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 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求需取得實質性進展。

2.2017年各項經濟政策將圍繞此展開,成為各級政府工作的核心。

3. 《三去一降一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選取國內作者，從各方麵對三去一降一補進行闡述，對讀者有清晰的指導作用。

4. 明晰發展趨勢，掌握改革節奏。

內容簡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在2016年初步展開的各領域改革基礎上，取得實質性進展。而在各項改革措施中，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闆五大任務成為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實踐主綫的zui主要抓手。

本書收集國內各領域zui為quanwei的學者，就其長期研究的領域進行解讀，深刻闡釋三去一降一補對於穩定增長、改善結構性問題的重要意義，幫助讀者領會黨和國傢領導人的戰略意圖，以明晰發展趨勢，掌握改革節奏。

作者簡介

厲以寜，中國經濟學界泰鬥，被公認為中國zui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傢。他的學生李剋強總理成為當今中國經濟的掌舵人。

吳敬璉，中國經濟學界的泰鬥，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信息化專傢谘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精彩書評

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要總結今年工作，落實已部署的各項任務，根據新情況新問題完善政策措施，推動五大任務有實質性進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7）

關於經濟的未來我們可以得齣兩個結論：一是它的變化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料；二是這種變化將是急劇變化而且可能是加速度的變化。——厲以寜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麵，當前的重點任務是“三去一降一補”（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闆）。用經濟學語言說，就是實現資源的有效再配置，通過市場競爭，使有限的資源從效益低的、供過於求的企業和部門流齣來，流到效益比較高的供不應求的部門去。——吳敬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需求和供給是經濟生活中互動的、互為存在條件的、相反相成的一對概念，而主要矛盾方麵是抓供給，就是抓住我們現在要發力的優化結構這個著眼點：在“供給側”的後麵標注“結構性”的錶達，也就意味著要正視我們以攻堅剋難的改革帶動整個供給體係質量效益提高，進一步解放生産力的復雜性。——賈康 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目錄

序 供給側改革的根本是改革 吳敬璉

第一章 新常態“十三五”

中國經濟的下一程 厲以寜

“十三五”時期經濟持續增長的若乾問題 劉世錦

從“十三五”規劃看中國經濟新階段與新布局 巴曙鬆

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賈康

新常態下政府如何推動轉型升級 林毅夫

第二章 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府如何“有所為” 吳敬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更好發揮市場作用 陳劍

增加和完善金融供給是整體供給側改革的關鍵環節 管濤

供給側改革將為資本市場提供機會 任澤平

供給側改革中的貨幣政策 王國剛

第三章 “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

什麼是結構性改革，它為何如此重要 吳敬璉

對“三去一降一補”與“雙創”的深入解析 賈康

去杠杆重點是增加好杠杆、減少壞杠杆 黃益平

未來 5 年經濟：究竟是去杠杆、穩杠杆還是加杠杆 李迅雷

去杠杆的現狀、應對、風險與投資機會 任澤平

第四章 新經濟?新動能

經濟新常態與創新創業新常態 錢穎一

培育發展新動力 劉世錦

金融戰略與國傢的興衰 陳誌武

“互聯網 +”與中國經濟的未來形態 薑奇平

創新與經濟發展的動力轉換 王一鳴

互聯網推動農村巨變 高尚全

精彩書摘

中國經濟的下一程

厲以寜 中國經濟學界泰鬥，被公認為中國zui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傢

實現中高速增長的兩個重要條件

關於中國經濟的下一程，第一個問題要從“新常態”談起。我們對新常態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新常態就是按經濟規律辦事，不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就違背瞭市場。比如前幾年中國經濟一直高速增長，持續的高速增長不符閤經濟發展規律，也不能夠持久。正因如此，我們轉入瞭中高速增長，這符閤當前的中國實際情況。

高速增長帶來五方麵的不利影響：一是資源過度消耗；二是生態惡化；三是部分産業産能過剩；四是經濟效率普遍低效；五是為瞭促進高速增長，我們錯過瞭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的zui佳時機。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包括美國、德國、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傢都是盡量地從技術創新找齣未來經濟發展的道路，而我們忙於高速增長，耽誤瞭時間，所以這是我們要牢記的重要問題。

另外，新常態的一個重要錶現就是我們的經濟轉入中高速增長。一般而言，7%甚至6%~7%是中高速增長。中高速增長同樣是不容易的，而且並非轉入中高速增長就真能夠實現中高速增長，因為它需要兩個重要條件：一是結構調整；二是創新。沒有結構調整，沒有創新，中高速增長也是不可能的。

經濟下行壓力的原因是多方麵的

第二個問題是，當前我們遇到瞭經濟下行的壓力。第一，要分析下行壓力是如何形成的，在經濟下行壓力下我們該怎麼辦。要先把問題弄清楚，然後再想辦法找齣對策。現在不是增長率本身的問題，而是增長速度放慢的問題。 另外，也應看到要長期保持高速增長代價過大，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前幾年的高速增長過程中大量的重復建設，包括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加上地方産能過剩等各種因素疊加所産生的後遺癥。産能過剩帶來兩個大問題：一個是造成消耗，另一個是浪費資源。前幾年我們超高速增長實際上是浪費資源的增長，沒效率的增長。

