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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德政实践贯穿历朝历代，一脉相承。从夏、商、周时期的初露端倪，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雏形渐成，到秦汉、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承与演变，历经两千余载，日臻完善成熟，奠定了中国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独有政治模式。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核心对“以德治国”方略的认识更加理性、成熟、清晰，并付诸实践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领域，从“以德治党”、“以德治政”到“以德治社”、“以德育人”，形成了独领风骚、独具魅力的中国“德治观”和德治实践模式。如今，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以德治国”的方略必将起到凝聚人心、指引航向的重大作用。

作者简介

　　任福全（1953-），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吴德义（1964-），历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发表论文数十篇，独撰、参编著作多部，主持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两项。
　　
　　左守秋（1964-），河北工业大学哲学教研室、政治文明与伦理行政研究所副教授，主要著作《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目录

前言

上篇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演变与政治实践
第一章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萌芽、成熟与完善
一、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先王崇拜与德治思想
二、夏、商、周时期德治思想的初步形成与发展
三、春秋战国时期德治思想的成熟与演变
四、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内涵
第二章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下的政治实践
一、殷商之际德治思想下的政治实践
二、春秋战国时期德治思想下的政治实践
三、秦汉时期德治思想下的政治实践
四、唐宋时期德治思想下的政治实践
五、明清时期德治思想下的政治实践
第三章 中国传统“德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定位
一、中国传统德治理论的“生态”定位
二、中国传统德治理论的内在结构
三、中国传统德治理论的辩证法
第四章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历史贡献及局限性
一、古代德治思想的历史贡献与进步意义
二、古代德治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第五章 我国古代德治理论与政治实践对今人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德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特点

中篇 中国现代德治思想的演变与政治实践
第六章 毛泽东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
一、毛泽东德治思想形成的渊源
二、毛泽东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三、毛泽东德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七章 邓小平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
一、邓小平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
三、邓小平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四、邓小平德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八章 江泽民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
一、江泽民德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扬弃
二、“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是江泽民德治思想的战略基点
三、“以德治党”“以德治政”是江泽民德治思想的核心内涵
四、“以德育人”是江泽民德治思想的价值目标
第九章 胡锦涛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
一、胡锦涛德治思想是对古今中外德治思想的借鉴与创新
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胡锦涛德治思想的价值理念
三、求真务实是胡锦涛德治思想与实践的精神实质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胡锦涛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胡锦涛德治思想的目标模式
六、胡锦涛德治思想体现的价值原则、认识原则和实践原则
七、胡锦涛德治思想的实践

下篇 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着眼点与着力点
第十章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公民道德建设
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内涵
二、新时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性
三、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
第十一章 以德治国必须加强家庭美德建设
一、家庭美德的传承与发展
二、家庭美德的功能和作用
三、家庭美德建设的现状及问题
四、开展家庭美德建设的建议与思考
第十二章 以德治国必须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一、职业道德的由来及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二、我国职业道德现状分析
三、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思考
第十三章 以德治国必须加强社会公德建设
一、对社会公德的基本理解
二、转型期凸显的社会公德问题
三、公德困境的成因分析
四、关于社会公德建设的一些思考
第十四章 以德治国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德治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当代以德治国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以德治国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互统筹、互为目的
第十五章 21世纪中国德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战略设计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治国战略的历史考察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治国战略面临的历史性挑战
三、21世纪中国德治理论与实践的战略设计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中国书籍·学术之星文库：中国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
　　（一）中国传统德治思想是毛泽东德治思想的理论渊源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宝库。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治国之道的主要内容之一，特别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德治理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管理和社会管理实践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从小就接受儒学教育，致力于修身、伦理的学习，通读大量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这就为他德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德治是儒家的一种重要的政治主张。孔子重德治，讲仁政，“仁”是孔子“德治”理论的核心，他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和“齐之以礼”的基本管理思想，并把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活动看成是始于“修己”而终于“安人”的社会调节过程。孟子更是把礼仪道德看成是国家的基础，他德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的王道学说，主张行王道、仁政、以德服人，并把“修身”看成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前提。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的观点为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后来又经过汉代学者以及宋明以来诸多思想家的理论思辨，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内容庞大、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主要应用于国家的统治、社会的治理，要求国家统治和社会管理者，提高自身的德行，进行自我修养，再用已修之身去管理国家、社会和人民，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毛泽东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中的维护道德秩序、注重行为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尊重理解他人、热爱集体利益等观念，对毛泽东的德治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他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将其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德治思想是毛泽东德治思想的理论渊源。
　　（二）马克思主义德治理论是毛泽东德治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德治理论要求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大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注重以德建党、以德执政、以德育人，以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确立了道德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基本方针；第二，规定了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人、教育人和提高人；第三，阐述了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是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的道德规范和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第四，提出了道德建设的具体途径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与群众实践相结合、要与法制建设相结合、要与物质利益相结合，要采取灌输与榜样相结合等方法来加强。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的德治理论也成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造和治理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
　　（三）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德治思想形成的实践土壤
　　在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对救亡图存等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一次次的失败，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德政的重要性，认为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只有开展文化、道德革命，从思想上改造国民才能拯救中国。随后，李大钊、陈独秀发起的以文化、道德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认为“动天下”，必先“动天下之心”，而“动天下之心”必须有“大本大源”。而要有“大本大源”，必须“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过程中，他特别注意批判和克服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武装党员、战士，十分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尤其重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认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

