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现代法治:沈家本的改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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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连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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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ISBN:9787519701529
版次:1
商品编码:12178870
包装:精装
丛书名: 天下系列
开本:大32开
出版时间:2017-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10
字数:107000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惇,又作子敦,号寄簃,是清代著名法学家和立法专家,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人,依法治国理念的首倡者,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力。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贵连潜心研究沈家本近四十年,堪称国内法史学界和沈家本思想研究的大家。本书即为其对沈家本中外法治的论说、修律实践以及法治改革理想的系统论述。本书之出版在沈家本研究领域将会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古今之皋陶,取申韩法治精神务去其毒;不愧古今儒者,习马郑经生事业而会其通。”法治,是沈家本的梦,他主持法律改革,追的就是这个梦。1913年春,在枕碧楼闭门养病著述的老人做了一个梦,梦中吟诗一首。醒来后他把这首诗记录下来,名之《梦中作》。这是他逝前的心境写照,我们后人观之,亦可了解这位老人,同时,也感受那个时代。全诗如下:
可怜破碎旧山河,对此茫茫百感多。
漫说沐猴为项羽,竟夸功狗是萧何。
相如白璧能完否?范蠡黄金铸几何?
处仲壮心还未已,铁如意击唾壶歌。

内容简介

19世纪70年代,英语世界出现一个新词,Rule of Law。这个词什么时候与中文“法治”对应,迄无可考。但是,这个“法治”与先秦以来的“法治”判然各别。20世纪初年,清朝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按照当时仿行立宪的立宪清单,主持新法律的起草。他用“泰西法治”来表述新出现的西方法治,并把中国的富强梦寄托在这种法治上。王元化先生于20世纪末反思“五四”,认为把“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论断值得探讨。因为这两个概念,当时仅仅停留在口号上。沈家本的法治梦,与此相同。它在五四赵家楼烈火燃起以前就破灭了。

作者简介

李贵连,1969年于湖北大学法律系(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近代法研究所所长、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李贵连教授潜心研究沈家本近四十年,堪称国内法史学界和沈家本思想研究的大家。李贵连教授“沈家本研究系列”著作有:《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现代化》《沈家本传》《近代中国法制与法学》《沈家本年谱长编》《沈家本评传》。

目录

引言
第一章中西法治宗旨之异
第二章移植外国法,建构“现代法治”法律制度
第三章删除援引比附,确立罪刑法定
一、土生土长的中国罪刑法定
二、用土还是用洋:改革中的争论
第四章废除恶法,推动人权保障
一、法律科学化:薄刑恤民
(一)废除重法
(二)削减死罪条目
(三)废除刑讯、笞杖
(四)死刑唯一
(五)明刑改隐刑
二、生命固应重,人格尤宜尊:废除奴婢律例
三、禁止杀奸
第五章融合中西,推行审判独立
一、司法独立,刻不可缓
二、法律职业:专门之学,专门之人
(一)法官独立审判
(二)确立律师制、陪审制
(三)法律学堂,法学研究
第六章采用西法,建构新式监狱和制度
结束语铁如意击唾壶歌

精彩书摘

  《现代法治:沈家本的改革梦》:
  二是指出西方各国司法独立具体做法的不同之处,强调司法独立必须合于一国风土人情。这是一种对古今、中西既肯定又否定的矛盾论证。通过这种论证,肯定了采用西方司法独立的合理性、合法性。这种既肯定又否定的看似矛盾的现象,是改革阶段,尤其是初期阶段的常见现象。改革就在这种遮遮掩掩、跌跌撞撞中破土而出。但是,这种论证方法是双刃剑:它可以使国人比较容易地接受这种新制度,也容易使国人对新制度产成误会。百多年来,他的追求落空,可能也与这种论证方法有关。
  司法审判独立还涉及秋审问题。让高级行政官僚参与对死刑案件的直接审理和覆核的秋审制度,本质上与司法独立根本矛盾。它的政治意义大于它在司法方面的意义,是皇权至高无上性的表现。晚清的司法独立,是皇权之下的独立,所以,秋审不能废除。面对这种情况,沈家本从慎刑的角度,首先指出秋审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秋朝审一字增损,动关生死,未可以以寻常文牍薄之,不宜遽停覆核之制”。接着,话锋一转,“推原会审定例之初意,本为严杜拘陷锻炼之弊。现法院编制法既行,法官之资格皆由慎选而来,并设三审之阶,广通呼吁;行合议之制,博采舆情;此外如律师之辩护,鞫问之公开,凡为被告人谋利益者无微不至,详慎至此,实无深故之虞”;“国家政令不宜首尾两端”,秋审实与皇帝谕旨所规定的“划分司法权限,令行政各官不准违法干涉”,即司法独立相矛盾;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以司法之重寄,而分任夙未涉猎之人,已非循名核实之意”,所以须进行改革。改革的办法为“嗣后秋审人犯,外省径由按察司或提法司审勘,缮具招册后尾,咨呈法部核议,其督抚布政司会审之制即行停止。
  ……

