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 在多大程度上像智库这样的公民社会组织对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发挥了作用？

? 通过充当信息交换平台，智库参与了公共治策的“启蒙”过程，逐步改变政策制定者的观念。

? 智库不只是想改变特定的政策，更想要“影响社会认知”，以改变社会通行的价值取向。

? 智库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了治策过程中的第三个作用——宣传。智库成为“研究经纪人”，把相关信息从研究生产者转移给研究的消费者。

内容简介

詹姆斯·G﹒麦甘博士收集了全球各大洲发展中国家智库的案例，一方面，通过将这些案例研究与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全球智库报告》的评价体系相结合，对案例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他给予智库研究一个现代治理理论和转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本书所呈现的案例，展现了发展中国家智库如何参与公共治策的“启蒙”，如何“影响社会认知”，以改变社会通行的价值取向，以及如何成为“研究经纪人”，把相关信息从研究的生产者转移给研究的消费者。

作者简介

詹姆斯·G﹒麦甘（James G. McGann），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劳德研究所国际关系高级讲师，费尔斯政府学院高级讲师，智库和公民社会项目主管。作为一名智库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为全球多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政策建议。代表作包括：《全球智库:政策网络与治理》《智库的力量》等。

目录

致谢

译丛总序

译者序

导言

第一部分 理论框架

第一章 民主化和市场改革

一、民主的定义

二、定义民主化

三、民主化的阶段

四、定义市场改革

五、市场改革的各种解释

六、市场改革的先决条件

七、经济改革的四要素

第二章 智库同经济和政治转型

一、公民社会与民主转型

二、经济转型

三、智库的作用

第二部分 案例研究

第三章 智利

一、智利民主化的历史

二、智利市场改革历史

三、智利的公民社会

四、补充说明： 智利的今天

五、智利智库活动的分析

第四章 秘鲁

一、秘鲁民主化的历史

二、秘鲁市场改革的历史

三、秘鲁的公民社会

四、补充说明： 秘鲁的今天

五、秘鲁智库活动的分析

第五章 波兰

一、波兰民主化的历史

二、波兰市场改革的历史

三、波兰的公民社会

四、补充说明： 波兰的今天

五、波兰智库活动的分析

第六章 斯洛伐克的市场改革

一、斯洛伐克民主化的历史

二、斯洛伐克市场改革的历史

三、斯洛伐克的公民社会

四、补充说明： 斯洛伐克的今天

五、斯洛伐克智库活动的分析

第七章 南非的民主化

一、南非民主化的历史

二、南非市场改革的历史

三、南非的公民社会

四、补充说明： 南非的今天

五、南非智库活动的分析

第八章 博茨瓦纳

一、博茨瓦纳民主化的历史

二、博茨瓦纳市场改革的历史

三、博茨瓦纳的公民社会

四、补充说明： 博茨瓦纳的今天

五、博茨瓦纳智库活动的分析

第九章 菲律宾

一、菲律宾民主化的历史

二、菲律宾市场改革的历史

三、菲律宾的公民社会

四、补充说明： 菲律宾的今天

五、菲律宾智库活动的分析

第十章 泰国

一、泰国民主化的历史

二、泰国市场改革的历史

三、泰国的公民社会

四、补充说明： 泰国的今天

五、泰国智库活动的分析

第十一章 越南

一、越南民主化的历史

二、越南市场改革的历史

三、越南的公民社会

四、补充说明： 越南的今天

五、越南智库活动的分析

第十二章 总结

一、民众的赞同

二、政府的赞同（或者与政府保持伙伴关系）

三、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四、最后的思考

附 录

附录1 最初考虑的国家和智库

附录2 巴塞罗维兹计划的关键措施

附录3 调查信

精彩书摘

民主化和市场改革

一、 民主的定义

由于本书涉及智库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所选的民主定义尤为重要。科利尔（Collier）和列维斯基（Levisky）建议应该根据不同阶段考虑民主的定义，每一个相续的阶段都包含了民主最终的特点。他们认为首要的也是最为基础的定义是“选票至上”的定义。依据这个定义，民主的基础是体现公平竞争并不存在欺骗的选举。很多学者都认同这种观点，包括熊彼特（Schumpeter）、柯克帕特里克（Kirkpatrick）、福山（Fukuyama）。另一种民主的定义不仅包括公平的、竞争性的选举，还包含了对公民基本自由的保障，包括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这指的是民主的“程序性最小限度”定义。这种民主观可以在很多文献中找到，包括奥唐奈（O'Donnell）和施密特（Schmitter）、戴蒙德、林茨（Linz）和利普赛特（Lipset）、梅因沃林（Mainwaring）、迪·帕尔玛（Di Palma）以及普沃斯基（Przeworski）。