前言/序言

　　“德治”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政治实践，贯穿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执政史，无论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还是六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治国模式都在不断进行着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成为世界东方大国治国安邦的显著特征。
　　当前，面对世界各国的政治风云变幻，面对一些曾领跑世界的大国所出现的政治动荡和衰落，面对众多国家施政方略所引起的民怨沸腾，而我中国政局之岿然不动，独领风骚，我们愈加感到中国模式的独特魅力。以“德治”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方略，正为中国这艘未来的世界“超级航母”保驾护航。也正是受此鼓舞，我们怀着极大的热情潜心研究中国“德治”思想的变迁，研究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政治实践日臻成熟的历程，以期对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以德治国”方略有更加成熟的理性认识。
　　坚持把伦理道德与政治相结合的“德治”，是中国政治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有别于西方思想家、政治家的独到之处。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历代思想家、统治者都以伦理道德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主张依靠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德治思想作为一种政治理念长时期被凸显，并被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奠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模式。
　　早在奴隶社会的商时就有“天德”之说，统治者用“天德”来为自己的统治行为作注，开明的政治家用“天德”来规劝过于贪暴的统治者。先秦的儒家是德治论的最有力倡导者，并且形成了系统的德治思想。孔子认为，治理国家离不开道德，上至君主、下至一般驭民之官吏，具有良好的道德是其从事治理工作最起码的条件。在刑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上，孔子一直坚持把德治放在首位，认为德治要比刑治高明得多，并且德治所产生的效果也要久远得多。孔子还提出了实现德治的具体做法，如君主要先身体力行起到表率示范作用，要先克制自己的欲望，要节俭勤于政事等。等。孔子的有关德治的主张，被后来的思想家、政治家所继承，并发扬光大，使德治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发展和完善。
　　孟子和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他们倡导通过道德的修养达到王道仁政。面对当时纷争混战而民不聊生的现实，孟子提出“行仁政”的主张，他根据政治实现的方式，即崇德还是尚力，分为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王道政治就是行仁政，以德养民，以德教民，以德服天下。霸道政治就是行暴政，武力征伐，争夺抢掠，以力服人。孟子明确反对霸道，反对法家的政治主张，主张德治，从而将孔子的“德政”思想发展成为自己最核心最根本的具有完整体系的政治理论“仁政谋略”。荀子不仅继承了孔子的德治思想，还进一步地把德治发展为礼治，主张“礼”是一切言行和事件的最高准则，用“礼”约束人民，人民就会顺从；用“礼”规范君主，君主就会英明，违背了这个规律就会丧失一切。
　　以霸道政治为治国主旨的秦朝顷刻间的土崩瓦解，更加证明了“德治”的正确性。继秦而起的汉朝重视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严厉批判法家严刑峻法的思想，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自孔子以来德主刑辅的政治思想，突出强调了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自汉以后，“为政以德”“以礼教治天下”几乎是每一个朝代所推崇的治国理论，德主刑辅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基本范式。这一基本范式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发展封建经济，创造中华文明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也为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政治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新中国建立后，谙熟中国历史文化的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了儒家“仁政”思想的虚伪性，继承了传统“德治”思想的合理内核，形成了无产阶级的“仁政”观，他强调党员的道德修养，强调人的思想、品质的作用，重视社会思想道德建设，并把它作为治党治国的执政方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德治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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