前言/序言


1978年,我幸运地考进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师从张国华教授 ,攻读中国法律思想史。进校大概一个学期,张师就明确告诉我,硕士学位论文以沈家本法律思想为题。
那是一个知识饥荒的年代,沈家本这个名字,即使在法学界,知道的人也并不太多。作为“文化大革命”前夕进入大学的法律系本科毕业生,我只能用“闻所未闻”来表述我当时对沈家本的认知。我的研究就在这种状态下开始。斗转星移,迩来已近四十年。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开始以《沈家本的法律思想研究》为题。但是,在阅读沈氏的著述后,经张师认可,改为《清末修订法律中的礼法之争》。1981年硕士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张师希望我在教学之余继续沈家本的研究。在他的鼓励下,我们做出这样的研究计划:编一本沈家本年谱,写一本沈家本传,汇集一套沈家本修律资料,写一本沈家本法律思想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草成《沈家本年谱》《沈家本传》《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三种。《沈家本年谱》以初编为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沈家本传》交某大学出版社,在打好纸型后,该社将纸型交给我,停止出版。没有今天通行的赔偿,我也没有和他们争论。按刘广安教授的建议,把《沈家本传》改名为《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现代化》,将纸型交北大印刷厂,用光明日报出版社的书号自费出版。至于沈家本的思想研究大概写了七八万字,因种种原因既未发表也未出版。时过境迁,现在已无与读者见面的必要了。
书虽然出版了,但我并不满意,粗疏讹陋之处所在多有(正是这个原因,才有20世纪90年代《沈家本年谱长编》和21世纪初年《沈家本传》《沈家本评传》的出版)。但是,大概是当年知识饥渴的原因吧,它们的社会效果还不错。台湾的黄静嘉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研究薛允升的专家。《沈家本年谱初编》面世不久,我就收到他的来信,讲述他在日本东京东丰书店看到《沈家本年谱初编》的惊喜,以及他对这本书的高度评价。因此书缘,我们成了忘年交,并由此开启了海峡两岸法史学的交流。
从20世纪80年起,我陆续在各种刊物和各种场合,发表多篇有关沈家本的论文。但是,受传统研究思维的影响,我对沈氏思想的认知一直停留在民国杨鸿烈先生的认知上。2003年,湖州市开会纪念沈氏逝世九十周年,我被邀请并作主题发言。为此我重新思索,在反复查阅当年追悼会上的挽联中,我觉得多付以“共和法治国”“法治开先河”为题的挽联,实在是对他晚年修律的盖棺之论。联系《寄簃文存》中他对中外法治的论说,以及他的修律实践,我对他的现代法治的改革梦理解清晰了。由此而有《法治(Rule of Law):晚清法律改革者的理想——沈家本逝世90周年祭》的大会发言。后经多次课堂讲授,形成今天这样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既是2003年思路的继续,也是我20世纪80年代宿愿的了结。
作为一名法史研究者,忠实历史是我的职责。“法治主义为立宪各国之所同,编纂法典实预备立宪之要著。”这种对法律价值的认同,不是我的臆断,是白纸黑字留给我们的证据。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行文多引原文,由读者自己去判断。
李贵连于京北寓所
2016.5.11



