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 中国现代史丰富的宝库，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民国史长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珍藏内容大陆首度完整呈现！
首辑《从晚清到民国》《再见大师》《民国三大校长》《我们的朋友胡适之》口碑与市场双丰收！
第二辑《从甲午到抗战》《十四年：从1931到1945》《冯玉祥传》《陈布雷回忆录》再续辉煌！
2. 唐德刚关于抗战研究，尤其是“汪精卫投敌始末”的系列长文在大陆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3. 除唐德刚外，本书还辑录了吴相湘、黎东方等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大家的相关文章，堪称台湾中日战争研究必读之书！
4.从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日两国五十年荣辱易位。到今天我们回头看，历史深处值得反思。
两次中日战争的硝烟已散尽七十余年，两国心结依旧未解，血的教训警示我们正视历史，面向和平未来。
内容简介
自1894年始，中国与日本发生了两次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日本崛起为帝国主义强国；1937-1945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以中华民族之浴血奋战，取得全胜之局告终，自此中日荣辱易位。这两次战争的原因、进行的经过、最后的结果，以及它们对于亚洲和世界全局所产生的影响都完全不同。
本书辑录了唐德刚、吴相湘等史学大家关于两次中日战争的重要文章，其中唐德刚关于“汪精卫投敌始末”的系列长文首度在国内结集出版，带读者在历史深处反思两次中日战争中中国之得失。
作者简介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从晚清到民国》《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作品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目录
第一编 对日战争反思
杨元忠 唐德刚：中日黄海血战中国海军大败的讨论 /002
唐德刚：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 /009
唐德刚：纪念抗战 对日索赔 /012
唐德刚：八年抗战史新解杂录 /022
黎东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初步总结 /032
吴相湘：从屈辱的马关条约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048
第二编 汪精卫投敌始末
唐德刚：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一） /074
唐德刚：走火入魔的日本现代文明
——“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二 /087
唐德刚：使中国全土“满洲化”的和战经纬
——“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三 /105
唐德刚：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上）
——“汪精卫投敌始末”之四 /124
唐德刚：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下）
——“清精卫投敌始末”之五 /141
唐德刚：从高宗武之死，谈到抗战初期几件重要史料 /172
第三编 日本侵华罪行再探讨
吴天威：日本向袁世凯所提“二十一条”与新发现的孙中山“日中盟约”
——为纪念“五九国耻纪念日”七十七周年 /182
梁敬：“九一八”事变的内幕
——并论日本篡改教科书之可悲 /191
姜国镇著 唐德刚序：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从军慰安妇 /196
吴天威：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五十三周年
——国人亟应注意日本否认侵华、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
??????的阴谋 /202
李恩涵：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岂容抹杀
——驳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之两度狂言 /210
