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讲义：汤用彤魏晋玄学讲义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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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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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用彤
• 魏晋玄学
• 哲学史
• 中国哲学
• 学术著作
• 讲义
• 名师讲义
• 魏晋时期
• 思想史

出版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

ISBN：9787806966990

版次：1

商品编码：10651135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09-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25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汤用彤魏晋玄学讲义》搜集了汤用彤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讲课提纲及学生的听课笔记，其中，关于“贵无”之嵇康、阮籍、张湛、道安等重要论述，是汤用彤的其他著作中很少涉及的。《讲义》从纷繁复杂的玄学思想中考镜源流，并发掘其中的义理，体现出汤用彤先生对魏晋玄学及中华典籍研究的贡献。

作者简介

汤用彤，字锡予，湖北黄梅人。1893年生于甘肃渭源，1911年考入清华学校，1918年赴美留学，1921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归国。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1930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席、副校长。1964年病逝于北京。精通梵文、巴利文、英文等多种外语，对西方古典哲学深造有得。是一位熔铸古今、会通中西的学术大师。传世名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等。

目录

一、魏晋玄学讲课提纲
魏晋玄学纲领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言意之辨
第三章 崇本贵无
第四章 贵无之学(上)——王弼
第五章 贵无之学(中)——阮籍和嵇康
第六章 贵无之学(下)——张湛
第七章 贵玄崇有
第八章 明自然

魏晋玄学讲课大纲
第五章 本末有无之争
第六章 贵无之学(上)——王弼
第七章 贵无之学(中)——阮籍和嵇康
第八章 贵无之学(下)——道安和张湛
第九章 崇(贵)有之学与向、郭义
第十章 僧肇不真空义第十一章 道生顿悟义

二、魏晋玄学听课笔记
魏晋玄学听课笔记之一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魏初名理之学
第三章 言意之辨
第四章 本末有无之争
第五章 贵无之学(上)——王弼
第六章 贵无之学(中)——阮籍和嵇康
第七章 贵无之学(下)——道安和张湛
第八章 崇有之学与向、郭学说
第九章 王弼与郭象
第十章 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
第十一章 结论

魏晋玄学听课笔记之二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辩言意
第三章 崇本贵无
第四章 贵玄崇有
第五章 明自然
后记

精彩书摘

四、名理之学
1.名理者，名分也，人君臣民各有其职位，此政治之理论也。又为名目之理，识鉴人物，论人物之性也。晋人谓善谈名理，言玄理也，此非原来之意义。
2.欲天下得治，即须分职任官适当，如是则须“知人”。知人则以众人对某人之品评及其声望为根据，郭泰等能拟人如其伦，评论人物恰当也。汉人之清议，即批评国家之特殊事务与特殊人物（所谓题目人物也）。名理之学，即论述此等原理也。
3.名理家自称根据孔子正名之说，实取法家之精神，曹氏之重刑名可证。又，名理之学混杂有道家之学说，继承了王充以来反传统之运动。
4.名家之学之要点可列述如下：
（1）其一为观人。观人取乎相法，与五行说有关。进一步看人之行动举止，更进一步则看人之神识，而不看重形相。能观人之神为真能观人。
（2）才性论。性者本，才者用。名家不讲性情论，因其学说旨趣多在伦理政治也，故多论才性同异，才性大小。
（3）重谈论，观人应观其言论。欲为官者，则必须修饰其言谈。谈论必须聚众，乃有党，谈论之人当时被称为浮华之人，最出风头。
（4）人君知人。人君欲治世，必须知人，使人人能尽其才能，最能知人者为圣君。圣君之德为中和或中庸，中庸者，不拘于一偏，超乎普通才性之上。普通人或文或武，或文武双全（英雄），而圣人则超乎文武。普通人明乎此而失于彼，而圣人则有茂于众人之神明，言其能一切皆明也。

前言/序言

天津古籍出版社拟出版一套《名师讲义》丛书。从书名看，意思很清楚。他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很赞成。
这些位名师，都是20世纪执教于中国各著名大学的知名学者，他们的学术地位早有定评。如闻一多、朱自清等位先生，都是一代人师；再如游国恩、雷海宗、周祖谟等位先生，也都是各自学术领域中的权威。他们虽都已去世多年，但薪尽火传，其衣被学人，早非一代。他们虽有许多传世之作，但也有大量当年以讲义形式行世的作品，不甚被人注意保存，极有流失之虞。据我看，其中蕴藏的精金美玉决不会少。
今天常常听到“抢救文化遗产”之类的呼声。天津古籍出版社要出版的这一套书，不正是此种功德之举的具体体现么？我认为，这些讲义是弥足珍贵的寿世之作，把它们成批整理出版，嘉惠学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听说此事正在进行，十分高兴。但因病中医嘱不宜长时间执笔，只写此短序，聊当前军旗鼓云耳。

