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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家族授权认可 聂鲁达:情爱诗人,抑或革命志士? 诗人及其三任妻子密友、1971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陪伴在侧的拉美记者,深度解密双面聂鲁达,钩沉索隐私人生活中的复杂面向 智利国家图书馆珍藏历史照片首次曝光 作为聂鲁达和他三任太太的朋友和智利特别早的文化记者之一,维吉尼亚?维达尔通过女性的视角,结合历史语境和与聂鲁达相处的点滴,用这本传记诠释了智利特别伟大诗人之一的一生。维吉尼亚通过写聂鲁达,映射出了智利的历史、现实和智利人身份认同感的内涵,同时也作为“聂鲁达文化现象”的见证人写出了诗人除了其自身文学成就之外,对智利的文学和艺术、乃至于西语文学和艺术做出的巨大贡献。 此外,这本传记还透露了诗人一生中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包括他为扶持智利艺术家所创立的团体、他*后的情史、和他对西语和西语文化传播做出的贡献和持久的影响等等,并用事实证明了聂鲁达艺术的一大特点——“融合了对所有民族热爱的创意才思”,从台前和幕后全方位展现了一位有血有肉的,复杂的诗人、艺术家和公民。
内容简介
身为1971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场的拉美记者、与聂鲁达及其三任妻子许多友谊瞬间的见证人,维吉尼亚?维达尔取精用弘,结合历史语境,为聂鲁达勾勒出一幅令人钦仰的肖像:一个从小反抗父权、年轻时崇尚无政府主义的叛逆者;一个成年后对法西斯主义口诛笔伐的战士;一个勇于推崇土著文化的外交使者;一位用毕生精力追逐美、爱与自由的诗人。 此外,这本传记还透露了诗人不为人知的故事,包括他为扶持智利艺术家所创立的团体、他*后的情史、他与“*亲密的战友”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患难情谊等,从台前幕后,从“闪烁的记忆”全方位真实展现了一位有血有肉的诗人、艺术家和公民。
作者简介
维吉尼亚· 维达尔 Virginia Vidal(1932— ) , 智利作家,文学艺术评论家,智利*早的文化记者之一,曾任智利作家协会秘书长。 维吉尼亚是聂鲁达挚友,也是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时唯1在场的拉美记者。1960—1963年间于中国对外经贸大学任西班牙语讲师,获周恩来总理颁发证书和奖章。1973年智利政变、聂鲁达逝世后曾被迫流亡南斯拉夫和委内瑞拉。1974—1976年间作为聂鲁达遗孀马蒂尔德的秘书,共同修缮被毁的聂鲁达圣地亚哥故居,并把聂鲁达于黑岛的藏书和个人物品运至圣地亚哥。现居智利,并继续活跃于文化界。
内页插图
目录
寄中国读者:中国在我心中
代序:聂鲁达,土著双面绣
写在前面
古巴革命与西班牙语
聂鲁达获得秘鲁太阳勋章
圣地亚哥 成名之地
当内夫塔利成为聂鲁达
圣地亚哥 诗人的摇篮
“为赋新词强说愁”
政治上的激进,艺术的先锋
达达的诱惑
致萨瓦特?艾尔卡斯特的四封信
政治诗人的东南亚之恋
身在智利,心系西班牙
《西班牙在我心中》
恩怨情仇
“温尼伯号”
西班牙内战中的智利身影
蒂娜?莫多蒂
参政之路 .
土著的,就是智利的
聂鲁达的家
林中之路
居民及其希望
世外桃源坎塔劳
唯有爱 才是普世之道
拉美文化盛会
呼唤自由的《漫歌》
苏共第二十一次大会
秘密情人阿丽西亚
诺贝尔奖与安第斯鸿鹄
“瓦萨号”战舰
喜忧参半
总统同志阿连德
安息吧,聂鲁达
魂牵梦绕
阿尔瑟,死在暴政铁拳下的诗人
固本开新,百花齐放
诗人的风格“智利”的含义
聂鲁达= 知识分子?
