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讲坛:明代政治与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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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培凯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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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黄山书社
ISBN:9787546162225
版次:1
商品编码:12189078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98
字数:20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明史的研究,在20世纪前期,以政治事件史及政治制度史为主,后来重点转移到社会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对商品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到社会结构的转型,成了许多学者瞩目的课题。这种学术研究方向的转移,固然有其内因及学术群体的个别兴趣,但是也不可忽略20世纪后期整体文化思维倾向的影响。
  影响来自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想弄清中国在世界史一体化中的地位,要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在明清时期,相对于欧洲勃兴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停滞”,以至于“落后”?先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模式,套用毛泽东讲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逐渐也会发展出资本主义观点,利用方志、文集、契约文书等史料,深入探索了商品经济在各地发展的情况。近年来又流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模式,以“全球化”发展史的脉络,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与世界各地“相倚相存”(inter-dependent)的现象。然而,这些皆是全球化的“宏观调控”解释模式,都不足以阐明中国历史文化自成一体中的复杂变化。
  也就是说,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这个纵深的影响,到了明代,已经累积了几千年的经验与智慧,演化出自成一体的内在发展规律,既不奇怪,也不特殊,更非畸形,只是与其他文明有所不同。当今的学者,似乎比较接受这种平和的态度,重新回到细部的历史现象研究,而且以多元角度,重新审视明史丰富而具体的生命经验,看到不同情况下的不同面貌。*显著的学术方向变化,就是对具体细节的深入研究,而且先不设定任何“理论架构”,让个别的历史经验讲话,让个体(或个别群体)发出生命体验的声音。
  有趣的是,这个研究倾向的变化,颇似近几十年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变化脉络:先是宏观的经济、政治、社会体系型研究,逐渐转为社会生活史及个体生命经历的把握。也许是到了21世纪,全球化相互影响局面已成,学术风气由欧陆直接影响中国,也无足为怪。

作者简介

  郑培凯,曾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主任。2015年起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著有《文苑奇葩汤显祖》《茶余酒后金瓶梅》《古琴的传承与开拓》《陶瓷下西洋》《品味的记忆》《雅言与俗语》等。

目录

立国宏规——明初南京皇城、宫城的建立徐泓
明清的上层社会与宗教李孝悌
商业文化与明清地方文化范金民
明代社会转型之一——以江浙为例徐泓
明代社会转型之二——以明清之际潮州为例陈春声
晚明文人与旅游风气周振鹤
朱载重——被人忽略的明穆宗王天有
明代中日韩关系——从丰臣秀吉侵韩战争说起王天有
西洋火炮——明朝最后的救星与克星韦庆远

精彩书摘

  《名家讲坛:明代政治与文化变迁》:
  唐初以后,孑L庙的礼仪大致完备,从祀制度亦告确立。此后,国家祭孔就成为帝王扶腋、承续“道统”的重要象征。但另一方面,在明清例行性的国家祀典之中,祭孔只是一小部分。天地山川、云雨风雷、岳镇海渎等自然现象的存在,因为其所具有的“超自然”力量而格外受到尊奉。从国家祭祀对象的选择和祭礼的规格来看,圣人的教化和神秘不驯的自然力量,圣道和神道,理性和非理性,同样具有神圣不可轻慢的地位。在我们泛泛地纳入儒家“礼”教传统的这个范畴内,其实蕴含了强烈的超自然的成分。换言之,在明清礼部所经管的祭祀仪典之中,既包括了纯粹仪式性的世俗之礼,也包括了具有神秘宗教意味的泛灵、多神崇拜。
  但在同样的泛灵、多神崇拜之中,还是有所谓合不合“礼”的争辩。官僚学者们往往用不合古礼来批评某些地方性、民间性或由僧道主持的祭祀活动,虽然他们引经据典,大力提倡的古礼,在本质上往往和后者并没有根本的差异。
  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有关北岳祀典的争执,让我们看到官僚士大夫如何为一个严肃的礼制问题进行争辩时,程度不等地透露出各自的宗教取向。
  先是,弘治六年(1493),兵部尚书马文升要求朝廷将岁祭北岳恒山的地点从真定府的曲阳县移到大同府的浑源州。接着,巡抚大同都御史胡来贡也题请改祀北岳于浑源州。礼部奉命对这项提议进行研究。主张迁祀浑源的官员的一个主要依据是,《浑源州志》内有关州南二十里古北岳庙的记载。根据这项记载,这座古北岳庙是陶唐氏所建:“舜时北巡狩至于北岳,值大雪,遥祀之。忽飞一石,坠帝前,名日安王石。乃建庙于大茂山。又五载再巡狩,其石又飞于曲阳,复建庙于曲阳。”洪武十二年(1379),重修古北岳庙碑文中也记载了这段“飞石东迁”的神话。胡来贡等即依据这些记载,要求将北岳祭祀地点从曲阳迁到更古的浑源。
  礼部尚书沈鲤承命调查后,给皇帝上疏,请求将祭祀地点依旧定在曲阳。沈鲤承认胡来贡的请求,“固非无据”,但“载籍虽博,必折中于经传。典礼至重,难轻信乎传闻。”胡来贡等人引用的《虞书》的记载,虽提到祭于恒山,却未提到恒山在什么地方,而沈鲤所引用的典籍和历史,证明“曲阳之祀恒山,又非肇始于五代,盖历二千余年而明裎如一日。诚考据精确,非漫然沿袭也”。所以纯就双方所诉诸的经典权威而言,沈鲤显然认为自己的比对方的更精确。
  沈鲤可以凭典籍证明过去一向是在曲阳祭北岳,主张恒山在浑源的人,却只能依靠地方的州志和碑文,而这些资料中有关“飞石”的传说,即使胡来贡亦“谓其不经”,怎么能够据以改祠?更何况曲阳恒山“孕灵已久”,实在不该轻易毁庙废碑。沈鲤等人最后的结论是:“臣等再三酌议,北岳恒山之神,委应遵依宪典,仍祀于曲阳县。”
  ……

