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汉对勘唯识论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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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宝生 著
图书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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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20310147
版次:1
商品编码:12322692
包装:精装
丛书名: 梵汉佛经对勘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88
字数:266000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佛教唯识学是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虽曾在隋唐和清末民国时期掀起探讨的热潮,然因其经论众多,体系完整,分析细密,术语繁复,对于现代学者而言,是一门难治之学。

本书由梵学专家黄宝生先生从梵文译成现代汉语,进行梵汉对勘的三部唯识论——《辩中边论》《唯识二十颂释》和《唯识三十颂》均是唯识思想巨擘世亲的著作。三书校勘的古代译本分别是真谛译《中边分别论》和玄奘译《辩中边论》,瞿昙般若流支译《唯识论》、真谛译《大乘唯识论》和玄奘译《唯识二十论》,玄奘译《唯识三十论颂》,并加以注释。译文流畅准确,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黄宝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社科院学部委员。著有论著《印度古代文学》、《印度古代文学史》(合作)、《东方文学史》(合作)、《印度古典诗学》、《梵学论集》、《<摩诃婆罗多>导读》;译著《摩诃婆罗多》(合译)《伊斯拉姆诗选》(合译)、《佛本生故事选》(合译)等;主编《梵语文学读本》、《梵语佛经读本》;译注《梵汉佛经对勘丛书》。


目录

目  录

导言............................................................. 1

辩中边论 .................................. ..................1

第一 相品 ...................................................... 3

第二 障碍品.................................................. 42

第三 真实品................................................... 70

第四 修习对治、分位和得果品 .................... 112

第五 无上乘品.............................................. 143

唯识二十颂释................................................... 197

唯识三十颂 ..................................................... 273


前言/序言

《梵汉佛经对勘丛书》总序

印度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译经活动也随之开始。相传摄摩腾和竺法兰所译《四十二章经》是中国的第一部汉译佛经。这样,汉译佛经活动始于东汉,持续至宋代,历时千余年。同样,印度佛教自七世纪传入中国藏族地区,藏译佛经活动始于松赞干布时期,持续至十七世纪,也历时千余年。据赵朴初先生的说法,汉译佛经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余部”,而藏译佛经共有“五千九百余种”。中国的佛教译经活动历时之久,译本数量之多,而且以写本和雕版印刷的传承方式保存至今,堪称世界古代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观。

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长期与中国文化交流融合,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汉文化而言,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干的儒道释文化复合体。汉译佛经和中国古代高僧的佛学著述合称汉文大藏经。它们与儒家典籍和道藏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利用文化遗产,我们必须依循时代发展,不断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儒家典籍在中国古代文献整理和研究中始终是强项,自不待言。相比之下,佛教典籍自近代以来,学术界重视不够,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献整理和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是迄今为止汇集经文数量最多的一部汉文大藏经。其后,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地区也着手编辑《中华大藏经》,已经出版了“正编”。这部大陆版《中华大藏经》(正编)以《赵城金藏》为基础,以另外八种汉文大藏经为校本,在每卷经文后面列出“校勘记”。可惜,这部《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只完成了一半,也就是它的“续编”还有待时日。这种收集经文完备又附有“校勘记”的新编汉文大藏经能为汉传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开展标点和注释工作。

与汉文大藏经的总量相比,出自现代中国学者之手的汉文佛经的标点本和注释本数量十分有限。为何这两种《中华大藏经》都采取影印本,而不同时进行标点工作?就是因为标点工作的前期积累太少,目前还没有条件全面进行。而对于中国现代学术来说,古籍整理中的标点和注释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有计划地对汉文佛经进行标点和注释的工作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唯有这项工作有了相当的成果,并在工作实践中造就了一批人才,《中华大藏经》的标点工作才有希望全面展开。

对于佛经标点和注释的人才,素质要求其实是很高的:既要熟谙古代汉语,又要通晓佛学。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汉文大藏经中,汉译佛经的数量占据一多半。而汉译佛经大多译自梵文,因此,从事佛经标点和注释,具备一些梵文知识也是必要的。此外,有一些佛经还保存有梵文原典,那么,采用梵汉对勘的方法必然对这些汉译佛经的标点和注释大有裨益。这就需要通晓梵文的人才参与其中了。

