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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四書：覺醒/維新/國變/革命，首度集結齣版

閱讀晚讀本，馬勇首次披露四十年治學心路曆程

敬意與溫情，重敘晚清曆史

傳統與創新，重構中國社會

內容簡介

本書詳盡地敘述瞭義和團運動和庚子國難的來龍去脈，分析瞭八國聯軍入京原因。慈禧是錯信神拳惹尷尬，還是被人利用遭國變？義和團是刀槍不入禦外敵，還是裝神弄鬼真愚昧？八國聯軍是為保使館被逼入京，還是預謀已久瓜分中國？本書將為您揭曉答案。清政府引狼入室，終至統治力量顯著下降，中國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作者簡介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中國學術史、中國現代化史、中國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漢代春鞦學研究》《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1894-1915：夢想與睏惑》《1895年大夢初醒》《1898年中國故事》《1900年中國尷尬記憶》《1911中國大革命》《chao越革命與改良》《晚清二十年》《重新認識近代中國》等，並為梁漱溟、董仲舒、嚴復、章太炎、蔣夢麟等多人立傳。

目錄

曆史的溫情與真實

小　引

第一章　義和團起山東

失去土地的農民

秘密社會悄然復興

政府的態度：有限的鎮壓

不到三月遍地紅

第二章　誰製造瞭華北大亂

蔔剋斯事件

剿撫之間的搖擺

五國公使聯盟

義和團北上京津

樊國梁的一封來信

使館衛隊要進京

第三章　走嚮對抗

動蕩在加劇

聯軍在集結

主撫派暫占上風

無能的西摩

公使們的恐懼

招安是否可行？

第四章　不宣而戰與宣而不戰

聯軍迴撤

不宣而戰：大沽失陷

所謂“歸政照會”與太後的心結

宣戰詔書的真實含義

第五章　圍而不攻的戰爭

剋林德之死

時間差帶來的誤會

孤島囚徒

炮打西什庫

重建信任

互信再遭破壞

善意被誤解

第六章　東南互保：莫名其妙的和平

保境安民：方麵大員的憂慮

所謂“僞詔”：一個奇怪的藉口

大戰中的局部和平

第七章　被撩撥的帝王情結

以“勤王”的名義

章太炎的期待

孫中山的願景

唐纔常：從自立到他立

張之洞：帝王意識一閃念

第八章　大局糜爛與趁火打劫

太原慘案：誘殺在巡撫衙門

保定總督府的恐怖疑雲

陰霾籠罩牛莊

天津失陷

一個趁火打劫的典型：以開平煤礦為例

第九章　嚮北京挺進

聯軍增兵

聯軍統帥之爭

挺進北京

第十章　中國在哭泣

兩宮“西幸”

帝都在呻吟

艱難的議和

精彩書摘

第一章義和團起山東

“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義和團在山東興起發展，不是偶然的。甲午戰爭期間，山東民眾備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躪；戰後，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山東又首當其衝，成為英、日、德等強國垂涎欲滴的一塊肥肉和反復爭奪的戰場。待到1897年底，德國齣兵膠州灣，造成既成事實，迫使清政府齣讓，遂將膠州灣建成自己的軍事基地，將山東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

失去土地的農民

德國人將山東劃為自己的殖民地，破壞瞭遠東均勢，俄國人不乾瞭，乘機索要與山東半島隔海相望的旅順口和大連灣，從而使俄國軍事力量能夠通過東三省直達太平洋。

俄國人達到瞭自己的目的，而英國人又覺得吃虧瞭，覺得遠東格局被德國、俄國打破瞭，於是英國人乘機索要威海衛作為補償，以此與俄國人抗衡。

威海衛此時尚在日本的占領下，英日兩國經過一係列秘密談判達成諒解，英國人也如願以償。

於是，山東在甲午戰後幾年間，實際上被這幾個帝國主義國傢所瓜分占領，山東民眾在殖民主義統治下受盡煎熬。

下層民眾當然不知道甲午戰爭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麼，也不知道這些外國人不遠萬裏來到山東究竟是為瞭什麼，但是他們清楚知道，在經曆瞭這一係列巨變後，他們的生活更加艱難，“集體無意識”促使他們不甘心於中國社會繼續沉淪，不甘心於具有悠久曆史文化傳統的中國就此消亡，當然最不甘心的就是他們的生活隨著這些外國人逐步下降，甚至到瞭難以為繼瀕臨死亡的睏境，民族主義情緒在山東油然而生。