沈云龙：论设立“国耻纪念馆”的重要性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十一周年而作 /223
吴相湘：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对策
——用真材实料来争一时和千秋 /227
吴天威：凭吊日本侵华细菌战大本营原址 /232
平涛编著 李立德提供：日本“慰安妇”事实俱在
——从其曝光经过与深入搜集探索 /242
沈云龙：惊闻胜利泪沾巾
——谨以个人辛酸回忆纪念抗战胜利三十周年 /254
精彩书摘
八年抗战史新解杂录
唐德刚
在近三十年的美国高等学府里的汉学圈内，据说有一些权力极大的主考和学政，他们曾竭力阻止华商学者在主流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他们的理由是，华裔学人各有其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因此教起“中国近现代史”来，难免都有“偏见”（Bias）——若非“亲蒋”，就必然“亲毛”。若非蒋非毛，那又学无主见，容易误导生徒！对于他们这种免疫史观，你不能说“没道理”。
其实搞历史的有偏见，又岂止亲蒋亲毛哉？我的哥大老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二次大战时威震欧洲，后来功成身退，写了一本自吹自擂的回忆录，书名曰《远征欧陆》。“十字军”（Crusades）在他看来是替上帝行道，何等崇高伟大？可是从当年受害的老犹太和阿拉伯的角度来看，则十字军就只是一群杀人放火、掳人勒赎的强盗了。
一九九二年的美国布什大总统和大批参众两院内的政客，为纪念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要大搞其“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大庆典礼”。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事为南北美洲“原住民”红人印第安老乡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大骂：五百年来咱印第安族，几乎被你们混账白人弄得亡族灭种，还有啥可以“庆祝”的？！——总统和诸执政闻言大惭。五百年大庆也就泡汤了。
以上只是从不同民族的不同利害的角度来看。其实搞历史的人，从他们各有所好的史学理论，不同的“意蒂牢结”或“史观”来看问题，其“偏见”也是难以免除的。——因此古今中外所谓“良史”，所谓“公正的史家”，也只是些比较“虚心”、比较“细心”地肯于从多角落、多角度，去寻找和解释历史现象的职业史家而已。——老实说，没有史家是没有偏见的。他们之间只是多少之不同而已。更为虚心、较少偏见，那就是“良史”了。
明乎此，我们不妨试试气沉丹田，放下偏见，虚其心，实其腹地，在读史教史之余，好好地把我国对日抗战史来重新解剖一番。请先从日本说起：
日本种族主义与殖民地
我们试读诸家“中日关系史”，除掉近年少数无知的日本小政客之外，简直没有人不承认，二次大战时和战前，日本对华是赤裸裸的“侵略”；而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之“残酷行为”（Atrocities），也是无人否认的。
但是中外史家也无人肯说，日本侵华是他们日本民族（除屈指可数的个体之外），举族一致的民族行为。——他们总要在日本民族中找出一些“替罪魔鬼”，什么“少壮军人”“老幼军阀”“资产阶级”……来砍头示众，而说大多数“日本人民”或“工农群众”“资深元老”“开明知识分子”，甚至“有位无权的天皇”，是“爱好和平”的。
其实这些都是鬼话——你说，当日军打下南京，打下武汉，消息传来，日本人民举国若狂。这些“日本人民”是“反侵略”、“爱好和平”？
日本兵在南京搞“杀人竞赛”，当时的“日本人民”有没有说半个不字？相反的，正因为那是日本人民认可的英雄行为，抢新闻的随军记者，才能出尽风头，登上头条呢？
但是为什么这些作家、史家，硬要说那时的日本人民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呢？朋友，他们是受一些宣传家、外交家、统战家们的影响。搞外交、办宣传、打统战的人要策动日本人民反对他们的军阀，才这样说的。日久说成习惯，一般作家、史家，也就跟他们一道打统战了。——骗人骗久了，自己也相信起来，就变成著作家顺口溜的公式。说穿了，这些都不是合乎史实的“老实话”。
其实在日本民族性中，他们的“团结行为”、“合作行为”和“爱国行为”，都是享誉世界的。正因为如此，有其长者，必有其短，他们的“侵略行为”也是举国一致的、合作的和团结不破的。
至于日本人何以有此亦优亦劣的特殊的民族性呢？用行为科学和历史科学来分析，那就说不尽了，也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纳。不过长话短说，我倒深服吾友西村成雄的看法。
