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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是谁造就了本世纪初欧美金融市场的空前繁荣？

　　又是谁一手“策划”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自视能够主宰一切的银行巨头，为何没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2. 《宇宙的主人，市场的奴隶》内容以美国为背景，介绍地理因素和法律对美国各州以及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结合了历史与实证分析，对分析和理解其他国家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目前正是探究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阶段，以史为鉴，有重要意义。

内容简介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十年间，英美银行家造就了金融市场的空前繁荣，但也创造了银行业脆弱的资产负债结构，正是这一脆弱结构蕴含的系统性风险最终引爆了危机，全球经济至今未走出危机的阴影。那些曾自视为“宇宙的主人”的银行家，早已在无意间设定了自身的命运。危机前，缺乏合理监管的金融自由化给“宇宙的主人”赋予无穷的力量，他们看似能掌控一切。而事实上，他们深陷于既不能完全理解、也无法完全掌控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中无法自拔，他们创造了市场，最终又沦为市场的奴隶。

作者简介

　　史蒂芬·贝尔（Stephen Bell），昆士兰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及中央银行的变化形式和制度动力。

　　安德鲁·欣德摩尔（Andrew Hindmoor），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政治、政治经济学、公共政策与理性选择理论等。曾出版著作《理性选择》。

精彩书评

　　这是一部卓尔不凡的著作，将极为出色的素材和真实生动的细节相融合，轻松传递出清晰而发人深思的工具性概念。

　　——托尼·佩恩（Tony Payne），谢菲尔德大学

　　这是一部受人欢迎的成果。在理论层面，我特别喜欢其建立的结构、制度和主观能动性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在两个维度的比较分析同样值得赞赏：一是英美两国国内不同银行之间的比较，二是在国别层面将英国美国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行比较，这也是本书的比较优势所在。本书再度唤醒了政治学对于商业如何对政治施加影响这一问题的关注。

　　——佩珀·卡尔佩珀（Pepper D. Culpepoer），欧洲大学学院，佛罗伦萨

　　一部出色的书作，我确信，它不仅在当前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未来也将成为关于此次金融危机及其后续余波的标准叙述。

　　——迈克尔·莫兰（Michael Moran），曼彻斯特大学

目录

导语 // Ⅸ

第一章

宇宙的主人

银行家的思维方式 // 4

扩展历史制度主义的边界 // 8

解放“宇宙的主人” // 12

本章小结 // 20

第二章

市场和结构的“奴隶”

银行业革命 // 26

资产证券化 // 30

“发起并分销”模式？ // 35

衍生产品和自营交易 // 38

杠杆和融资 // 40

结构的奴隶：系统性风险 // 44

系统性风险和生态系统的力量 // 55

本章小结 // 58

第三章

英美银行的表现

美国 // 64

反潮流：美国银行体系的幸存者与发达者 // 82

英国 // 89

本章小结 // 111

第四章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银行的表现

澳大利亚 // 116

加拿大 // 129

本章小结 // 141

第五章

美国银行业

激动人心但安全不足 // 147

市场压力 // 149

真正的信仰者 // 154

内部治理 // 164

外部治理 // 178

本章小结 // 185

第六章

英国：银行业和银行破产

市场压力 // 190

真正的信徒 // 196

内部治理 // 203

外部治理 // 212

本章小结 // 221

第七章

幸存者

摩根大通银行 // 229

富国银行 // 234

高盛 // 237

汇丰银行 // 241

劳埃德银行（Lloyds TSB） // 246

本章小结 // 248

第八章

正确的抉择

市场环境：受限的竞争和强劲的利润 // 255

银行家的能动性 // 262

监管 // 270

本章小结 // 279

第九章

银行改革

改革 // 286

赢了战役 // 292

输了战争：政府仍倾向大金融业 // 294

输了战争：市场竞争与金融交易 // 297

输了战争：监管的复杂性与监管规避 // 300

寻找新路径 // 316

本章小结 // 319

结论 // 323

精彩书摘

　　第一章宇宙的主人

　　为什么英美核心市场上有如此多的银行家重塑银行战略，利用高杠杆开展那些事后被证明为高风险的证券交易业务？为什么在高风险证券市场发生的损失引发了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银行家并未开展此类业务，而是普遍遵循传统的银行业务模式？此外，为什么即使在英美两国也有部分银行家拒绝了羊群效应的诱惑，转而追求更稳健的发展战略？本章和第二章将对这些银行行为和银行业结果进行概括性的解释。

　　要解释银行家行为，我们需要理解银行家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首先关注其观念与基本认知过程。为此，我们将使用多种分析方法，包括行为金融学理论以及拓展版的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后者是源于政治科学的一种理论（Steinmo and Thelen，1992；Hall and Taylor，1996；Lowndes，2010；Bell，2011）。根据政治科学以及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各类制度主义理论，人创造制度，但随后也被制度所塑造。制度是规则、准则与角色期待，制度塑造行为人的行为和偏好，制约或助推与制度相关的行为。这一方法将有助于我们解释银行内的银行家行为。