民間社會的民族主義情緒有著非常具體的政治背景和利益指嚮。自《馬關條約》簽訂後，中國市場開始嚮外部世界開放，新興市場的價格窪地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低廉的成本，都在吸引著外國投資者。國際巨資不需要中國提供怎樣的實質性擔保，它們爭先恐後湧入中國，攫取巨額利潤。

外國資本潮水般地湧入，促動瞭中國經濟超常規發展，促動瞭中國經濟結構大幅度調整，中國經濟獲得瞭空前增長。然而，超常規的經濟增長改變瞭中國的麵貌，中心城市開始成型，經濟網絡開始布局。與此相伴的是，失業人口，特彆是隨著經濟大發展而失去土地的農村人口大幅度增加，相對貧睏化和絕對貧睏化的人口也都有所增加。日齣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園生活成為曆史的記憶，動蕩不安，朝不保夕，成為轉型期中國民眾必須承受的心理壓力。

下層民眾並沒有上層社會那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理，他們是最實際的自然人。他們不知道中國嚮西方學習究竟意味著什麼，更不知道中國為什麼要走嚮世界，與世界同步，他們所關心的隻是齣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他們知道幾十年前五口通商瞭，給他們帶來瞭許多洋貨和生活上的便利，洋火總比打火石來得方便和實用，洋布總比土布光鮮和耐用，洋油總比鬆脂光亮和持久。這些變化使他們並不覺得洋人可惡。相反，那些傳教士不辭辛苦深入中國內地和邊遠鄉村，為缺醫少藥愚昧落後的村民帶來瞭外部信息和近代文明，他們對洋人反而有一種不同尋常的親近感。

然而，甲午戰後隨著生活狀況日趨惡化，下層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滋生蔓延。特彆是隨著洋貨無節製大量輸入，近代新式工業自沿江沿海嚮內地無止境崛起，民間生存狀況較之戰前進一步惡化。下層民眾在將這種責任歸罪於政府無能的同時，也感受到可能與那些洋人有關。洋人來之前，他們處在均貧狀態，我窮，你也富不到哪裏。現在不一樣瞭，最先緊隨洋人撈到第一桶金的那些假洋鬼子富裕瞭，而更多的人則因為跟不上時代步伐而日趨貧睏。他們的不滿和憤怒於慢慢對準瞭傳教士和那些所謂“教民”。

就傳教士本身來說，他們肩負著傳播“福音”的使命。甲午戰前，大多數傳教士做瞭許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但到瞭甲午戰後，相當一部分傳教士已不安心於本職工作，開始直接或間接地為其國傢利益服務，違背瞭其為上帝傳播“福音”的原初宗旨。比如被羅馬教廷批準歸德國保護的聖言會的中國主教安治泰，就是具有濃厚的政治偏見和文化偏見的宗教徒。在他的領導下，聖言會不惜與中國傳統文化正麵衝突，竭力嚮孔孟故裏麯阜、鄒城等地擴張，導緻山東境內頻繁的教案衝突。

麵對這些教案衝突，清政府按照傳教章程，大都采取保護傳教士稍微虧待自己人的策略予以化解，下層民眾雖然略有怨言，但也沒有辦法。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本分的傳教士應該知足，應該以為上帝服務的精神對待中國所有民眾。可是安治泰並不這麼想。他認為，中國民眾之所以對聖言會抱有某種程度的偏見，是因為聖言會在中國享有的優待不夠，於是他通過德國政府嚮清政府索要宮階，1893年獲得瞭三品頂戴，翌年又獲二品頂戴，以此提升自己和聖言會的政治地位。

安治泰如果僅是為瞭傳播宗教而獲取政治地位，人們或許還能理解。然而，當中德利益衝突時，安治泰不顧主教的尊嚴及保持中立的基本原則，這就不能不引起中國人的反感瞭。1897年底，巨野教案發生後，正在歐洲的安治泰聞訊後立即趕到柏林，急切建議德皇應該利用這個大好機會占據膠州灣，並將此變為德國在遠東的一個重要基地。這種具有明顯政治色彩的行為顯然是以宗教外衣從事政治活動。

像安治泰這樣的傳教士在當時雖然並不具有普遍意義，但也為數不少。諸如法國傳教士樊國梁、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李佳白等，他們雖然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但當中國政府與西方國傢發生衝突或外交緊張時，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背棄瞭宗教，屈從於更現實的政治，都曾嚮他們自己的國傢竭力鼓吹過瓜分中國，要求其政府動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甲午戰後列強在中國爭奪租藉地、搶占勢力範圍，企圖通過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國的陰謀，一直有傳教士在其間起作用。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中國人民反對傳教士和外國教會的鬥爭在甲午戰後進入新的曆史階段，自然地與反對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緊密結閤起來。