西村说，日本民族很单纯（Homogeneous），在历史上没有多民族共存（Multiracial-Coexistence）的政治经验。因此一涉及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外战争，它的种族优越感（Racial Superiority Complex）就暴露无遗。这种令其他民族受不了的日本种族主义（Japanese Racisim），它就是搅乱东亚的根源。
西村教授的一家之言，也确是一针见血。
中山先生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日本民族却是个“以不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二次大战时，它就是我们的死敌了。
刘瑾太监说得好：“你眼里既没有皇上，那还有咱家我吗？”
所以日本人当年在“大东亚”搞“共存共荣”，它连咱家中国都要打成日本殖民地（所谓“中国全土满洲化”），那么东亚其他诸小国，还有噍类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今日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又蠢蠢欲动，能无警惕？！
附带说句闲话：早年曾做过日本皇民的朋友们，每好自说曾做过日本人。其实他们那时的身份和今日香港居民无异。有些香港居民每好自称为“不列颠臣属”（British Subjects），不列颠臣属和英国人，并不是一回事！
根据同一条逻辑，则当年日本殖民地中的“皇民”，事实也是一种Japanese Subjects（日本臣属）。Japanese Subjects不是日本人，正如British Subjects不是英国人一样。在近代世界中搞殖民主义，最老牌、最高明的是大英帝国主义。日本原是画虎不成的低等帝国主义，较白等而下之的。——一九一○年日、韩两国正式合并，所以一九一○到一九四五年之间的韩国人按理才算是“日本人”。然而，读者们不妨去问问高丽老乡，有哪一位承认他是“日本人”？所以标榜是日本人的朋友们，应该先和我们搞历史的喝喝咖啡才好。
宪法与国旗
一般堂而皇之的美国学者，绝不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那位已故而可敬的哈佛大学名教授，战后“中国学泰斗”的费正清博士，曾受正统教育。他连英国也不承认是“帝国主义”，当然美国更不可能是帝国主义了。
凭良心，在二十世纪的地球上，“无老美，吾其披发左衽矣！”硬把老美也说成“美帝”，是多少有欠公平？据说某次某官在老“总统”面前把“俄帝、俄帝……”说得太腻了，蒋公把桌子一拍，说“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大概不是小道消息。事实上自史迪威以后，蒋公也实在是被那志大言夸、盛气凌人的老美气惨了，终至“口不择言”，狠狠地“也是”他一番！
讲学理，美国曾统治菲律宾这块“殖民地”有四十八年（一八九八—一九四六）之久。既拥有殖民地，那就应划成帝国主义。但是往年菲岛殖民地，有些却自夸菲律宾将成为美国之“第四十九州”，菲人也是美国人。
殊不知有一次问题发生了。因为菲律宾盛产蔗糖，而美国人甜食不离口，是世界食糖最大的市场。菲糖既然倾销美国，联邦政府为保护美国糖商和蔗农，乃对菲糖课以重税。菲商大哗，他们认为自己是“第四十九州”的美国人，联邦政府就不应抽取菲糖的“关税”！资本家都不是省油灯，菲商乃重金礼聘大律师，控告联邦政府，违反宪法，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这一下最高法院九老大法官可就为难了：“殖民地产品可以倾销母国，入境免税？！”当然不能嘛。但于法何据？结果他们挖空心思，就想出了“国旗”与“宪法”是否应同步前进的诡辩来。——菲律宾虽然挂的是美国国旗；但是美国宪法却不能与国旗同步前进。殖民地自有殖民地之法；殖民地产品倾销母国，碍难免税！
这一来，不用说美国境内糖商蔗农，额手称庆；那“第四十九州”之内的“美国人”，就难免愁眉苦脸了：原来“美帝”的殖民地人民并不就是美国公民也。
笔者举这个小例子，当然不能以偏概全。美国是个十分复杂的国家。它之并吞夏威夷和波多黎各，都各有新例，一言难尽。个人所要说的只是想提醒台湾本省的某些朋友，不要随意轻言“某岁某岁以前我是‘日本人’”就是了。在殖民地中要做“英国人”、“美国人”都大为不易，“日本人”岂可轻易做？先研究一点“中国台湾与日本关系的历史”，然后再申请日本“绿卡”未为晚也。诸公其慎之！
宁愿他“老奸巨猾”一点
再者，虽受了“维新”洗礼的日本民族盲目仿效白种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它在东亚大陆上的侵略目标，中国也未必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相反的，正因为中国古老落后，可以掠夺的现成物资太少，加以开发又时间太长，成本太大。急功近利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虎视眈眈，他们还另有“北进”、“南进”二途可以选择呢。北进打垮苏联，则实利立见。苏联既败，则中国亦将不屈自屈。南进囊括东南亚，则市场、资源（如石油），更是一本万利。抑有进者，南进如能赶走英、美、荷、法，还怕你这个中国人不听皇军指挥哉？