前言/序言

  明史的研究,在20世纪前期,以政治事件史及政治制度史为主,后来重点转移到社会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对商品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到社会结构的转型,成了许多学者瞩目的课题。这种学术研究方向的转移,固然有其内因及学术群体的个别兴趣,但是也不可忽略20世纪后期整体文化思维倾向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来自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想弄清中国在世界史一体化中的地位,要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在明清时期,相对于欧洲勃兴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停滞”,以至于“落后”?先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模式,套用毛泽东讲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逐渐也会发展出资本主义观点,利用方志、文集、契约文书等史料,深入探索了商品经济在各地发展的情况。近年来又流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模式,以“全球化”发展史的脉络,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与世界各地“相倚相存”(inter-dependent)的现象。然而,这些皆是全球化的“宏观调控”解释模式,都不足以阐明中国历史文化自成一体中的复杂变化。
  也就是说,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这个纵深的影响,到了明代,已经累积了几千年的经验与智慧,演化出自成一体的内在发展规律,既不奇怪,也不特殊,更非畸形,只是与其他文明有所不同。当今的学者,似乎比较接受这种平和的态度,重新回到细部的历史现象研究,而且以多元角度,重新审视明史丰富而具体的生命经验,看到不同情况下的不同面貌。最显著的学术方向变化,就是对具体细节的深入研究,而且先不设定任何“理论架构”,让个别的历史经验讲话,让个体(或个别群体)发出生命体验的声音。
  有趣的是,这个研究倾向的变化,颇似近几十年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变化脉络:先是宏观的经济、政治、社会体系型研究,逐渐转为社会生活史及个体生命经历的把握。也许是到了21世纪,全球化相互影响局面已成,学术风气由欧陆直接影响中国,也无足为怪。
  本书所辑九篇论文,来自七位明史专家。这些论文经他们自己挑选,由我们几经商讨安排成书,希望能呈现一个首尾贯通的脉络,反映当前明史研究的不同面貌。
名家讲坛:明代政治与文化变迁 本书精选了当代顶尖史学家关于明代政治制度演变、社会结构调整以及思想文化转向的深度研究与精彩论述。全书汇集了多位学者的精辟见解,旨在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宏大而又细腻的明代历史图景,揭示这一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张力。 --- 第一部分:帝国中枢的重塑与权力制衡的探索 本部分聚焦于明代中央政治制度的深刻变革,特别是洪武、永乐两朝对传统政治模式的颠覆性改造,以及这种改造在后续三个世纪中引发的复杂后果。 一、 洪武遗制与内阁的崛起:宰相制度的终结与权力真空的填补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直接统领六部,这一举措被视为中国政治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断裂。然而,这种高度集中的君主权力很快遭遇了行政负荷的极限。本书详述了在洪武晚年设立殿阁大学士这一顾问机构,如何逐步演变为事实上的决策中心——内阁。 研究深入剖析了内阁制度从“顾问”到“票拟”的权力渐进过程。作者们通过对《玉牒》、廷寄文书的细致考证,阐释了内阁首辅如何借助票拟权架空六部,成为事实上的行政长官。尤其关注了张居正改革期间内阁权力的巅峰状态,以及它如何平衡了皇权与官僚体系之间的脆弱关系。 二、 宦官政治的兴衰与特务机构的运作逻辑 明代中后期,宦官势力一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东厂、西厂的设立与运作是研究这一现象的核心。本书摒弃了传统上将宦官视为纯粹“奸佞”的简单化叙事,转而探讨了宦官势力兴起的深层政治土壤——皇帝对文官集团制约与平衡的需要。 文章细致梳理了王振、刘瑾、魏忠贤等重要宦官的政治运作模式。分析了特务机构如何绕过既有的官僚审查体系,直接向皇帝负责,从而成为君主推行特定政策的“利刃”。同时,也探讨了宦官集团与文官士大夫之间,特别是与东林党人之间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权力博弈,揭示了这种制度性矛盾对国家治理效率的侵蚀。 三、 地方治理的变迁:布政使司与总督制度的张力 明代的地方权力结构经历了从初期相对分权到后期总督统辖的演变。本书对比研究了“三司分治”(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的初衷与实际运行中的弊端。 重点分析了应对北方边患和南方水患等突发性、综合性治理需求的背景下,总督制度是如何被创设并逐渐常态化的。总督集军、民、刑大权于一身,标志着中央集权向地方权力渗透的加强,但也带来了地方权力过大的潜在风险。通过具体案例,如“九边”总督的权力边界,展现了中央与地方在军事和财政调动上的复杂博弈。 --- 第二部分:社会结构与经济基础的转型 本部分将目光投向构成帝国肌理的社会与经济层面,审视在人口增长、商业活力的增强以及白银货币化浪潮下,明代社会阶层和经济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 一、 土地兼并与佃农阶层的境遇 明代人口稳步增长,人地矛盾日益尖锐。本书利用区域志和宗谱资料,重构了明代中后期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动。研究表明,商业资本的渗透加速了土地的兼并,大地主阶层在地域社会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文章详尽探讨了佃农阶层的脆弱性。在“佃寄”关系中,佃户对地主的依附性、佃租的刚性以及周期性的灾荒,如何迫使大量自耕农沦为佃户,甚至流亡成为流民。这为理解后期农民起义的社会基础提供了扎实的经济学视角。 二、 商业革命的勃兴与地域性商帮的兴起 明代中后期,尽管官方经济政策总体上保持重农抑商的传统,但市场经济的活力已无法遏制。本书着重考察了以徽商、晋商为代表的地域性商帮的运作机制和文化特质。 研究分析了这些商帮如何利用宗族网络、会馆公所构建起跨区域的商业信用体系和信息网络。它们不仅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更深度介入了盐铁专卖、金融借贷等领域。探讨了政府在特定时期(如赈灾、军需采购)对商帮资本的依赖性,以及这种依赖如何反过来影响了国家财政和市场监管。 三、 白银化进程对传统赋税体系的冲击 明代白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这是全球贸易体系和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本书核心关注白银的流入和国内赋税的“一体两条鞭法”改革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条鞭法”试图将田赋、徭役、杂税折算成白银征收,这一改革的初衷在于简化税制、提高效率。然而,研究指出,这一改革在地方推行过程中面临重重阻力,例如地主阶层对税负转嫁的努力、白银输入的不稳定性等,导致改革的实际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确实提高了国家对白银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它也加剧了对农民的间接剥削,因为许多地方的劳役负担并没有真正减轻,而是折算成了更高的现金负担。 --- 第三部分:思想文化的转向与士人群体的重塑 明代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的转型期,更是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多元激荡的时代。本部分考察了心学的发展、官方意识形态的巩固以及文化审美趣味的变迁。 一、 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力及其后流变 本书全面回顾了阳明心学的核心——“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理论基础。重点分析了心学在明代中后期士人阶层中的广泛传播,它如何为知识分子在僵化的政治环境中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精神自由和道德实践路径。 后续章节深入剖析了心学内部的分化,从陆王学派的内在探索到晚明“公安派”等对个体情感、世俗生活的关注,展示了心学如何从一种严格的哲学体系,逐渐演变为一种影响文学、艺术和社会风尚的文化思潮,对传统理学的“格物致知”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二、 理学传统的复兴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固化 与心学的流行并行的是,以薛瑄、吴与襄为代表的理学(程朱学派)的坚守者们,他们强调纲常名教的维护和对正统学说的恪守。本书探讨了明朝官方意识形态对程朱理学的推崇,以及这种官方化对学术自由产生的约束力。 尤其关注了明代中后期“后继者”对朱熹学说的僵化应用,以及这种僵化在“清议”和党争中如何被用作道德批判的武器,阻碍了对社会弊病的务实性改革。 三、 文学与艺术的世俗化倾向 明代文学生产力的空前繁荣,标志着文化审美趣味的显著转向。本书详细分析了小说、戏曲(特别是昆曲)的成熟。 小说研究部分,重点剖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在市民文化中的传播与接受过程。探讨了这些作品如何不再仅仅服务于士大夫的道德教化,而是开始反映广阔社会生活、展现个体命运的复杂性。同时,在艺术领域,如晚明文人画的笔墨趣味、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如何共同推动了艺术的世俗化和个性化表达。 --- 总结: 本书通过对明代政治制度的精细解剖、经济基础的深度挖掘以及思想文化的多元考察,力求展现明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内卷化”与“转型期”的复杂面貌。它不仅是对一个王朝历史的叙述,更是对中央集权体制下,权力、财富与思想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塑造一个伟大而又充满矛盾的帝国的深刻反思。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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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这样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体现在它极大地拓宽了我的知识边界。