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我的江湖越来越小 人物传记 自传书籍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三 胡适帮忙来赎裤子
1961年8月18日，李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师从姚从吾读研究生。
在口试时，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坐中间，周围的考官们大都是李敖昔日的老师，一见面，都对他笑，而不问问题，他们对这位早已小有名气的学生已无题可问，*后“主考官”沈刚伯说：“做了研究生后，你还要穿长袍吗？”李敖也嬉笑着说：“还要穿！”考场一片笑声。
当时，李敖住在新店，靠近大自然，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时睡的是行军床），考上了研究所，许多曾令他苦恼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有一个问题依然困扰着他：那就是贫困。他做助理时，由于一些规章不尽合理，薪水总是往后拖，李敖要花钱、还钱，不堪其拖，也不向姚老师借钱了，索性直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主管此事）。他在10月6日给胡适信中写道：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的1000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胡适收信后，在次日就将限时信寄到李敖的新店山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７月４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1000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典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适
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收到钱后，李敖非常高兴，也很感动，他认为胡适对他的赏识，完全是基于他的治学成绩，是胡适看出了他的潜力。他并没有向胡适借钱的意思，但胡适却主动帮助了他，他决定不把这1000元作为赠款，只作为贷款，过一阵子后，再还给他。
三天以后，李敖回信胡适，表示他的感谢。在信中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他与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死去后，他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等等。信写得很长，有5000多字，也写得很动人。
据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许多朋友来看他，他都拿出来给大家看。但李敖做梦也没想到，正是由于胡适让别人看了这封信，后来生出许多事端。
2004年的秋天，李敖回到了祖国大陆，进行了为期十二天的“神州文化之旅”。并向北京大学捐献了35万元人民币，要求为胡适塑铜像。他说：“我捐钱要塑的胡适，是新文化时代的胡适，不是跟蒋介石交朋友的胡适。”并且说，“我用当年胡适赠款的一百倍的钱来报答他对我的帮助，也算是这段文坛佳话的外一章了。”
_?四?与胡适的笔墨情缘
李敖在上高中时，就读到了胡适的《胡适文选》，并且深受其思想影响。他曾写过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胡适，讲述其思想的形成与理想。到台大后，1957年3月1日，他在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发表了论文《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并在““中央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适的文章数篇，引起远在美国的胡适的关注。
1958年4月26日，胡适从美国归来，在台北“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发表演说，姚从吾携李敖一起去听。演说结束后，姚从吾特别向胡适介绍李敖，胡适立刻约李敖去聊聊。当天晚上，两人在台大校长钱思亮家相见。胡适热情地对李敖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谈话之中，胡适对李敖治学的褒奖溢于言表。
在这次会面时，李敖就已萌生出一个愿望：要给胡适写一本传记。但他并没有把这一想法当面告诉胡适，而只是提到了批评胡适的几本书，如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任卓宣）的《胡适批判》、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等，而对《胡适与郭沫若》一书，胡适根本就不知道。这次会见，当是李敖写作《胡适评传》的*早萌芽。
应该说，在台大期间，李敖与胡适能有一段笔墨情缘，一方面缘于他的奇才，另一方面离不开他的导师姚从吾的极力举荐与撮合。在他的《大学后期日记》甲集、乙集中，可以看到姚从吾在李、胡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在李敖第一次见胡适之前，他与殷海光已渐疏远，他的精神领袖也只有胡适一位了。一方面他的狂傲使他并不以胡适思想为*高境界，认为胡适“没有多少好‘吸收’的”；另一方面，由于胡适的学术成绩和地位，他又绝不放弃与胡适交往的机会。因此，他对胡适的印象也就时好时坏。
1958年6月8日，是个星期天。李敖赴南港见胡适，这天他写《札记一则——再访胡适》：
十时半抵南港，在参观民族学研究所的展览后，我到礼堂找胡先生，推门进去，室中坐着六七位客人，胡先生立刻走过来。一面伸过手来一面叫“李先生”，我说：“我拿来点纸，请您替我写些字。”胡先生满口答应，我接着说：“您忙吧，我走了。”刚要走出来，他叫住我道：“Mr.李，我送你一个小玩意。”我随他进了卧室， 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此文原载《史语所集刊》第20本上册）给我，我说：“好，好。”我走出后，他又道“再见”。此君真是礼貌周到，亲切可人。