《风骨与玄思：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魏晋风度研究》 引言 魏晋时期，一个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乱世”的时代，却孕育出了思想文化上最为璀璨的篇章之一。在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的洪流中，一批士人以其独特的思想、卓越的才情和不羁的个性，塑造了“魏晋风度”的独特风貌。这种风度，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行为模式，更是深刻哲学思考的体现，是对于个体生命、宇宙本体、人生意义的全新探索。本书旨在深入挖掘魏晋时期哲学思想的核心，特别是那些与“魏晋风度”紧密相关的议题，以此呈现一个复杂而迷人的精神世界。 第一章：乱世背景下的精神转向 要理解魏晋时期哲学思想的涌动，必须先审视其生存的时代土壤。汉末以来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特别是军阀混战和政权更迭，使得传统的儒家政治伦理失去了往日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当社会秩序濒临崩溃，当生命个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人们的目光自然转向了内心，开始寻求一种能够安顿精神、超越现实困境的思想寄托。 汉末的危机与儒学的困境： 汉朝后期，外戚专权、宦官乱政，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虽然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宣扬仁、义、礼、智、信，强调君臣父子之道，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士大夫阶层对儒家政治理念的幻灭，为新的思想潮流兴起埋下了伏笔。 道家思想的复兴与“玄学”的萌芽： 相较于儒家的入世情怀，道家思想以其“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的理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逃离现实压抑、回归精神自由的可能。老子、庄子的思想在此时期被重新发掘和阐释，成为魏晋玄学的思想源头。“玄”字本身就带有神秘、幽远、不可言说的意味，这恰恰契合了当时士人对于超越性、本体性问题的关注。 佛教的传入与融合：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并与本土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产生了深刻的互动。佛教关于“空”、“无”、“轮回”、“解脱”等概念，为魏晋士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许多士人积极研究佛经，甚至将佛家思想融入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形成了独特的“佛道玄学”。 第二章：名教与自然：魏晋哲学的核心张力 魏晋玄学最核心的议题之一，便是“名教”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名教，即社会伦理规范、政治制度与道德教化；自然，则指宇宙的本然状态、个体的真实情感与天性。在经历了儒家名教的强大束缚后，魏晋士人开始反思名教的合理性，并尝试在尊重个体自然天性与维护社会秩序之间寻找平衡。 “谈玄”的时代风尚： “谈玄”成为魏晋士人社交和思想交流的重要方式。他们在竹林之下，以山水为伴，畅谈老庄，品评人物，其议论往往涉及宇宙本源、生死奥秘、人性善恶等根本问题。这种风气既是对现实压抑的逃离，也是对内心精神的解放。 竹林七贤与“名教”的反叛： 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是魏晋名士的典型。他们一方面对现实的腐朽政治保持疏离甚至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又试图摆脱僵化的名教束缚，追求率真自然的生活。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挑战了儒家“乐”的伦理功能，阮籍的《咏怀诗》则以荒诞不经的意象表达对世道的愤慨与对自由的渴望。 郭象对“有”与“无”的辩证： 郭象作为东晋玄学的重要代表，力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他提出“名教本于自然”，认为名教并非完全脱离自然，而是从自然中生发出来的。他辩驳“有”与“无”的关系，强调“独化”的宇宙本体，认为万物皆由“无”而生，但一旦产生，就具有独立的“有”的属性。这种思想为后世的哲学发展留下了深刻影响。 第三章：个体生命与精神自由的追求 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个体生命的价值和精神自由的实现，成为魏晋士人最迫切的关切。他们不再仅仅将自己视为社会机器中的一个零件，而是开始关注个体的独特性、情感的真实性和精神的超越。 “任运”与“适性”的人生哲学： “任运”是指顺应自然的运行规律，不强求、不执着；“适性”则是指顺从自己内心的天性，不做作、不伪饰。这两种人生态度，是对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价值观的一种突破，将重心从外部的社会责任转移到内心的安顿与和谐。 “魏晋风度”的人格象征： 魏晋风度不仅仅是清谈放诞、饮酒服散。它更是一种超脱世俗、不拘泥于礼法的精神风貌。这种风度体现在对生命短暂的深刻体悟，对个体价值的肯定，以及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无论是“竹林七贤”的狂放不羁，还是王羲之的飘逸洒脱，都展现了这种独特的生命姿态。 《世说新语》中的精神群像： 《世说新语》以其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魏晋时期一群才情横溢、个性鲜明的士人形象。他们或机智敏锐，或率真洒脱，或孤高清傲，这些人物的言行举止，正是魏晋风度的生动写照，也折射出那个时代士人心灵深处的呐喊与渴望。 第四章：超越死亡与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 在战乱频仍、生命脆弱的年代，对于死亡的恐惧与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显得尤为迫切。魏晋士人以其独特的哲学视角，对生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生死之辩”的哲学反思： 佛教关于轮回和解脱的观念，以及道家关于“齐生死”的思想，都为魏晋士人提供了理解生死的新的维度。他们不再将死亡视为绝对的终结，而是将其纳入更广阔的宇宙生命流动的范畴。 “养生”与“延年”的思潮： 除了哲学层面的思考，魏晋士人也热衷于各种“养生”和“延年”的方式，如服食丹药、炼气导引等。这些行为的背后，既有对生命的眷恋，也有对死亡的逃避，同时也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某种方式来掌控和延展生命。 精神不朽的追求： 尽管肉体生命有其局限，但许多士人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不朽。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才情、学问、品格，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自己的印记，实现一种超越个体肉身限制的生命延续。 结论 魏晋时期，一个充斥着矛盾与张力的时代，却孕育出了中国哲学史上最令人瞩目的思想变迁。从对儒家名教的反思，到对道家自然之道的回归，再到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魏晋士人以其智慧与勇气，在动荡的时代中探索着生命的奥秘，追寻着精神的自由。本书所呈现的“名教与自然”、“个体生命与精神自由”、“超越死亡与生命意义”等核心议题，勾勒出了魏晋哲学思想的大致轮廓，也揭示了“魏晋风度”背后深厚的哲学根基。 理解魏晋时期的哲学，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溯，更是对当下生存困境的一种启示。在当代社会，当我们面对日益复杂的现实挑战，当个体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重温魏晋士人的思想，体悟他们的“风骨”与“玄思”，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份宝贵的精神资源，指引我们在喧嚣中寻找内心的宁静，在迷茫中坚持精神的独立。本书期望能够带领读者走进那个充满智慧与激情的时代，感受魏晋哲学的独特魅力，并从中汲取面对生命课题的深刻洞见。