过去国内有些佛教学者认为留存于世的梵文佛经数量很少,对汉文大藏经的校勘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而实际情况并非这么简单。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和印度学者发掘和整理梵文佛经抄本的工作持续至今。当代中国学者也开始重视西藏地区的梵文佛经抄本的发掘和整理。由于这些抄本分散收藏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虽然不能说所有的汉译佛经都能找到相应的梵文原典,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这样,但其数量仍然十分可观,超乎人们以往的想象。例如,在汉译佛经中占据庞大篇幅的《般若经》,其梵文原典《十万颂般若经》、《二万五千颂般若经》和《八千颂般若经》等均有完整的抄本。又如,印度出版的《梵文佛经丛刊》(Buddhist Sanskrit Texts)收有三十多种梵文佛经校刊本。其中与汉译佛经对应的梵文原典有《神通游戏》(《方广大庄严经》)、《三昧王经》(《月灯三昧经》)、《入楞伽经》、《华严经》、《妙法莲华经》、《十地经》、《金光明经》、《菩萨学集》(《大乘集菩萨学论》)、《入菩提行论》、《中论》、《经庄严论》(《大乘庄严经论》)、《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阿弥陀经》、《庄严宝王经》、《护国菩萨经》、《稻秆经》、《悲华经》、《撰集百缘经》、《佛所行赞》、《如来秘密经》(《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和《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等。此外,诸如《金刚经》、《维摩诘经》、《阿毗达磨俱舍论》、《因明入正理论》和《辩中边论》等这样一些重要的汉译佛经也都已经有梵文校刊本。因此,对于梵汉佛经对勘在汉文佛教文献整理和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不可低估,相反,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其实,梵汉佛经对勘不仅有助于汉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也有助于梵文佛经抄本的整理。梵文佛经抄本整理的主要成果是编订校刊本。因为梵文佛经抄本在传抄过程中,必定会产生或多或少的文字脱误或变异。这需要依据多种抄本进行校勘,确定正确的或可取的读法,加以订正。除了利用同一佛经的多种梵文抄本进行校勘外,还可以利用同一佛经的平行译本进行对勘。尤其是在有的梵文佛经只有一个抄本的情况下,利用平行译本进行对勘就显得更为重要。正是这个原因,长期以来,西方、印度和日本学者在编订梵文佛经校刊本时,都十分重视利用梵文佛经的汉译本和藏译本。但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掌握古代汉语比较困难,因此,从发展趋势看,他们越来越倚重藏译本。相比之下,日本学者在利用汉译本方面做得更好。

近一百多年来,国际佛教学术界已经出版了不少梵文佛经校刊本,同时也出版了完整的巴利文三藏校刊本。这些校刊本为佛教研究提供了方便。学者们依据这些校刊本从事翻译和各种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大量的印度佛教论著和多种印度佛教史。如果没有这些校刊本,这些学术成果的产生是不可设想的。这从这些著作中引用的梵文佛经校刊本及其现代语言(英语、法语或日语)译本资料便可见出。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有些重要佛经缺乏梵文原典,西方学者还依据汉译佛经转译成西方文字,如英译《佛所行赞》(梵文原典缺失后半)、《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德译和英译《维摩诘经》(译于梵文原典发现前),法译《成唯识论》、《大智度论》、《摄大乘论》、《那先比丘经》,等等。又鉴于印度古代缺少历史文献,他们也先后将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慧立和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译成英文或法文。这些都说明国际佛教学术界对汉文佛教文献的高度重视。只是限于通晓古代汉语的佛教学者终究不多,他们对汉文佛教文献的利用还远不充分。

而中国学术界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才注意到国际上利用梵文佛经原典研究佛教的“新潮流”。引进这种“新潮流”,利用梵文佛经原典研究与佛教相关的中国古代文献的先驱者是陈寅恪、汤用彤、季羡林和吕澂等先生。然而,当时国内缺少梵文人才,后继乏人。时光荏苒,到了近二三十年,才渐渐出现转机。因为国内已有一批青年学子在学习梵文后,有志于利用梵文从事佛教研究。这条研究道路在中国具有开拓性,研究者必定会备尝艰辛,但只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前景是充满希望的。