这次见胡适后第六天，“胡适先生送来字，午睡醒来（二时前）看到”；第七天，李敖在日记中对胡适有了非议：“‘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了呵。唯美主义的李敖，岂胡适、殷海光等无艺术人生者所可及！”“对胡适有些反感，过去吾之态度不正常。”第十天，他又称胡适为*****的“popular（大众）式学者”了； 第18天，他又要“写封信给胡适”了。到同年11月6日，他写道：“前晚迎胡适以来，油然于努力一途，‘出山要比在山清’之自勉殊殷，对与女人为伍事颇厌。吾终当脱尘缘而上升为胡适等第一等之人耳。”11月23日，他羡慕胡适之“手勤”。12月20日，他又说“胡适的拔尖心与首席心太重”。1959年1月2日，他借他人之口，说“胡适已不能领导李敖了”，又说“胡适等安足以为吾师哉”。1月14日又写道：“深觉鼓舞一时风潮当从马戈采罗曼罗兰等著书之法，胡适等法不行也。”3月1日记：“傍晚复徐高阮一长信攻击胡适以下的老朽们。我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4月3日记蒋廷黻对胡适的评价：“适之先生的个性要比我温和得多，即以他目前在国内发表的若干谈话来说，都非常含蓄婉转，有时使人弄不清楚他到底是赞同什么或反对什么。但我的个性却喜欢开门见山、单刀直入。”
从李敖时冷时热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胡适态度的矛盾性。如果把胡适与此时的殷海光相比，李敖不难看到胡适的老惫。殷海光曾多次对学生说，早期的胡适，无论是新文学运动，还是《独立评论》上的文章，对民主科学的宣扬，甚至《中国哲学史》上卷，都称得上光芒万丈；中期的胡适，包括任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表现平平；晚期的胡适已沦为一个十足的“乡愿”，连一个知识分子都不够格，爱热闹，爱人捧，一点硬话不敢讲，一点作为也没有。如果给胡适的一生打分的话，早年的胡适可打80分，中年的胡适可得60分，晚年的胡适只有40分。对此，李敖是认同的。但由于中学时代受胡适思想的影响太大了，加上胡适在台湾学术界的重要地位，因此，在李敖眼中，胡适的魅力，依然是任何人也难以比拟的。
1958年12月6日，胡适68岁生日，李敖写了一首打油诗给他祝寿：
哈哈笑声里，
六十八岁来到，
看你白头少年，
一点都不老。
寿星说话不妨多，
喝酒可要少，
不然太太晓得，
那可不得了！
面对这位后生的幽默，胡适马上回信表示感谢：“谢谢你送我的生日诗！我常说，凡能做打油诗的，才可以做好诗。你这首诗可以算是成功的打油诗，可以预测你做白话诗的前途。”两年后，胡适70岁生日，李敖又一口气写了打油诗30首表示祝贺。且看其中几首：
四十年来做文雄，但求立异不求同，
佛法无边难清算，故国胡适有“幽灵”。
当年提倡写白话，四十年来不变卦，
真理自古要辩驳，那能缩头怕挨骂？
种豆既然可得豆，种瓜必定要收瓜。
书生报国心虽死，特地有意来栽花。
腐儒不做做鸿儒，野草茫茫犹未除，
白首校书兼论政，当年心血今在无？
女人本来就是蛇，家中专门怕老婆，
博学兼攻“惧内史”，余暇收集火柴盒。
笑口常开不发怒，认真每做周郎顾，
洋烟一包大量抽，埋头狂校水经注。
从两人的赠答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李敖是情有独钟，李敖对胡适亦极感兴趣。他参军后，两人依然有书信往来，显然，他已把李敖看作是北大精神的一位传人了。
祝寿诗后，李敖与胡适的往来更加频繁。毕业时，李敖与胡适互赠照片，李敖称其为“又开风气又为师”，可见师生情谊之深。李敖毕业后在给同学萧启庆的信中说：“我承认由于受他的启发，我放弃了许多旧的道德，我转而对他很着迷，过去几年中，我花了不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研究他，我发表的文章，清一色都是宣传他的，我自问我没有其他的动机，而纯粹是出于一个对‘贤达人’的热爱……”
从胡适的角度而言，他对李敖的才能十分欣赏，颇有揽之门下之心。他对李敖的关切和热情后来使姚从吾都有了妒意。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曾说过：“‘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的名言，我曾读了大感动。这是‘收徒弟’的哲学！”清朝学者李恕谷这段话，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引用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也表露了自己对“求士”（收徒弟）的渴望。由于自己过去名满天下，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故在“求士”这一方面他并不如意。如今，胡适发现了李敖这棵苗子，便不肯放手，着意交好，处处关心，包括李敖的毕业论文都数次过问，从中亦可看出他的良苦用心。但李敖对胡适态度的矛盾性使他既接近胡适又不以胡适的“门生”自居，他说，“在胡适‘求士’的心里，我是他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父亲是他的学生，我并不是他的徒弟……”晚年的胡适已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时代的胡适，不能伦比”，“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因此，一方面，他把胡适的人格作为楷模，继承了他的思想和自由主义精神，对他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他的远大志向使他在人生理想方面又远远**了胡适。他不以皓首穷经终老于学术研究为己足，他的目标“是**他们，是我经世致用、为人权战斗的方向”。
李敖十分欣赏陆游的一首“咏蛾”诗：
人生如春虫，
缠裹自在里。
一朝眉羽成，
钻破亦在我。
他与姚从吾、胡适之、殷海光（包括中学时代与钱穆）等人的治学因缘，可以说正是完成了这样一个化蚕为蛾、脱颖而出的过程。
1961年11月6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胡适应邀赴会。他在会上发表了30分钟的英文演讲，题目是“Social change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在演讲中，他重申几十年前的观点，抨击传统文化的弊端，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其隐含的意思显然是指责国民党缺乏现代民主精神，不给人民以自由，阻碍了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这是胡适晚年的一篇振聋发聩之作，是他在被人批评“保守”、“老疲”的人生*后阶段对中西文化思考的一个总结。
