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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国中文期刊出现已经有近200年历史。200年来，期刊媒体在民族意识觉醒、社会变革进步、文化科学发展以及推出优秀精神产品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了总结期刊业的发展规律，探讨中国特色期刊业发展之路，中国期刊协会经过充分酝酿，决定组织出版一部诊断科学、史料详实的《中国期刊史》。
　　《中国期刊史：第二卷（1911-1949）》为《中国期刊史》之第二卷，作者在广泛搜罗各种史料的基础上，作者把研究时段定位于1911年至1949年的民国这一重要社会转型时期，以期刊与近代社会、思想、文化关系的历史演化轨迹为主线，按照时序将社会思潮、文化思潮与期刊的兴衰及传播效果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询了民国时期期刊的产生、发展脉络、类型、政府对期刊业的管理模式、期刊与社会的互动等。

作者简介

　　吴永贵，男，1968年10月生，安徽枞阳人。1991年安徽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学位，1997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2002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自1997年迄今，任教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1998年任讲师，2002年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1、民国出版史，2、当代出版史3、出版文化。
　　主要著作：1、《把卷心醉——读书藏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7-222-02148-5
　　2、《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7-307-02566-3
　　3、《中国家庭适读书》（合著），宁波出版社，2000年10月，7-80608-362-3/Z.18
　　4、《中国百年畅销书》（合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目录

导言
第一节 民国期刊的社会性
第二节 民国期刊的时代流变
第三节 民国期刊的类型结构

第一章 民初政治风云下的政党政论报刊
第一节 报刊为政党政治服务
第二节 梁启超主撰的《庸言》与《大中华》
第三节 “为失望于袁世凯而作”的《正谊》杂志
第四节 强调朴实说理的《甲寅》月刊

第二章 《新青年》——新期刊开始的地方
第一节 启蒙话语和期刊流变中的《新青年》
第二节 铿锵主撰与创意主编
第三节 “独秀辈”与“我们自己的杂志”
第四节 同人的协力与动力
第五节 不以《新青年》为然的《学衡》杂志
第六节 白话恕不刊布的《甲寅》周刊

第三章 流传不绝的文人论政传统
第一节 从《新青年》分离出来专谈政治的《每周评论》
第二节 谈政治且不忘怀思想文艺的《努力周报》
第三节 民族危机时刻肯说老实话的《独立评论》
第四节 被称作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刊物巅峰的《观察》

第四章 期刊上的流派与流变
第一节 期刊·流派·文学／文化史
第二节 《语丝》与“语丝派”
第三节 《现代评论》与“现代评论派”
第四节 《论语》与“论语派”
第五节 《新月》与“新月派”
第六节 《现代》与“现代派”

第五章 新旧文学期刊的对峙与共存
第一节 读者群迁移与《小说月报》的改革
第二节 “异军苍头突起”的《创造》杂志
第三节 以旧生新的《礼拜六》杂志
第四节 新旧文学共同平台的《万象》杂志

第六章 左联期刊与右翼刊物
第一节 全面抗战前十年左联期刊的蓬勃发展
第二节 为“围剿”左翼而生的右翼刊物

第七章 旗帜鲜明的红色刊物
第一节 党性文化基因的绵远流长
第二节 建构“国民革命”意识形态的《向导》
第三节 与《新华日报》同胞相生的《群众》周刊
第四节 高层读物属性的《解放》周刊

第八章 抗战时期刊物的播迁与文化适应
第一节 战时状态下文化播迁的地方性学术刊物《文史季刊》
第二节 抗战时期的文艺大旗——《抗战文艺》
第三节 战时坚持“和读者一同成长”的《七月》杂志
第四节 战时宣扬唯意志论的《战国策》杂志
第五节 坚持抗战第一的《文摘》杂志

第九章 商业机构出版的各类型杂志
第一节 作为大型综合类期刊代表的《东方杂志》
第二节 作为教育类期刊代表的《中华教育界》
第三节 作为妇女类期刊代表的《妇女杂志》
第四节 作为儿童类期刊代表的《小朋友》杂志
第五节 作为青年学生类期刊代表的《中学生》杂志

第十章 创意编刊与畅销杂志
第一节 开创画报新时代的《良友》杂志
第二节 尽显主编魅力的《生活》周刊
第三节 通俗以自安的《读书生活》
第四节 不做杂凑的《月报》文摘
第五节 独特新闻视角的《新闻天地》

第十一章 科技期刊发展先盛后衰
第一节 科学救国思想促进了科技期刊的发展
第二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科技期刊发展的影响
第三节 日本入侵对科技期刊发展的严重损害