城春草木深
附录一:从认识论角度看聂鲁达
附录二:聂鲁达一百周年诞辰时的坎塔劳
参考文献
译者的话:双面聂鲁达和智利女作家
精彩书摘
《聂鲁达传:闪烁的记忆》:
1917年出版、由胡里奥·莫里纳.努涅斯和胡安.阿古斯汀.阿拉亚编写的《抒情诗集》是智利公认的最好的诗集之一,也是聂鲁达和其他二十年代智利诗人的“参考书”。诗集中的一章专门收录“无政府主义诗人”的作品——首先是戈麦斯·罗哈斯、马努埃尔·罗哈斯”,其次是马格诺·艾斯宾诺莎、路易斯·欧雷阿、爱德华多·何恩托索、安东尼奥·阿塞维多·埃尔南德斯和弗朗西斯科。佩索阿。佩索阿悲怆的《复仇之歌》抒写了发生在伊基克圣玛利亚学校的惨案,上千抗议的硝石矿工人被屠戮。惨案的讯息像工友间的诗歌《草原之歌》一样迅速传播开来.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的工人和玻利维亚的矿工、巴拿马运河劳苦工作的人们用《缺席》一曲的旋律传唱《草原之歌》(“我歌唱草原,那悲伤的土地/被诅咒的土地……”)。值得一提的是,胡里奥·莫里纳·努涅斯和胡安·阿古斯汀·阿拉亚在诗集中对藐视一切权威的意识形态做出了反思,他们指出,有些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并不是改变世界:“他们的目标仅局限在表达我国无产阶级、矿工、佃农的痛苦,怀着真情实感表述智利底层人民的痛苦。”无政府主义者对智利当年的社会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路易斯.埃米利奧.雷卡瓦伦也不例外。
就像《抒情诗集>>的主编所说的那样,智利特色的无政府主义与暴力不沾边:相反的是,智利的无政府主义者身体力行,通过在工人中心、工会演说,力图用思想和理性的力量来说服大众认识社会正义与和平的力量。尤其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和平的力量逐渐压倒暴力的诱惑。智利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何塞。
多明戈.戈麦斯.罗哈斯为人慷慨、魅力非凡;在他的影响下,安东尼奥·阿塞维多·埃尔南德斯、马努埃尔.罗哈斯与何塞.桑托斯·冈萨雷斯·维拉都成了无政府主义的代言人。戈麦斯.罗哈斯是个年轻的诗人,信奉基督教,相信救赎的力量,也受到了尼采哲学的影响:他曾活跃在新教教会,之后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加入了激进党。毫无疑问的是,戈麦斯。罗哈斯成了一代年轻诗人的精神导师。
在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年轻的聂鲁达成了智利大学学生会激进杂志《光明>>的撰稿人。《光明》杂志自戈麦斯.罗哈斯遭暗杀后问世,到聂鲁达加入时己出版了39期。聂鲁达虽然从未见过戈麦斯·罗哈斯,但诗人对这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钦佩有加。戈麦斯·罗哈斯的遇刺也让聂鲁达和当时的广大学生和工人义愤填膺。
聂鲁达对戈麦斯.罗哈斯的钦佩是毋庸置疑的:年轻的诗人甚至千方百计救出了后者未出版的《全集》的手稿。多年后,聂鲁达五十岁生曰的时候决定把自己的图书、重要文件和收藏的海螺捐给智利大学,同时也献出了珍藏多年的戈麦斯.罗哈斯手稿。也许聂鲁达对收藏的热衷,就是从《光明》杂志社档案中抢救小英雄的手稿开始的吧。
在智利麦哲伦大区的卡洛斯。维嘉和法比奥·莫拉加的策划和协助下,戈麦斯。罗哈斯的《全集》终于问世。作品正式命名为《何塞。多明戈。戈麦斯.罗哈斯:生平及作品》”,在作者诞辰一百周年时由蓬塔阿雷纳斯市的阿泰利出版社出版。卡洛斯.维嘉告诉我,是他们亲手誊录了戈麦斯.罗哈斯的手稿,并把它一字不漏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两位付出的辛劳,堪称智利文学史上的“考古项目”,两人夜以继曰却乐此不疲。在智利大学保险箱里保存了几十年后,戈麦斯·罗哈斯一笔一画写下的手稿现在陈列在安德烈斯·贝佑档案馆中:手稿包括戈麦斯.罗哈斯所有的文章和诗句,其中大多数从未出版——有表达其基督教信仰的诗,有叛逆的诗歌、挽歌,有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散文和日记。遗憾的是,戈麦斯.罗哈斯的小说《从海到海》、剧本《爱情死了吗》和在克里塞奥剧场首映的话剧《悲伤的酒》剧本,以及他送给冈萨雷斯·维拉的《游子》剧本的手稿至今下落不明。
在如此重大的发现面前,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聂鲁达从未提到过自己有着戈麦斯·罗哈斯的手稿?为什么聂鲁达没有想办法出版诗人的作品?是因为不重视,还仅仅是因为淡忘了?