从这些民主的定义中又产生了第三个定义，即“扩展的程序性最小限度”定义。除了公平和竞争性的选举、对基本公民权利的保障，扩展的程序性最小限度定义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即民选政府能有效进行治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定义，是考虑到一些拉丁美洲的情况，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府是自由公平地选举出来的，并且也对基本的公民权利提供保障，但是当政府控制力缺乏时，军队会拥有过度的影响力。使用这一定义的学者包括巴伦苏埃拉（Valenzuela）、卡尔（Karl）、亨廷顿（Huntington）以及施密特和卡尔。最后，还有科利尔和列维斯基所谓的“已确立的工业民主的典型概念”。他们指出，尽管这一概念经常被提及，但是对它的定义却很少令人满意。民主的这一定义包含了工业化民主的特征，也就是稳固的政权、对执政权力的检查、“有效的公民参与”、一个高效的政府、强力政策承诺以推动社会福利以及强有力的国家主权。

尽管学术界有关民主的定义非常丰富，但是一些人还是喜欢一个更加以政策为导向的定义。政策导向的定义更易评估，它们给出了许多定义明确的标准，因此也更为实用。USAID的民主和治理中心发布的报告给出了一个民主的定义，来看一下这个定义。该报告给成功的民主罗列了四个特征，它们是：

1. “真正竞争性的政治进程”，包括公正、公开的选举，对民众反应灵敏的代议制政党、可以进行有效治理的民选官员。

2. “透明而负责任的政府机构”，这意味着政府各部门之间关系是公开且权力界限明确、反应敏捷的政府机构、经得起监督的政府行为。

3. “（强有力）的法治和对人权的尊重”，包括法律面前的公平、有效公正的司法制度、可以推动以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可以保证基本人权和性别平等并符合国际准则的法律法规。

4. “政治上活跃的公民社会”，包括积极介入治策过程和政府监督的公民、信息公开、民主的政治文化、能够保护和支持公民社会的法律体制，最后在经费和制度上可独立运行的公民社会组织（CSO）。

达尔（Dahl）在对多元民主（polyarchal democracy）进行定义时，给出了与这些特征相同的学术化表述。他的定义包括“民选官员”“自由、公平和频繁的选举，在选举中胁迫行为鲜有发生”“表述的自由”，包括对政府和意识形态的批评，“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信息，包括不受政府和政治团体控制的渠道”“社团自治”，或者自有结社的权利；以及“广泛的公民权”，保障以上权利可以为所有居住在国家中的公民所享受。扎卡里亚（Zakaria）甚至把USAID的定义和多元理解为宪政自由主义，他将之定义为“法治、分权、保护言论、结社、宗教和产权这些基本的自由”。

对于本书而言，“民主”指的是上文所言USAID的定义、相比较于传统的学术性定义，它的优势在于它是易评估的，USAID的报告给出了细致的指标和子指标，这可以被运用到大量案例中。此外，考虑到USAID报告中的定义与达尔的定义有类似之处，理论的、抽象的民主本质不能因为便于实用而被牺牲掉。

二、 定义民主化

无论民主的定义有多么不同，大家都可以认同的是民主化指的是逐步或者立即实现民主。怀特海（Whitehead）认为：“最好不要把‘民主’理解为一种结局预先设定的状态，它是长期过程产生的结果，且结局不确定……由此，可以这样认为，民主化——趋向一个不明未来的过程——必须被理解成一个复杂、动态、长期的事件。”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民主化会调整稳定的民主所必需的国家、社会和机构。许多国家正在通往民主的路上，但在通往终点的过程中要达到预想的标准是很困难的。要想完成这一旅程完全要看如何定义民主。

比如，在许多专家中，亨廷顿喜欢强调对可运转的民主而言必须的制度，比如法治、有效的法律体制、由私有产权构成的运作体系。其他的专家，如著名的普沃斯基喜欢强调竞争性选举和自治的重要性。依据美国宪法，达尔把基本的自由和公民权利列入法律就等于民主化，也等于把民主实践制度化。利斯佩特（Lispet）和莱金（Lakin）都认为，在民主的转变过程中，即可起草宪法有助于民主化过程的合法化。奥唐纳和施密特区分了democradura，一种民权受到限制的民主，和dictablanda，一种允许部分公民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威权政体。

这些都可以被认为是转型政体，但是它们都不能被理解成完善充分的民主。

受已故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影响而形成的思想流派把民主的明确定义理解为一种“分配正义”的形式，也就是十分强调立法保障和社会的名义平等。这种观点反映了以前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基本信条。

其他学者，如吉布森（Gibson）和威尔达夫斯基（Wildavsky）把民主理解为一系列文化因素。只有当公民把民主社会的理想内化，才能说这个国家确立了民主。对于这样的一个过程，宽容的信念、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包容的观念，接受失败的能力，这些都是一体的。达尔相信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建构具有一致性，而吉布森强调这一过程中独有的文化因素。利斯佩特和莱金认为，至少从短期看，在民主转型中文化很重要。他们注意到，大多数社会可能能适应民主的一般含义。

简而言之，民主是一个拥有多层含义的概念，它可能有许多种解释。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绝对不是线性的。民主化的轨道通常难以确定。我们因此确定可以用来评价民主进程的参照体系是非常关键的。在渴望自由民主的国际社群中形成了一种共识，考虑到这一点，我选择了一个具有包容含义的定义。就本书而言，我认为一个国家民主的成功要满足USAID报告所列的前四个条件。