利用梵文从事佛教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多种多样,研究者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和专长选择研究领域。而梵汉佛经对勘研究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选项。这项研究的学术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助于读解汉译佛经。现代读者读解汉译佛经的难度既表现在义理上,也表现在语言上。佛教义理体现印度古代思维方式。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中观和唯识,更是体现印度古代哲学思辨方式。它们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形态。而汉译佛经的语言对于现代读者,不仅有古今汉语的隔阂,还有佛经汉译受梵文影响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更增添一层读解难度。然而,通过梵汉佛经对勘,则可以针对汉译佛经中义理和语言两方面的读解难点,用现代汉语予以疏通和阐释。

二、有助于读解梵文佛经。佛教于十二世纪在印度本土消亡,佛经抄本大量散失,佛教学术也随之中断。近代以来,随着国际印度学的兴起,学者们重视发掘佛经原典,先后在尼泊尔和克什米尔等地,尤其是在中国西藏地区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梵文佛经抄本。这样,印度佛教文献研究成了一门“新兴学科”。由于佛教学术在印度本土已经中断数百年之久,对于印度或西方学者来说,梵文佛经的读解也是印度古代文献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这与汉文佛教文献在现代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中的情况类似。仅以梵文词典为例,著名的M.威廉斯的《梵英词典》和V. S.阿伯代的《实用梵英词典》基本上没有收入佛教词汇。因此,才会有后来出现的F.埃杰顿的《佛教混合梵语语法和词典》和荻原云来的《梵和大辞典》。尤其是《梵和大辞典》,充分利用了梵汉佛经对勘的成果。

现存的所有梵文佛经抄本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文字错乱或讹误,已经编订出版的校刊本也未必都能彻底予以纠正。校刊本质量的高低既取决于校刊者本人的学术造诣,也取决于所掌握抄本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佛教梵语受方言俗语影响,在词汇、惯用语和句法上与古典梵语存在一些差异,以及经文中对一些义理的深邃思辨,都会形成梵文佛经读解中的难点。而梵汉佛经对勘能为扫除梵文佛经中的种种文字障碍,提供另一条有效途径。毫无疑问,在利用汉译佛经资料方面,中国学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我们能在梵汉佛经对勘研究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也是对国际佛教学术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有助于佛教汉语研究。现在国内汉语学界已经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认为佛经汉语是中国古代汉语中的一个特殊类型。有的学者仿照“佛教混合梵语”(Buddhist Hybrid Sanskrit)的称谓,将它命名为“佛教混合汉语”。而时下比较简便的称谓则是“佛教汉语”。梵文佛经使用的语言在总体上属于通俗梵语,这是由佛教的口头传承方式决定的。而这种通俗梵语中含有佛教的种种特定词语,也夹杂有俗语语法成分,尤其是在经文的偈颂部分,因此,明显有别于传统的梵语。同样,汉译佛经受梵文佛经影响,主要采用白话文体,较多采用口语用词。同时,在构词、词义、语法和句式上也受梵文影响,语言形态发生一些变异,有别于传统的汉语。这些特殊的语言现象需要汉语学者认真研究和诠释。近二三十年中,佛教汉语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日本学者辛嶋静志和中国学者朱庆之是这个领域中的代表人物。

尽管国内佛教汉语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研究队伍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也就是通晓梵语的学者很少。如果通晓梵语,直接运用梵汉佛经对勘研究的方法,就会方便得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暗中摸索和无端臆测。辛嶋静志能在这个领域中取得大家公认的学术成就,是与他具备多方面的语言和知识学养分不开的,尤其是直接运用梵汉佛经对勘研究的方法。这是值得国内从事佛教汉语研究的年青一代学者效仿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学者能在大量的梵汉佛经对勘研究的基础上,编出佛教汉语语法和词典。这样,不仅拓展和充实了中国汉语史,也能为现代学者阅读和研究汉文佛经提供方便实用的语言工具书。

