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墩屯:一个中国村庄的历史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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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军 著
图书标签:
  • 中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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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ISBN:9787506387668
版次:1
商品编码:11966278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6-01
用纸:特种纸
页数:486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这是乡土中国的一个典型案例。
  乡愁在哪里?如何寄托乡愁?《黑墩屯》即是答案。
  不同于通常的官修史志,也不同于一般的乡村田野调查,本书秉持的“个人修史”立场,在精神实质上与司马迁自有一脉相通,而又充分调动了社会学、统计学等现代手段,而又有深厚的人文关怀维度贯穿其中,再加上作者卓越的文本结构能力和文字表达功力,凡此种种,成就了如此一部当代坚实厚重的著作。
  ——文学评论家唐晓渡

内容简介

  黑墩屯是鲁南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黑墩屯》一书通过对该村数百年来政治、文化、经济、教育、家族、婚姻、饮食、居住、宗教、语言等各方面演变的记述,全面呈现了这个村庄的历史与现实,具有丰富的社会学和民俗学价值。和官修史志不同,这是一部用个人修史方式所采写的村史,内容翔实,角度新颖,语言质朴,堪称是中国北方村庄一个典型案例的精彩解读。

作者简介

  王兆军,山东临沂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获奖中篇小说《拂晓前的葬礼》和报告文学《原野在呼唤》等步入中国当代文坛,迄今已发表小说、散文、纪实文学、文化评论等四百余万字,其中《白蜡烛》《落凤坡人物》《井神街四季的卡片》等被译成英文、日文、德文、韩文。长篇小说《把兄弟》获《亚洲周刊》2013年度“十大华文优秀小说奖”。近十年主要从事乡村文化研究和写作,著有《黑墩屯——一个中国村庄的历史素描》《朱陈村史》《问故乡》《中国写实主义油画与王沂东的风格》《书圣之道——王羲之传》等。2014年创办东夷书院和黑墩屯私塾,从事基层文化教育。

精彩书评

  不同于通常的官修史志,也不同于一般的乡村田野调查,本书秉持的“个人修史”立场,在精神实质上与司马迁自有一脉相通,而又充分调动了社会学、统计学等现代手段,而又有深厚的人文关怀维度贯穿其中,再加上作者卓越的文本结构能力和文字表达功力,凡此种种,成就了如此一部当代坚实厚重的著作。
  ——文学评论家唐晓渡

目录

第一章 人文背景
第二章 以农为主
第三章 工商业
第四章 家族史
第五章 政治与管理
第六章 教育
第七章 人物
第八章 文化活动
第九章 饮食
第十章 服饰
第十一章 婚姻与家庭
第十二章 居住
第十三章 丧事与祭祀
第十四章 节日与禁忌
第十五章 卫生与医疗
第十六章 交流与交通
第十七章 社会治安
第十八章 宗教与思维
第十九章 方言

