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极泰来 新轴心时代的儒家资源 杜维明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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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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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66953
版次:1
商品编码:11939856
包装:精装
丛书名: 杜维明著作系列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52
字数:224000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否极泰来:新轴心时代的儒家资源》:从80年代到21世纪,儒学大师杜维明代表文章新结集,收入多篇未刊文,体现大半生治学历程。

内容简介

  21世纪,儒家已从“一阳来复”走进了“否极泰来”,但钱权和儒家结合,使其价值异化,导致精神资源荡然无存的危机却大大增加了。
  《否极泰来:新轴心时代的儒家资源》一书,关注在“新轴心时代”,儒家如何充分发挥其批评精神,成为促进财富和权力转化为创造“公共善”的动力,为儒学第三期发展,走出一条较为宽阔的道路:汲取自家的泉源及其他文明的精华,丰富具有全球意义的儒家价值。

作者简介

  杜维明,当代新儒家代表,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发言人。先后求学于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师承牟宗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
  1940年出生于昆明,现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2015年9月当选为国际哲学学院(IIP)副主席。

目录

目 录

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 1
传承与创新 39
“公共知识分子”与儒学的现代性发展 67
中国的崛起向世界传达的信息 79
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 94
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 116
现当代儒学的转化与创新 128
全球化与多元化中的文明对话 152
中国现代文明进程的人文思考 175
从新轴心时代看对话文明与求同存异 205
当代世界的儒学与儒教 232
儒家视域之创造力 249
哲学的精神转向 265
“仁”的反思 303
建构精神性人文主义 316

精彩书摘

中国的崛起向世界传达的信息
沟口教授,滨下教授,各位同仁各位朋友:

能够参加旅日中国社会科学学会的第十四次年会,我感到非常荣幸,虽然我事前分发了一篇在三年前为五卷本的《百年中国哲学经典》所作的序言,但我的发言只是以这个序言为背景,今天讲的内容和这个序言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所考虑的,中华民族再生或者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文化信息,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解:中华民族的再生,特别从“文化中国”的角度,不仅是中国内地,也包括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海外的其他华人世界。很明显,这个崛起或者再生不只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且有政治,甚至军事的含义。
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160多年来,一直是向西方学习,这和日本的情况是相同的。从鸦片战争以来第一代知识分子,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刘师培,特别是严复,还有王国维和孙中山,然后像五四时代的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张君劢,甚至在佛教界像欧阳竟无、太虚,也是以向西方学习,以中国能够现代化为主要关切点。然后在民国时代,像新儒家,熊十力或者梁漱溟,讲知识论的金岳霖,讲美学的朱光潜和宗白华,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如何能够西化,如何能够现代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特别是在港台的,像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或者在内地的张岱年、冯契、任继愈,乃至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在内地的还是海外的,向西方学习仍是一股占有绝对优势的主流。
所以我们常常提到需要补课,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还提出“新启蒙”的要求。日本的知识分子从开始学“兰学”到学英国、法国、德国,特别是最近向美国学习,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一条非常漫长的旅途,而现阶段可以说是一个开端。以佛教为例,印度文化传到中国,经过800多年的消化过程,从“格义”到用中国的基本的观念,像道、无,来了解梵文里的Sunyata(空),先把佛教经典翻译成中文,然后慢慢地发展具有中国特性的佛教文明。譬如说,华严宗的兴起、天台宗的兴起,乃至后来的禅宗,所谓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传统,乃至在民间大行其道的净土宗,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如果就从经典翻译的本身来看,在今天用古代汉语所书写的梵文和巴里文的经典,远远超出现存梵文和巴里文佛经的总合。这充分显示体现印度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个侧面,当然佛教进而也发展成越南、朝鲜和日本的佛教。