四、有助于中国佛经翻译史研究。中国无论在古代或现代,都无愧为世界上的“翻译大国”。在浩瀚的汉文大藏经中,不仅保存有大量的汉译佛经,也保存有许多佛经翻译史料。现代学者经常依据这些史料撰写佛经翻译史论。但是,佛经翻译史研究若要进一步深入的话,也有赖于梵汉佛经对勘研究的展开。因为佛经翻译史中的一些重要论题,诸如佛经原文的文体和风格,翻译的方法和技巧,译文的质量,只有通过具体的梵汉佛经对勘研究,才会有比较切实的体认。在这样的基础上撰写佛经翻译史论,就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和运用古代史料,并提供更多的实例,增添更多的新意。

鉴于上述学术理念,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梵汉佛经对勘丛书》,由国内有志于从事梵汉佛经对勘的学者分工协作完成。这是一个长期计划,完成一部,出版一部,不追求一时的速度和数量。每部对勘著作的内容主要是提供梵文佛经的现代汉语今译,对梵文佛经和古代汉译进行对勘,作出注释。

其中,梵文佛经原文选用现已出版的校刊本。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校刊本,则选定一个校刊本作为底本,其他的校刊本用作参考。若有其他未经校勘的抄本,也可用作参考。而如果对勘者通晓藏文,也可将藏译本用作参考。当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梵汉佛经对勘,而不是编订校刊本。因为编订校刊本是一项专门的工作,需要独立进行。编订校刊本的本意是为研究提供方便。前人已经编订出版的校刊本我们不应该“束之高阁”,而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在学术研究中,凡事不可能,也无必要从头做起,否则,就可能永远在原地踏步。正因为前人已经编订出版了不少梵文佛经校刊本,我们今天才有可能编辑出版《梵汉佛经对勘丛书》。而且,我们的梵汉佛经对勘研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改善前人校勘成果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对勘成果的一个组成部分。

梵汉佛经对勘的版面格式是将梵文佛经原文按照自然段落排列,依次附上相应段落的现代汉语今译和古代汉译。古代汉译若有多种译本,则选取其中在古代最通行和最接近现存梵本的译本一至两种,其他译本可依据对勘需要用作参考。现代汉语今译指依据梵文佛经原文提供的新译。为何要提供现代汉语今译呢?因为这样便于同行们检验或核实对勘者对原文的读解是否正确。如果读解本身有误或出现偏差,势必会影响对勘的学术价值。另外,国内利用汉译佛经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大多不通晓梵文,或者只是掌握一些梵文基础知识,尚未达到读解原典的程度。那么,我们提供的现代汉语今译可以供他们参考,为他们的研究助一臂之力。

实际上,现代汉语今译本身也是对勘成果的重要体现。因为梵文佛经原文中的一些疑点或难点往往可以通过对勘加以解决。如果有的疑点或难点一时解决不了,我们可以暂不译出,或者提供参考译文,并在注释中注明。确实,如果我们能正确读解梵文佛经原文,并提供比较准确的现代汉语今译,便会对古代汉译佛经中一些文字晦涩或意义难解之处产生豁然开朗的感觉。通过梵汉佛经对勘,帮助读解梵文佛经和汉译佛经,这正是我们的工作目的。

对勘注释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

一、订正梵文佛经校刊本和汉译佛经中的文字讹误或提供可能的合理读法。

二、指出梵文佛经与汉译佛经的文字差异之处。

三、指出汉译佛经中的误译之处。

四、疏通汉译佛经中的文字晦涩之处。

五、诠释梵文佛经和汉译佛经中的一些特殊词语。

由于我们已经提供了现代汉语今译,也就不需要逐句作出对勘说明,而可以依据实际需要,有重点和有选择地进行对勘注释。

同时,利用这次梵汉佛经对勘的机会,我们也对古代汉译佛经进行标点。梵文和古代汉语一样,没有现代形式的标点。但梵文在散文文体中,用符号? 表示一句结束,? 表示一个段落结束;在诗体中,用符号? 表示半颂结束,? 表示一颂结束。这样,参考梵文佛经,尤其是依靠读通句义,便有助于汉译佛经的标点。但古代汉语的行文毕竟具有自身的特点,不可能完全依据梵文原文进行标点。我们的标点也只是提供一个初步的样本,留待以后听取批评意见,加以完善。

以上是对《梵汉佛经对勘丛书》的基本学术设想。在实际工作中,对勘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在某些方面有所侧重。我们的共同宗旨是对中国古代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作出各自的创造性贡献。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管前面的道路怎样艰难曲折,让我们现在就起步,登上征途吧!