　　然而，这一方法有其局限性。局限性之一在于这一方法往往会夸大制度约束，忽视银行首席执行官等制度行为人在塑造制度过程中的权威性与独断性。另一局限性在于制度主义研究路径对行为人、制度和更宏大的结构之间的互动未给予足够重视（Bell and Feng，2013）。诚然，制度在本质上关乎规则和规范，但结构性因素则更为宏大，如人口增长、市场或经济结构。在本书的论述中，结构性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塌、金融市场获利机会的特征、金融市场内嵌的系统性风险等方面。正是系统性风险将杠杆化证券市场中的特定损失放大为全面的金融危机。因此，有必要分析制度如何塑造更宏大的资本主义结构转型（如金融化进程），又是如何被后者所塑造的（Streeck，2009）。

　　本章将首先关注银行家的能动性，关注其思维和行为模式，这一部分将援引行为金融学的理论。然而，要真正解释行为和结果，需将行为人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下。通过对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的重新审视，我们认为，需要将其对制度的关注扩展到更宏大的结构以及政治权力问题上。本章后半部分重点关注银行家和金融家在与政府关系中所拥有的权力，同时，这一部分将阐述在英美两国，金融和政府领袖间的联盟如何导致了金融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自由化进程。这一制度变革的进程解放了银行家和金融家，推动了以金融化形式发生的结构变革。在第二章，我们发现银行家和金融家受到了市场制度和结构动态度化（structural dynamics）的重大影响，几乎受其“奴役”，而正是市场的制度和结构动态度化促成了银行业的革命，并最终导致了银行家和金融家的败局。

　　银行家的思维方式

　　以后见之明回望过去，很显然却也很痛苦的一点是，危机前纽约和伦敦金融中心如此多银行所使用的交易和杠杆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在2005—2006年间，发行了约64000只评级为AAA的证券，而当时美国只有十多家上市公司具有相同的信用度，这合理吗（Dash，2011）？怎么会允许英国各银行的现金储备降至负债的1%以下（King，2009a）？又怎么会允许信用评级公司相互竞争，为其所评级证券的打包提供咨询服务？加利福尼亚州年收入14000美元的草莓采摘工人如何能获得72万美元的购房贷款，甚至无须存入按揭存款（M�盠ewis，2010，第97页）？

　　住房按揭存款（mortgage deposit）是银行在受理房贷申请前要求借款人存入该行的一定金额的存款，金额通常为房价的固定比例，如5%—10%的某个特定比例。——译者注为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理解核心行为人以及当局相关人士是如何考虑、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

　　制度和结构要发挥作用，必须以人们的活动为中介（Archer，2000）。这意味着，人们的观念和基本行为倾向影响着其与制度以及更宏大的结构力量互动的方式。沿袭基于能动性的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路径，便于将关于具有解释力的能动性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 notions）概念纳入其中，并对以下事实给予充分的认可，即观念、语言以及互为主体的话语过程为意义和理解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石，因此也成了政治和制度生活中有目的的行为的基础（Bell，2011）。后续各章表明，银行家对住房市场以及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安全性的不同观点，有助于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不同国家以及英美国内不同银行在战略上的显著差异。因此，为理解银行家在危机前的行为，我们需要理解他们如何理解金融世界，如何理解自身所承担的风险。

　　在金融体系中，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动机并非是简单因为扭曲的激励结构，如鼓励承担风险的薪酬计划，另一重要动机在于他们基本上是“真正的信仰者”。许多银行内部的假设是交易活动和杠杆基本是无风险的。今天看来谬之千里的观点之所以能盛行于当时，原因在于交易员、首席执行官、监管者、投资者以及政客们都不是“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H�盨imon，1957）。银行家和金融家行事的基础是不完备的信息，他们变得缺乏远见、过度乐观，或是随波逐流。市场中一种病毒式的极度亢奋开始控制许多银行家的思维。这导致他们轻视或忽视各种预警信号以及复杂或令人不快的信息（Hindmoor and McConnell，2013）。在市场最为繁荣时期，许多银行家愿意依据预感，或是模仿他行战略而疯狂下注。此类观念和动机非常重要，因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关键行为人对于市场如何运行、其他主体如何行动、政府如何应对等方面的假设都将深刻影响其认知和行为。危机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2009）曾指出，“在特别利好的经济环境中一旦生成泡沫，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倾向将形成一股自我强化的投机热潮，追寻能获得杠杆盈利的尚未开拓的新领域……投机热潮创造新的超额收益，直至纸牌屋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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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导语

　　2008年，银行业和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在纽约和伦敦，金融市场吞噬了众多英美与欧洲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这场危机“可以说是金融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危机”（Turner，2009b，第5页）。当时，几乎没有银行家真正理解他们自身所创造的新金融市场的规模、复杂度、脆弱性和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以及金融市场引发大规模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本书旨在清晰描述危机时刻的事态发展及背后缘由，并提出防范危机重现的措施建议。