大家想想看,要到什么时候,中文对西文的翻译,包括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甚至拉丁文、希腊文的数量能够达到西方现在所发展阶段的10%、20%、30%,这条路程非常漫长,可能要用世纪的单元来考虑。从经典的翻译来看,100年来的西化运动,可以说现在才刚刚开始。所以像胡适之先生他们那些前辈支持陈序经提出的全盘西化,虽然当时大家认为这个说法是很有片面性的。当时他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惰性实在太大。即使我们说全盘西化,以100%的力量来做,达到目的可能只是10%或20%。假如只以40%或50%的力量来西化,那么达到的目的恐怕还要低于10%或5%,所以这是一个策略性的考虑。尽量要提全盘西化以达到矫枉过正的目的,而实际上,如果从文化的流通和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来看,这个路还很漫长。我们所了解的西方还相当的片面。因此,从西化,经过现代化,到全球化,即从西化一根而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任务还非常艰巨。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从1919—1949年这段时间,在中国的《申报》上虽举行过好几次全国性的大辩论,但由于文献难以掌握,几十年来,并没有受到港台和内地知识界的正视。已过世的北大的罗荣渠先生曾把这些辩论的资料收集成一个文本,名为《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势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当时有三次很著名的辩论,不少杰出的学者都参与了。
第一次大辩论即中国的现代化或者西化应该以农业为主还是以工业为主。第二次大辩论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或者西化应该以社会主义的模式为主还是以资本主义的模式为主。第三次大辩论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或者西化应该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为主还是全盘西化为主。大家有机会看看辩论的内容,其中不少争论的水平超出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举行的中西文化论战,也超出内地在80年代所讨论的全盘西化论战。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到美国留学是1962年,当时哈佛大学的帕森斯教授提出“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观念,并用来替代“西化”一词。用现代化取代西化(Westernization)是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在美国开始的一种趋势。也就是说,现代化这个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出现的。当时,我们都接受了这个理论。但是如果看看罗荣渠编辑的有关中国在1919—1949年这段时间的辩论材料,我们可以知道,“现代化”这个名词早在20世纪初已经提出,并且就此讨论得非常激烈。譬如说,胡适之先生开始提倡全盘西化,后来经过反复思考,他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意见,要提倡充分的现代化。冯友兰先生当时写过《新原人》一书。此书被包括在“贞元六书”之中。他指出,我们要西化,但并不一定要接受西方的宗教传统。比如,我们可以不接受基督教,但是仍然可以西化。因此,冯友兰说我们应该现代化,但这不一定意味着西化。当时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讨论已经把西化和现代化分开来考虑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在美国出现以后,影响到西欧,影响到世界各地。有这样一个共识,即所谓的现代化,或者走向现代性(Modernity)的现代化包含四个不可分割的因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尊严。我想从正面表述所谓的个人主义,即包括个人的自主、独立和尊严。
很难想象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没有市场经济的机制,因为没有蓬勃的市场经济就很难有现代性。从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明显看到,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现代化的指标。出于这个原因,在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常常提出经济现代化是现代资本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当然这个论点还有争议性,但坚信不疑的理论家甚多。
另外,很难想象一个现代的社会不是民主社会。民主虽有各种不同的类型,譬如有法国的革命式民主,有英国的传统的渐进转化的民主,有德国的强烈民族主义的民主,有美国的市民社会特别蓬勃的民主,但共同之处甚多,如选举、多党、公民参与之类,不向民主方向发展的现代性是不可能的。
所谓市民社会,就是很多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由中央政府主控的,还有媒体力量、民间力量、企业力量、宗教力量以及其他不同的职业团体的力量、各种草根性组织和民间社会的运动,比如环保运动、妇女平权运动、少数民族权益运动。这些运动不仅出现了,而且呈现多元多样的景观。而每一个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社会力又能对中央政府形成压力,使得综合国力大大增加。有这种机制的社会才称得上是一个蓬勃的市民社会。当然,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真正蓬勃的市民社会是很难找到的。1989年我参加了意大利举行的由教皇亲自参加的一个学术讨论会。很多西欧的学者包括英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法国的、还有波兰的,都认为真正充分体现市民社会的地区不在西欧,而在美国。因为19世纪中期托克维尔到美国旅行的时候,就发现美国的民主很特殊,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市民运动与欧洲比较相当蓬勃。用黑格尔的话说,市民社会活动的空间在家庭之上、政府之下。这样说来,东亚的市民社会还不如欧洲(如哈贝马斯所代表的德国)活跃。如果市民社会不能发展,现代性就很难出现。另外,我们也不能忘记个人尊严。