黄宝生

2010 年5 月12 日



梵汉对勘唯识论三种:一次跨越时空的佛学研究之旅 《梵汉对勘唯识论三种》并非一本具体的学术著作,而是一个宏大的研究课题,旨在对早期唯识学的三部关键经典——《唯识三十颂》、《摄大乘论》和《瑜伽师地论》(尤其是其中关于唯识的部分)——进行深入的梵文与汉译本的校勘比对。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对应,更是企图通过对原文的精准把握,揭示汉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义理阐释差异、语言表达演变,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早期佛教翻译家与印度大师们在理解与传承佛陀思想上的细微之处。 研究的必要性与历史背景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翻译过程。为了将深奥的佛法传达给更广泛的受众,一代代翻译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然而,语言的差异、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译者自身理解水平的局限,都可能导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失真或增添新的解读。尤其对于核心教义的诠释,细微的差别可能就会影响整个学派的义理走向。 唯识学,作为大乘佛教的重要宗派,其教义系统庞杂,哲学思辨精深。其核心概念如“三性”、“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唯识无境”等,都涉及对心识活动、真实性、以及宇宙人生本质的深刻洞察。早期中国佛教对唯识学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玄奘法师及其弟子们翻译的梵文经典。然而,时隔千年,当今学界对这些经典进行更为严谨的梵汉对勘,便显得尤为重要。 《唯识三十颂》:核心概念的精炼与传达 《唯识三十颂》是弥勒菩萨所著,由玄奘法师翻译,是唯识学体系中最简洁、最核心的论典之一。它用三十颂偈的形式,精要地阐述了唯识学的基本理论。这三十颂涵盖了“相宗三性”(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圆成实性)、“二无我”、“三无性”、“八识”、“六七转识”、“唯识无境”、“种子”、“现行”等关键概念。 进行梵汉对勘,首要关注点便在于这些核心概念的梵文原意与汉译义的精确匹配。例如,“依他起性”(dependent origination of phenomena)的梵文原意,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因缘生灭、相依相待的哲学论证。汉译“依他起”是否完全捕捉到了这一层面的精微含义?在对勘过程中,我们需要比对梵文词汇的词根、词缀,以及其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来理解其准确的哲学指涉。同样,“遍计所执性”(imagined existence)的梵文,其“遍计”一词的广延性和“执”一词的固执性,如何通过汉译得以传达?“圆成实性”(perfected existence)又如何展现其超越性与真实性? 此外,《唯识三十颂》中关于“八识”的论述,特别是末那识(manas)的“染净相依”和阿赖耶识(alaya-vijnana)的“能藏所藏”功能,这些抽象的心理活动模型,在梵文中的表达方式,与汉译中的“末那”、“阿赖耶”及其功用描述,都需要仔细的比较。通过对勘,我们可以辨析是否存在因译语的局限性而导致的对某些识位的功能理解偏差,或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迎合当时读者的理解习惯,而进行的某些“意译”是否偏离了原有的义理。 《摄大乘论》: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与阐释 《摄大乘论》由无著菩萨所著,同样由玄奘法师翻译。相较于《唯识三十颂》的精炼,它在理论体系上更为宏大和全面,是理解大乘佛教整体思想,特别是与唯识学相结合的极重要论典。它不仅阐述了唯识学,还深入探讨了菩萨行、佛果的证得、庄严净土等内容。 在《摄大乘论》的梵汉对勘中,研究的重点将更为广泛。除了对唯识核心概念的再审视外,还需要关注其关于“三乘”、“六波罗蜜多”、“四无量心”、“无生法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大乘佛教重要概念的梵文原意与汉译的对应关系。例如,“摄大乘”本身的梵文原意,其“摄”是否仅仅包含“摄持”、“摄受”之意,还是有更深层的“汇聚”、“摄归”大乘法海的含义?“大乘”的梵文,其“大”的意涵,在汉译中是如何体现的? 该论对“阿赖耶识”的阐释尤为重要,它详细论述了阿赖耶识作为一切法的种子库、作为转识的根本等。梵文原词在描述阿赖耶识作为“藏”的功能时,其“藏”的内涵有多么丰富?是仅仅指“贮藏”,还是包含了“根源”、“基础”的意义?汉译的“阿赖耶识”,其“识”的含义,与梵文中的“vijnana”在描述这个特殊识体时,有何细微差异? 此外,《摄大乘论》中关于“唯识”与“转识成智”的论述,是其核心思想之一。梵文原词在描述“唯识”时,其“识”的指涉范围有多大?是仅仅指“八识”,还是包含了更广泛的“心”、“意”、“识”的集合?“转识成智”的梵文,其“转”的动词,是否包含“转变”、“转化”、“回转”等多种含义?汉译的“转”是否能够完全涵盖这些意涵? 《瑜伽师地论》:广阔的论述与深邃的义理 《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所说,由玄奘法师翻译,是佛教史上最宏伟、最系统的一部论著,对佛教的修行、教理、戒律、论藏等进行了包罗万象的论述。