第十二章 杂志的盛景流年与杂志公司
第一节 各类型杂志的盛景流年
第二节 “杂志年”与文摘、索引的涌现
第三节 做尽杂志每一项业务的上海杂志公司

后记

精彩书摘

　　《中国期刊史：第二卷（1911-1949）》：
　　胡适之所以介怀这个杂志，主要还不是该杂志明确的反动立场，最让他觉得郁闷的，还是站在杂志背后的那一帮人。这帮人，其一，多数有着与他一样的留学出身，同样亲炙了西方文化，同样在美国接受了最具时代特征的高等教育。他们赖以反击的知识与理论资源，与新文化运动一样，同样都取自于西方世界。其二，他们反对的方式，不是个别的游离力量存在，而是一个以杂志为中心的同人联盟，并依托于南方最有实力的东南大学，如同《新青年》一样，采用同人刊物形式，以及依托于北京大学。相异没什么大不了，相同中的相异，才令人横亘在心，挥之不去。1921年7月，胡适应邀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遇到了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郭校长有意让他兼任东南大学教授。他当场拒绝了：“东南大学是不容我的。我在北京，反对我的人是旧学者与古文家，这是很在意中的事，但在南京反对我的人都是留学生，未免使人失望。”①《学衡》杂志，就是这帮留学生在东南大学办的。其中的主将梅光迪与胡先骕，还是胡适留学美国时互为敬重的朋友，这样的杂志，在他心中，怎能轻描淡写掉？“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群中，当然也有如严复、章士钊等非“学衡派”的西洋回国留学生，但他们毕竟是胡适的上一辈，有着不一样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视野。《学衡》与《新青年》是同一时代知识精英之间的思想观点冲突，同质间的相斥，显得要格外激烈，彼此对对方的定义与评价，有时就不免意气用事，否定多、肯定少，当话说得难听到至于人身攻击时，那就真的是所谓“学骂”了。
　　“学骂”确实是有的。譬如，《学衡》第一期刊发的梅光迪文《评提倡新文化者》，评说其核心人物，“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非教育家，乃政客也”。与此相对，《晨报副刊》1922年2月9日上刊发的鲁迅文《估<学衡>》，反唇相讥道：“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诸公的说理，便没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将安托，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彼此贬抑对方，均显得言辞偏激，无所顾忌。
　　刊物取名为《学衡》，原其本旨，端在一“衡”字。何为“衡”？刊物每期封面上，都列有英文对应名称——“The Critical Review”，恰可作意思方面的互文互释，翻译过来，就是学术之评鉴。刊物在《杂志简章》的第一条，亦明确昭告：“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急不随”。①若刊物果真像鲁迅所说的那般，“本身的秤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是非！”②这样的“学衡”，也就只能是徒有其表，名号而已。然而，《学衡》凭借其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被后世指认为具备文化流派特征的刊物，史称“学衡派”。既为流派，形式上该有规模，内容上该有建树，有切实的宗旨和价值主张，仅标新立异，反对主流，是不足以成就其流派的地位的。在20世纪20年代，反对新文化运动最为有力的两个学派，一为“学衡派”，一为“甲寅派”，前者以《学衡》月刊为中心，后者以章士钊主办的《甲寅》周刊为中心。应该说，这两个刊物都有内在的主体性价值，不仅仅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派而已。特别是“学衡派”，他们把20世纪初期在美国出现并在20年代开始兴盛的新人文主义理论输入中国，并使之参与了中国现代复杂的思想过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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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期刊在我国的产生，有其悠久的思想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从思想传统来看，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为近代期刊的生长提供了深厚土壤。自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尽管不同的朝代对于社会的主导思想流派有所变化或侧重，但儒家学说始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理念得到了充分的阐发和传播，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以积极人世的心态，关注民生疾苦、国家命运和社会前途，引导和启迪后世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在内圣外王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哲学内化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以不同的方式实践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历代设立言官的监察制度以及科举考试和选拔制度的逐步完善，也为知识分子实现其政治理想提供了体制的路径。由此，形成了重视立言、致力教化、崇尚清议的三大思想传统，为近代期刊在中国落地开花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
　　一是重视立言。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①这“三不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深为后世推崇。特别是对于“立言”的追求，更左右了历代士大夫的人生方向。他们往往通过著书立说，“文以载道”，表达忧围忧民之现实关怀和对儒家仁政理想的不懈追求。他们都把“文”作为阐释“道”的途径。近代期刊的出现，让追求“三不朽”人生价值的新式知识分子看到了“立言”的新渠道新载体，从而对这一新传播形态产生心理认同。例如，王韬创立《循环日报》时，其高标的宗旨，正是“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①
　　二是致力教化。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在继承和发扬西周以来礼制原则和道德思想的基础上，积极倡导以“礼”“德”治国教民，强调“克己复礼”以达到“仁”的最高道德境界，通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达到“明人伦”的目的，从而创立了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以“德”“礼”为核心内容、以“明人伦”为基本出发点的“以教辅政”思想。《苟子·王制》提出“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的主张；《礼记·学记》把教化的作用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特别是西汉以来，儒家思想教化的主张更被统治者所接受，嗣后历代都“莫不以教化为大务”。②随着教化的实践不断深入，教化的形式逐渐丰富，教化的意义也深入人心。从钟鸣鼎食之家到引车卖浆者流，教化对塑造人们的性格和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深受传统教化思想影响的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对于期刊的接纳，也源于对期刊传播知识、教化万民这一功能的认识。王韬认为，新报可以移风易俗，“辅教化之不及”，“乡里小民不知法律，子诟其父，妇谇其姑，甚或骨肉乖离，友朋相诈，诪张为幻，寡廉鲜耻，而新报得据所闻，传语遐迩，俾其知所愧悔，似亦胜似闾胥之觥挞矣”。③梁启超在创办《新民丛报》时，在对《新民丛报》的宗旨和办报方针的论述中指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渐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公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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