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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彼得·海斯勒 著，李雪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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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
• 纪实文学
• 江城
• 武汉
• 历史
• 文化
• 城市
• 中国
• 文学
• 报告文学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9787532756728

版次：1

商品编码：10924471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2-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46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江城》2011年度畅销书《寻路》姐妹篇，纪实三部曲序曲。《江城》在美国畅销超过十年，是美国人了解的图书。带你重新认识。《江城》获Kiriyama环太平洋图书奖。《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纽约客》、《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国家地理》、《华盛顿邮报》多家外媒联合推荐。

内容简介

　　

　　《江城》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2001年，也就是《江城》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这并不是一本关于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作者简介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
　　他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海斯勒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
　　海斯勒散见于各大杂志的旅游文学作品，数度获得美国旅游写作奖。他的纪实三部曲中，《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则荣获《时代周刊》年度亚洲图书等殊荣。海斯勒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的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精彩书评

　　

　　“充满着坦率、热情、洞察力和亲历接触，《江城》雄辩地展示了鲜为人知的当代。读来精彩。”
　　——哈金（美籍华裔作家，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
　　
　　“如果你只读一本关于的书，那就是这本了。”
　　——梅兆赞（英国资深记者、问题专家）
　　
　　“何伟的笔下是真，是连一些生活在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
　　——《南方人物周刊》

目录

作者说明
第一部
第一章 顺江而下
城市
第二章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插旗山
第三章 跑步
白鹤梁
第四章 大坝
乌江
第五章 鸦片战争
白山坪
第六章 暴风雨