　　本书认为，要探寻本轮危机的根源，可先回答一个突出但却很少被问及的问题——为何英美两大核心经济体的金融和银行体系遭遇危机，而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银行体系却安然无恙？上述国别比较提供了关键线索：银行业发生危机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银行业市场的本质。本书将通过翔实的比较分析，说明虽然银行体系呈现显著的全球化特征，但各国独特的市场环境仍然影响着单个银行的行为模式。我们发现，竞争程度较高、传统信贷业务回报较低的银行业市场，普遍追求更具风险的交易型业务，从而更易发生金融危机。在英美两国高度竞争的银行业市场中，银行家承受着巨大压力，为获取额外利润，必须重构银行资产负债表，大量进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的高杠杆交易。2007年，正是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的崩塌引发了银行业危机。英美两国的银行家承受着重压，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同行们受到的同类压力却相对较小。因此，各国银行业市场状况的差异，成为解释此次危机起源的关键要素。

　　就银行业和信贷危机的规模而言，本书认为金融市场所谓的系统性风险中内嵌的结构化力量是核心的影响因素。在英美两国，系统性风险体现在过高的杠杆率，或大型银行和批发融资市场之间的债务关系上。当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价格暴跌时，银行家和信贷市场开始猜测哪些银行将遭受怎样的损失。由此引发了市场恐慌，并导致信贷市场骤然紧缩。这就是为何此次危机规模如此之大的直接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于2007年，次年即2008年达到高潮。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此次危机并非源于实体经济的崩溃。整体而言，此次危机也并非老式的银行业危机，并不是由于银行在公共部门贷款业务中放松信贷标准，做出错误放贷决策而引发的危机。的确，有部分银行被公共部门信贷和房地产信贷的糟糕决策所累，如英国哈里法克斯银行（HBOS）和美国美联银行（Wachovia）就是两个典型案例。然而，对于大多数银行而言，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述，银行的贷款违约率都相对较低。例如，英国劳埃德银行（Lloyds）和巴克莱银行（Barclays）的贷款减值率（loan impairment rate）仅为2.5% 和2.7%。在美国，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记为减值的贷款仅占0.6%；花旗集团（Citigroup）和摩根大通银行（JP Morgan Chase）的减值贷款分别为0.25%和0.15%。

　　此次金融危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的损失。然而，上述损失若与金融体系整体规模相比，相对较小，尚不足以导致此次危机的规模和严重程度。事实上，银行资产负债表内所持资产的普遍贬值，以及银行所依赖的批发融资市场的枯竭，才是决定危机广度与深度的关键因素。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对最初的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损失的过度反应和恐慌造成的，是对危机蔓延下哪些银行会有哪些损失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其核心问题在于金融结构的脆弱本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系统性风险。

　　对此次危机的解读，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为揭露贪婪莽撞的银行家、金融家形象，另一类则是对危机各种可能成因的罗列：从低利率助推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泡沫到疲弱的金融监管，到美国次级房地产市场的崩塌，再到基于次级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各类复杂金融工具的随之坍塌。第一类分析大多出于新闻记者或银行从业者之手，详细描述银行内部发生了什么，但却未能将银行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中考察（W�盋ohan，2009，2011；Sorkin，2009）。第二类分析的作者通常为经济学家，但这种“清单”式分析一是难以确定核心的决定因素，二是未能阐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共同作用（Davies，2010；Stiglitz，2010；Blinder，2013）。

　　本书则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并得以在关于危机成因的冗长清单中辨析出危机起源和规模的核心驱动因素。的确，上文提及的危机成因是故事的一部分，但它们绝不是真正决定银行和银行家行为的根本要素。例如，监管在危机前主要关注单个银行的资本水平，缺乏系统性视角。同时，监管并未认真研究或质疑“交易商银行”（trader bank）的兴起、所谓影子银行体系的增长以及核心市场中交易和杠杆率的累积。在某种程度上，监管助长了这些趋势，因此是“放任式监管”。监管与市场互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银行家的行为方向，特别是在银行家对交易业务和庞大杠杆结构的追逐方面。事实上，在美国和英国，有权势的银行家的影响力之大，足以推动监管向其所要求的方向发展。本书将区分根本性驱动因素（如市场结构）和监管放任方面的因素。本书对此次危机的制度和结构分析主要集中于自由化和“金融化”的影响，尤其是激烈的市场竞争、有吸引力的新交易机会、核心市场中系统性复杂度和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在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研究中，我们将阐述这些因素的缺席或式微如何造就了大相径庭的结果。

　　因此，我们认为，制度性背景和更宏大的结构性背景强烈影响着行为和结果，此次经济和金融危机正是银行家与制度和结构背景互动所致的银行业危机。自20世纪70年代，全球金融核心国英国和美国的银行家和政府领导人主导了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进程。在当代资本主义和金融界，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革，极大地拓展了市场领地、市场力量和市场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自由化是对“二战”后金融强监管的反应：“二战”后国际金融领域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资本管制和固定汇率制度，以及各国国内的利率和信贷管制等因素都限制了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发展。这些强化的监管制度的出台，是源于对20世纪30年代金融和银行业大危机的回应，也是战后稳定金融体系的举措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金融自由化打碎了这些桎梏，造就了今天所谓的金融化，即以金融业庞大且不断增长的规模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结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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