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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眼，画西方景，勾勒伦敦春夏秋冬、风花雪月
英式幽默，中式逸趣，描摹异国生活图景、众生样貌

内容简介

《伦敦画记》原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英文描摹了一个东方人对伦敦的印象，同时将英伦风物与中国文化参照对看。书中无处不在的幽默、智慧与简洁，中式书画中洋溢的闲情逸趣，带读者重新审视伦敦的春夏秋冬、风花雪月，细致而精到地勾勒出伦敦生活画面与众生样貌。《伦敦画记》（英汉对照）不仅首次在国内原貌呈现经典原作，还精心复刻了原版画作、书法，全彩印刷，精装呈现。

作者简介

蒋彝（Chiang Yee）（1903—1977），作家、画家、诗人、书法家，曾先后任教于伦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当选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蒋彝以“哑行者”为笔名，出版英文旅行画记十余册，图文并茂勾勒当地自然风貌和生活图景。他撰写的《中国画》、《中国书法》迄今仍是西方艺术院系教授中国书画的必读之作。

目录

序╱郑达
前言 Introduction

第一部分 伦敦景色 PART Ⅰ LONDON SCENE
伦敦的春天 Spring in London
伦敦的夏天 Summer in London
伦敦的秋天 Autumn in London
伦敦的冬天 Winter in London
伦敦的雾 London Fog
月下伦敦 London under the Moon
雪中伦敦 London in Snow
风雨中的伦敦 London in Wind and Rain
泰晤士河 The River Thames

第二部分 伦敦生活 PART Ⅱ LONDON LIFE
关于儿童 About Children
谈书籍 On Books
关于雕塑 About Statues
人名研究 A Study of Names
在美术馆 At Galleries
谈戏剧与电影 On Plays and Films
关于下午茶 About Teatime
谈食物 On Food
谈饮酒 On Drink or Wine
谈男人 On Men
谈女人 On Women
谈老人 On Old Age
几位人物 Some Personalities
结语 Conclusion

前言/序言

序

郑达

1938 年 11 月，《星期日泰晤士报》于伦敦的伯爵广场举办全国 书展，吸引了数千人前往参观，其中还包括玛丽王后和肯特公爵等知 名人士。书展大受欢迎，主要有一个原因，包括成名作家、新进作家 在内，总共几十位作家在那儿举办演讲；其中也有新书《伦敦画记》 的作者蒋彝。蒋彝在挤得满满的演讲厅内，向七百多名听众就“一个 中国人眼中的英国”发表演讲。面对听得入神的听众，蒋彝表示：“这 个国家的人相信，中国人做事的方法完全不对。可有没有人想过，中 国人对这国家的人也有同样想法？你们把名字摆在姓前面，我把我的 姓‘蒋’摆在名字‘彝’前面。在中国，结婚之后开始谈恋爱。在英 国，结婚之后，恋爱似乎自然而然就终结了。”演讲后，蒋彝以毛笔 为听众在新书上签下他的中文名字，逗得大家非常开心。《星期日泰晤士报》报导：“他的签名大受欢迎。”

20 世纪起始，东方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艺展、书本、文章、戏 剧演出、学院的亚洲文化课程，扩大并刺激了英美人士的视野。多位 汉学家也贡献良多，前外交官剑桥的翟理思（H. A. Giles），编了著名 的《汉英文言文大辞典》，还针对中国历史、文学、宗教写了许多学 术论著。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爵士不仅是中国末代皇帝的老 师，也是中国佛学、文学、儒家思想方面的学者。阿瑟 · 韦利（Arthur Waley）译介了大量中国古典巨著，非凡成就极得文学界重视。另外 还有一些相关文化事件：1935 年 11 月皇家学院史无前例的国际中国 艺术展，提供给英国观众一次难能可贵的美学飨宴；20 世纪 30 年代 中期熊式一成功翻译中国剧作《王宝钏》，并搬上舞台，使观众充分领 略中国古典戏剧独特之美；林语堂的《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1931）、贾静如（Innes Jackson）的《华土归来》（China Only Yesterday，1938）、傅勒铭（Peter Fleming）的《独行中国》（One’s Company: A Journey to China，1934）以及其他书，都让西方见到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面及文化面。 这所有的事件和出版品加在一起，多少去除了难以数计的认为中国神 秘又野蛮的刻板印象和误会，也让西方对这有着杰出文明与文化的国 家，多了些了解。