精彩书摘

  第一章
  人文背景
  历史名城琅琊
  鲁南古城临沂,位于泰山之阳,因濒临沂河而得名,二千四百九十八年前建城。
  临沂,古称琅琊,古书上亦写为“琅邪”,史上为兵家必争之要邑。远在原始社会时期,这里就是华夏族和富族的先民居住地,河东区的大范庄是大汶口文化遗址,凤凰岭遗址是商周文化遗址。在郯城的黑龙潭有细石器文化遗址,散见于沂河与沭河两岸的这些文化遗址昭示了古代文明的辉煌。
  临沂曾为邑、国、郡、州、府、道治所。周朝分置鲁、莒、郯、禹等诸侯国。战国时期,临沂分别属于齐国和楚国。秦时,这里分别设立琅琊郡和郯郡。西汉时期,分属琅琊郡、东海郡、城阳国和泰山郡。东汉时期,临沂的郡治设在兰山。两晋时期,临沂为琅琊国和东海国。唐宋两代,设沂州。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置沂州府。1925年,置琅琊道。1994年,设临沂市,辖三区九县。
  临沂是中国古典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民风清新淳厚,文化风格上追求简约、典雅和古朴。历史上,临沂出过很多名人,如著名的思想家曾子、荀子,孝子王祥,政治家王览,军事家诸葛亮,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数学家刘洪,民族英雄左宝贵等。在沂南县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画像砖显示了两千年前当地人的生活方式。1974年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也是该地区古老文化史的见证之一。
  迄今为止,临沂城里依然还有若干古老建筑作为悠久文化的标志而存在。西关的文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现在为临沂市博物馆。五贤祠是纪念王祥、王览、颜真卿、颜杲卿、诸葛亮的名胜。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渐渐濡染临沂并日渐深刻地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从19世纪开始,陆续有西方传教士来鲁南传教。1913年临沂城里建成的圣约翰大教堂(即天主堂)即是由德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教民捐款,由荷兰人诺广训主持修建的。整个建筑为罗马式,建筑面积八百五十四平方米,堂外正面墙壁上有嵌牌五块,为清朝进士王思衍先生所书。
  在抗日战争中,临沂是著名的根据地之一。从沂蒙山区到东海之滨,曾经聚集了一批胆识卓越的人物。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许许多多的优秀儿女献出了他们的鲜血与生命。后来,这里又是国内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炮火连天,烽烟四起,各种各样的故事流传至今,位于沂河之滨的烈士陵园中有那些将士的姓名,还有很多为国捐躯却没有记载在册的名字。
  沂河东,有汤头温泉,号称鲁南第一疗养胜地。据《沂州府志》记载:“温水乡,州东北六十里,汉昭帝封刘志安为温水侯,即此。”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有“汤泉入沂”的说法。《临沂县志》记载:“温泉,城东北,汤山西,水从石罅中出,砌石为池,热如沸汤,一名汤泉。拘挛疥癣之疾,涤之可愈。”“远方多赢粮而至者,以清明节为尤多,当地居民更有下汤之习惯。”
  汤河自汤山流出,经过太平、八湖、洪瑞(现为郑旺镇),在大南庄入沭河,终入沂河。汤河的径流在汤河乡最长,从北面的程子河到南段的禹屋村,长达十几公里。黑墩屯村在汤河以西四公里,原属汤河乡,后因行政区划变动,改入凤凰岭乡。凤凰岭是人类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遗址,起端于细石器时代,至于商周。
  临沂地处黄河淮河之间,南北水系交汇地带,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全市除中部山区外,年平均气温在13℃左右,年降水量在804—950毫米之间。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温和凉爽,冬季干燥少雪,四季分明,利于农作物生长,是中国北方重要的产粮区。