洞悉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脉络:一部关于法律、政治与士绅阶层的宏大叙事 本书深入探究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的剧烈变革时期,聚焦于一个核心议题:在传统儒家秩序面临空前挑战的背景下,精英阶层如何理解、选择并试图塑造新的国家治理模式。不同于仅关注某一位改革家的传记式叙事,本书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描绘了一幅复杂的社会图景,揭示了制度变迁背后的深层动力与内在张力。 第一部分:旧秩序的瓦解与现代性的叩门 本部分首先对清末的社会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我们考察了传统士绅阶层——他们既是地方秩序的维护者,也是文化正统的代表——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和内部叛乱(如太平天国、义和团)时,其合法性基础如何被一步步侵蚀。 权力真空与“治理赤字”: 阐述了中央集权体系在应对大规模危机时表现出的结构性无能。这不是简单的腐败问题,而是自秦汉以来形成的“皇权—士绅—基层”三元结构在面对工业化、全球化冲击时的僵化。税收、军事、司法三大支柱均出现严重的“治理赤字”,这为自上而下的“新政”提供了内在的紧迫性。 新旧思想的交锋: 本章重点分析了早期知识分子群体对“变”的不同理解。早期的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其思想根源仍深植于对儒家“天道”的信奉,他们试图通过“托古改制”实现君主立宪的理想。但随着接触的深入,特别是甲午战败的刺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对西方政治理论的纯粹借鉴,出现了对传统“道”与西方“器”之间关系的新一轮辩论。这种思想上的撕裂,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制度选择。 第二部分:地方精英的能动性与国家重构 本书的重点之一在于考察地方精英群体,特别是那些从科举体系中脱颖而出,又在新的教育体系中接受了新式训练的官员和乡绅,他们如何在地方层面实践和抵制中央的改革指令。 “士绅的再组织化”: 在中央权力衰弱的背景下,地方绅士在兴办实业、管理水利、维持治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本书通过对多个省份(如江苏、浙江、湖南)的个案研究,展示了绅商群体如何利用宗族网络和新式学堂,构建起一种“半官方”的治理能力。他们的行动是自发的、经济驱动的,但也带有强烈的维护既有社会等级的保守色彩。 新式教育与政治取向的分化: 分析了京师大学堂及各省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他们与传统举人之间的代际矛盾。新式知识分子对“效率”和“科学”的推崇,使他们与习惯于“道德论证”的旧官僚群体产生了结构性冲突。这种代际与知识结构上的鸿沟,成为日后政党政治形成时的基本人群划分基础。 地方自主的兴起与中央的困境: 探讨了清末“预备立宪”过程中,地方咨议局的实际运作情况。这些机构一方面是中央推行宪政的“试点”,另一方面却成为地方势力制衡中央集权的重要工具。许多地方的精英并不热衷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他们更倾向于一种松散的联邦或邦联式的权力结构,这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了制度性伏笔。 第三部分:法律与秩序的重塑:从“礼治”到“法治”的艰难转型 本部分专注于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进程,考察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法”的理解如何从维护宗法伦理的工具,转变为建立现代国家主权的基石。 法律观念的冲突与借鉴: 详细比较了日本法制、德国法制(大陆法系)对中国法律改革者的吸引力。清末的修律大臣们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如何将强调个人权利、契约精神的现代法律,植入一个强调“君臣、父子”伦理的社会土壤中?本书展示了修律过程中,对于“公法”与“私法”、“刑法”与“教化”的深刻争论。例如,在财产法和继承法的设计上,传统家族利益与新兴市场经济需求之间的冲突是何等尖锐。 司法权力的转移与司法独立: 审视了新式法院的建立过程。司法权从地方官员(知县、知府)手中剥离,交由专业的司法官员掌管,这不仅是对传统权力制衡的挑战,也是对“官即是法”这一观念的根本否定。然而,由于缺乏独立的司法行政体系支持,以及地方士绅对判决结果的干预,新式司法机构在推行中常常面临效率低下和权威不足的问题。 契约精神的萌芽与商人阶层的崛起: 法律改革不仅是国家行为,也是民间经济发展的需求。本书关注了新兴工商业者群体如何利用新颁布的商法和合同法,开始构建脱离宗族担保的商业信用体系。尽管规模有限,但这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正在萌芽,这与传统律例中对“义利之辨”的侧重形成了鲜明对比。 结语:一个未竟的时代主题 本书最后总结道,清末的改革是一场在“内部结构性制约”与“外部冲击压力”双重挤压下展开的复杂工程。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改革虽然卓有成效地引进了西方话语体系,但在实际操作层面,社会资源的分配逻辑、地方精英的利益诉求以及底层民众对新政的理解程度,都使得“现代法治”的实现远比制度文本所预期的要艰难得多。这场改革最终的未竟之业,成为了民国初期延续至今的深层历史遗产。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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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天下·现代法治:沈家本的改革梦》,光是书名就足够引人遐思,让人不由自主地想探寻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位名叫沈家本的士人,究竟怀揣着怎样一个关于“现代法治”的梦想,又将如何将其付诸实践。现代法治,这两个词汇在当下的语境下是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几乎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然而,回溯历史长河,尤其是在晚清那个内忧外患、传统与变革激烈碰撞的时期,提及“法治”,其意义之深远,其挑战之巨大,是难以想象的。我尤其好奇的是,沈家本作为一个身处体制之内,却又试图引入一种截然不同的治理逻辑的官员,他的改革梦是如何孕育而生的?他所面临的阻力又有多大?是来自守旧势力的顽固抵抗,还是现代思潮尚未成熟所带来的认识困境?又或者,是现实政治格局的复杂纠葛?书中是否会深入剖析沈家本在推动法律改革过程中的具体策略,例如他如何借鉴西方法治思想,又如何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寻求突破?他对“现代法治”的理解,是仅停留在形式层面,还是触及了更深层次的法治精神,比如权力制约、公民权利等?这些问题都让我充满了期待,仿佛能透过书页,看到那个时代变革的洪流,以及沈家本在这场洪流中,那颗不甘平庸、渴望进步的改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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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现代法治:沈家本的改革梦》这本书,我预感会是一场深入的“思想史”的探寻。