第二，從經濟學的角度講，經濟要穩步增長，要看基數是越來越大還是越來越小。今天我們的基數和10年前相比是越來越大的，每增加1%，難度將更大。這樣的狀況不可持續，所以有一個遞減的過程，前幾年的高速增長實際上也給我們今天的繼續增長帶來瞭睏難。

第三，國際市場的不穩定給我們的齣口、對外貿易造成瞭一些不利影響。我們遇到瞭兩個睏難：日本在高科技産品方麵是我們的對手；東南亞國傢在低端産品方麵是我們的對手，他們的勞動生産率雖然比我們低，但是他們的工資便宜。所以，我們處於這樣的環境中，應該認識到今天的睏難和國際經濟形勢是有關係的。 第四，要明白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後，想要扭轉局麵為何睏難重重。結構調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已經形成瞭這麼多過度投資，現在要扭轉過來，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進行結構調整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能不能忍受結構調整帶來的損失，堅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堅持不下去就會前功盡棄，所以要認識到結構調整的艱巨性。

第五，技術創新。技術創新不能性急，能真正占領市場的技術創新需要經過多年的積纍。比如深圳的華為也不是一下子就發展起來的，它現在是收成期瞭，但華為也意識到不能止步，還要繼續創新。

當前有一個話題是“互聯網+創新”。互聯網意義重大，但是我們還處於起步階段，還在探索，誰都不知道互聯網會把我們推到什麼地方，這是經濟學界也難以預料的問題。但這是一種趨勢，互聯網作用巨大，會呈現齣很多新技術，讓結構調整變得更為順利，不過能否拉動經濟的發展，還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檢驗。

正因如此，我們在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時要堅持兩點：一是結構調整，結構調整這一關非過不可；二是技術創新，要走群眾創新、創業的道路。思路上要堅定，不要再幻想，也不要老調重彈，經濟的大起大落對我們沒有好處。所以，我們還得講宏觀調控，著重放在定嚮調控上，因為定嚮調控就是結構性的調控，重視微調和預調，這樣我們纔能適應當前經濟運行的下行壓力。

前言/序言

供給側改革的根本是改革

吳敬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為何提齣“供給側”還是“需求側”的問題

對中國經濟麵臨的挑戰，決策層有兩個判斷：從內容方麵 說叫“三期疊加”；從現象方麵說叫“四降一升”。“三期疊加” 是指經濟發展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刺激政策的消化 期重疊在一起。“四降一升”是指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 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其中zui核心的問題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瞭下行通道。 特彆是 2008 年以後，這個問題就變成瞭一個不管是黨政領導還是普通百姓，學界、政界、企業界都十分關心的問題。

從理論上講，經濟發展趨勢可以從兩個側麵去分析。第一個是從需求側分析，GDP（國內生産總值）總量應該與總需求相等。總需求是由三個因素構成的，就是消費需求、投資需求、 淨齣口需求。

另外一種分析就是供給側分析。供給側也是三個因素，新 增勞動力、資本形成和效率提高。假定所有資源都利用得很好，就形成瞭潛在增長率。

至少從 2009 年以來，占主流地位的是需求側分析，也就 是所謂“三駕馬車”的分析方法。采用這種分析方法的人認為， 中國增長速度下降的原因就是總需求不足，“消費、投資和淨齣 口三駕馬車”沒有力量。他們提齣的應對方針就是所謂擴需求、 保增長，保 8%、保 7%、保 6.5%，等等。

前些年用瞭多種方法來擴需求，比如，擴大齣口需求。不過，這很不容易做到。後來說要擴大消費需求，以至於要搞城鎮化的主要目的，就在於讓農民進城可以提高需求。實際上，這裏有一個概念上的誤解。經濟學上講的需求是有購買力的需求，而不是指消費欲望。問題在於我們的收入太低，而增加收 入不是用行政規定就能解決的。我們用瞭很多辦法，包括製定《勞動閤同法》，規定zui低工資，規定省、區、市工資每年增長多少。但是，因為效率沒有提高，許多企業感到承受不瞭。有一件事政府做起來比較順手，這就是增加投資。本來中國儲蓄率就比較高，政府還可以運用強大的行政力量動員資源、發鈔票來增加投資。

由此形成的應對方法，從理論上說，很明顯是從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引申齣來的。用凱恩斯主義短期分析方法去分析中國的長期問題，顯然是一種誤用。更加現實的是，長期使用“擴需求、保增長”的辦法還會發生效應的遞減和副作用，主要錶現為兩個方麵：第一個方麵，投資迴報遞減規律錶現得非常明顯；另外一方麵的弊病是杠杆率被不斷推高，因為貨幣超發使資本市場的泡沫膨脹，風險纍積。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用需求刺激保增長的正確性和有效性。特彆是許多經濟學傢一直主張，從供給方麵的因素分析去尋求中國經濟增長下行的原因和應對辦法，提齣中國經濟形勢不應該從需求方麵分析，不應該用凱恩斯主義短期分析框架，而要從供給側分析。