在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尊严为导向,或者说为本质特性的现代性后面还附带了很多的价值。比如在中国,很明显,从五四运动以来,就一直突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性不可或缺的主要价值。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流行的不只是科学和民主,还有自由和人权。但当科学和民主被提出来以后,自由和人权便渐渐受到冷落。可是如果从世界的大潮流来看,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工具理性、法治、人权,都是体现现代性的基本价值。
其实,从宏观论说来看,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开始,走向一条似乎没有选择余地的发展道路,经历西化、现代化,到全球化这个一根而发的过程。对中国现阶段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过程还在积极进行,亟待努力。所以很多自由主义学者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表示推崇,对批评改革开放、批评市场经济、批评加入世贸组织、批评进入全球化的态度,则不能容忍。然而,如果我们全面来考察现代性或现代化,正如新左派一再强调的,确实有代价的问题。现代化的实现要付出很沉重的代价,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代价,而且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代价。这个沉重的代价必须从国际社群的宏观视域方能管中窥豹。我们要把中国摆在整个国际视野之中,我们向往充分的全球化,可是贫富不均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特别是生活在赤贫状况(即每个人一天只有一美元的生活条件)的人数并没有减少。生态环保的破坏非常严重,另外还有资源的匮乏和消耗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中国内地召开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季羡林先生半开玩笑但又意味深长地说,20世纪的很多战争可能是因为石油而引发,而21世纪的战争也许会因为争夺水源而引发。可见生态环保的问题也会导致我们付出很沉重的代价。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西方以启蒙心态为代表的现代性在世界各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表现所造成的困境也遭到很多批判。中国内地的新左派,从正义和资本分配的问题以及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角度来看现代西方文明在人类世界所造成的困境。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从西化到现代化,从现代化到全球化,不是一个连续体,实际上其中有非常大的跳跃。西化和现代化最大的不同,是地域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差别。如把地域观念变成时间观念,就可以说从西方地域所发展出来的这一套转化世界的模式,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发展。虽然是从西方一根而发,一定打上了西方的烙印,但在不同地方可以有不同的发展形态。所以最近我们在美国的文理学院(其机关报有一期就叫作《多元现代性》)提出,能不能考虑有不同的现代性的问题。其实这一提法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在西方还存在颇大争议。东亚社会,包括日本和中国内地的沿海,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多多少少都是现代性突出的文明,不管自身以何为标志。因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尊严都是现代性的要素,因此可以说都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但各自所体现的生命形态跟西方在很多地方不同。换句话说,都受西方的影响,但具体形态各异,所以现代性和西化不能等同,而且现代化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形态。
全球化和现代化有何不同?我认为有很大的不同。不同之处在哪里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讨论现代化时,绝大多数的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同质的过程,很多文化、地域、制度、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差异都会消解掉。可是进入全球化后,情况大有不同,即全球化加强了认同意识,还加深了根源性。因此,全球化导致了地域化。打个比方,全球化和地域化事实上是一对孪生兄弟,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说,因为全球化所以导致地方上的情况变化。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地域性的加强和全球化是一个同时俱进的过程。因此最近二三十年全球化的出现,使得在西方即美国和西欧等发展最快的国家,以西欧为主的根源意识渐强,而其他地方更不在话下。什么叫根源意识?语言、性别、年龄、地域、阶层或者阶级乃至信仰,都是根源性。我们在一般生活中碰到的基本课题,譬如族群,都应该处理好。假如不处理“黑白”的关系,美国就会由联邦走向分裂。加拿大不处理英语和法语的关系问题,又会是另一种样子。性别的问题虽然在东亚感受不强烈,在西欧和美国则有切肤之感。这些都是整个人的生活环境、权力的结构、人际的关系,乃至对个人生命的理解,譬如美国最大的争论之一就是选择和生存的问题,如妇女有没有选择生小孩的权利。这个问题的出现将在世界范围对我们的职业、权力结构、生活环境都有所冲击。
