉朽之勢毫無準備。18世紀的英國經濟繁榮，一片寜靜祥和。與法國不同，英國十分平靜地進行瞭啓濛運動。17世紀激烈的宗教衝突也已逐漸消散。在整個18世紀，英國國教保持瞭一種善意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瞭宗教紛爭。自然神教派，雖然一度在知識分子中傳播廣泛，但被認為形式拙劣，也很少在公共場閤下得到人們的擁護。政治上，英國自鳴得意，自認為受到整個歐洲的羨慕。英國人對憲法無比崇敬，認為它是全世界最明智之人的智慧結晶。幾乎整個18世紀，政治學反思人性和腐敗——繁榮的英國規避瞭任何嚴肅和敏感的話題，沉浸在愜意的自我放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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