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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我國中文期刊齣現已經有近200年曆史。200年來，期刊媒體在民族意識覺醒、社會變革進步、文化科學發展以及推齣優秀精神産品等方麵都發揮瞭巨大作用。為瞭總結期刊業的發展規律，探討中國特色期刊業發展之路，中國期刊協會經過充分醞釀，決定組織齣版一部診斷科學、史料詳實的《中國期刊史》。
　　《中國期刊史：第二捲（1911-1949）》為《中國期刊史》之第二捲，作者在廣泛搜羅各種史料的基礎上，作者把研究時段定位於1911年至1949年的民國這一重要社會轉型時期，以期刊與近代社會、思想、文化關係的曆史演化軌跡為主綫，按照時序將社會思潮、文化思潮與期刊的興衰及傳播效果結閤起來進行考察。在此基礎上，作者探詢瞭民國時期期刊的産生、發展脈絡、類型、政府對期刊業的管理模式、期刊與社會的互動等。

作者簡介

　　吳永貴，男，1968年10月生，安徽樅陽人。1991年安徽大學圖書館學學士學位，1997年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碩士學位，2002年武漢大學圖書館學博士學位。自1997年迄今，任教於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齣版科學係，1998年任講師，2002年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嚮：1、民國齣版史，2、當代齣版史3、齣版文化。
　　主要著作：1、《把捲心醉——讀書藏書》，雲南人民齣版社，1997年9月，7-222-02148-5
　　2、《中國新圖書齣版業的文化貢獻》，武漢大學齣版社，1998年7月，7-307-02566-3
　　3、《中國傢庭適讀書》（閤著），寜波齣版社，2000年10月，7-80608-362-3/Z.18
　　4、《中國百年暢銷書》（閤著），陝西師範大學齣版社，2001年12月

目錄

導言
第一節 民國期刊的社會性
第二節 民國期刊的時代流變
第三節 民國期刊的類型結構

第一章 民初政治風雲下的政黨政論報刊
第一節 報刊為政黨政治服務
第二節 梁啓超主撰的《庸言》與《大中華》
第三節 “為失望於袁世凱而作”的《正誼》雜誌
第四節 強調樸實說理的《甲寅》月刊

第二章 《新青年》——新期刊開始的地方
第一節 啓濛話語和期刊流變中的《新青年》
第二節 鏗鏘主撰與創意主編
第三節 “獨秀輩”與“我們自己的雜誌”
第四節 同人的協力與動力
第五節 不以《新青年》為然的《學衡》雜誌
第六節 白話恕不刊布的《甲寅》周刊

第三章 流傳不絕的文人論政傳統
第一節 從《新青年》分離齣來專談政治的《每周評論》
第二節 談政治且不忘懷思想文藝的《努力周報》
第三節 民族危機時刻肯說老實話的《獨立評論》
第四節 被稱作近代中國自由主義刊物巔峰的《觀察》

第四章 期刊上的流派與流變
第一節 期刊·流派·文學／文化史
第二節 《語絲》與“語絲派”
第三節 《現代評論》與“現代評論派”
第四節 《論語》與“論語派”
第五節 《新月》與“新月派”
第六節 《現代》與“現代派”

第五章 新舊文學期刊的對峙與共存
第一節 讀者群遷移與《小說月報》的改革
第二節 “異軍蒼頭突起”的《創造》雜誌
第三節 以舊生新的《禮拜六》雜誌
第四節 新舊文學共同平颱的《萬象》雜誌

第六章 左聯期刊與右翼刊物
第一節 全麵抗戰前十年左聯期刊的蓬勃發展
第二節 為“圍剿”左翼而生的右翼刊物

第七章 旗幟鮮明的紅色刊物
第一節 黨性文化基因的綿遠流長
第二節 建構“國民革命”意識形態的《嚮導》
第三節 與《新華日報》同胞相生的《群眾》周刊
第四節 高層讀物屬性的《解放》周刊

第八章 抗戰時期刊物的播遷與文化適應
第一節 戰時狀態下文化播遷的地方性學術刊物《文史季刊》
第二節 抗戰時期的文藝大旗——《抗戰文藝》
第三節 戰時堅持“和讀者一同成長”的《七月》雜誌
第四節 戰時宣揚唯意誌論的《戰國策》雜誌
第五節 堅持抗戰第一的《文摘》雜誌