当我们谈论“法治”时,很容易将其与具体的法律条文、司法程序联系起来,但这本书似乎更侧重于“法治”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治理的哲学,如何在晚清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沈家本的“改革梦”,不仅仅是修修补补的政策调整,而是对整个国家运行逻辑的根本性反思。我非常想知道,他对“法治”的理解,是否已经超越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是否触及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原则?他所倡导的“现代法治”,是仅仅为了应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还是他内心深处对一个更加公正、有序、文明社会的向往?书中是否会探讨,沈家本的法治理念,在当时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中所引发的反应?普通民众又是如何看待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那些受益于旧有体制的士绅阶层,又会如何抵制?我特别期待书中能够展现,沈家本在推进法治改革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困难和挑战,例如他如何在既要维护国家主权,又要改革法律体系的复杂局面下,找到平衡点。这本书,或许能让我们看到,在那个充满迷茫与探索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独特理解和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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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下·现代法治:沈家本的改革梦》,我最想深入了解的是,书中对于沈家本如何将“改革梦”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细节描绘。理论与实践之间,往往隔着千山万水。我很好奇,沈家本在推动法律改革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具体的阻碍,比如法律条文的冲突、官员的抵制、社会舆论的压力,甚至是对改革方向的不同解读?他又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影响力,来克服这些困难的?书中会不会涉及到他对具体法律的修订,比如在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方面的改革思路?这些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是如何被提出的,又经历了怎样的讨论和审批过程?我尤其关心,沈家本的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独立自主的,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国际上的法治思潮,或者列强的压力?这本书,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在那个“变法图强”的大背景下,沈家本的法治改革,究竟是怎样一种“破旧立新”的尝试,它又为后来的中国法律现代化,留下了怎样的遗产。我想看到的是,一个鲜活的沈家本,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用他的努力书写一段关于法治的探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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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现代法治:沈家本的改革梦》这本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会是对那个时代“法治”概念的认知演变过程的细腻刻画。在现代社会,法治是一种普世价值,但在晚清,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陌生且充满争议的概念。我非常好奇,沈家本是如何向当时的人们解释“现代法治”的?他的语言和论证方式,是否充分考虑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习惯的接受程度?书中是否会展现,他如何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搭建桥梁,让改革显得不那么激进,从而更容易被接受?我特别想了解,沈家本的“改革梦”,是否不仅仅局限于法律制度层面,是否也包含了对司法独立、官员问责、甚至是政治协商等更深层次的法治精神的追求?在那个君主专制仍是主流的时代,他是否也曾思考过,如何通过法治来限制皇权?这本书,可能会揭示出,在清末那个内外交困的特殊时期,中国士大夫阶层对于现代化的探索,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巨大困境。我渴望通过这本书,理解沈家本这位改革者,如何在那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时代,用他的智慧和勇气,去播撒现代法治的种子,并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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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天下·现代法治:沈家本的改革梦》,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书中所描绘的沈家本的个人心路历程,以及他所身处的那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我们常说“时代造就英雄”,但有时也必须承认,“英雄”同样能够塑造时代。沈家本,这位晚清的改革者,他的“改革梦”究竟是源于一种什么样的时代契机?是否是因为目睹了国家在列强侵略下的孱弱,或是看到了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愈发显露,才萌生了以法治为出路的念头?我对书中关于他如何学习、吸收西方法治理念的过程特别好奇,他是否真正深入理解了近代法治的精髓,而非仅仅将其视为一种“西学”的表面现象?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他又是通过何种途径接触到这些新思想的?是翻译的著作,是出洋考察的官员带回的信息,还是与西方传教士或外交官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他如何将这些舶来的思想,内化为自己坚定的信念,并最终付诸实践?书中有没有详细描述他与当时其他重要人物,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甚至慈禧太后等人的互动,这些互动又对他的改革计划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渴望了解,这位改革者在孤军奋战与获得支持之间,是如何权衡取舍,如何在一个充满猜忌与保守的官场中,艰难地播撒下法治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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