该文的话题是：在我们远东各国，社会上需要有些什么变化才能够使科学生根发芽？在文章中，胡适以“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us Diaboli）自居，再一次抛出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对世界近代出现的科学和技术文明给予了热情颂赞。他指出所谓西方的文明是物质的（material）、唯物的（materialistic），东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只是一种没有理由的自傲，东方古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我们该当承认近代的科学技术文明并不是什么强加到我们身上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质文明，是我们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受的，——我们要明白承认，这个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因为近代科学是人身上*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确*神圣的因素的累积成就；那个因素就是人的创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实验的严格方法去求知，求发展，求索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种智慧。”
胡适的这一次演讲，后经徐高阮翻译在《文星》杂志发表，很快招致来自四面八方的呼应和争议。追随国民党的学人徐复观首先出马，在他自己创办的香港杂志《民主评论》第12卷24期发表了《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指责胡适的演讲，说身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竟发此议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下贱的中国人”。随之而起的，是一阵暴风雨式的围攻。演讲半月后，胡适因心脏病骤发，于11月26日住进了台大医院。一月之后，李敖由徐高阮引介、应《文星》主编胡汝森之约，写出了颇具震撼力的万字长文——《播种者胡适》。
在这篇文章中，李敖谈了在胡适领导下一群自由主义文人所进行的文学革命，以及他们在新文化建设方面的成绩，谈了胡适在民主宪政方面所作的努力，谈了胡适为争取学术独立所作出的贡献，和他在学术上的局限性，以及作为自由主义文人胡适的寂寞。李敖认为，胡适一生致力于“非政治性”的学术工作，精心培养“思想自由的批评风气”，宣传自由主义的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思想，对国家大事“诉诸理智和非情绪，重实证而反对狂热”，一生从未迷失过方向。胡适对文学革命，对新文化运动，对民主宪政，对科学发展，总之，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可说，胡适是永不停止追求真理的“国中第一人”。李敖特别强调，胡适思想的主要精华是“全盘西化”，这也是他自由主义思想之所在。然而，胡适在其一生中，却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古代学术的考据和辨伪，“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他能做到有所不为，洁身自爱，但斗争精神不够，把史学学风带到了目前迂腐不堪的境地。这充分说明，胡适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因此，李敖提出，要**胡适前进。李敖*后得出结论说：“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然而，一个不断长进的强大的民族，应该不断前进，无情地**胡适。
从表面看，《播种者胡适》是一篇对“思想界的伟大领袖”胡适之唱赞歌的文章，但透过文字仔细分析，则能悟出它的微言大义。作者不仅客观地评价了胡适一生的功过是非，而且对当时的台湾社会政治、思想、学术界的落后现状提出了尖锐批评。胡适思想的没有过时，恰恰证明了现今社会仍然是一个不知长进的社会。借胡以讽世，借胡以警世，正是李敖文章的精义所在。
也正因如此，《播种者胡适》的发表，像捅掉了一个马蜂窝，搅起一潭死水，立即酿成了一次大笔仗。这场笔战后来分成两个圆圈，一个圆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圆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临、胡秋原；后者的主要对手是叶青（任卓宣）、郑学稼。反对李敖的一方主要阵地是胡秋原等人控制的“三大”评论：《政治评论》、《民主评论》、《世界评论》。支持李敖一方的有香港《自由报》的社长雷啸岑（马五）、《中国学周报》的若兰、《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台湾《作品》杂志中的王洪钧、东方望、田尚明等人。《文星》杂志是他们的主要阵地。
种种迹象表明，《播种者胡适》击到了一些人的痒处，也击到了一些人的痛处，包括胡适本人都觉得不自在。据杨树人先生回忆，在胡适出院后的一天下午，他去福州街26号胡适住宅，商谈一件公事。事毕后，胡适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翻开来给杨看，并且用圆珠笔指着那篇文章说：“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胡适圆珠笔所指的，正是《播种者胡适》。胡适再翻开另一长篇，又边画边说，脸色苍白，心情更为激愤，末了，他指着这篇文章说：“真是下流！”胡适圆珠笔所指，是胡秋原的《**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前进》这篇文章。在这一年的春节后，胡适又一次愤愤地对杨树人说：“他们要围剿我胡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
在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发表一个月后，胡适曾有一封未写完的致李敖的信，就李敖文章中的个别材料和细节提出更正，但并未对其观点置一词。在他去世前不久，亦谈及李敖“喜欢借题发挥”的话，并说“做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云云，其实，就李敖撰文的初衷而言，若不是为了借题发挥，批判现实，他也就没有撰写此文的必要了。李敖称该作是一篇“三面不讨好”的文章，“骂胡适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一个人常常要为知道太多、说了真话而付代价”。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长达四年之久的文化论战，以《播种者胡适》为开端拉开了序幕。
两个月后，1962年的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7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