以前,大家认为三十年是一代,现在十年是一代,甚至兄弟姐妹之间、大学一年级和四年级之间也可能有代沟。地域和主权的问题在全世界普遍出现。如果联合国让所有要求主权的地区都参加联合国,其成员的数量将从100多个增加到一两千甚至三五千。再说阶级和南北的问题。以前我们认为南北问题是世界的问题,就是北方代表先进的西方,也包括日本。所谓G7,就是“北”,其他都是“南”。现在发现其实北中有南,南中有北。地域、国家,乃至同一个地域、同一所大学,都有南北问题。比如我们的商学院就是“北”,文学院就是“南”。同样的系,在外面有兼职的人就是“北”,没有兼职的就是“南”。以前我们还担心信仰的问题和族群及宗教的冲突,比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或者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之间。可是现在大家也担心宗教内部的冲突。异教之间的冲突之外,宗教内部的冲突有时更加严峻。比如谋杀拉宾的是犹太教内部的原教旨主义者,也就是原教旨主义的犹太教徒和自由主义的犹太教徒两者的矛盾超出犹太教和非犹太教的矛盾。甚至最讲和平的佛教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另外新兴宗教的兴起,对暴力事件的发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点在日本很明显。
总而言之,族群、语言、性别、年龄、地域、阶层和信仰这些根源性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显出各自的威力。我曾与樊纲一同参加的世界经济论坛,本来是以经济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的非政府性质的组织,影响甚大,因为有两千以上的跨国公司的领导与会。可是几年前的话题却是讨论21世纪的宗教问题。在21世纪,宗教问题到底是越来越简单呢(譬如我们相信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从迷信的宗教经过形而上的哲学到达科学理性,到了科学理性阶段,不论哲学还是宗教都可以不用谈了),还是21世纪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宗教的问题更加突出了?
在如此复杂的全球化的格局下,我们对于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再生有什么期待?这个经济现象有政治和军事的含义,有没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呢?我想问中国的知识分子,乃至关切中国包括日本、韩国和世界各方的知识分子,这种现象背后蕴含怎样的文化信息呢?我认为,作为最低的要求,中华民族的再生不应成为所谓现代先进国家的威胁。对西方来讲,中国是合作的伙伴。在克林顿时代,美国称中美为战略合作伙伴,布什上台后改称为战略竞争伙伴。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在比中国发展缓慢的地区,如南亚、拉美、非洲等地,对资源是分享而不是掠夺,我不觉得这是祸而应当是福。当然中国官方和老百姓所盼望的是中国能变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中国也希望和世界其他国家,与邻国特别是与东北亚、东南亚国家发展友好的关系。
我们希望亚太能够共同发展,形成和平的秩序。这个理想要成为现实仍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因为中华民族的再生能不能使得国际社群的游戏规则重新组合,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150多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被屈辱、被攻击、被残害、被蹂躏的过程,这是一个大多数人感到无能、无力、无气的悲痛过程。一个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从1839—1949年期间,每隔10年就会有一次根本的冲突或者说是变动,从2000万人卷入的太平天国运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到甲午战争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重伤亡、日本的侵略,再到国共斗争,直至1949年。再从1949到1979年的30年,每5年就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比如朝鲜战争结束后就是大跃进,紧接着三年困难时期、集体化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前期和后期,无一例外。
西方媒体提出“中国威胁论”的理由是:他们认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内部纷争或外部帝国主义的屈辱,中国人常有两种心态,一个是报复,一个就是夺权。中华民族再生就是这两种心态最强。具体讲,第一个心态即我们现在站起来了,以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现在再也不能受外国的欺负了,甚至你打我一拳,我回敬三拳。另外就是我们现在能发言了,我的声音尽管不一定比你大,但我一定要发出声音,不让我发言我不干。因此,对比中国发达的国家,怀有一种羡憎之情,就是又羡慕又痛恨,又媚外又仇外。这种情绪非常坏,却又相当普遍。对不比中国发达的国家,则又表现出一种傲慢和无知。和美国一样,“9·11”事件以后,到现在还没有深层的反思,“9·11”之所以出现,和美国政治文化的傲慢无知难道毫无关系吗?但是美国社会的动力很大,政治文化上傲慢无知也许不会继续恶化。但羡憎之情乃至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有大行其道的土壤。我衷心希望这种现实得以改变。