所以“七七事变”前，“皇军”原有三大目标。中国如有好的苏秦、张仪（如丘吉尔、斯大林者），未始不可技巧地“四两拨千斤”，把日军矛头拨向南北。——能拨它两三年，则今日的中国，甚或今日的地球，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搞世界性的“合纵”、“连横”，既无此人才，更无此本钱，但时势和机会还是有的。“西安事变”一爆发，“时势”和“契机”便一纵而逝。接着“卢沟桥事变”随之而来，我们回避不了，就只好单枪匹马，赤膊上阵了。
朋友，在世界大战中，打个一对一的、没有盟国支援的孤立抗战，纵是英、法、俄等老牌帝国主义，都嫌力有不胜！况“次殖民地”、“半殖民地”之中国哉？——君不见，连法国都曾一度亡国而出了个贝当。汪精卫后来就自称“汪贝当”。罗家伦说，他应该自称“汪八担”。
我们中国为什么自不量力，打他个没有盟邦支援的孤立战争呢？其契机便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终场时，笔者曾扛了一竿大爆竹，恭候于明故宫飞机场之外，眼见铩羽归来的委员长和夫人，自我们面前一驰而过——我们跟着放了一大串名副其实的“马后炮”。
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其后数十年，小可在中学和大学的课堂里，一直都迷信官方史家的廉洁，并为他们的理论宣扬。
笔者孤陋，尽信书不如无书，亦长期相信此说，直至我有幸亲炙少帅（张学良，字汉卿）的不耻下教。——百闻不如一见。对个写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异数”。但是从张汉公方面来说，这也十足显示出他那胸无城府和坦荡襟怀的英雄本色。——张学良基本上是个十八九岁的磊落光明、情感深厚、纯洁无私而视死如归的爱国青年。这种青年在我国抗战期间是千千万万的。由于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我们才能把凶狠残暴、绝灭人性的死敌，牢牢拖住，终于反败为胜——使中华民族，得有今日！
青春就是诗！但是一般人士的青春情怀（包括钟情好色），都会随年齿增长而递减。中年以后，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包括自教和他教）、性乃迁……，及老往往变成诸种怪物，甚或卖国求权的汉奸。汪精卫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张学良之可爱，是他的本性未变，年逾九十而仍不失其赤子之心（包括好色），这就是虽圣贤亦有所不能了！
但是有其长者，必有其短。长处就是短处。以这样赤子之心，赤子之行，赤子之习，去做“封疆大吏”（少帅的口头禅），就要出岔了——尤其是位于（日、俄）两帝之间的封疆大吏！尤其是处于朝中有“以外交制奉张”暗盘的封疆大吏！（参阅拙作《政学系探源》。）果然父死不过三年，他就把老帅留下的家当，一晚上输光了。
张汉公曾批评他老爸“有雄才，无大略”。其实张作霖虽无大略，然能力却允文允武，处事谨慎机智。自绿林至封疆，井井有条。日本人搞不过他，最后才使用下流手段，加以暗杀。
做那样的封疆大吏，军政之外，应付国内外政友政敌的手腕，都要老谋深算，甚或老奸巨猾，像阎锡山那样。张学良的短处，是他太毛躁，太“少”、太“帅”，他的赤子之心也太多了一点。他要能“老奸巨猾”一点，“九一八事变”或许都可避掉也。吾人劝朋友“做人”，总劝他多“正人君子”一点；但是劝张少帅却需反其道而说之，宁愿他“老奸巨猾”一点才好。
以上所说的“九一八事变”如此，其后的“西安事变”亦然。西安事变前蒋对张之疏于防范者，盖蒋亦深知张为一不失赤子之心之人，故不虞有他，才单刀赴会。殊不知，不失赤子之心者，亦有其不失赤子的冲动，此则非蒋所料也。
从“决不能战”到“决不能不战”
为时未逾两周的“西安事变”，不但改写了中国近代史，也改写了世界近代史！——小可这点史学论断，亦常为少帅本人所引用而津津乐道之。
但是这么重要的事变，是怎样搞起来的呢？
张学良毕竟是条好汉。他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人都在“吹牛”。事后他虽然被蒋关了五十年，他也无怨无尤，并且对蒋公的“不杀之恩”，颇为感念——原因是“我的部下如果也对我干这么一下，我就把他枪毙了！”
但是张学良为什么要冒“枪毙”之险，干这么一下呢？——事实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捉蒋”是出一时冲动，“放蒋”也是出于一时冲动。
在捉蒋前夕的东北军干部会议里，几位比较成熟的将领于学忠、米春霖等便问少帅：
“抓住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