  文字描述的黑墩屯地图
  临沂,古沂州府,位于山东中部山区南端,虎踞黄淮之间,是鲁南重镇。现在的河东区为原临沂县的一部分,20世纪90年代设立临沂市,原临沂县划为三个区:河东区、兰山区、罗庄区。
  黑墩屯在临沂城以东十五公里处,原属临沂县的汤河乡,现归临沂市河东区凤凰岭镇管辖。黑墩屯距县城不算远,但从前交通并不方便,土路坎坷,遇到雨雪,行走很是困难。20世纪80年代,政府开始重视交通,逐渐建成了城乡交通路网。现有一条公路——凤凰大街,从市区直通该村。这条大街从村西经过,在拐弯处有个210路公交站,大街从那里奔了周庄,然后拐弯向东,经小南庄,到旦彰街。若从旦彰街向东,经曲坊村西的沭河大桥,可至莒南县和日照市。凤凰大街在2015年被重新规划,不再从村西拐弯,而是直接向东,贯穿整个黑墩屯村,直达新修的临沂市东外环。
  一百年前,黑墩屯的自然风貌与今天大为不同。在村西,原本有一道很高的丘陵,后来因为各家各户盖房子挖土,这些丘陵逐渐消失了,有些地方甚至被挖成很深的池塘。当时的乡绅、练长提议各家不得继续使用丘陵公土并因此引发过一场争论,后经过县政府的调停,形成禁令,并在那里立了一块“禁止使土碑”。该碑是红石的,后来用于修路,据说被埋在周庄前的路基里去了。
  黑墩屯的中心,是一个寺庙。以寺庙为中心,可以将全村分成五个部分。
  从庙向南是一条大路,路的东边,是东南片;路的西边,是西南片。庙后向北,是一条分岔的胡同。从这里向西,算是西北片,向东,是为东北片。东大汪以东,是单独的一部分,称为东片。历史上的五个圩子,也是这样划分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也曾分过这样五个单位,分别叫东单位、东南单位、西南单位、西北单位和东北单位。
  50年代初期的黑墩屯,东南片的居民情况大体上这样的:从庙前起,大路东边是朱步阶家、修自成、修自洪和修自璞兄弟。那里有一条小胡同,东西向,里边是李仲修家、马际运和马昌运家。再向东有老赵家兄弟几个的宅子。老赵家以东就是围墙和东大汪了。
  从庙前的路向南走,是李学恩、李学璞家兄弟,还有修廷珏家。这地方也称哨门里。那里有一条胡同,胡同里边是薛连贵家和朱世德(朱崇文和朱崇利的爷爷)家。老朱家东边就是东大汪。沿东大汪的边沿,原本有很高的围墙。这些围墙都是秃头的,墙头没有盖上砖瓦或草泥,风雨连年侵蚀,到50年代初期,围墙大多已经坍塌,只剩下很矮的墙砟子。
  向南,路东,有许秀文家。许秀文是个精巧而智慧的人,识字,会木匠活,村里盖房都得找他。在木匠方面,跟他齐名的是后街的王克顺大爷。许秀文先生后来成为当地耶稣教的联系人,他的家就是教徒们做礼拜的地方。从50年代起,那里就有耶稣教的礼拜会。冬天的晚上,从那里飘出教徒们温和而安详的歌声。许秀文有个女儿叫许桂英,嫁给后街的老胡家,当过多年的村妇女主任。
  再向南,是修廷贤家。修廷贤的父亲是修怀德。修怀德排行三,会唱戏,人称他“三唱戏的”。修怀德的邻居是修自和家。修自和家的宅子把了个街角。那里有一口水井,还有个大门,社会动荡时期,那门是打更放哨的地方,称为哨门。从那里拐弯向东,是一条稍微宽一些的路,通着东南门。那条路的北边是修连德家和修廷亮家。大概还有老朱家的一处院子,说不清是谁家的了。
  哨门附近的井,是东南一片的饮用水源。井的南边是南大汪。南大汪是黑墩屯最长的汪塘,南大汪边沿是老围墙。因失修而坍塌的围墙,将大汪边沿的小路弄成一个斜面,下雨时经过得特别小心。
  从南大汪一直向南,就是村南端的南大路,南大路那边是三节地。从南大汪的水溜子朝东南门走,那条路的南边,也就是南大汪的东边,是修廷奎家和王安顺家,再向东是葛连德家。葛连德家的南边,还有老朱家和老李家的房子。老李的房子当年很不错,是李学师和李学仁兄弟几个的。李学仁家中有一棵黑枣树,每年都结果很多,不经加工,味道酸涩,不好吃。
  东南门外还有几家。靠东南门的地方,是朱步盈家。他家外边还有几户人家,主要是李家、朱家和修盛德家。当时,那就是村子的东南端了。从朱步盈家向东,又有修自宽家的新屋,黑墩屯小学的五年级班曾设在那里。开过几年课,当时的老师是诸葛希培,大坊坞人,老修家的女婿。修自宽家旁边,还有修殿宝家、修自新家、修廷富家,还有辈分比较高的修继春、修继文家。从修自新家向南还有老朱家的宅子,然后是一片空场。空场的东头是大汪,西头是李学法的父亲李宗禹的小屋。李宗禹的故事后面还会讲到。老人家少年倜傥,不久便挥霍了家产,到国民党的队伍里当兵去了。回乡后,稼穑不行,买卖不成,所幸在部队里学会了剃头,一年四季常有人在那里理发。如果是夏天,理发之后就跳进大汪里洗澡,方便得很。
  ……