另外,中国的内耗相当严重。我们中华民族的再生和中国的崛起至少不应该被内耗制约。但事实上,内耗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本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文明,鸦片战争以来,很明显,中华民族一定要走向海洋。但是进入蓝色海洋不是进入大西洋,而是进入太平洋。进入之后,要碰到多种问题,日本、韩国、越南和台湾地区等,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内地的具体情况大不相同。但一定要进入海洋,这是不容选择的。官方统计台湾人在上海有30万,非官方数字则认为有50万。台湾地区作为大陆最大的投资者,2300多万台湾居民已经有1000万人次到大陆旅游过了。台湾经济空洞化问题就摆在面前。还有汉族和少数民族历史上的内耗也相当严重。我们了解少数民族占中华民族比例为6%,分布范围占国土的2/3。只有通过文明对话才能解决如此棘手的问题。特别是要跟周边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进行平等互惠的对话。
但我觉得还不够。我近年一直在提倡扩大中国内地学习的参照系,不是以中国为中心,也不仅仅向西欧、美国和日本学习,还要注意印度、拉美、伊斯兰国家和非洲。
为什么要注重印度呢?我仅举一例。印度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源头之一。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印度文化的受惠者。没有印度,就没有佛教,没有佛教就没有宋明儒学以及现代中国学术。胡适之先生曾经因为要西化,说过一句气话:“正因为中华民族受到印度的影响,现在才没有办法与西方竞争。假如没有受到佛教印度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现在则可以富强。”印度的文明在中国流传800多年,中国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来源于印度的庙宇。经济学家还发现,很多基本的经济制度,比如银行、当铺等组织,都是从中国的寺庙文化中发展而来的。
五四以来,中国提倡的科学和民主要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还不能得心应手地处理所遇到的问题。我在1995年应印度哲学会邀请,担任国家讲座,在印度一个月左右的逗留期间,我深深感觉到中国内地,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应该开始向印度学习,并要逐渐了解印度。同时,反对我的观点的力量也相当强大。在“世界经济论坛”上,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香港实业家陈启宗反驳道:“杜教授的言论是我听到的荒谬言论之最。如果说印度有所谓的民主,我们情愿不要这样的民主;印度人虽讲英文,可英国人却听不懂;印度的精神文明都是迷信。”在香港、北京,这种心态非常普遍:我们可以学习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先进国家,难道还要向到处都是穷人的印度学习吗?其实面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向,在台湾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是佛教,特别是在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佛教的促进作用非常大。从太虚的人生佛教到印顺的人间佛教再发展为圣严、星云和慈济的人间净土,可说是台湾最大的民间组织。比如发生了大地震,应赈灾和维持社会秩序之需,政府反而没有民间力量大。我认为,通过了解印度,中华民族开始对自身文化传统内部的资源会有新的认识,就不会把大乘佛教当作落伍的精神文明,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
中华民族的再生不能仅仅靠发展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还必须通过对综合国力、社会资本、文化能力的培养,使一般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体之于身的了解,鼓励有良心和理性的知识分子从事文化研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大学生并不以了解中国的文化而自豪。幸好如今,开发传统资源成为社会共识。但除了智商以外,我们还必须培养情商,培养伦理智慧。现在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伦理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启蒙的人文主义所解构的儒家人文精神,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启蒙所带来的西方的现代性,在两个侧面无法发展,一个是启蒙的心态不能了解宗教,包括哈贝马斯的学说中都没有给予宗教一定位置。另外启蒙心态不能解释对自然的掠夺和抗衡。而儒家的人文精神从自我、社群、自然和天道四个方面展开。个人和社会的健康互动,人类和自然的持久和谐,乃至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所展示出来的人文视域对人伦日用之间的生活世界、对自然、对宗教的理解有很大参考价值。
2001年5月,联合国组织的文明对话小组在爱尔兰的都柏林讨论文明如何对话,成员之一的孔汉思提出,要发展文明对话应该把儒家的两个基本价值和理念作为起点,一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对话的目的不是说服而是了解,了解的前提是自我反思;另一个就是人道原则,即《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种共同繁荣和发展的健康心态。
有几千年文化积累的大国,虽然有百余年的屈辱史,但不应该让狭隘的报复心理或者夺权的心态主导。知识分子重视文化、参与社会、关切政治,应该有更加宽广的视野。我和沟口教授的论点几乎一致,即一个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的出现才能使中华民族的再生为世界带来新希望。

(《全球化下的中国与日本—海内外学者的多元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前言/序言