第二部
第七章 暑假
神甫
第八章 中国生活
老板
第九章 钱
老师
第十章 农历新年
土地
第十一章 又一春
长江
第十二章 溯江而上

致谢
回到涪陵
译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部
　　第一章顺江而下我是从重庆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的。那是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长江上空星斗闪烁，漆黑的水面却映不出微弱的点点星光。学校派来的小车载着我们，以码头为起点，蜿蜒行进在窄小的街道上。星光下，这座城市不断向后掠去，显得陌生而又迷离。
　　我们有两个人，被派到这里教书，都十分年轻：我二十七岁，亚当？梅耶二十二岁。我们对涪陵几乎闻所未闻。我只知道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将因新修建的三峡大坝而淹没，还知道涪陵多年来都不对外国人开放。除此，我知之甚微。
　　半个世纪来，没有美国人在这里居住过。后来，我在城里遇到一些长者，他们记得在20世纪40年代，亦即1949年解放前，这里有美国人生活过，但这样的记忆又总是模糊不清。我们抵达时，这里还住着另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教了一个学期。但我们只见过他一次，等我们安顿下来没多久，他就离开了涪陵。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这座小城中仅有的两个外国人。涪陵约有二十万人口，根据中国的标准，这是一座小城市。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我们到校一周后的某天，学校所有的人都在大门口参加了集会。那个暑假，一个由学生和老师组成的小分队从涪陵步行到了延安，那是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据地。现在他们即将返回学校。
　　当时正值纪念长征六十周年。所谓长征，是指在其国内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几乎要被国民党消灭的关键时刻，所进行的长达六千英里的长途跋涉。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越过中国西部的群山和戈壁，行军至一个安全地点。之后，他们从延安开始，稳步地积蓄力量，直到最后让革命席卷整个中国大陆，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整个学期，学校开展了很多特别的活动来纪念长征。学生们要上关于长征的历史课，要写关于长征的文章，在12月份还组织了一次长征歌咏比赛。为了参加长征歌咏比赛，所有的系都花了数周时间排练歌曲，然后在大礼堂演出。因为长征题材的曲目有限，所以许多参赛歌曲都是一样的，这就使得评委打分有点为难。同样让我搞不懂的是，由于演出服装数量不足，也只能像曲目一样由大家共享。历史系表演的时候，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打着红领带，光彩照人。然后他们走下台，迅速地把衬衫和领带换下交给政治系的学生。政治系的学生穿戴完毕，冲上舞台，把别人刚刚唱过的歌曲再唱一遍。到晚会结束时，衬衫已变得汗渍斑斑，每一位观众都听熟了所有的曲目。音乐系获胜了，像以往一样，英语系排名倒数。在学校举办的各种比赛中，英语系从未获胜过。没有以长征为题材的英语歌曲。
　　暑期的延安徒步行并不是比赛，但涪陵小分队的返回却是整个长征纪念活动中最重大的一件事。队员们在炎炎烈日下行走了一千多英里，到最后只有十六个人坚持了下来。其中有十三个学生，两名教师：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和数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另有一位职位不高的管理人员，步行到中途就哭了鼻子，但最后还是因为有恒心和毅力在当地博得了好评。所有的队员均为男性。有些女生也想一同参加徒步活动，但学校认为，长征不适合女生。
　　在集会的前一周，学校的李校长去西安见了参加徒步活动的学生，因为在那艰难跋涉的最后阶段，他们遇到了麻烦。
　　“学生们出了点问题，”当我问及怎么回事时，英语系的系主任傅木友说，“我估计，可能是他们随身带的钱用光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有涪陵一家生产宏声牌香烟的卷烟厂资助，他们还是用光了所有的现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行一千英里，来到延安，却以破产告终，这种特别的纪念方式让我惊讶万分。
　　不过李校长早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了。所以，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汇集到校门口的广场上。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师范专科学校，成立于1977年，学生只有两千人左右。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教育体系破坏很大，这所学校是在那以后成立的院校之一。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种师专学校差不多位属末流。花三年修完课程，学历低于大学本科，几乎所有学生都来自四川的农民家庭。毕业之后，他们要回到家乡，在偏远的中学里当老师。
　　对许多学生——尤其是新生——而言，这所学校叫人兴奋不已。校园与涪陵主城区隔乌江相望，很少有学生曾在如此大的城市附近居住过。每到周末，学校就有电影、竞赛、舞会。时常也有像欢迎长征徒步队员的那种政治集会，学生们总是在广场附近地区集合，闹哄哄地翘首以待。
　　八位女生穿着白色短衫和黑色裙子，斜挂着印有校名的红色绶带，在大门口以立正势站着。她们被称作迎宾小姐，是从学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几位迎宾小姐全都个子高挑，长得十分漂亮，但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在正式场合，她们代表着学校，站姿标准，步态优雅大方，为大人物们端茶倒水。
　　关于涪陵，我还听说过一件事：这里的女子因貌美而声名远扬。至少在成都的汉语课上，他们是这样给我讲的。其中一位老师是东北人，她是一位纤弱的女性，颧骨很高，说起话来轻言细语。哪怕是在炎炎夏日，她也会用双手捧着一只茶杯，仿佛藉以取暖。我们叫她尚老师，尽管从未去过涪陵，但她十分肯定地说那里的女子长得很美。
　　“因为那儿的山和水，”她说，“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出美女。”