據我所知，過去中國經濟學傢都是說“供給方”，“供給側”第一次齣現應該是在已故經濟學傢青木昌彥 2015 年 3 月的一篇論文裏，日文有漢字“供給側”。

供給側的分析框架是什麼？供給側的因素就是生産函數右邊的三個變量：勞動力、資本形成和生産效率。我們在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多次指齣，中國的增長模式存在的zui大問題，就是主要依靠資本形成來實現增長，效率提高的占比很低。這種增長方式顯然是不可持續的。

21世紀初，世界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也提齣瞭這個問題：中國的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達 47%，而美國和德國隻有19%， 日本是21% ；韓國和印度比較高，也分彆隻有29%和30%。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幾乎全部的增長都是靠資源投入，主要是資本投入。改革開放以後，效率的貢獻有明顯提高。改革zui重要的效果是改變瞭過去城鄉隔絕、資源不能流動的狀態，城鄉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打通瞭，過去在農村被低效利用的土地、勞動力 等資源大量流入城市，使效率得到提高。開放對中國經濟發展的 重要效果是，可以在自主創新並不是很興旺的情況下，通過購買 外國設備、引進外國技術，很快把中國的技術水平提高。

因此，現在的重要問題就是要提高效率，從過去主要靠資源投入、靠投資驅動的增長轉為創新和效率支持的增長。對此 觀點近幾年的贊成比例越來越高。

什麼是“結構性改革”，為什麼要“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

21世紀第一個10年，情況發生瞭變化。一方麵，人口紅利消失，青木昌彥所說的“庫茲涅茨過程”也到瞭後期，通過結構變化提高效率的空間不大瞭；另一方麵，中國的技術水平有瞭很大提高，中國由技術的追趕者成為同步者，在某些領域甚至成為領跑者。在這種情況下，靠購買外國設備、引進外國技術進一步提高本國技術水平的可能性也變小瞭。好幾個學術研究機構的報告都錶明，從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起，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開始下降。過去中國很少用“結構性改革”這樣的錶達方式，我們一般說體製改革。但是，在發達國傢這是一個經常用的詞，中國文獻中的體製改革在翻譯成英文時， 也往往被譯為 structural reform，即結構性改革。在西方報刊和 學術性文獻中說的結構性改革，是指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某些 製度架構和政府監管架構的改革。

“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結構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傢常用的概念。它的原意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部分製度架構和政府規製架構進行改革，特彆是對政府職能進行改革。不可與主要用行政方式進行的“結構 調整”混為一談。

現在，有一種把結構性改革解釋為由政府調整結構的傾嚮。我認為，這種想法和做法是不正確的，容易走到岔道上去，因為這是政府工作人員和政府機關zui順手、樂此不疲的。

防止發生係統性風險的措施

應當采取哪些措施來防止發生係統性風險呢？大概有兩個方麵。

采取措施控製和化解風險。妥善處理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隱性負債和或有負債；停止對沒有迴報或迴報過低的項目的投資；停止對“僵屍企業”輸血；停止 “剛性兌付”；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産或重整；盤活由於粗 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産存量。

輔之以短期政策的運用。適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也應當發揮輔助作用，以便維持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鬆緊適度的貨幣政策，“去杠杆”還應當是總的方嚮；有力度的財政政策，應當指嚮發揮企業積極性的方嚮，例如普惠式降低稅負。

這兩個辦法看來能維持一段時間不爆發係統性風險，使我們能夠贏得時間來推進改革，用一個好的體製來提高供給側的效率，促進改革與發展良性互動，使經濟發展逐步轉入良性循環。

成敗的關鍵在於能否把改革措施落到實處

要提高效率，主要是靠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實踐中，當然是政府更有力量，結果就容易變成政府調結構。其實，兩者發揮作用的範圍是不一樣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說得很清楚，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關鍵在於通過改革建立起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係這一製度基礎。

至於怎樣使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要點在於，政府要管政府的事，即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直接去操縱市場和直接插手私用品的生産和經營。

去産能、去庫存、補短闆就是要實現資源的有效再配置。這個功能主要應該由市場承擔。當然，政府行政手段好像見效快，根本問題是，政府怎麼知道什麼樣的結構好？現在去産能的産業都是因為當年産能盲目擴大，但是怎麼擴大起來的？政府不可能知道怎樣的結構是zui好的結構。去産能、去庫存、補短闆當然要用一些行政手段，但是，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政府看得準的經濟事務並不多。現在已經齣瞭一些問題，比如上一輪支持戰略新興産業的發展，政府做瞭不少好事，但也做瞭許多直接乾預、進行補償 之類的事情，由於弱化瞭競爭，效果並不好，比如，電動車行業的“騙補”問題。有人說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在我看 來，由於它在當前我國政府和企業關係的問題上相當具有典型性，恐怕不能說概率太小。所以，政府即使需要介入微觀經濟， 也要非常注意方法，不能削弱競爭。

總之，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的條件下著力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我們就能夠真正提高供給效率，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保證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的長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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