前言/序言

  再版序言
  距《黑墩屯》的首版,已经过去十八个春秋——几乎一代人的光阴,乡村已经大变。如果说,十八年前,作者已从一个村庄预感到许多事物面临危机而急于记录那些行将消逝的残梦,如今,这个残梦已经随着飞扬的尘埃、嘈杂的声音而结束,而新的乡村依然面目不清。以农为主的传统生活方式基本破碎,那些仅凭种庄稼为生的老一代已沦为穷人,新一代人大多不种地,而是“什么挣钱做什么”,这一信条现也成为乡村的咒语。这一点,本人在去年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问故乡》中做了具体的记述。
  黑墩屯,随着当代市场潮流的冲击,已经走出了很远一段路。许多曾经被采访被记述的人去世了,他们的故事成了历史,同时也有许多新人物应运而生。在《黑墩屯》首版之后,很多人对村史产生了兴趣,晚清、民国的人和事也被一一挖掘出来,有些故事脍炙人口。更为可喜的是,自明清延续下来的黑墩屯私塾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中断之后重新出现,文脉在复兴,为留住乡愁增加了一抹光彩。鉴于以上这些变化,为了《黑墩屯》一书的完整性和丰富性,作者对原书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感谢作家出版社的青睐——愿意重新出版《黑墩屯》一书。乡亲们为此书的再版提出了很多新资料,如胡崇礼先生讲述了八十年前瘸造惨案的始末,王现峰先生提供了一百年前的分家单,等等。和原版一样,再版的《黑墩屯》也是同仁和乡亲们一起努力的结果。作为作者,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把一个普通村庄的历史尽可能真实尽可能全面地记录下来,一是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历史的借鉴,同时也为关心乡村建设的史学界、社会学界、政治经济界提供一份样本资料。新落成的东夷书院就坐落在黑墩屯村,该书院的志趣是乡村文化重建,也有能力接待来访的学者,希望有志于此的国内外同仁能深入到尘俗飞扬的阡陌,共同探讨中国乡村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王兆军瑾识
  2015年5月3日于北京
  原版序言
  如果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村庄则是社会的基本器官。一个村庄的历史,是国家和民族史缩影。细致而全面地研究中国的普通村庄,从原生状态审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并且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对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是有裨益的。
  和远古史比较,近代史特别是近百年的乡村历史,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更有现实的连带意义。中国的乡村是个庞大、丰富、有待认识的文化宝库。本书作者对乡村的关注,表明当代中国的文化视野依然非常宽阔;读者对乡村关注,也将有助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一个村庄的历史中,读者可以领略历史风云,可以从民间文化中看到社会行进的基本轨迹,可以从风俗的变异中看到传统的演进。
  历代都有撰修地方志的,大多以县志和府志为单位,村史很少。“文革”及后来一段时间也有编写的村史,但那时的村史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出于运动的需要和自上而下的规定,因而缺乏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宣传色彩过重,文字水平参差不齐,过几年就不能读了。
  本书有个重要特点,就是个人修史。个人修史,可以不因主流意志而瞻前顾后,可以和一般意识形态保持适当的距离,因而拥有独特的视角。因作者出身于该村,熟悉那里的各种事件和人物的历史背景,因而在文字上具有某种质感。该书所用的素材,相当一部分来自村民的口述记录,具有很强的原生性。这种在素材使用中注重实证的做法,正是某些地方志所欠缺的。本书作者站在一定的文化距离上,对黑墩屯村做了大体的回顾,素描式地再现了20世纪以来的历史画面,结构完整,内容也还翔实,是值得一读的书。
  作者是一位作家,其文学禀赋给本书文字增加了诗意,即使对史学不怎么感兴趣的人,也能在阅读中得到文学的享受。同时我们也愿意指出,个人修史也具有某种局限性。如:个人的视角可能影响到史志本身的全面性,个人有限的力量可能很难让资料具有充分的丰富性,而某些地方的第一人称的写法可能对史志的纯客观性有影响,等等。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在研究方法上可能不如专业人士更内行。优美的文字虽然能带给读者阅读的快感,但也可能伤害史志编修所需要所提倡的所谓“铁面孔”。
  我们所看重的是:作者对原生资料的兴趣,对中国社会基本单位的关注,个人独特的观察方法,还有他对民间生活的真切描述。在世界迅速走向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原生性文化素材的收集及研究,口述文字与活历史资料的原本记录,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发明,显得尤其珍贵。当代人太热心时尚,太留恋城市,太追求潮流,而对原生、原本和原创性的事物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作者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
  萧开富朱崇利
  2006年1月26日