　　在成都我碰到过一位涪陵人，她也给我讲了同样的事情。“但那儿的人有时候脾气不好，”她提醒我说，“因为那儿天气太热，而且山很多。”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这表明中国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与外国人截然不同。当我看到那些呈梯状的小山包，注意的是人如何改变土地，把它变成了缀满令人炫目的石阶的水稻梯田；而中国人看到的是人，关注的是土地怎样改变了人。刚到学校的那几天，我总在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因为我所有学生的成长都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我很想知道，四川这种地势崎岖不平的自然环境怎样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不知道未来的两年里，这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到达的是涪陵市的市长。他乘坐一辆黑色奥迪来到学校大门口，一踏出车门就对热烈鼓掌的学生频频挥手致意。当地的电视台也来人了，正对着这位在9月的炎热中嘘嘘喘气的身材矮胖的人录制新闻。他快步穿过广场，来招呼亚当和我，同我们握手，欢迎我们来到这座城市。
　　我们在涪陵参加的大大小小活动中，第一件事总是这样——欢迎新来的美国人。在长征集会那天，我们原本要去郊游散步，因此极随意地穿着短裤和T恤，只是出于好奇才停下了脚步。穿戴不得体地出现在那种场合，真是十分愚蠢的错误，我们早该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想成为被注目的焦点而只是旁观，很难。
　　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到达时，学校的大喇叭里响起了爱国歌曲。他们穿着白色的T恤衫和迷彩服，显得疲惫不堪，脸上胡子拉碴，肩上挂着用旧的军用帆布包。领头的队员手举一面褪色的红旗，走在迎宾小姐身后，红旗上印有校名和宏声卷烟字样。迎宾小姐分成了两列，每列四人，齐步行进，头不摇晃，目视前方，手臂大幅摆动。其他队员带着自豪和骄傲的笑容向人群挥手，成单列跟随行进。大家鼓着掌，跟在他们身后进入了大礼堂。那儿挂着一幅标语，上面写着：热烈欢迎涪陵师专该校2001年更名为涪陵师范学院，2006年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译者宏声卷烟万里长征徒步考察队胜利归来！亚当和我弯腰低头坐进了礼堂后面的位置，以期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坐在我们周围的学生低头耳语，并转过头来盯着我们看。这种注意一下子就扩散开去，不一会儿，礼堂里的每一个人都伸长了脖子看我们两个——我们则在座位上压低身体，把休闲帽使劲拉下来遮住脸部——很快，窦副校长走上前来，领我们坐上主席台。他实在是无可奈何，不然观众的注意力就要全部分散到我们这边了。这也是我们经常被要求去参加当地一些活动的原因之一：这种方法能够确保引起人们的注意，简便易行。
　　我们被安排和市长、党委书记以及其他干部坐在一起。我们坐下的时候，人群中发出高声的欢呼，长征徒步行队员们也鼓起掌来。迎宾小姐给我们端上了茶水。我低着头，努力想把两条光腿藏到桌子底下。干部们作了讲话，表扬了长征徒步考察队的队员们，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正在纪念的那段历史。所有的讲话都十分震撼有力，就像在那些描写政治强人的老电影里看到的情景一样，而窦副校长的讲话更是无人匹敌。他是个五十多岁的小个子，体重五十多公斤，身体瘦削，臂膀单薄。但他用起麦克风来却得心应手——起初的声音极为柔和平缓，就像一个老师在对一群孩子说话；继而提高音量，慢慢加快了手势，纤细的双手对着人群挥舞，似在责备他们；最后则是声若洪钟，双臂凸鼓，两眼放光，喇叭轰响，讲的人和听的人此刻平等了，结成了同志、爱国志士、人民的公仆。人们起立喝彩，雷鸣般的掌声响成一片。
　　我听他提到了亚当和我的中文名字——梅尔康与何伟，并宣布我们受“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的派遣来到涪陵。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我们现在是同志了，一起为人民服务，建设祖国——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自豪地站起身来，每个人的胸前都由干部们戴上一朵缀着红丝带的塑料花。有人递给我一朵这样的塑料花，又有人向我指着一位正在台前等待的长征队员。他微笑着弯下腰来，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我向他表示歉意，并很快地为他戴上了塑料花，以期减少我穿着短裤的曝光时间。人们又一次欢呼雀跃起来，我向他们挥手致意，人群中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坐了下来，感到脸在发烫。
　　仪式结束后，人们一起合影纪念这次集会。从照片上看，长征徒步行的队员和干部们显得极为自豪，分三行站立，排列整齐，褪色的红旗飘展着，颇有久经沙场的革命队伍的风范。队员们穿着干净的白T恤，胸前佩着塑料花，飘着红丝带。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最重要的几位干部在前排与我和亚当站在一起，窦副校长和韦书记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笑容，我们也笑得极为勉强。亚当穿着凉鞋，我则穿了一件灰色的旧T恤，我们赤裸的大腿与一排整洁的裤子相比极不相称。其他干部脸上也没有笑容。照片中没有女性。
　　两年后，我回到美国，把那张照片拿给朋友们看，想给他们讲讲这件事情。但从哪儿讲起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文革”后的大学要纪念长征，难度不亚于给他们讲解山坡如何被改造成梯田。最后，我只好这么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集会，我们能参加是个意外，因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共产党的集会大多不欢迎和平队员。我只能讲到这里——那就是我这张照片的故事。
　　当然，整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是和平队的志愿者，但又不全是；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也不全是。一切都不全是看上去的那样，就像我在涪陵开头的那些日子，什么都不确定，仿佛总有半步之遥。
　　……