这种氛围自然有利于蒋彝成为成功而受欢迎的作家。在写出《伦 敦画记》之前，蒋彝已因前面几本力作而享有文名：介绍中国艺术 的《中 国 画》（The Chinese Eye，1935）、记述他至英国西北部湖区旅游经历 的《湖区画记》（1937），以 及《中国书 法》（Chinese Calligraphy，1938）。这些书全都以英文写成，全都广受欢迎。比 如，他有关湖区的那本书，初版之后，立刻在短期内印了好几刷。《中国画》和《中国书法》也再版了好几次，至今，许多国家仍视后 者为该领域的经典著作。

本书作者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获得这种成功，自然值得敬佩。 而只要想到，他 1933 年来到英国时，英文能力还非常有限，就更令 人刮目相看了。蒋彝确实令人刮目相看，一位极不寻常的“普通人”， 以文学、艺术成就为终生目标，而且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坚持追求此一目标。

蒋彝1903年生于江西九江一个富裕家庭。其父为著名肖像画家，对花鸟绘画情有独钟。蒋彝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研习中国古籍，作古诗，练习书法、国画。在他成长过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都为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文化生活带来极 大震撼。受到当时先进思想冲击，认为唯有进步的科学才能造就新 中国，蒋彝选择就读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化学系，并于毕业后在高 中教了大约一年化学。不过，中国政治上的动荡和社会经济的不稳 定，很快就促使他决定投身政治，以便参与社会革新与革命。他为 扫除军阀、求得国家统一加入北伐军，随后在三个不同地方担任县长，包括他的家乡九江。后来，为了地方上一家外国石油公司，蒋 彝和一名极有权力的军阀发生争执。他辞去政府公职，于 1933 年离 开中国，前往英国，并打算一两年内束装返国。没想到，他在国外一直滞留了下去，直至1975 年，才有机会重回中国，当时，距离他走出国门已经42年。

1933年，蒋彝刚到英国，便进入伦敦大学就读。1935年起，他于东方学院担任远东语言文化部助理讲师，当时庄士敦爵士是该部主任。后来，由于了解到中国医药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韦尔科姆历史 医学博物馆（Wellcome Historical Medical Museum）于 1938 年聘 请蒋彝，为其设立中国部门，安排展出。两年后，一场空袭中，他 位于汉普斯特德林区（Hampstead Heath）附近公园山路（Parkhill Road）的住处遭炸毁，蒋彝才搬到牛津，直到1955年移居美国。

在英国20年间，蒋彝非常幸运，认识了许多艺术家、学者、诗 人、剧作家，其中有中国人，有英国人。因其活跃的文化氛围，伦敦 是极少数能够吸引中国流亡海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欧洲城市。他们经 常聚会，讨论各种时新议题，互相支持。且举蒋彝在伦敦遇到的几位 人士作例子：艺术家徐悲鸿、刘海粟，京剧演员梅兰芳，剧作家熊式一。同时，蒋彝也交了许多英国朋友，如骆任廷（James Stewart Lockhart）爵士、威廉 · 米尔纳（William Milner）爵士、赫伯特 · 里 德（Herbert Read）和庄士敦爵士。能够进入这么优秀的知识分子圈， 对他自然大有帮助，使他更明白文化交流带给双方的好处，也深层体 会东西方文化的共通处。

到达英国不久，蒋彝就给自己取了“哑行者”（Silent Traveller） 这名字。传统上，中文“哑”这个字隐喻了谦虚和智慧；在这儿，则 强调出蒋彝在西方遭遇的种种困境，尤其是语言方面。这名字标示了蒋彝的新身份，也一辈子跟着他，经常出现在他的信件、明信片、签名上。这名字还是他12本旅行书的标题，书中记述了他在不同国家、 城市的旅行经验，以及他对东西方相似之处的探索。

经由他轻松幽默的笔调，至今世界各地已有几百万人认识了哑行者。整体而言，较之其他旅行书，他的书有两个特点：首先，书中包含了许多图画、素描、诗作，多彩多姿的封面上还有他手写的中英文标题；其次，蒋彝非常细腻地观察了西方的文化活动，并将其与自己 的母国互作比较。