好的,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村庄历史变迁的著作简介,内容与《黑墩屯:一个中国村庄的历史素描》无关,力求详实、生动,展现出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深入的史学洞察力。 --- 《桑梓旧痕:清代华北平原的乡村社会与生态变迁》 导言:时间河流中的村落剪影 本书深入考察了清代(1644-1912)华北平原腹地,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上典型村落群体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及其在王朝更迭与生态压力下的韧性与转型。不同于宏大的政治史叙事,《桑梓旧痕》将视角聚焦于数个具有代表性的聚落,通过对地方志、宗族档案、契约文书以及考古遗存的细致梳理,重构了一个看似静止实则波涛暗涌的乡村世界。我们试图描绘的,是一幅幅由土地、血缘、水利和地方精英共同编织而成的复杂图景,揭示了在“大一统”帝国结构下,基层社会如何运作、自我调适,并最终应对晚清时期愈演愈烈的内忧外患。 第一部分:土地、家族与水土秩序 第一章:土地的制度化与碎片化 清代的华北乡村,其社会关系的核心是土地。本章详尽分析了清初承袭下来的田制,特别是“均田”名义下的实际不均。重点探讨了在乾隆、嘉庆年间,随着人口压力和土地兼并的加剧,自耕农的地位如何被边缘化。我们引入了“地权三层结构”的概念——包括官府的税收权、地主(士绅)的经营权以及佃农的使用权,并展示了这三者在不同地貌条件下(如旱地与河滩地)的微妙平衡。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地契和借贷文书,我们重建了当地社区内部的财富流动路径,揭示了地方上的“土地寡头”是如何通过复杂的联姻和法律手段巩固其对农业剩余的控制。 第二章:宗族的构建与权力边界 在华北平原,宗族是维系乡村秩序的第二根支柱。本章侧重于清代宗族在法律与道德双重约束下的运作机制。我们考察了族产的设立与管理、族学的兴衰以及族约在规范农民行为中的实际效力。研究表明,清代中后期,随着国家权力在基层的相对衰弱,宗族权力在某些地区甚至超越了地方官府的司法权限。通过对特定村落族谱的深入比对,我们辨析了“父系血缘”叙事如何被用以合法化精英阶层的统治地位,以及族内救助(如义庄)如何成为抵抗外部冲击的社会安全网。然而,这种内部秩序并非铁板一块,宗族内部的“房系分化”与财产继承纠纷,也构成了乡村内部冲突的主要来源。 第三章:水患、灌溉与地域共同体 华北的生存命脉系于河流与地下水。本章将生态地理学与社会史相结合,探讨了清代水利设施(如堤坝、水渠)的修建、维护与管理。在黄河泛滥与海河流域干旱交替出现的背景下,水利工程的成败直接决定了村落的存亡。我们发现,成功的灌溉系统往往依赖于跨村落的合作与协商,这催生了基于“水权”的临时性或半永久性地域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在地方士绅的主导下形成,其运行的规则往往比朝廷的律法更直接、更具约束力。对一起18世纪末的“水权争端”案件的案例研究,清晰地揭示了水利工程在促进生产力的同时,如何成为加剧邻里矛盾的潜在导火索。 第二部分:经济转型与社会流动 第四章:副业经济:从自给自足到市场初探 清代华北乡村的经济生活并非仅仅局限于粮食生产。本章考察了村落中非农业生产活动,包括手工业(如纺织、制盐或制陶)以及对季节性劳动力市场的参与。我们追踪了村落劳动力在特定季节向周边城镇或更远地区的流动模式,探讨了这些“候鸟式”的流动如何为乡村带来外部现金流,并如何重塑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例如,棉布的推广对传统家庭纺织业的冲击,以及家庭手工业者如何通过依附于城市商人网络以求生存。 第五章:民间信仰、医疗与时间观念的重塑 乡村社会的精神世界同样复杂。本章分析了儒释道三教融合下的民间信仰实践,以及地方神祇(如城隍、土地爷)在调解社会冲突、维护地方秩序中的隐性作用。我们认为,对灾异和瘟疫的集体性应对,构成了社区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考察地方的巫医、郎中以及义诊所的记录,本章描绘了在官方医疗体系缺位的情况下,乡村如何通过本土化的医疗知识体系来管理疾病与死亡。这种对超自然力量的依赖,与对日益增长的市场压力的应对交织在一起,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结合了宿命论与功利主义的乡村时间观念。 第六章:精英的变迁与乡村的代际关系 清代乡村的“士绅”阶层,是连接帝国与草根的桥梁。本章区分了具有“实职”的官员与具有“虚衔”的生员、廪生,并分析了他们在乡村中的不同权力维度。重点研究了“候补”与“闲散”士绅如何通过捐助公共事业、参与水利修建或充当法律仲裁者来维持其社会资本。此外,本章还探讨了代际关系在精英家庭中的体现,即财富与知识的传承机制,以及在科举制度逐渐僵化后,地方精英如何将资源转向商业或土地经营,以确保家族的“不坠青云”。 结论:面对近代化的冲击 本书最后总结了清末,特别是庚子事变前后,西方思潮和新的国家政策对华北乡村传统秩序的冲击。传统上以血缘、地缘和信仰为基础的平衡结构开始瓦解,新的社会力量(如新兴的商会、秘密会社以及后来的革命党人)开始在乡村中渗透。这些变化并非简单的“被动接受”,而是乡村社会在内部矛盾激化、生态压力增大背景下,主动或被动地适应历史洪流的复杂过程。 《桑梓旧痕》为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微观的历史基础,它告诉我们,近代中国的剧变,其根源早已深深植根于清代数百年间积累的土地矛盾、水利困境和宗族政治的内在张力之中。这是一部献给所有对中国底层社会命运抱有深切关怀者的历史考察。