甲午戰後真正對中國人生存狀況構成重大威脅的，無疑還是經濟因素。根據《馬關條約》和在此前後中國政府與列強所簽訂的一係列最惠國利益均沾原則，日本和西方各國大幅度擴大瞭嚮中國的資本輸齣。清政府當時完全可以不必嚮西方國傢藉錢償還日本的戰爭賠款，可是，西方國傢的銀行嚮中國主動放貸，強迫放貸。他們不再像日本那樣繼續在領土、資源上打主意，而是通過貿易往來攫取利益最大化。

中國尚未充分開發，嚮中國投資就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馬關條約》將中國大幅度拉入世界一體化軌道。這是一把雙刃劍。外國投資為中國經濟布局和後來的經濟成長作齣瞭貢獻，但也徹底破壞瞭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國農民賴以為生的土地被大規模無限度地徵用，修建龐大的鐵路網，開發資源豐富的中國礦産，興建各種各樣的新興新型工廠。這是一場非常奇怪的“羊吃人運動”。中國農民失去土地，一小部分成為城市新興工業建設的廉價勞動力，但大批失地農民流浪在城市、鄉間，他們沒有工作，沒有收入，可依然要養傢糊口。

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兵勇無法安置。甲午戰後，中國步入一個相對和平的發展時期，大量軍隊被裁減。這些人可不像一般農民那樣老實，他們成為後來政治動蕩的一個重要因素。

基於直觀感受，流民們認為這一切都與洋人大規模進入中國有關。他們不知道中外之間達成的利益補償原則，不知道外國人建廠房開礦山修鐵路徵用他們的土地，已經在雙邊或多邊政府協議中達成補償機製，所有損失都由外國政府外國企業通過貿易或稅收的方式補償給瞭中國政府中國企業，由中國政府負責這些失地農民的具體補償。這些農民隻知道自己的土地沒有瞭，卻沒有得到補償，或者補償非常少。但作為真正的“弱勢群體”，他們沒有反抗的辦法。他們一方麵嚮外國企業齣賣著廉價勞動力，一方麵對外國人頗有微詞，對於假洋鬼子特彆是那些教民，更是不齒乃至痛恨。

他們以為，要想恢復往昔寜靜生活，就隻有將那些可惡的洋人驅逐齣去。這種情緒持續發酵，終於釀成此伏彼起連年不斷的教案。僅德國占據膠州灣後一年半，山東省境內因鐵路、礦山及教案所引發的外交糾紛就有一韆餘件。

山東在甲午戰後先是遭受日本人的蹂躪和掠奪，膠州灣事件後又成為德國人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德國人在山東大肆修築鐵路，開采礦産，搶占強占民房民田，破壞水道墳塋，破壞中國人格外看重的風水，山東人民，尤其是鐵路沿綫的居民久已不堪忍受德國人。

按照中德雙方約定，一旦發生群體性突發事件，應由中國地方官府從重懲辦，德國人不得插手，更不得派兵直接鎮壓。然而由於中國地方官府行政效率太低，這些事件發生後，往往得不到有效控製。地方官府或許也對德國人的蠻橫久懷不滿，多少有點縱容中國民眾的意思，事件往往由小變大，逐步蔓延。久而久之，德國人根本不再顧及之前的約定，一旦某地發生群體性事件，他們往往繞開中國地方官府，第一時間直接派兵鎮壓。但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使對立越演越烈。

為瞭平息中國民眾的不滿，參與處理糾紛的山東官員也曾嚮清政府提齣過一些建議，希望仍由政府齣麵協調山東地方與德國殖民當局的關係。租界外發生糾紛，仍應歸山東地方官府處理，德國人不能插手和乾預。然而這樣的建議或不被清政府所重視，或不被德國人所接受，導緻矛盾越積越深，終於演化成大規模有組織有計劃的武裝反抗。

秘密社會悄然復興

民間秘密結社在中國有著久遠的曆史傳統，最近的源頭也要從清初“反清復明”的白蓮教算起。

白蓮教最早就是淨土宗，其始祖也就是淨土宗始祖慧遠法師。大約東晉時，慧遠法師在廬山邀集十八高賢，結社於東林寺，立誓死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由於他們在立誓處鑿石種植白蓮花，因而將念佛之地命名為白蓮社。名士陶淵明、謝靈運等時來遊玩酬唱，東林寺遂成為僧俗雅聚之地。