三、 民主化的阶段

从理论上说，民主化有四个阶段。

1. 前转型

林茨和斯特潘（Stepan）区分了以下几类明显的现代非民主政体的类型：

（1） 极权政体——这种政体“已根除所有在政体存在前业已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多元主义，它有一个统一的、清晰的、指导性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它拥有有力而广泛的动员机制，有着具有魅力的领导，其统治无法制约，也难以预料，精英与非精英都会对之不满”。

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就是极权政体。

（2） 威权政体——“这种‘政治体系’有着有限而难以捉摸的多元主义，没有详尽而具指导性的意识形态，却有独特的思想，没有有力而广泛的动员机制，只有在其发展中的某些时刻，领导者，或者有时也可能是一个小团体，能在形式上界定不清的范围内操弄权柄，但是他们的行为是可预计的。”比如，1939—1975年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就是一个威权国家。

（3） 后极权主义——其特征是“国家中重要而复杂的机构多元性”相比较于传统的极权政体，“社会多元性更具重要性”，这可以从一种“第二”文化或者说“平行”文化中得以体现；领导权被局限在革命性政党，但是通常“相比于个人魅力式的统治，它更官僚化，主要通过技术实现国家统治”；“从经验看，官方意识形态与现实日益脱离”；尽管国有组织依然充斥着公民社会，但是它们的力量日益式微； 大多数后极权政体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比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

要向民主转变，林茨和斯特潘认为必须创造五种必要的条件：

1. “法治和公民社会的自由”。

2. “政治团体自治”以及“为此而必须的信任和法律条件”。

3. “依据宪法对权力进行民主化分配的统治”。

4. “接受且服务于民主政府的国家管理机构”。

5. “经济和经济主体享有充分自治，以保证公民社会、政治团体和经济团体的多元性”。

从以上有关非民主政制的讨论出发，就是否每种政制能满足这五个条件而言，显然一定会出现大量变体。遗憾的是，对于这一主题进行全面探讨并非本书的意图，许多学者对之有过充分探讨。这里我们只是给出充分的例证。比如，对于先前还是极权统治的国家，由于官僚机构原本就具有政治化的特点，所以它们必须被拆解，而在之前还威权统治的国家中，可能就不必这么做。但是，也有很多完全不同的例子。比如，多数转型民主国家，也可能包括一些先前是威权统治的国家，它们都需要发展充分的宪政统治，以通过民主化方式分配权力。

前言/序言

译丛总序

2008年6月，习近平同志写信祝贺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庆时提出，“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繁荣发展这些社会科学”，要求我院“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大力推进学科体系建设，加强科研方法创新，为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而努力奋斗”。200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成立，成为全国首家专门开展智库研究的学术机构。

为了体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要求与目标，智库研究中心紧紧围绕“智库研究”与“智库产品转化”两大核心内容，秉持实体化、专业化、国际化路线，首开中国智库排名之先河，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智库问卷调查，通过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建立智库评价标准，获得了学界和决策咨询部门的认可；同时，中心持续跟踪国内外智库动态，通过举办“上海全球智库论坛”和“新智库论坛”，广泛联结各类智库机构和决策部门，凝心聚力有影响力的智库专家、学者和建设者，形成了以《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为品牌、以上海新智库专报为平台、以智库论坛为纽带的工作机制，为引导和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智库研究中心十分重视智库研究的国际化，特别是与国际顶级智库之间的密切联系与合作，旨在立足广阔的全球视野，推动中国智库蓬勃发展。早在2010年，中心就组织科研力量，翻译了安德鲁·里奇的《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和唐纳德·埃布尔森的《智库能发挥作用吗？——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之评估》两本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智库专著；2012年，中心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组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邀请麦甘博士来访；2013年年底，《中国智库报告》项目组回访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组；201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进入国家高端25家试点单位之后，中心进行实体化运作；2016年，中心项目组再度造访美国，与布鲁金斯学会、华盛顿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和诺恒经济咨询公司的智库专家开展面对面交流；2017年6月，《中国智库报告》（英文版）首度在海外（伦敦）发布，中心项目组还同时拜访了查塔姆学会，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事务与外交战略研究中心、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英国国家学术院等多家英国著名智库。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当代国际智库译丛”，是自2016年起智库研究中心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共同策划的一项重要成果，也体现了智库研究中心一直以来的国际化特色。智库研究中心精心挑选，认真组织科研力量进行翻译工作，旨在借助于世界一流智库专家的最新著述，把他们的观点与学识引入国内，以期引起国内同行及智库建设者的关注与研讨，增长见闻、拓宽视野。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为读者全面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智库发挥作用的机制及其差异，揭示智库成长的一般规律与特殊条件，从国别、年代、制度等多个维度考察智库的影响力打开“一扇窗户”，给读者带来更多的启示、借鉴与思考,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借他山之石，谋更好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 王荣华

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