少帅说：“捉了以后再说！”
读者试思，如此重要的军国大事，怎能捉了以后再说呢？
事隔两周，弄得地球倒转，举世哗然，少帅又主张把蒋送回南京去。杨虎城、周恩来、孙铭九等闻言大惊，群问放掉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少帅的回答显然又是个：“放掉以后再说！”
再者，当白凤翔师长奉命捉蒋时，他只带一营士兵。这一营冲动的小“少帅”，一到华清池行辕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众枪齐发，把蒋的卫士几乎全部打死不说，把蒋卧室的玻璃窗也打个大窟窿。蒋公如不自后窗逃走，便很可能被流弹打死！
诸位试思：那时如把蒋委员长一枪打死，如何得了？！——至少那就不能“打死再说”了。
老实说，西安事变这样那样，都是牛皮。西安事变的核心是出于中国北方（东北），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爱国青年的冲动行为。
行为科学家说“个性决定行为”；而行为之形成，还有个“S—O—R”（刺激、生机、反应）的公式。把张少帅这个“案例”（Case）放入这个公式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读者诸士女：你我的案例也都可放入同一公式而求其答案。只是你我升斗小民，我们的“行为”，大不了打打老婆、骂骂儿子罢了，与国计民生无关也。但是你我如手握大兵数十万，那情况就不同了嘛！
“西安事变”的重要性是：事变之前，南京中央对日是“决不能战”！事变之后，则是“决不能不战”！——何以如此？那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了。留待下回分解吧。
前言/序言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 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用户评价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它对“失败”的重新定义和审视。它没有将那段历史简单地归结为一系列的军事失利，而是深入挖掘了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乃至文化基因层面的问题。作者似乎在试图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使得一个积淀深厚的古老文明在面对外部现代化冲击时显得如此迟缓和被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去剖析不同派系士大夫们在改革与守旧之间的摇摆不定，对社会精英阶层内部的派系斗争、观念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摹。我注意到，作者在阐述这些复杂思想交锋时，所使用的逻辑推演清晰无比，即便涉及到晦涩的哲学思辨，也能用现代的语言将其解释得通俗易懂，但绝不流于肤浅。这种对“为何会如此”的深度挖掘，远超出了传统教科书的范畴。它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框架，用以理解一个文明在寻求自救过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与迷茫。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教会我们如何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的逻辑链条。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视角非常独特，它没有采用传统史书那样宏大叙事的笔法，而是将历史事件置于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的命运轨迹中去展现。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时代变迁中个体选择的描摹，那种在历史洪流面前的无力和挣扎，读来令人心头一紧。比如，书中对一个南方小镇青年如何被卷入民族危亡的漩涡的描写，从他最初对时局的漠不关心，到逐渐被身边人的爱国热情所感染，最终毅然决然投笔从戎的过程，刻画得细腻入微。作者在细节的打磨上极其用心，无论是当时人们日常的衣着、饮食，还是街头巷尾的俚语方言，都力求还原那个特定年代的氛围。这种扎根于生活肌理的描写，使得冰冷的历史事件瞬间变得有温度、有血肉。读到某些关键转折点时，我常常会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错觉，仿佛自己也站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十字路口，感受着历史的沉重呼吸。这本书真正做到了以小见大，通过个体的悲欢离合，勾勒出了整个时代波澜壮阔又充满悲怆的底色。它不是简单的历史事件罗列，而是一部关于人性、关于抉择的深度剖析。