經過幾百年低調的發展，到瞭南宋，吳郡僧人茅子元在淨土結社的基礎上創建白蓮宗，崇奉阿彌陀佛，“謹蔥乳，不殺不飲酒”，因而被稱為白蓮教，並建立有比較成型的教門，師徒傳授，宗門相屬。

到瞭元代，白蓮教一度被官方認可，進入發展全盛期。至元末，元朝統治者不顧人民死活，強徵民夫堵塞黃河缺口，引發全國規模的白蓮教起義。起義軍以白蓮教明教“彌勒下生，明王齣世”的口號，幫助硃元璋奪取瞭政權，建立瞭“大明王朝”。

硃元璋當然知道白蓮教的厲害，所以他在登基稱帝不久就下令禁止白蓮教。

奇怪的是，在明朝受到嚴格壓製的白蓮教卻對明朝抱有不可思議的好感。明亡清興之後，白蓮教長時期倡導“日月復來”，倡導“反清復明”。因此，長時期受到清政府的嚴厲鎮壓。不過，這些秘密結社在下層社會盤根錯節，世代相沿，擁有不易消除的巨大勢力和不易掌握的龐大網絡。他們時隱時現，起伏不定。一般來說，在政治統治比較鞏固時，人民的利益訴求容易錶達，民間秘密結社比較蕭條；反之，民間秘密結社就比較活躍。

甲午戰後，各種秘密結社重新活躍。根據不完全統計，自1895—1899年間，在華北地區至少存在著武聖教金、如意教、彌勒教、八卦教、離卦教、黃洋教、在理教以及大刀會、江湖會、仁義會、紅槍會、天地會、哥老會和紅拳、義和團、梅花拳、六閤拳、鐵布衫、金鍾罩、紅燈照、聖賢道、一炷香等。這些教門成員遊離於傳統農業社會之外，諸如和尚、道士、拳師、術士、遊勇、流民等。他們長年浪跡於江湖，見多識廣，行蹤詭秘，一無所有，勇於反抗，故而往往充當活動的急先鋒或組織者。

這些民間秘密結社有著不同的復雜來源，但基本上都與白蓮教有或多或少的關聯。1899年，吳橋縣令勞乃宣根據官方檔案文獻著有《義和團教門源流考》一書，認定義和團是19世紀初信奉太平盛世說的白蓮教中的一個重要教派。這一觀點影響很大，許多研究者認定義和團起源與這一以反朝廷為主旨的民間秘密組織有關。不過，後來的研究者並不完全認同這一觀點，或以為義和團源於一種由官方提倡和主導以勤王為目的的民團組織，即擔負著村莊防衛功能的民團；或以為大刀會和神拳在義和團運動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直魯邊界地區的義和團是這次民眾運動的主要來源，即義和團運動顯然是義和團運動的直接發展；或以為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和傳播主要是因為魯西地區特殊的文化環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標誌性儀式，即“刀槍不入”和“降神附體”。這種儀式易於接受，又與華北農村的文化和風俗習慣息息相關。

華北地區的這些秘密結社隨著社會人口流動規模擴大和速度加快，逐步走嚮聯閤，大緻形成以白蓮教為主，以金鍾罩（大刀會）、義和團（梅花拳）、神拳、紅拳等為核心組織的網絡架構。至1899年，逐漸歸並為以劉士端為首的大刀會，以趙三多為首的梅花拳，以硃紅燈為首的神拳等幾大教門。這些組織最初並不以政府為鬥爭目標，而是以殺富濟貧、打傢劫捨、相互救濟、相互保障為特徵。他們最初活動於德國人控製比較薄弱的魯西南以及直隸、山東交界地區，其中，活動最為頻繁、影響最大的主要有曹州、單縣的大刀會，冠縣的義和團，以及茌平、高唐、平原等地的神拳等。

這些組織通過揭帖、壇諭、傳言等方式，宣揚民間宗教的所謂“劫變”觀念，宣稱他們是順應天意，拯救劫難，有神佛保護的團體，以此作為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擴大影響的手段。他們在習拳練武外，兼習法術，舉行各種具有明顯荒誕特徵的宗教儀式，渲染各種所謂刀槍不入的超自然本領。盡管這些手段在吸引群眾、鼓舞士氣、提高戰鬥力方麵起過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比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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