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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博学·政治学系列：中国政治思想史（古代部分）》主要介绍和分析发生于中国商周时期至清朝前期的主要政治思潮与思想流派。帮助读者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代表的“思想者”们，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政治情境，提出什么样的政治问题，以及他们怎样思考和解决这些政治问题。在读懂文本、大致完成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拼图”的基础上，《博学·政治学系列：中国政治思想史（古代部分）》将尝试运用当代政治学的知识和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对古人的这些政治思想成果进行“评头品足”，评判其思想的高下得失、经验教训，把握其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展演变过程中乃至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地位。
　　《博学·政治学系列：中国政治思想史（古代部分）》每讲之后特别增加了“讨论”环节，以便引起读者更深、更开放的思考。在内容上力求详略得当，在语言和语气上凸显交流、对话特色，以及轻松平实、深入浅出的讲述风格。

作者简介

　　张星久，1956年生，山东菏泽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研究以及中西政治治理理念方面的比较研究，著有《台湾政治风云》、《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述论》、《中国政治思想史》（近现代部分）、《新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等，发表有关政治合法性、君主专制政体类型分析、儒家思想的历史困境与现代价值以及中国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系列研究论文数十篇。酷爱政治学教学事业，执教数十年，深受学生喜爱与鼓励。

目录

导言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什么
（一）什么是“政治思想
（二）什么是”政治思想史“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
二、知识与智慧：学习政治思想史的目的与意义
三、“神入”与“超然”：研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方法
（一）“神入”——移情式理解
（二）外部审视与“概念化”处理
四、本书的内容与特色

第一讲 萌芽与发端——商朝与西周时期的政治思想
一、新兴大国的治理问题与政治思想特点
二、天道与人道：政治的起源与目标
（一）商朝的天道观
（二）尚德爱民：西周天道观的变化
三、西周时期的主要施政理念
（一）“明德慎罚”思想
（二）“贵贵”“亲亲”之道与“大一统”国家思想
（三）《洪范》中的政治观念
总结与讨论
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二讲 争鸣与繁荣——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上）
一、社会变革与思想动向
（一）秩序与文明问题
（二）社会条件
（三）一般思想动向与政治知识水平
二、儒家的政治思想——孔子
（一）孔子的生平及其主要贡献
（二）“仁”为政治的最高目标与原则
（三）“克己复礼”：行仁的外在条件
（四）“为政以德”：孔子的政治过程观
（五）“以道事君”式的“公忠”伦理
三、儒家的政治思想——孟子
（一）孟子的生平简介
（二）性善论：仁政的哲学基础
（三）仁政与王道
（四）君臣、“道”“势”之间
四、儒家的政治思想——荀子
（一）荀子思想的特点
（二）荀子思想的哲学基础与方法
（三）以“礼”为核心的政治学说
总结与讨论
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三讲 争鸣与繁荣——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下）
一、墨子的政治思想
（一）“兼相爱、交相利”的基本理论
（二）尚同与敬天：兼爱的条件与保证
二、道家的政治思想
（一）道家的特点与代表人物
（二）老子“清静无为”的政治思想
（三）庄子的社会批判思想
……

第四讲 “独尊”儒家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
第五讲 “名教”“自然”之争与儒家文化的危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思想
第六讲 政治行动中的儒家——隋唐五代时期的政治思想
第七讲 事功与义理之间——宋元时期的政治思想
第八讲 反思与突破——明清时期的社会批判思想

后记

精彩书摘

　　《博学·政治学系列：中国政治思想史（古代部分）》：
　　（一）秦帝国的覆灭与法家思想的流变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处在华夏文化圈的边缘，颇受东方各国轻慢，被他们以“夷翟遇之”，以至于秦孝公在《求贤令》中痛陈“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现有记载表明，秦文化中没有严格的宗法制度，没有严格的男女之别，不采取嫡长子继承制，也没有“唯德是依”的德位观，在其主流价值系统中，尚武重利而少礼义道德，即所谓“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①也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秦国统治者在用人时并不注重“亲亲”原则，能够不拘一格地任用异国人才。比如，自秦穆公到秦始皇时期，对秦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主政者如百里奚、商鞅、张仪、范睢、吕不韦、李斯等都来自六国客卿，这与“多任其贵戚”的东方各国形成鲜明对照。②
　　秦人缺乏宗法伦理文化背景，对儒家思想很有隔膜。秦昭襄王就曾怀疑儒家思想“无益于国人”，而秦孝公起初听商鞅讲王道、帝道，提不起兴趣，而一听霸道、强国之术就来了精神。赢政看到韩非子所著的《孤愤》和《五蠹》，更是高兴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③客观地讲，法家的那一套学说，对于加强国家的组织化程度和控制能力、集中力量动员社会资源从事兼并战争，确实十分有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统治有效性的需要，所以能够成为秦的理论武器。而秦成功统一六国，则标志着法家的胜利和高峰。
　　但在统一六国之后继续奉行法家路线，则是泥于“打天下”的路径而不知时变。司马谈说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贾谊则说秦之亡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陆贾也认为“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治天下与打天下、政治统治与军事征服是有重大区别的。治天下固然要以暴力威慑为后盾，但是要想保持政权巩固，实现长治久安，还需要一定的统治合法性，需要被统治者最起码的自愿服从，否则单靠暴力强制是无法持续统治下去的。而秦朝的统治者囿于法家意识形态的“路径依赖”，看不到这一点。他们过分迷信、沉醉于运用法家思想打天下的成功，继续原有的路线，企图用赤裸裸的暴力去维持统治。所谓“秦为无道，残贼天下，杀术士，燔诗书，灭圣迹，弃礼义，任刑法……百姓悲痛愁思，欲为乱者十室而六”，使国家“赭衣半道，群盗满山”，①最后在下层农民和六国贵族的联合反叛中短命而亡。
　　由于秦帝国的兴衰是与奉行法家思想、焚书坑儒分不开的，所以它的崛起和速亡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②这一事变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最大影响就在于，它使秦王朝成为思想史上的“反面教材”，使法家从此丧失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并促进了儒家思想与后来的专制国家的结合。在后人眼里，“法家亡秦”，秦的短命是推行法家路线、实施暴政、焚书坑儒的结果。这一事实就像立下了一条可怕的咒语，时常被儒家士大夫用来警醒那些桀骜不驯、恣意妄为的君主。正所谓：“汉兴以后，论事者每以秦为喻；故始皇为后世所诟厉，甚于桀纣。”③可以说，秦的灭亡已经为儒家登上正统地位埋下了伏笔。
　　虽然法家从此不能被摆在中国政治的台面上，无法成为专制国家的正统思想，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秦汉以后中国政治的现实。法家反映了人类政治生活中某些真实的情况，特别是真实地揭示了专制政治的某些规律和构造原理，只要像秦王朝一类的专制政治形式在世界上还存在，反映这种政治形式的法家思想就不可能完全过时。另外，法家抛开统治的道义合法性，把思考的重心放在国家控制能力和统治效率方面，也可以为专制国家提供一定的统治技术和行政管理方法等实用性知识，满足其对统治有效性和工具理性方面的需要。所以，到汉昭帝时期，在一次讨论经济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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