《否极泰来:新轴心时代的儒家资源》 内容简介 《否极泰来:新轴心时代的儒家资源》是一部由著名儒学大家杜维明教授倾注心血的学术巨著。本书深刻剖析了当今世界正经历的“轴心时代”的转型,并以前瞻性的视角,系统地挖掘和阐释了中国儒家传统在应对这一时代挑战中的独特价值与深层智慧。全书并非对儒家思想的简单罗列或历史回顾,而是将其置于当代全球性困境与机遇的宏大背景之下,展现了儒家学说在理论构建、伦理实践、社会治理以及心灵安顿等多个层面所蕴含的强大生命力和创新潜力。 第一部分:时代之辨与轴心之思 本书开篇即以“否极泰来”这一具有深刻哲学意涵的词语,预示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与转折关头。杜维明教授敏锐地捕捉到,当前世界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文明危机,旧有的价值体系、社会结构和发展模式已显疲态,但与此同时,新的可能性与希望也在孕育之中。他借用了卡尔·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概念,将其拓展并应用于当代,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性“新轴心时代”的黎明。这个时代的核心特征是跨文化交流的空前深化、全球性挑战的日益凸显,以及人类对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共同追问。 在这一部分,杜教授首先梳理了当前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环境危机加剧、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的迷失、科技发展对人性的冲击,以及政治极化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他认为,这些挑战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指向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一个深层的、普遍性的危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新轴心时代”的构想,强调这是继古代轴心时代之后,人类文明再次进入一个精神与价值的重塑期。在这个新轴心时代,不同文明需要展开更深层次的对话,寻求共识,共同应对挑战。 第二部分:儒家资源的当代价值 在确立了时代背景与理论框架后,本书的核心内容——对儒家资源的挖掘与阐释——便徐徐展开。杜维明教授并非将儒家视为僵化的历史遗迹,而是以一种“活的传统”的态度,审视其在解决当代问题上的现实意义。 一、伦理道德的重塑与个人修养的回归 本书认为,在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道德滑坡现象严重。儒家所强调的“仁爱”、“忠恕”、“礼义”等核心伦理观念,为重塑人际关系、重建社会道德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仁”作为儒家思想的基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和同情心,这在人与人日益原子化的现代社会尤显珍贵。杜教授深入阐释了“仁”从个体修养到家国天下的多重意涵,指出通过“慎独”、“诚意”、“正心”等方法,个体能够不断完善自我,进而促进家庭和谐,乃至社会安宁。 同时,本书也高度重视儒家对“修身”的强调。在信息爆炸、浮躁喧嚣的时代,个体的心灵容易失焦。儒家提倡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为个体提供了一条从内向外、循序渐进的精神成长之路。杜教授强调,在追求外在成就的同时,内在的德性修养是支撑一个人真正幸福与价值感的源泉。他鼓励读者通过学习经典、反思实践,重新唤醒内心的道德自觉,培养“不动心”的定力。 二、社会治理的智慧与政治哲学的启示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本书认为,儒家政治哲学中的诸多思想,如“德治”、“民本”、“政通人和”等,对当下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杜教授尤其强调“德治”思想,认为相比于单纯的法治,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更能触及人心,实现长治久安。“民本”思想则提醒我们,政治的根本在于服务人民,关注民生,体现了普惠性的价值取向,这与现代民主理念有着精神上的契合。 此外,儒家对“和”的追求,即“和而不同”,为解决文化冲突、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哲学智慧。在追求统一性和共识的同时,不抹杀个体与群体的差异性,这是一种包容的、建设性的态度,对于化解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对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杜教授还探讨了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如何与现代政治理念相结合,以实现更具人文关怀的治理。 三、文化传承与文明对话的桥梁 在新轴心时代,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与其他文明和谐共处,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本书认为,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也为世界文明的对话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儒家强调的“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理念,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能够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与尊重。 杜维明教授认为,儒家并不排斥外来文化,而是能够以开放的态度进行学习和借鉴,并在吸收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这种“融通”的精神,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关键所在,也为其他文明提供了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榜样。他呼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应珍视并传承好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同时积极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对话中,贡献中国智慧。 