前言/序言

　　序言
　　对我来说，中国有两个地方给我家的感觉。一个是三岔，北京北边的一个村庄，我从2001年起一直在那里有套房子住。另一个是涪陵，长江边的小城，我曾在1996年至1998年间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生活于此。有时候，我称涪陵是我在中国的“老家”——我想，这其中固然有玩笑的成分，但更多时候我是认真的。涪陵是我开始认识中国的地方，也是让我成为一个作家的地方。在那里的两年生活经历是一种重生：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去涪陵之前，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大多是为美国报纸写的旅行随笔，但从未发表过长篇的，更没写过书。我也从未当过新闻记者。当时，我确定自己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但并不清楚我要写小说还是非虚构类题材。事实上，刚到涪陵时我仍然认为自己更有可能写小说。在那里的头几个月，我写了一个短篇，故事设定在我从小长大的密苏里州。我觉得那是我二十几岁时写得比较好的作品之一，但我发觉还是有点不尽如人意。文章写完后，我就想：既然我此刻正生活在长江边这个叫人啧啧称奇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去写有关密苏里的虚构故事？于是，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我未来写作的很大一部分应该就在中国。
　　当时，我计划在涪陵尽量多学一点东西，等在“和平队”的服务期结束之后，我想到美国某家报纸或者杂志找一份驻中国记者的活。我并没有想过要写书。我觉得自己太年轻，对中国又知之甚少——在一个地方生活这么点时间就想勉强用文字来描述实在显得有点自大和冒失。不过，我在涪陵生活和教书期间，做了大量翔实的笔记。这段经历相当充实，也相当具有挑战性。我常感觉应接不暇、不知所措，而写日记则大有裨益。到了晚上，我常常会一坐下来就写上好几个小时，力图把我身边发生的全部事情都追溯一遍。我从学生的作业里摘抄出一个个片段，把城里发生的种种事件记录下来。我还记下了学习汉语的整个经历。总共算起来，我做了好几百页的笔记——我无事可干，写这么多东西倒也轻松。那个时候，在涪陵这样的地方上不了互联网，因此我跟美国那边也没有多少联系。我当时的薪水是每个月一千多块，所以也很少到各地旅游。那期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我一处都没有去过。我也打不起越洋电话——当时贵得不得了啊。两年时间，我跟父母通电话可能不到十次。除了亚当·梅耶，我也很少看到外国人。那段时间，涪陵就是我全部生活的重心。
　　当然，那座城市一直都在变化——在那些日子里，全中国上下都在快速发展着。我在涪陵生活十八个月之后，终于有互联网可以使用了。这一下子就让我跟美国的朋友们恢复了联系，其中就有我大学时的写作老师约翰·麦克菲。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我想当一名驻华记者，他随即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在信里面，他这样写道：
　　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书。我觉得你应该定下心来写一本书，刻不容缓，要么从这个暑假开始，要么等你的两年服务期一结束就开始，就写你自己的故事……只需以书信形式写上六七万字，就会是一本有意思的书。
　　那是我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考虑写一本有关涪陵的书。我差不多同时也想到了它的题目——我觉得应该就叫做“江城”——接着便开始思考这本书可能采用的写作结构。我规划好各个章节后，觉得应该利用我在涪陵剩下的六个月时间尽可能多地做一些研究考察。我在春节期间有一次长假，我原本计划好要出去旅游的，但后来还是选择待在涪陵，为的就是调研和做笔记。假期过后，我一边教书，一边继续考虑写书的事情。在涪陵的最后那一段时间是我一生最惬意的时光之一，我将随时铭记于心。在城里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家；经过开头艰难的适应期之后，我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汉语，可以跟人们交流了；我也交上了知心朋友。我十分乐意跟我的学生、汉语辅导老师，以及姓黄的一大家人一起打发时间。黄家开了一家小面馆，我总是去他们的店里吃饭。我大体上是这样打算的：就写这个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时刻。我渐渐相信，这个时刻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我也坚信，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其实意味着更多。那个时候，外国人一般对中国的内陆地区视而不见，而记者对来自乡下的人们也总是视若无睹——老以为这些人头脑简单，兜里没钱。不过，我认识的所有人——我的学生、我的同事、经营餐馆的朋友，以及我的一个汉语辅导教师——几乎都有那种农村背景。这些人的生活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我因此觉得，他们长期被外界忽视，是一个错误。
　　我在涪陵期间做了详细的笔记，规划了书的结构，但在离开中国之前并没有动笔。我回到了密苏里我父母的家，我已经多年没在那里生活过，如今却坐在了我读高中时曾经用过的那张桌子边上。那个房间的装饰跟我小时候也一模一样。感觉有些怪怪的——我已年满二十九岁，怀揣两张大学文凭，但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实际上，除了在“和平队”当过老师，我一直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我的钱也不多。在美国，一个人二十多岁跟父母住在一起，尤其还没有工作，会被认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很庆幸，我一直跟家人十分亲密，并且对自己的写作计划信心十足——尽管如此，我对于何去何从还是有些担心。好不容易抛开这些顾虑之后，我才得以坐下来开始写作。