其中,卷三十三至卷五十一关于“本地分”的论述,是唯识学的核心部分,详细阐述了“五位百法”等唯识学的重要概念。 对于《瑜伽师地论》中的唯识部分进行梵汉对勘,其工作量将是巨大的,其研究的深入程度也将达到新的高度。研究的重点将放在“五位百法”的细致分析上。例如,“五位”——蕴、处、界、识、所造色——在梵文中的对应词汇,其分类的逻辑和依据,与汉译的“五位”是否完全一致?“百法”的构成,每一个法的梵文名称及其义涵,与汉译的名称和解释,是否存在细节上的差异? 尤其是对“眼”、“耳”、“鼻”、“舌”、“身”、“意”、“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等识的梵文名称及其功能描述,以及“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境的梵文对应,都将是重点比对对象。例如,梵文“意”(manas)在《瑜伽师地论》中,有时也指代“意识”。汉译中的“意”和“意识”的区分,是否完全反映了梵文原词的细微差别? 梵汉对勘研究的意义,还在于能够帮助我们辨析早期翻译的优点与局限。有时,汉译的精准性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梵文原意,但有时,也可能因为译者对梵文的理解不深,或者当时学界的知识水平所限,而出现一些偏差。通过对勘,我们可以发掘出那些被汉译文字“掩盖”了的梵文原意的精妙之处,或者揭示出汉译中可能存在的“误读”,从而为我们重构早期佛教思想的本来面貌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研究方法与意义 《梵汉对勘唯识论三种》的研究,将遵循严谨的学术方法。首先,需要收集整理现存的梵文写本、抄本,以及各种版本的汉译本。然后,进行逐字逐句的细致比对,并结合梵文词源学、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等相关知识,来解释词汇的含义、语法的结构,以及文本的流变。 这项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精炼义理,澄清误读: 通过对梵文原意的精准把握,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因翻译而产生的义理误读,为唯识学研究提供更可靠的基础。 还原思想,追溯本源: 能够帮助我们更接近早期佛陀及其弟子的真实思想,理解佛教思想在传播过程中的演变。 促进跨文化交流: 促进梵文与汉文在佛学领域的深度对话,增进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佛教理解的认识。 服务当下修行: 准确的佛学思想是指导修行和解脱的基石。通过精炼义理,可以帮助当代修行者更清晰地认识佛法,走上正确的修行道路。 深化学术研究: 为后来的唯识学研究者提供翔实的资料和可靠的依据,推动唯识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总之,《梵汉对勘唯识论三种》的研究,是一项充满挑战但也意义深远的学术事业。它不仅仅是对三部重要经典文字的梳理,更是对佛陀思想如何在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后,得以精准而深刻地传承的追寻。通过这项研究,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佛教思想的生命力,以及它在不同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不断演变的奇迹。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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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其跨学科的视野和现代语境的接轨。起初我还担心,作为一部涉及古典哲学的著作,它的解读会不会过于陈旧和刻板,仅仅停留在对古文的机械复述上。然而,作者却出人意料地引入了当代心理学,甚至是认知科学的一些理论来阐释唯识学的“心识”活动。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思考。我开始意识到,那些流传千年的东方智慧,在处理关于“自我”、“感知”和“心识运作”等根本问题时,其深刻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现代科学的最新发现。书中对于“三界唯心”的论述,在被用现代的语言重新阐释后,立刻变得鲜活起来,与我们日常经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使得原本遥不可及的玄学,一下子变得触手可及,为我们理解当下的焦虑与心性构建,提供了全新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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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更像是一场心灵的“深潜”练习,它对读者的要求极高,但回报也是巨大的。我发现自己不再急于求成,而是开始享受那种“慢下来”的思考状态。书中的文字仿佛被施加了一种特殊的“场力”,迫使人放下外界的喧嚣,专注于内心的构建。那种与书中思想家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感,是其他娱乐性阅读完全无法给予的。每读完一个章节,我都会合上书本,静坐良久,试图将那些抽象的理论模型与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印证和融合。它不是教你“应该怎么做”,而是深刻地揭示“事物如何运作”的底层逻辑。