第九章 商業機構齣版的各類型雜誌
第一節 作為大型綜閤類期刊代錶的《東方雜誌》
第二節 作為教育類期刊代錶的《中華教育界》
第三節 作為婦女類期刊代錶的《婦女雜誌》
第四節 作為兒童類期刊代錶的《小朋友》雜誌
第五節 作為青年學生類期刊代錶的《中學生》雜誌

第十章 創意編刊與暢銷雜誌
第一節 開創畫報新時代的《良友》雜誌
第二節 盡顯主編魅力的《生活》周刊
第三節 通俗以自安的《讀書生活》
第四節 不做雜湊的《月報》文摘
第五節 獨特新聞視角的《新聞天地》

第十一章 科技期刊發展先盛後衰
第一節 科學救國思想促進瞭科技期刊的發展
第二節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科技期刊發展的影響
第三節 日本入侵對科技期刊發展的嚴重損害

第十二章 雜誌的盛景流年與雜誌公司
第一節 各類型雜誌的盛景流年
第二節 “雜誌年”與文摘、索引的湧現
第三節 做盡雜誌每一項業務的上海雜誌公司

後記

精彩書摘

　　《中國期刊史：第二捲（1911-1949）》：
　　鬍適之所以介懷這個雜誌，主要還不是該雜誌明確的反動立場，最讓他覺得鬱悶的，還是站在雜誌背後的那一幫人。這幫人，其一，多數有著與他一樣的留學齣身，同樣親炙瞭西方文化，同樣在美國接受瞭最具時代特徵的高等教育。他們賴以反擊的知識與理論資源，與新文化運動一樣，同樣都取自於西方世界。其二，他們反對的方式，不是個彆的遊離力量存在，而是一個以雜誌為中心的同人聯盟，並依托於南方最有實力的東南大學，如同《新青年》一樣，采用同人刊物形式，以及依托於北京大學。相異沒什麼大不瞭，相同中的相異，纔令人橫亙在心，揮之不去。1921年7月，鬍適應邀到上海商務印書館考察，遇到瞭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郭校長有意讓他兼任東南大學教授。他當場拒絕瞭：“東南大學是不容我的。我在北京，反對我的人是舊學者與古文傢，這是很在意中的事，但在南京反對我的人都是留學生，未免使人失望。”①《學衡》雜誌，就是這幫留學生在東南大學辦的。其中的主將梅光迪與鬍先驌，還是鬍適留學美國時互為敬重的朋友，這樣的雜誌，在他心中，怎能輕描淡寫掉？“五四”時期，在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群中，當然也有如嚴復、章士釗等非“學衡派”的西洋迴國留學生，但他們畢竟是鬍適的上一輩，有著不一樣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視野。《學衡》與《新青年》是同一時代知識精英之間的思想觀點衝突，同質間的相斥，顯得要格外激烈，彼此對對方的定義與評價，有時就不免意氣用事，否定多、肯定少，當話說得難聽到至於人身攻擊時，那就真的是所謂“學罵”瞭。
　　“學罵”確實是有的。譬如，《學衡》第一期刊發的梅光迪文《評提倡新文化者》，評說其核心人物，“非思想傢，乃詭辯傢也”；“非創造傢，乃模仿傢也”；“非學問傢，乃功名之士也”；“非教育傢，乃政客也”。與此相對，《晨報副刊》1922年2月9日上刊發的魯迅文《估<學衡>》，反唇相譏道：“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諸公的說理，便沒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將安托，窮鄉僻壤的中學生的成績，恐怕也不至於此的瞭。”“我所佩服諸公的隻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錶的勇氣。”彼此貶抑對方，均顯得言辭偏激，無所顧忌。
　　刊物取名為《學衡》，原其本旨，端在一“衡”字。何為“衡”？刊物每期封麵上，都列有英文對應名稱——“The Critical Review”，恰可作意思方麵的互文互釋，翻譯過來，就是學術之評鑒。刊物在《雜誌簡章》的第一條，亦明確昭告：“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急不隨”。①若刊物果真像魯迅所說的那般，“本身的秤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於他所衡的輕重是非！”②這樣的“學衡”，也就隻能是徒有其錶，名號而已。然而，《學衡》憑藉其在曆史上所産生的影響，被後世指認為具備文化流派特徵的刊物，史稱“學衡派”。既為流派，形式上該有規模，內容上該有建樹，有切實的宗旨和價值主張，僅標新立異，反對主流，是不足以成就其流派的地位的。在20世紀20年代，反對新文化運動最為有力的兩個學派，一為“學衡派”，一為“甲寅派”，前者以《學衡》月刊為中心，後者以章士釗主辦的《甲寅》周刊為中心。應該說，這兩個刊物都有內在的主體性價值，不僅僅是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對立派而已。特彆是“學衡派”，他們把20世紀初期在美國齣現並在20年代開始興盛的新人文主義理論輸入中國，並使之參與瞭中國現代復雜的思想過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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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作為文化傳播的媒介，期刊在我國的産生，有其悠久的思想傳統和深厚的文化積澱。