……
前言/序言
聂鲁达,土著双面绣 智利大学电台主持、著名文化记者 薇薇安?拉文 对智利国家形象的研究表明,外国人眼中最能代表智利的元素与我们自己想象的不同:不是智利国足,不是安第斯山脉,不是葡萄酒,不是旖旎风光,而是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聂鲁达是智利的,同时也是世界的,他曾于1971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在国外,一提到“智利”二字,人们最先想到的几乎总是聂鲁达。虽然聂鲁达对智利的意义举重若轻,但历届政府却没能充分理解聂鲁达和他的世界——由他的作品、故居、手稿,海螺、船头雕和其他琳琅满目的收藏品、纪念品所构成的传家宝藏作为智利形象的代表和诠释——之重要性,因此无法有力地向世界展示我国除了安第斯山和太平洋海岸之外的丰富内涵。这种目光短浅更明显地体现在1990 年智利恢复民主以来的各届政府中,而这和与聂鲁达情深义重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1970—1973)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聂鲁达曾为了支持阿连德竞选总统而主动放弃了角逐;当他获得1971 年瑞典皇家学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时,是阿连德领导人民团结阵线,在智利国家体育馆万众欢呼迎接诗人荣归故里。聂鲁达和阿连德的默契就好比连通器里的水一样:智利对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赢得了全球瞩目,而它最重要的代言人之一也获得了世界文坛的认可;智利的社会主义实验壮志未酬身先卒,而随着战友和同仁遭受迫害致死,诗人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不久后也撒手人寰。 在病逝前几年,癌症就在悄无声息地侵蚀着聂鲁达的健康——这一切都被聂鲁达第三任妻子、对他像守候天使一样宠溺有加的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看在眼里。聂鲁达憔悴、疲倦,但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绝症缠身。智利记者维吉尼亚?维达尔是1971 年12 月诗人在瑞典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参加颁奖典礼时唯一在场的拉美记者;欢庆之余,她从马蒂尔德口中得知聂鲁达已身患癌症。面对冷静的马蒂尔德,维吉尼亚一脸惊诧,但她答应朋友对外界守口如瓶。“查丝寇娜”不愿让诗人知道自己的病情。从那女性朋友之间的“悄悄话”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过去了,维吉尼亚也由于经历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友谊瞬间而成了后世理解聂鲁达其人不可多得的“见证人”,而这也是她这本传记——《聂鲁达: 闪烁的记忆》一书的价值。博闻强记、明察秋毫的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角度,作为诗人的密友和生平的见证人来讲述聂鲁达的点点滴滴。但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此:借着记者犀利又不失优雅的笔锋,作者分析了夹在各种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鸿沟之间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并怀着对史实的尊崇讲述了她自己的,也是智利历史的重要篇章。 本书为何取名为“闪烁的记忆”?原来,西班牙语最高权威——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对“闪烁”(crepitar)一词的定义是“发出重复、短促的声音,仿佛粗盐撒在火焰上闪烁跳跃而发出的轻响”。作者维吉尼亚从聂鲁达生平中淘沙拣金,读者仿佛听到背景中重复、短促的主旋律。这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传记:作者懂得如何将读者从对诗人生平之中熟悉的片段领进不为人知的空间;读着这本传记,就像看着维吉尼亚在火焰上扬撒着盐粒,用特别的光焰给读者展示诗人一生的点点滴滴。 从一开始,作者便一反理想化中的聂鲁达形象——“在智利南部林中探寻自然奥秘的幼年内夫塔利”。通过作者的了解,幼年的诗人并不是那个对身边一切事物感到惊奇的、无忧无虑的孩子,而是受到鄙视艺术家如同性恋的父亲的影响而越加害羞、胆怯的孩子。“同性恋”是智利大男子主义者能够想到的最恶毒的辱骂,而有这种心态的人却意识不到,毒打孩子其实是最懦弱的表现。