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农村基层司法及其运作》研究项目的成果;同时也得到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研究基金的资助。
参加这一调查的人员先后有强世功博士、赵晓力博士、贺欣、朱晖、任煜南、杨柳、陈绪刚等;文中的许多观点都曾经和他/她们交谈过,讨论过,他/她们也曾看过其中某些篇章的初稿,提过珍贵的意见。中南政法学院齐文远、李汉昌、刘茂林等教授以及该院院长吴汉东教授对我们的调查曾给予很多帮助和照顾。湖北省基层法院培训班的法官们对我们的调查给予了很多支持和协助;此外,在我们田野调查中,许多基层法院的院长、法官都曾提供方便和支持。没有这些法官的支持和合作,这项研究是不可能的。除了合作支持外,从他/她们那里,我不仅获得了研究资料,更有一种智识上的挑战,一种历史责任感。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祖籍江苏,生于1955年愚人节。少年从军,又当过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复转军人进了法学院;1984年读硕士期间赴美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回北大任教。
有《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道路通向城市》、《法律与文学》等独著,《法理学问题》、《超越法律》、《法官如何思考》、《并非自杀契约》等译著,以及论文、书评百余篇。
目录
新版序
世纪末日的交待(自序)
致谢
导论 研究中国基层司法
一、为什么司法?
二、为什么基层?
三、为什么中国?
四、还有学术意义
五、本书结构与安排
第一编 司法制度
第一章 为什么送法下乡?
一、问题和材料
二、为什么送法下乡?
三、权力的运作与空间
四、下乡——局部支配性权力关系的重建
五、村干部——地方性知识的载体
六、知识的另一种可能和村干部的另一角色
七、结语
附录 感受中国法律的现代性
第二章 法院的审判与行政管理
一、问题的界定
二、法院的两套制度及其结构
三、司法过程中的行政化审判制度
四、行政化中的集体决策
五、最后的评论
第三章 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
一、问题的界定
二、进路、方法和材料
三、审判委员会的构成和运作
四、法官的看法和理由
五、法官的理由是否可信?
六、另一个视角的考察
七、审判委员会的问题
八、两个例子的简析
九、结语
第二编 司法知识与技术
第四章 初审法院与上诉法院
一、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司法知识
二、司法知识谱系的勾勒
三、作为初审法院的中国基层法院
四、作为中国的初审法院的基层法院
五、作为开头的结尾
附录 初审法官的重要性
第五章 纠纷解决与规则的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二、两个“案件”
……
第三编 法官与法律人
第四编 研究方法的反思
参引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若分析一下此案,我们就可以看到国家权力在收贷案发生地的弱化。案件发生在陕北农村,一个靠近沙漠地带的地方。从理论上讲,地域特点和地理空间的广阔就有可能影响权力的运作方式。“天高皇帝远”这句老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强、赵、贺三人的调查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当地政府的办公时间很不正规——“上午10点半以后也许就找不到人了”;乡民当中普遍流传着国家在1997年可能一笔勾销所有发放的贷款;本案贷款人10年未归还贷款;当地镇营业所多次索要毫无结果;以及当地欠贷不还的此类“案件”颇多;等等。这一切都表明,至少在这里,国家权力的支配并不足够强大,至少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么强大。
由于国家权力在这样的地区颇为孱弱,可以说这里是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所谓边缘地带,并不仅仅指国家权力能力的边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边缘地带也是抵制国家权力的另一种力量(例如个人的力量或社区的力量)的边缘,因为权力只有在权力与权力的碰撞中才能看见。在这样的边缘,从理论上,意味着不存在着一贯的、独霸的权力支配关系,而很可能发生权力支配关系的流变。总体强大的国家可能在某一点上变得相对孱弱,而总体孱弱的某个体的力量可能在某一点上变得相对强大。必须重视空间位置对权力实际运作可能产生的影响。由于农村的广阔空间,借贷者在另一种意义上确实可能成为强者,而放贷者(即使放贷者是国家)同样可能成为弱者。这种借贷双方强弱关系的变化,在民间俗话中就有所表现,即所谓的“要钱没有,要命就这一条”;一旦事态到了这一步,如果放贷人的目的是“要钱”而不是“要命”,或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不允许你“要命”,借贷双方的强弱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近年来这种状况在中国也似乎愈演愈烈。企业间的“三角债”是一例;银行考虑账面上的盈利不愿企业申请破产则是又一例;民间的黑色幽默“杨白劳要挟黄世仁”固然有点过分,却也对借贷双方的支配被支配关系之流变做出了一种颇有意味的概括。
不仅是自然空间有可能,人文空间同样可能,改变这种强弱关系。所谓人文空间,我在此指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相对于借款者所在社区而言,国家对借贷者几乎只是一种概念的存在,代表国家收贷或“依法收贷”的法庭庭长和镇信用社代表固然拥有不可质疑的政治合法性,其身后有国家暴力的支持,但他/她们或多或少是外来的陌生人,他/她们代表的权力在当地没有太深的根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信仰在中国至多也是这100年来才开始发生在乡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借贷者很容易将国家权力视为外来力量。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借贷者与该社区的其他人很容易,事实上也总是会,构成一种互利互惠的“亲亲相隐”的关系。
……