第三部分:新轴心时代的实践路径与未来展望 在对儒家资源的当代价值进行系统阐释之后,本书的最后部分着眼于实践与未来。杜维明教授并不止步于理论探讨,而是积极地为如何在“新轴心时代”下践行儒家思想指明方向。 一、个体层面的实践:从“日用而不知”到“自觉而行” 本书强调,儒家思想并非高高在上的哲学理论,而是可以融入日常生活的实践智慧。它鼓励读者从自身做起,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包括在家庭中践行孝道和兄友弟恭,在工作中秉持诚实守信的原则,在与人交往中展现仁爱与尊重。杜教授提出,要克服“日用而不知”的现象,需要有意识地去体悟和实践,将儒家的道理转化为自觉的行为习惯。 二、社会层面的实践:重建社群与重塑公共领域 在原子化的社会结构下,重建社群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本书认为,儒家的“礼”不仅仅是行为规范,更是维系社群、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机制。通过共同的仪式、价值观和相互的关怀,可以重塑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抵御社会疏离。同时,儒家对“义”的追求,也为构建一个更加公正、互助的公共领域提供了思想支撑。 三、全球层面的实践:以“大同”为理想,以“和而不同”为方法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书呼吁将儒家的“天下大同”理想作为追求的目标,以“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精神为指导,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繁荣的世界。这需要不同文明之间超越隔阂,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贫困、疾病等全球性挑战。 总结 《否极泰来:新轴心时代的儒家资源》是一部充满智慧与力量的著作。杜维明教授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对时代问题的深刻洞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宏大的思想图景。本书不仅是对儒家传统的一次系统梳理与现代诠释,更是为身处变革时代的人们指明了一条回归人文精神、重塑价值认同、构建美好社会的路径。它提醒我们,在经历“否”的艰难时刻,不应沉溺于危机,而应积极寻找“泰”的契机。而儒家,正是我们理解和把握这一契机的宝贵资源。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提供了一种思想的启迪,更指向了一种实践的可能,激励读者在个人、社会乃至全球层面,以儒家智慧,共同开创一个更加光明、和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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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的初印象,它更像是一场思想的苦旅,作者的笔触犀利而充满张力,很少有那种温文尔雅的传统文人腔调。与其说它是在“歌颂”儒家,不如说它是在“抢救”儒家,将其从被僵化、被教条化、被过度简化的泥潭中拽出来,置于现代性的高压锅中进行再冶炼。这种冶炼过程无疑是痛苦的,因为它要求我们直面儒学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它在应对现代科学理性、个人主义兴起时的那种结构性张力。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关于“内圣外王”在数字时代的重塑讨论,这部分内容极具启发性——当权力结构和信息流动都已经被技术重构时,传统意义上那种自上而下的“王道”如何可能?作者似乎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引导读者进入一种更加复杂的辩证思维,承认现代性带来的不可逆转的改变,同时坚守住儒家对人伦价值的终极关怀。整本书的论证逻辑如同精密的手表机械,层层递进,虽然偶尔会因为引经据典的密度过高而需要反复阅读才能消化,但这恰恰体现了作者对学术严谨性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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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充满挑战性的,它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哲学和历史学基础,否则很容易在深奥的术语和复杂的思想链条中迷失方向。它不是那种能让你在周末下午慵懒地翻阅的消遣之作,更像是需要一张安静的书桌和一支随时准备记录的笔。但正是这份挑战性,成就了它的价值。作者没有试图简化复杂的历史进程,反而将我们置于一个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中,让我们看到当下所处的“否极”状态,并非是简单的衰落,而更像是一种结构性危机的爆发,是旧有范式瓦解前的阵痛。书中对“天人合一”在生态伦理层面的重新激活尤其精彩,它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将人类置于宇宙生命网络中的道德定位。这种定位,对于解决当今的全球环境危机,提供了一种根植于深厚文化土壤的独特视角,比许多浮于表面的环保口号更具内在的说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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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本书的影响力,那它就像是为一艘在大雾中航行的现代巨轮,重新绘制了古代的星图。航向虽然没有改变——即追求人类的共同福祉和精神完善——但我们必须学会用现代的雷达和定位系统,去解读那些古老的、深埋于文本中的航线指示。作者的文字充满了对未来的紧迫感和对历史的深厚敬意,他似乎在说服那些认为儒学已经过时的批评者:儒家并非是历史的遗骸,而是未被完全发掘的能量矿藏。书中对于如何“知行合一”的现代路径的探讨,也给予了身处信息爆炸时代,饱受“知太多而行太少”困扰的我们,一个强有力的思想锚点。