　　不过，一旦开始动笔写起涪陵，哪怕刚刚才写第一页，我就已经明白，有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文字汩汩涌出，一切都在我脑中活灵活现地冒了出来；当我回过头重读那些段落章节时，它们宛如珠玑一般叮当作响。我意识到，我的写作意欲已经完全改变，调子变得更深沉了；增添了一种新的信心，其中的描述和幽默信手拈来、十分自然。部分原因是我收集写作素材时的认真，但也反映了一种新的成熟。我方才明白，在涪陵所面对的那些挑战迫使我成长，而这种新的成熟让我的写作有了新的深度。
　　就这样，我的写作速度快了起来，每天都能够写上五六页。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没干过别的。我一般上午写作，中午的时候出去跑上十英里或者更远的距离。下午和晚上我会继续写作。夜里，我会梦到涪陵，有时甚至醒来后发现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太想念那里了。
　　我在四个月内写出了《江城》的初稿。期间，我也向美国的各大报纸和杂志寄去求职信。我依旧怀揣这样的梦想——先从给美国的出版物干活儿开始，不论迟早，他们总会派我担任驻华记者。但很快我就明白，没人对我感兴趣。实际上，他们甚至都没有给我亲笔回复——《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费城问讯者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给我寄来的都是格式化的回绝函。只有《洛杉矶时报》给我寄来了亲笔回信。那位编辑说，他很喜欢我写的东西，对我的中国经历也很感兴趣；可我缺乏正式的从业经验，他们不可能聘用这样的人。他还建议我先从美国的小报干起。如果我以此为起点，通过几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最终有望在大报找到活儿干。然后，我得通过苦干来再次证明自己，也许在几年后将担任驻华记者。那样的话，至少需要六年我才能回到中国。
　　《江城》快要封笔的时候，我收到了最后一封回绝函。这时，我感到身心俱疲，因为我写得太快了。写最后一章的时候，我尽量不去理会那些回绝函，强迫自己聚焦于“涪陵”。写完最后一个字，一切都犹如崩溃了似的。我陷入了可怕的沮丧之中——我霎时明白，我二十九了，找不到未来，找不到回中国当记者的路子。至于《江城》，我也觉得糟糕透顶。这本书似乎一文不值——不过小孩子的写作水平而已。我完全无所适从，也想不起我在书里表达了什么样的观点。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作家在完成了高强度的写作之后，都有过类似的崩溃体验，就好似十月怀胎的妈妈们一朝分娩，接着遭受产后抑郁的折磨。差不多有一个月，我抑郁不已，寝食难安。书稿依旧摆在那里——我无力把它们邮寄出去。还好，我终于恢复了，把书稿寄给了各大经纪人。几乎所有人都回绝了。只有年轻的经纪人威廉·克拉克告诉我，他很喜欢。他把书稿发给各大出版社之后，有些出版社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但他们心怀疑虑，担心美国读者对中国不感兴趣。其中一家出版社说：“书是好书，可我们认为没有美国人想读有关中国的书。”现在看来，这令人难以置信，但_1999年早期的图书市场就是这样——美国人还未意识到，中国发生了多么太的变化，变得多么令人目眩神迷。
　　不过，威廉还是找到了三家愿意出价购买书稿的出版商，我选择跟哈珀柯林斯签订了出版合同。稿酬不多，但足以让我偿清读大学时的助学贷款。这也令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新的信心。我顿时意识到，所有的报刊编辑全都犯了大错。他们不理解我写作所具有的价值，也不明白选派具有中国阅历的人担任驻华记者的重要性。还好，他们并不代表全部，我的生活也不会被他们握在掌心。我靠自己就能回到中国。
　　我这么做了——1999年春，我买了飞往北京的单程票，并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头几个月，活儿很难找，可随后就有了，很快我就忙了起来。2000年，我放了几次长假，并且开始为《纽约客》和《国家地理》供稿。没过多久，之前回绝我的那些报刊给我来信，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工作。太晚了。我喜欢自由地安排工作，选择自己的写作计划。怎么写中国，我有我的想法。曾经重要无比的四处求职被我抛在脑后。时至今日，我会永远感谢所有在1998年回绝了我的编辑们——回头看看，那是发生在我身上最棒的事情之一。
　　至今，《江城》已经出版了十多年。出版商很惊讶，它一直稳居美国畅销书榜，并将继续受到大众的欢迎。回首过去，我感到自己很幸运，当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重新发现中国的时候，我的书恰好出版了。现在，很难想象还有编辑会说读者对中国话题不感兴趣。美国人一直有个问题，即对他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可中国是个例外。令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现在有那么多美国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我尤其高兴地看到，有很多美国青年开始学习汉语。《江城》往往是他们的阅读书目之一；我很欣慰，这本书有助于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介绍中国。
　　写《江城》的时候，我一直没太大的把握，涪陵人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是我编辑书稿的过程中最大的顾虑之一。书中绝大多数人物的名字我都做了改动，但我还是担心有人会感觉受到了冒犯。我知道中国人对于自己在海外的形象比较敏感。我理解他们的这种敏感——就我读到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国外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我大都不太喜欢。我觉得它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很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非常干瘪。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显得灰暗而忧伤，而涪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机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我希望自己写的跟他们有所不同—一旦我拿不准，中国人是否也会这样认为。我想，他们可能会把它当成又一本由不了解中国、戴有色眼镜的外国人写的书，因此视而不见。