用户评价

评分

我必须赞扬作者在语言运用上的那种返璞归真的艺术性。通篇读下来,很少有晦涩难懂的学术术语,文字是清澈的河流,带着一种朴素的、恰到好处的韵味,让人读起来毫不费力,却又在不经意间被其深度所吸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地方性语言和习俗的描摹,既保持了学术的严谨性,又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仿佛能听到村民们在午后摇着蒲扇聊天的声音。这种细腻的文化描摹,绝非书本知识可以替代,显然是长期浸润当地才能提炼出的精华。它成功地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连接了遥远的过去与当下的读者,让我们得以一窥中国乡村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真实面貌。这种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和展现,使得这本书超越了一般的历史记录,更像是一部充满温度的人文地理志,值得细细品味,去感受文字背后那份沉甸甸的时代重量。

评分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震撼在于其对“时间”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它不是按照传统历史书那样线性推进,而是像一块被精心切割的多面体,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切片来审视这个村庄的演变。有的章节像老照片一样凝固了某个瞬间的集体记忆,充满了怀旧的温暖感;而另一些章节则如同加速播放的纪录片,展示了外部世界如何不可逆转地改变着传统的生存模式和价值体系。这种非线性的结构安排,反而更贴合人们记忆的本质——碎片化、跳跃性,但又相互关联。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开始意识到,作者真正的目的可能不是要提供一个完整的、标准化的历史答案,而是要呈现“历史的肌理”本身:那些看似矛盾、看似冲突的元素,是如何共存于同一个时空中的。这种结构上的创新,极大地丰富了阅读体验,也促使我不得不放慢速度,去细细梳理那些交织在一起的社会网络和时间脉络。

评分

这本书的整体氛围是沉郁而克制的,像是一幅被岁月斑驳的古老壁画,线条或许不再鲜明,但其下蕴含的信息量却惊人地丰富。阅读过程中,我体验到了一种混合着敬畏与悲悯的情感。敬畏于那一代人面对艰苦环境时展现出的惊人生命力与生存智慧,悲悯于他们最终在时代巨大的惯性面前,不得不接受的失落与漂泊。作者的笔调,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审判,更多的是一种深切的共情和冷静的记录。这种带着温度的客观性,是构建可信历史叙事的核心要素。它成功地将“历史”这个抽象概念,具象化为一个具体的、有气味、有温度的“地方”,让读者得以穿越时空的限制,与那些逝去的生命进行一次严肃的、充满尊重的对话。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在细节中见证大时代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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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微观案例,用以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张力。它没有宏观叙事中常见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聚焦于普通人——农民、手工业者、乡绅——在面对制度变迁时的真实反应。他们的挣扎、妥协、坚持,构成了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中最真实、也最脆弱的一环。我尤其欣赏作者对权力结构的描绘,那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压力是如何在村庄内部形成复杂的制衡或倾轧的。这种基于田野的、去中心化的叙事,有效地避免了将乡村视为一个同质化的客体的误区。相反,它揭示了乡村内部的阶层差异、宗族壁垒和性别角色是如何在历史的冲刷下,以一种悄无声息却又无比坚决的方式进行自我调整和重塑的。这是一本让人在合上书本后,仍会持续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力作。

评分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相当老道,引人入胜。作者似乎拥有一种将宏大历史与日常琐碎无缝衔接的魔力,让你在阅读过程中感觉自己并非旁观者,而是真切地走进了那个时空背景下的生活肌理之中。开篇的几章,笔触细腻入微,对村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勾勒,虽然看似平铺直叙,实则暗藏着深厚的田野调查功底。那种泥土的芬芳、邻里间的微妙关系、世代传承的规矩,都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侧面展现出来,让人不禁开始思考,在现代社会高速运转的背景下,我们究竟遗失了多少这种基于土地和血缘的连接感。读到中期时,情节的张力开始显现,一些历史的转折点对这个小村庄产生的冲击,被作者处理得克制而有力,没有过分的煽情,却足以让人体会到个体在时代洪流面前的无力和坚韧。这种不动声色的叙事力量,比那些高声呐喊的史诗更具穿透力,直达人心深处,引发我们对“家园”和“变迁”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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