《伦敦画记》是继《湖区画记》之后出版的。湖区国家公园一直以令人屏息的自然美景，及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的关联闻名。蒋彝1936 年夏天至该区旅游后，即写了一本书。这书原本以旅游日记的方式写成。蒋彝陆续将手稿寄给几家出版社，得到的却是一封接一封 的退稿信。出乎意料地，过了几个月，一家出版社决定给蒋彝的手稿一次机会，不过，他们要求修改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akeland（《哑行者在湖区》）这标题，因为担心这可能让人联想到刻板而负面的中国人形象，好比，邪恶的傅满洲博士。几经折冲，出版商妥协了，同 意留下标题中“哑行者”这名词，但需加上副标题 A Chinese Artist in Lakeland（《一名中国艺术家在湖区》）。出版商对这书的销售前景毫 无把握，只同意给蒋彝六本书，还不打算付他任何版税。艺评家赫伯 特 · 里德写了前言，称赞蒋彝“胆大无畏地踏入我国的圣殿，以他自 己的方式致敬。”里德赞美该书成功证明“华兹华斯的诗接近东方的 某些情感和思想”。让出版商跌破眼镜的是，蒋彝的书非常畅销，头版一个月就卖光了。接下来再版的书，作者自然拿到了版税，而“哑行者”这一名号，也成了他随后旅行书的标志。

刁敏谦（M. T. Z. Tyau）写的《留英管窥记》（London Through Chinese Eyes，1920）一书也需在此一提。蒋彝前往英国前，他的朋 友曾石虞送了他这本书，当做礼物。毫无疑问，蒋彝后来决定写旅行 书，以至他的写作方式，多少都受了这书影响。不过，只要比较两本书，立刻就会发现，它们在主题和风格上，完全不一样。刁是1909 年至 1916 年间于伦敦学习法律的中国学生，回到中国后，才记录下他印象中的伦敦、他怀念的伦敦。那书总共30章，范围广泛，明显偏重社会政治面，其中包括下面几章：《街名》、《下午茶》、《自由之 邦》、《家庭制度》和《法庭》。相对而言，蒋彝的《伦敦画记》就诗 意些，较重印象。这书显示，蒋彝对自己旅行书写的独特风格相当 自信，在主题安排及叙述方式上，也复杂得多。这书包含了两部分：“伦敦景色”和“伦敦生活”。第一部分呈现了伦敦四季中和不同气候下的市容，突显了中国人对自然环境的敏锐感受；第二部分则遵循英 文随笔作家写作传统，对儿童、书本、美术馆、食物、老年等各色题 目进行深思。不过，整本书合起来，却是中国观察家以艺术化而诗意的方式重建了的伦敦。他的描述印象化而片片断断，独特却精巧，一览无遗画出了这伟大城市的全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伦敦画记》在西方读者间风靡，之前，他们只读过欧洲人所写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书。忽然，他们发现了一个全新而陌生的声音在谈论他们的文化—他们那经常自视为较优越、较进步的文化。某种层面上，传统上身为观察者的西方旅行作家和人种学者，成了被观察的对象，角色颠倒了过来。蒋彝一点都不隐瞒他的族裔身份，还经常提到自己的文化背景，提到中国人。这种文学技巧不仅大胆，而且极具创意。《伦敦画记》这本书，如同蒋彝其他 的书，无论语言结构、文章内容或用字遣词，都非常中国化，英文读者读来，必觉充满异国风味。不过，这些读者一定也会为他的幽默、 智慧、简洁，甚至极具技巧的自贬所倾倒。另外就是穿插文中迷人的图画和书法了。他们很快发现，哑行者聒噪又温和，他笔下的中国人世故而具人性。

本书读者一定不会忽略蒋彝新鲜而机敏的观察。我得强调，这些观察经常既具颠覆性又具启发性，挑战传统思想，并点醒我们，必须 重新评估自己和周遭世界。许多人喜欢抱怨伦敦的雾、雨和风，可是蒋彝却在恶劣的气候里发现了美，发现了乐趣。他喜欢“雨中漫步”， 这使人“真正有机会欣赏大自然”。他告诉读者如何发现并欣赏现代 城市之美。除了花、树、湖、公园里的鸭，皮卡迪利广场和蔚金特 街上的人群这种都市里常见的景象，也可以让蒋彝惊叹、开心不已。 他说，他喜欢观看雨中的人群，“我看不到他们的脸孔或身体，只见到移动的雨伞。如果那些伞是深蓝色的，我很可能还会将它们误认为 海浪，正由我立足的地方不断往外冲刷。”《人名研究》那一章也充满创意。蒋彝说，他花了三天时间，将伦敦电话簿上的名字由第一个浏览到最后一个，并惊讶地发现，英文名字和中文名字一样怪。他留意 到，英文名字可能自相矛盾，用字可能很奇怪，姓氏尤其如此。为了强调自己的意思，他以英文姓氏写成一篇短文，只不过，“用的是中式文法”，因为动词不随时态变化，也没有冠词。