它迫使我们思考,在追求个人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同时,如何不牺牲掉作为“人”的根本价值和对社群的责任感。这本书的格局之大,论证之缜密,无疑使其成为近年来探讨儒学与现代性关系中,极具分量的一部作品,值得所有关注人类未来精神走向的读者深思和反复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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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厚重的著作,光是书名就透着一股子宏大叙事的气魄。《否极泰来:新轴心时代的儒家资源》这样的标题,让我立刻联想到了历史的沉浮与未来的展望,它显然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而是作者倾尽心力对当代社会精神困境开出的一个深邃的药方。我期待它能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我们时代看似光鲜却内在空虚的文化表象,直抵那些被我们遗忘或误读的儒家思想精髓。尤其“新轴心时代”这个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理论构建欲望,作者似乎在暗示,当前的世界正处于一个类似于古希腊、古印度、先秦时期那样的精神大转折点,而我们如何从儒家浩瀚的资源中汲取养分,以应对全球化、技术异化以及价值虚无的挑战,将是决定未来文明走向的关键。我特别关注书中对“义”与“利”的再阐释,在市场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今天,如何让“义”重新获得道德上的制高点,而不是被简化为一种虚无的口号,这是摆在我面前,也是摆在所有知识分子面前的现实难题。我希望作者能提供具体可操作的路径,而非仅仅是空中楼阁般的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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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震撼,在于它彻底打破了我对“传统文化复兴”的刻板印象。通常,这类论述容易滑向一种怀旧式的、排斥异己的保守主义泥淖,仿佛只要回到孔孟之道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然而,这位作者的洞察力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新轴心时代”的“新”字,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复制粘贴历史。他似乎在提醒我们,儒家思想的生命力不在于其形式上的不变,而在于其核心精神——比如“仁”的无限延展性和对“人成己成物”的承诺——在面对全新的技术和生态危机时的适应性。特别是他探讨“礼”在虚拟社群中的重构,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在人人都可以戴着面具发言的互联网上,如何重建起一种有约束力的、能促进真诚交流的“礼序”?这不再是宗法社会中的等级秩序,而是一种基于共同价值和相互尊重的内在自觉。这种对传统概念的现代性转译,展现出极高的思想创造力,让人耳目一新,觉得儒学突然变得非常“当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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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精美,物流速度真快,服务态度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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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给亲人了,嗯,他们觉得这书应该还不错吧,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有没有时间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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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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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的传人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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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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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的书没有之一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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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的传人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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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好书,装帧精美,印刷清晰,活动优惠,快递迅捷,杜维明先生的书,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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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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