这种对本体论的追问,让我的世界观产生了一种温和而持久的重塑。它带来的不是一时的顿悟,而是持续的、潜移默化的心智成熟,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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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参考价值简直无可估量。我本身从事与传统文化推广相关的工作,经常需要为不同背景的受众解释复杂的佛学概念。以往我总觉得缺乏一个权威、且易于转译的工具书。而这本著作,通过其清晰的结构和详尽的索引系统,成为了我案头不可或缺的“字典”。特别是那些针对特定难点的深入解析章节,它们就像是为那些在阅读中遇到瓶颈的人准备的“急救包”。我曾多次在准备讲稿时,对照书中对某个概念的权威界定进行校对,每次都能发现自己原有的理解中存在的细微偏差。对于任何想要严肃对待这一领域,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皮毛上的学习者来说,这本书提供的知识深度和广度,是其他任何单一来源的资料都难以比拟的。它建立了一套坚固的知识框架,让使用者可以信赖其中的每一个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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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适应这本书的叙事节奏,说实话,初读时我几乎被那些层层叠叠的概念给“淹没”了。它不像市面上那些流行的“速成”读物,直接把结论摆在面前,而是采取了一种非常扎实、近乎考古挖掘的方式,带领读者一步步探究唯识学的根基。作者在梳理历史脉络时,展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和广博的学识,将不同学派的观点细致入微地对比分析,那种严谨到近乎偏执的考据精神,让人不得不放慢脚步,细嚼慢咽。我特别欣赏其中对关键术语的反复辨析,很多看似简单的词汇,经过作者的层层剥茧,才发现其背后蕴含的复杂意涵。这绝对不是一本可以“走马观花”的书,它要求你沉下心来,甚至需要对照着其他资料反复阅读才能领悟一二。这种阅读体验是艰辛的,却也因此带来了巨大的智力上的满足感,仿佛自己真的参与了一场思想的漫长跋涉,最终抵达了一片开阔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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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简直是一绝,拿到手的时候就被它沉甸甸的质感和精美的封面所吸引。那种古朴中透着典雅的气息,让人立刻联想到深邃的佛学智慧。内页的纸张选择也十分考究,触感细腻光滑,即便是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疲劳。排版布局更是匠心独运,字体大小和行间距拿捏得恰到好处,使得原本艰涩的文本在视觉上变得友好许多。尤其值得称赞的是那些辅助性的图表和注释部分,它们被巧妙地穿插在正文之间,不仅没有打断阅读的流畅性,反而像是为我们这些初学者在迷宫中指引方向的灯塔。装帧的细节处理,比如烫金的标题和精致的书签,都透露出出版方对这部经典的敬意,让人在翻阅的每一个瞬间都能感受到一种被尊重的体验。这种对外在形式的极致追求,无疑为我们进入深层精神世界的探索,奠定了一个宁静而又庄重的基调。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艺术品,让人爱不释手,总想时常摩挲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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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选了很多书,包罗万象,慢慢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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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宝生先生的心血,是在确保文脉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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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唯识论的原典,两种翻译更是可以相互参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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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就是我要的东西,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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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汉对勘丛书,非常好,就是价格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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