评分☆☆☆☆☆

这本书在梳理历史脉络和思想流变方面做得极其细致和到位。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是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发展，乃至发生转向的。作者没有满足于简单的罗列，而是深入挖掘了催生这些思想变革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动因。这种“情境化”的分析方法，极大地增强了理论的鲜活性和说服力。通过这种方式，我不再是孤立地看待那些抽象的概念，而是将它们置于鲜活的历史场景中去理解其意义和价值。

评分☆☆☆☆☆

我发现这本书的语言风格非常独特，它既有学术著作的严谨性，又带着一种娓娓道来的亲和力。作者似乎深谙如何将深奥的哲学思想转化为易于理解的叙述，行文流畅自然，毫无生涩感。即便是涉及到一些高深的逻辑推演，作者也能巧妙地运用比喻和类比，让非专业读者也能跟上思路。这种叙述上的张力，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乐趣，而不是枯燥的任务。它不像某些教科书那样板着面孔说教，而是像一位智者在进行一次真诚的交流。

评分☆☆☆☆☆

这本书的作者在论述问题时，展现出一种罕见的洞察力与思辨的深度。他不仅仅是在梳理前人的思想脉络，更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富有创造性的对话与批判。我阅读的过程中，常常会因为某些观点豁然开朗，感觉作者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我穿梭在复杂晦涩的思想迷宫中，清晰地指明了方向。尤其是一些概念的界定和区分，精准到位，避免了传统论述中常见的含糊不清或过度简化的问题。读完之后，我对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解不再是碎片化的，而是形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框架。

评分☆☆☆☆☆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非常合理，逻辑层次分明，犹如一座精妙设计的建筑。从宏观的总览到微观的细节剖析，过渡自然衔接紧密，很少出现“跳跃感”或前后矛盾的地方。阅读时，我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处于整体论证的哪一个环节，这极大地帮助了我构建知识体系的稳定性。作者在章节之间的逻辑锚点设置得非常巧妙，确保了读者即使停下来休息，也能很快地重新进入到深度思考的状态中。这种布局的严谨性，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对知识传播的责任心。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简直是品味的体现，那种古朴又不失现代感的封面设计，让人在书店里一眼就被吸引住。内页纸张的质感也非常棒，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翻阅起来手感极佳，长时间阅读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而且，印刷的字体大小和行间距都经过了精心排布，阅读体验提升了一个档次。我尤其欣赏它在细节上的用心，比如书脊的烫金工艺，低调中透露出一种学者的严谨。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无论是送人还是自用，都显得档次十足。

评分☆☆☆☆☆

★ CBCA大奖、澳大利亚总督文学奖

评分☆☆☆☆☆

《讲义》从纷繁复杂的玄学思想中考镜源流，并发掘其中的义理，体现出汤用彤先生对魏晋玄学及中华典籍研究的贡献。

评分☆☆☆☆☆

其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是一位道德学问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汤用彤三岁的那一年，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雨三公非常惊异。由此他很早就在父亲的教馆中接受教育。

评分☆☆☆☆☆

在京东买书要有些书籍的基本知识，现在的书与古书不同路。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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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东买书要有些书籍的基本知识，现在的书与古书不同路。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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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1893年—1964年），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中国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著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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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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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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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