威严父权阴影下的聂鲁达在大自然中找到了自己的避难所;在那里,他可以静静地观察周围的一切,而不必害怕被指摘、受惩罚。 在维吉尼亚的妙笔之下,聂鲁达的形象熠熠生辉:我们看到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前卫艺术家,对一切“绝对”怀有戒心的年轻诗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高压环境下,诗人认为除了加入共产党之外别无选择。擅长缝纫刺绣、喜欢把她诗人文友的名字绣在一张长长花毯上的作者则用自己熟知的比喻,用最美的意象诠释了诗人在这个闭塞、无理的世界对政治信仰的坚持: 对于聂鲁达来说,政治信仰就像土著民族的挂毯或东尼维镇斗篷的纵横条纹一样: 挂毯和斗篷都是双面绣,虽然采用的是同一绣法,但一面绣出了社会民生,而另一面则织出了诗情画意。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能够诠释诗人对其政治信念的身体力行和其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呢?可惜的是,当今我们却缺乏对聂鲁达的理解,而我国的内政和外交之中也多么缺乏聂鲁达这样的身影!从国内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知识分子来取代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学无术却口若悬河的“意见家”,并让知识分子重拾他们本不应放弃的道路——做引领大众的智者和思想上的领袖。从外交方面来说,智利在海外的代言人应该深读聂鲁达的作品,并理解我们和邻国秘鲁的关系不仅仅是海战和条约。曾有一位诗人,用他的文字把秘鲁化作世界文学最美的诗篇之一。诗人第二任妻子、昵称“小蚂蚁”的黛丽亚?德?卡瑞尔——聂鲁达故事中不可或缺的见证人——曾亲自告诉作者维吉尼亚,是《漫歌》使得聂鲁达成为了秘鲁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是《漫歌》的发表推动了马丘比丘的发现——通往马丘比丘的盘山公路得以修建,印加遗址也成为了全国著名的景点……但聂鲁达所倡导的、两国之间的兄弟情谊却被后人淡忘、糟蹋了。比如皮斯科酒:如果聂鲁达还在,一定不会和秘鲁争夺这安第斯琼浆原产地保护权,而是将它调制成美味的“皮斯科酸酒”, 让两个民族一同举杯畅饮。 去过聂鲁达故居的人常常对那里众多的吧台感到惊异,但这并不为奇。光是巧思宫中就有两个吧台——在拱顶餐室入口处的“船长吧台”和在小山上智利画家玛丽?玛特纳壁画旁边的“夏日吧台”。而聂鲁达并不像谣言所传的那样嗜酒——林林总总的吧台其实反映了诗人的个性特点。维吉尼亚写道,“聂鲁达热衷聚会,爱团结群众, 还曾为文艺界争取影响力而斗争;他总是琢磨着如何把诗人朋友们会聚一堂,让大家相互认识、扩大交际圈,而他自己的诗也常常成为了分享交流的媒介……” 聂鲁达不但在诗人之间有着不凡的号召力,他更可贵的品质是他推崇他人作品的慷慨和大度。好客的聂鲁达甚至专门写诗,作为礼物送给友人、同仁。 聂鲁达身为共产党人却拥有多处房产以及众多身外之物,这点也曾受到非议。维吉尼亚指出,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聂鲁达式的奢华”这一概念,而这是理解诗人其人和其文的重要线索:和聂鲁达同时代上流社会审美不同,诗人对法国家具、波斯地毯并不感兴趣,而是喜欢来自智利本土、用原生木材、土产动物皮革制成或装饰的家具;而诗人生活和创作的灵感,正源于这种“反资产阶级”的风格。聂鲁达的家一般位于偏远的位置,选址也是地价低廉的地方。买下地皮以后,各种废弃材料——石块、玻璃、木材——这些从沉船上打捞出来的,或是房屋拆迁剩下的五花八门的“玩意儿”,都摇身一变成为了诗人建屋、“解构”中的核心要素。而聂鲁达的房屋都是按照诗人自己的意愿和想法而建造的。令常人想不到的是,聂鲁达居然在智利大学进修了几个月的建筑学,直到自己的数学短板让他对接下来的课程望而却步。维吉尼亚说,聂鲁达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而其精髓则是对自己智利身份的接受和认同。 维吉尼亚曾有幸同家人一起在聂鲁达最爱的黑岛之家结识了诗人,并对其爱好与爱情有过近距离的观察。据维吉尼亚观察,聂鲁达是个恋家的智利诗人;而作者通过“居家聂鲁达”,捕捉到了其他传记作者很难接触到的鲜活、自然的诗人形象,从而给读者还原出一个熠熠生辉、出人意料的聂鲁达。