前言/序言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微观探索:国家、地方与民间力量的互动研究》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剖析了中国在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及其演变规律。不同于传统的宏观政策研究,本书采取了扎根于田野的微观叙事方式,聚焦于县域和乡镇层面的具体实践,旨在揭示国家权力、地方精英、民间组织以及普通民众之间微妙且动态的互动关系。研究的核心关切在于,在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基层社会如何维系其原有的社会秩序、化解矛盾,以及权力在不同层级间是如何被理解、重塑和执行的。 第一部分:权力下沉的复杂图景 本部分首先对新时期以来国家权力向基层延伸的宏观背景进行了梳理,重点关注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动员机制,例如“重心下移”战略的实施,以及对地方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然而,研究发现,权力的“下沉”并非简单的行政命令传递,而是一个充满协商、摩擦和地方性诠释的过程。 县域治理的“双重逻辑”: 我们详细考察了县一级政府在面对中央政策压力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时的“双重逻辑”。一方面,地方官员必须完成上级的绩效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他们需要维护本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活力。这种双重压力导致了政策执行上的“地方性变通”,即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机制来缓和硬性政策带来的冲击。我们通过对多个县域案例的对比分析,展示了不同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的地区,如何发展出独特的治理模式来应对中央—地方关系的张力。 乡镇作为“摩擦地带”: 乡镇层面被视为权力渗透的最前沿,也是国家意志与社会现实发生直接碰撞的“摩擦地带”。本书描述了乡镇干部的日常工作状态——他们不仅是政策的执行者,更是社会冲突的“灭火队员”和地方资源的分配者。研究聚焦于乡镇干部的角色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者”转向复杂的“服务者”和“维稳者”,这要求他们掌握一套灵活的、往往游走于制度边缘的实用主义技巧。 第二部分:地方精英的重塑与社会资本的运作 本部分将焦点转向地方社会结构内部,探讨在国家权力强力介入后,传统的地方精英结构是如何被重塑,以及新的社会资本如何被构建和利用。 “新乡贤”的崛起与治理嵌入: 随着国家对“德治”和“文化自信”的重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或在经济上成功的“新乡贤”被动员或主动进入到乡村治理的公共领域。本书细致分析了这些新旧精英群体之间的权力过渡与合作模式。探讨了国家如何通过授予荣誉、提供平台等方式,将这些地方精英的个人影响力转化为制度化的治理资源,以及这种嵌入对乡村自治的实际影响。 非正式网络的韧性: 尽管国家治理体系日益完善,但根植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的非正式网络依然是基层社会稳定运作的重要基石。研究深入剖析了在征地拆迁、环境纠纷等高风险事件中,非正式调解网络(如宗族长老、村组骨干)如何发挥关键作用。这些网络有时是国家权力的有效延伸,有时却构成对正式制度的有效制衡,它们的存在揭示了国家治理的“有限渗透性”。 第三部分:矛盾的化解与社会张力的弥合 基层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是矛盾的有效化解与社会张力的弥合。本部分通过对具体社会热点的微观追踪,揭示了矛盾处理的内在逻辑和潜在风险。 “维稳”的制度化实践: 研究详尽考察了在信访、群体性事件处理中,基层政府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维稳”工具箱。这包括了信息拦截、风险评估、以及分级调解机制的实际运作。本书并未简单批判“维稳”的逻辑,而是探究了在资源有限和压力巨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如何寻求“稳定”与“公正”之间的动态平衡,以及这种平衡的成本和代价。 参与式治理的困境与张力: 对村民自治、居务公开等形式上的参与机制,本书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研究发现,形式上的民主程序往往与实际的权力分配存在脱节。基层民众的参与更多地体现为对具体利益的“事务性动员”,而非对治理方向的“结构性制约”。这种“有组织的参与”与自下而上的真正“公民参与”之间的张力,是当前基层治理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难题。 第四部分:数字化治理的前沿与挑战 面对信息技术带来的深刻变革,本部分探讨了数字技术,如“智慧城市”和“雪亮工程”等如何被引入到基层治理实践中,及其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数字监控与信任重建: 数字化工具在提高基层治理效率、实现精准化管理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然而,本书也警示了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带来的“去人性化”风险,以及数据权属和隐私保护在基层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重建政府与民众之间信任的语境下,技术的“透明性”有时反而可能加剧民众的不安感。 地方知识的数字化: 研究关注地方干部如何将传统的、非正式的“地方知识”(如对家族关系、历史恩怨的深刻理解)编码或转化为数字管理系统可以理解的参数。这种“知识的翻译”过程,既是治理现代化的体现,也可能导致对复杂社会现实的过度简化和失真。 结语:走向更具韧性的基层治理 本书总结认为,中国基层治理的未来,不在于简单地将上级制度“硬性植入”,而在于培养一种能够适应地方复杂性的“韧性”。这种韧性需要制度设计者更加尊重地方的独特性和非正式网络的价值,在强化国家法治框架的同时,为民间力量和地方精英的建设性干预留出合理的制度空间。本书的发现和论述,为理解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多样的国家如何在微观层面实现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扎实的经验基础和深刻的理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