我过去对某个时期的认知可能多停留在教科书式的框架内,但这本书显然深入到了更细致的肌理层面。它不仅仅是梳理了权力结构的变动,更重要的是,它把文化领域的细微变化——比如艺术风格的演变、民间信仰的流变——都巧妙地纳入了整体的分析框架中。这让我意识到,政治的变迁绝非孤立的事件,而是与整个社会肌理的呼吸同步进行的。阅读后,我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不再是点状的记忆,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生生不息的有机整体,这对于提升一个读者的历史思维高度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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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讲,我最初对这类历史读物抱有一定的保留态度,总担心会遇到晦涩难懂的学术术语和过于学术化的语言风格。然而,这本书的行文风格却意外地平易近人,语言精准而富有张力,读起来有种行云流水的畅快感。作者的叙事能力简直是一流的,他似乎很擅长讲故事,能够将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动机,用极富画面感的方式描绘出来,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我尤其喜欢他处理历史人物性格的那种多面性刻画,没有将任何一个人简单地标签化为“好人”或“坏人”,而是展现了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挣扎与选择,这种人性化的解读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代入感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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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参考文献和注释系统做得相当扎实,这对于希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读者来说,简直是莫大的福音。我注意到,作者在关键论点旁边的脚注,不仅仅是简单地标明出处,很多时候还附带了解释性或比较性的说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读者理解了某些历史论辩的来龙去脉。我翻阅了其中几处的注释,发现其引用的文献来源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国内的经典史料,似乎还涵盖了近年来的一些海外新近研究成果。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放的研究视野,让这本书的结论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让人感到作者是真正下过“笨功夫”去求证的,而不是浮于表面的综述性作品,这种深厚的学养是这本书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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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说,这本书的论述角度非常新颖,完全跳出了传统史学界那种将历史事件割裂开来的窠臼。它不是简单地罗列年代和人物功绩,而是着重于探究社会结构和文化思潮是如何相互渗透、共同塑造历史进程的。作者似乎拥有一种近乎人类学家的敏锐洞察力,能够穿透那些僵硬的政治文献表象,捕捉到隐藏在日常规范和制度背后的深层驱动力。例如,他对某个特定时期官僚阶层内部的权力博弈与士大夫群体精神诉求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的分析,就让我茅塞顿开,感觉过去对那个时代的理解都略显单薄。这种宏大叙事与微观细节的完美结合,让阅读过程充满了智力上的挑战与满足感,每一次翻页都像是揭开了一层新的历史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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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设计着实令人眼前一亮,那种沉稳又不失典雅的风格,拿在手里就感觉内容非同一般。扉页的字体选择和纸张的质感,都透露出一种对学术的敬畏感,这对于一本严肃的历史解读类书籍来说至关重要。我特别欣赏它在章节划分上的逻辑性,虽然内容涵盖范围很广,但脉络清晰,读者很容易跟上作者的思路。尤其是书中配有的那些精美且恰到好处的插图和地图,它们不仅仅是装饰,更是对文本内容的有力佐证和视觉补充,让原本抽象的史实变得具象起来。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作者在引述原始文献时,处理得非常得当,既保证了学术的严谨性,又避免了过度堆砌引文而导致的阅读障碍,使得整体阅读体验非常流畅和愉悦。这种对细节的打磨,无疑是高水平出版物的一个标志,让人期待接下来的阅读之旅会是怎样一番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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