　　從思想傳統來看，以經世緻用為核心的儒傢文化，為近代期刊的生長提供瞭深厚土壤。自西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傢，獨尊儒術”的政策以後，盡管不同的朝代對於社會的主導思想流派有所變化或側重，但儒傢學說始終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其理念得到瞭充分的闡發和傳播，並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儒傢思想的創始人孔子以積極人世的心態，關注民生疾苦、國傢命運和社會前途，引導和啓迪後世知識分子在現實世界中建功立業。在內聖外王的經世緻用思想影響下，曆代中國知識分子把“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的儒傢哲學內化為自己的人生追求，以不同的方式實踐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抱負。曆代設立言官的監察製度以及科舉考試和選拔製度的逐步完善，也為知識分子實現其政治理想提供瞭體製的路徑。由此，形成瞭重視立言、緻力教化、崇尚清議的三大思想傳統，為近代期刊在中國落地開花奠定瞭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礎。
　　一是重視立言。春鞦時期，魯國大夫叔孫豹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①這“三不朽”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深為後世推崇。特彆是對於“立言”的追求，更左右瞭曆代士大夫的人生方嚮。他們往往通過著書立說，“文以載道”，錶達憂圍憂民之現實關懷和對儒傢仁政理想的不懈追求。他們都把“文”作為闡釋“道”的途徑。近代期刊的齣現，讓追求“三不朽”人生價值的新式知識分子看到瞭“立言”的新渠道新載體，從而對這一新傳播形態産生心理認同。例如，王韜創立《循環日報》時，其高標的宗旨，正是“日報立言，義切尊王，紀事載筆，情殷敵愾，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區區素誌，如是而已”。①
　　二是緻力教化。春鞦戰國時期，儒傢學說在繼承和發揚西周以來禮製原則和道德思想的基礎上，積極倡導以“禮”“德”治國教民，強調“剋己復禮”以達到“仁”的最高道德境界，通過“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彆，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達到“明人倫”的目的，從而創立瞭儒傢“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以“德”“禮”為核心內容、以“明人倫”為基本齣發點的“以教輔政”思想。《苟子·王製》提齣“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的主張；《禮記·學記》把教化的作用概括為十六個字：“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特彆是西漢以來，儒傢思想教化的主張更被統治者所接受，嗣後曆代都“莫不以教化為大務”。②隨著教化的實踐不斷深入，教化的形式逐漸豐富，教化的意義也深入人心。從鍾鳴鼎食之傢到引車賣漿者流，教化對塑造人們的性格和精神發揮瞭重要作用，成就瞭中華傳統文化的特質。深受傳統教化思想影響的中國近代新式知識分子，對於期刊的接納，也源於對期刊傳播知識、教化萬民這一功能的認識。王韜認為，新報可以移風易俗，“輔教化之不及”，“鄉裏小民不知法律，子詬其父，婦誶其姑，甚或骨肉乖離，友朋相詐，譸張為幻，寡廉鮮恥，而新報得據所聞，傳語遐邇，俾其知所愧悔，似亦勝似閭胥之觥撻矣”。③梁啓超在創辦《新民叢報》時，在對《新民叢報》的宗旨和辦報方針的論述中指齣：“本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漸新我國，當先維新我民，中國之所以不振，由於公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采閤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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