胆小鬼（Coward Man）和黑孩子（Dark Child）——不是好孩子（Goodchild）——上渔夫那儿（Call Fisherman） 买鱼（Buy Fish）。渔夫拿鱼（Fisherman Handover Herring） 给孩子（Child），胆小鬼煎鱼（Goward Man Fry Herring）， 由灰（Gray）到棕（Brown）。聪明狐狸（Wise Fox）为孩子（Child）拿鱼（Take Herring），和胆小鬼同乐（Making Full Joy）。胆小鬼拿刀子（Coward Man Take Knife）走来（Walk Down），孩子大叫（Child Call Loud），有人要（Man Want） 杀孩子（Man-Slaughter Child）。还有呢（Whatmore）？

表面看来，《伦敦画记》说的是作者对一个城市的印象，实际却是 对英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比较。在讨论伦敦景色时，蒋彝举出许多鲜 活实例，比较并说明东西方的相似之处。他写道，他深知西方的种族 歧视，也深感厌恶，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些英文作家，对东方所知 有限，却错误百出地谈论中国。蒋彝决心，以自己的笔，纠正遭扭曲 的形象和谬误的事实。与其义正词严地指责那些谬误，蒋彝选择“找出世上所有人类的共同点”。他自相异之处寻找共同点。在这本研究 伦敦的书里，当讨论到工作时间、儿童教育，甚至对爱情的期盼时， 蒋彝指出，尽管语言、肤色、宗教、习惯不同，世界各地的人还是有 许多共通之处，而这些共通之处正是未来互信、和谐共处的基础。

蒋彝也不吝于给读者介绍一些基本的儒家思想，即祖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为了强调智慧、真诚、同情，他经常提到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比如，孝道、子女尊敬并照顾父母及长辈的责任。他提到儒家思 想时，一点都不教条。相对地，他让读者感受到一点中国大众哲学的 趣味，并以一些精心挑选的实例、格言，唤起他们的好奇。

值得一提的是，蒋彝以不懂政治为由，几乎在所有书里，刻意避 开这方面的话题。这种避谈政治的态度并非无知，而是体现了他一贯的坚定信念，认为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文化，必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 色。那同时也是他的策略，在 20 世纪 30 年代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为 自己寻得安身立命之道。

蒋彝一直让人觉得，他是个快活的人。他脸上总带着笑，文字 总让人捧腹。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却一直存在一股深深的悲伤、 恐惧、焦虑和乡愁。蒋彝从不让人知道内心感受，直到晚年，他才 承认，他并不似人们一直以为的那般快乐无忧 。蒋彝书写《伦敦画 记》这书时，生活中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1938 年春天，20 年来教 导他、支持他的兄长去世了，使他极度悲伤。接着，几个月之后的7月，他的家乡陷入日本侵略者之手。蒋彝的妻子和四名儿女都留在中 国，他们的安危前途成了他永远的牵挂。他将悲伤痛苦埋在心里，只 偶尔触景伤情，看到假日庆祝场面、儿童欢笑、杨柳、公园青草，这些深埋的情绪才会迸发出来，他也变得怀旧而善感。他怀念他的家人，他的故乡。

书写旅行书，解读中国文化，使得哑行者乘着想象之翅，回到自己的故乡。这种假想，犹如中国人中秋赏月的传统，至少，能够暂时疏解乡愁，聊以自慰。因此，较为细心的读者，应该可以自此书和其他书里，自充满活力、轻松的语调中，感觉到一丝淡淡的哀愁。

《伦敦画记》初版至今已超过 70 年。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冷战、尼克松访问中国、柏林墙倒塌等重大事件， 都为世界和东西方关系带来了巨大改变。然而，在此高科技和全球化 的时代，蒋彝的书仍然可以启发今日的读者。伦敦的景物早已全非，人生的美和本质却仍一样，仍有待我们去发掘和珍藏。文化价值和习 俗变了，人性基本上最终渴求的仍是爱、谅解与和平。因此，重新出 版《伦敦画记》，不仅只是重新出版了一本好书，还象征对蒋彝理念 和文化贡献的认同和欣赏。我确信，读完这书后，蒋彝的结语仍会不 断萦绕我们心头：“我在伦敦看得愈多，对四周景物愈觉亲切；对伦敦生活的方方面面见得愈多，愈深深地坚信人道、爱和美。为什么人们要因种族和国籍产生间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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