《星辰彼岸的歌谣:一位旅行者的心灵史诗》 作者: 阿尔贝托·维加 译者: 林静宜 出版社: 天穹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4年10月 --- 内容简介: 《星辰彼岸的歌谣:一位旅行者的心灵史诗》并非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亦非纯粹的地理探险记录,它是一部关于“在途中”的哲学沉思与个人记忆的交织体。本书跟随一位匿名的欧洲制图师兼博物学家,从十九世纪末的萨拉热窝启程,穿越了奥斯曼帝国的残余疆域,深入中亚的丝绸之路遗迹,最终抵达了遥远的太平洋岛屿群落。这部作品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在宏大历史背景下,个体生命体验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第一部分:失落的地图与琥珀色的尘埃 故事的开篇,时间定格在蒸汽机轰鸣与帝国衰亡的边缘地带。我们的主角,伊万·科瓦奇,受雇于一个已然衰败的维也纳贵族家族,任务是整理其祖父遗留下来的,一份关于巴尔干半岛未被完全测绘区域的草图。科瓦奇并非典型的地理测量员,他更热衷于收集那些被主流历史遗忘的“次要证据”——民间歌谣、残破的宗教手稿、以及关于古老贸易路线旁小村落的口头传说。 萨拉热窝的初夏,弥漫着宗教交融的复杂气息。科瓦奇在这里遇到的第一位重要人物,是一位名叫哈丽玛的老妇人,她曾是当地一个著名家族的侍女,掌握着关于波斯尼亚山地贵族之间秘密联盟的细节。哈丽玛通过讲述家族的衰落,不动声色地揭示了多重文化冲突下,个人身份的脆弱性。科瓦奇发现,地图的边界远不如人心中的边界清晰难测。他开始质疑自己所持有的那些精确到秒的角度测量,在面对人类记忆的模糊与主观性时,显得何其苍白。 在巴尔干腹地的穿行中,科瓦奇深入了喀斯特地貌下的溶洞系统。他并未发现新的矿藏,却意外地发现了一批被遗弃的早期基督教早期圣像画的碎片。这些圣像的风格融合了拜占庭的庄严与当地斯拉夫部落的朴拙,展现了一种在权力中心之外,艺术如何自我演化和保存的韧性。这一经历促使科瓦奇将他的“测绘”工作,转向了对“精神地理”的探索。他开始在日记中记录下那些无法被经纬度定义的“存在之地”。 第二部分:中亚的寂静与符号的重负 随着科瓦奇旅程的推进,他搭乘商队,穿过波斯和阿富汗的边界,进入了中亚的荒漠地带。这一部分是全书篇幅最长、描写最为内敛的篇章。他不再关注政治边界的变动,而是沉浸于被时间侵蚀的古城遗迹中——比如那些只在游牧民族口口相传中才存在的绿洲。 在布哈拉的市集上,科瓦奇与一位精通古代苏菲派哲学的学者进行了漫长而艰深的对话。这位学者向他阐述了“空”的概念,指出所有有形的测量和标记,最终都会被虚无所吞噬。科瓦奇由此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制图师的努力,是否只是一种对抗遗忘的徒劳姿态? 为了逃避这种智力上的重压,科瓦奇加入了一支前往帕米尔高原的探险队。高原上的极端环境,迫使他放下欧洲文明的傲慢,去学习当地牧民如何解读风声、雪的纹理和星象,来辨识方向。书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在冰川边缘的困境,以及通过观察一种罕见的高山植物的生长方向来定位的古老技巧。这些技巧,比他携带的所有精密仪器都更为可靠。 在帕米尔的寂静中,科瓦奇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内心转变。他意识到,真正的“地图”,不是描绘我们在哪里,而是揭示我们如何看待我们所处的位置。他开始在自己的手稿中加入大量的诗歌片段和哲理思辨,试图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情感体验。 第三部分:太平洋的潮汐与回声 旅程的终点,是太平洋上一个由火山活动形成的偏远群岛。科瓦奇是极少数在二十世纪初踏足此地的欧洲探险家之一。这里的文化与中亚的沙漠文化截然不同,充满了对海洋的敬畏与对循环往复的潮汐哲学的理解。 在岛上,他研究了当地的航海术,他们不依赖罗盘,而是通过感知洋流的微小变化和夜空中特定星座的相对位置来导航。他惊叹于这种建立在长期经验和非文字化知识基础上的精确性。在这里,时间不是线性的,而是如同潮汐般不断重复与回归。 科瓦奇在岛上生活了三年,他不再试图“征服”或“记录”这片土地,而是开始学习“共存”。他参与当地的捕鱼仪式,学会了用岛上的天然材料制作颜料,并在巨大的火山岩上绘制了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的,结合了欧洲透视法和当地抽象符号的壁画。 全书的结尾,科瓦奇没有回到欧洲,他选择留在了那个被称为“世界尽头”的地方。他寄出的最后一批信件中提到:“我已经不再寻找新的地理边界,因为我已经发现,每一个边界的终点,都是另一段未被命名的内心航程的起点。我的地图集,最终成为了我灵魂的自画像。” 《星辰彼岸的歌谣》以一种极其个人化和反建制的视角,探讨了知识的局限性、记忆的不可靠性,以及旅行作为一种自我发现的必然过程。它是一部关于失落、寻找与最终和解的优雅颂歌,献给所有在广阔世界中寻找自身坐标的迷途者。本书的语言风格融合了十九世纪欧洲散文的严谨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碎片化叙事,其优美与深邃,足以在读者的心中激起持久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