评分这本书的文字风格如同沉郁的交响乐，时而激昂，时而低回，那种内在的情感张力贯穿始终，让人难以释卷。它并非单纯的客观记录，而是饱含着作者对逝去岁月的深沉喟叹与反思。尤其是在描述那些关键性的战役和转折点时，作者的笔力陡然增强，那种对国家命运的忧思，通过精炼且富有节奏感的句子喷薄而出。我特别喜欢作者在描述战争的残酷性时，所采用的象征性语言，它不直接展示血腥，却通过环境的描绘、人物眼神的变化，将战争的非人道性刻画得入木三分。比如，书中对一次惨烈撤退的场景描写，用了大量的“灰烬”、“风声”、“残阳”等意象，营造出一种极度萧瑟而又蕴含着不屈意志的氛围。这种文学性的表达，让原本严肃的历史题材拥有了诗意的厚度。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像是一次情感的共鸣，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与那个时代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让人在沉思中体会到历史的重量与厚度。
评分这本书的编排和结构设计非常巧妙，它采用了类似“多线程叙事”的手法，将宏观的国家战略决策、中观的军事部署调整，以及微观的民间疾苦和抵抗活动，巧妙地穿插在一起。这种交织的叙事结构，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能保持对全局的把握，同时又不失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我发现，作者在切换场景和时间线时，过渡极其自然流畅，仿佛一幅流动的历史长卷，没有丝毫的生硬感。例如，上一页还在描述高层会议室里的紧张气氛，下一页可能就转到了战壕里士兵们的粗粝对话，这种对比极具冲击力，也凸显了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巨大鸿沟。更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地图、示意图的运用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那些手绘的战线变迁图，配上简洁的文字说明，几乎是立即可懂的视觉辅助。这种图文并茂的处理方式，大大降低了理解复杂军事地理环境的门槛。总而言之，这是一本结构严谨、信息量巨大但阅读体验却非常流畅的佳作。
评分我得说，这本书的文献考据工作做得相当扎实，那种学术的严谨性渗透在每一个章节的字里行间，但奇怪的是，阅读体验却一点也不枯燥乏味，反而有一种抽丝剥茧的快感。作者似乎有一种魔力，能把那些陈旧的档案、褪色的信件，重新赋予生命力。我特别欣赏作者处理争议性历史人物或事件时的态度——他没有急于下定论，而是呈现了多方视角和证据链，让读者自己去权衡和思考。比如，对于某个特定时期的外交策略失误，书中引用了多份相互矛盾的电报和会议纪要，然后通过侧面的日记片段来侧面印证哪种解释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这种多维度的叙事，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层次感。我甚至能感觉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那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状态，生怕遗漏了任何一个可能导向真相的线索。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这本书绝对是一次智力上的盛宴，它挑战了我们许多既有的、可能被简化了的认知，引导我们去探索历史的复杂性与幽微之处。读完后，我感觉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又深入了一个新的维度。
评分【内容简介】
评分感觉这本书很好看，然后就买了，嗯，不知道，内容怎么样，还没有看。
评分3. 唐德刚“历史三峡论”集大成之作，中国近代史必读之书！
评分2. 《晚清七十年》当年引得无数赞誉！尘封十年，重装再现，无数史学爱好者的福音！
评分早就想买了的一本书！收到发现挺好的！包装也好！可以满满啃书了，开心！
评分让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民国的一些事，一些人。
评分历史，可以从平头百姓说起，对日战争，不容易！如果太平天国不乱就不会有！
评分他把手插进大米里，抓了一把出来，迎着阳光细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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