　　从头到尾，我在中国待了十年，写了三本书，还为各种杂志写了许多文章。但在那期间，我的作品几乎从未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过。对此，我无法释怀；专写某个地方的文章却只能让局外人读到，这似乎并不正常。反正，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的书没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杂志上的文章也没能被翻译过去。
　　直至最近几年，这_切才得以改观。互联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在，人们把各种国外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并贴到网上供大家阅读，早已成了家常便饭。同时，中国的出版商也对外国作家日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去年，我的第三本书，也就是《寻路中国》在中国大陆出版。那是我的书首次在大陆地区亮相，我完全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接受它。同年春天，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答应做几场签售报告，并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我猜想，对于一个外国人写的书，他们不会有多大兴趣。
　　时隔两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国，那一次旅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所参加的图书签售活动来者众多，我所遇到的读者敏锐而细心。总体而言，他们提出的问题比我在美国的类似场合要尖锐深刻得多。我发现，中国的读者对于书本身有共鸣，这让我颇感惊诧。他们明白我为什么对三岔和丽水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地方产生兴趣，也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关注那些普通人——农民、流动人口和小创业者。
　　过去几年间，我察觉到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好奇感。我认为那反映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了很多很多。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更渴望对自己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一番评价。跟我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比起来，他们对本书的共鸣更多了。当然，互联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跟外国人之间的个人接触也多了很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有了一种新的信心。说起《寻路中国》的受欢迎，我觉得这才是令我感到最高兴的事情。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接受方式，跟美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也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聚焦于几个特定具体的地方进行探究。并且他们明白，没有人能够对中国做最后的断言。外国人的视角有用，中国人的视角同样有用。同理，倾听男性和倾听女性都非常关键。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尽可能多地听到不同的声音，总归是有用的。我希望我写的几本书能够起到一点作用，让人们读懂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国度。
　　趁着那次旅行，我也回到了涪陵。跟我生活的那几年相比，这座城市扩大了一倍，在许多方面都变得难以辨认了。我在那里教书的时候，去重庆或者其他稍大一点的地方只能乘船，现在，涪陵开通了好几条高速公路和铁路。我曾经任教的学校从两千多名学生增加到了一万四千多，恰好反映了全中国高等教育的爆炸式发展。江河也变了样。我在书里写到的白鹤梁，寒冬时节露出水面，上面的题刻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现在，因为三峡大坝，白鹤梁被埋到了江面下一百三十英尺的地方。不过，我还是看到了一些古老的题刻，因为该市修建了一座崭新的水下博物馆—耗资一亿三千二百万美元，这么大一笔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涪陵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城里的一些变化让我有点怀旧，甚至还有一丝伤感，因为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一去不返了。不过，最重要的精神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更生感激之情，感谢我曾有机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那里生活过。我相信，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刻，涪陵是一个不寻常的地点——一座一切都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
　　李雪顺先生是我在涪陵期间曾经的同事，我要感谢他出色的翻译工作。我们力图让译本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本，只做了一些微小的改动。如果有读者对本书以及我的其他作品感兴趣，可以点击www。peterhessler。net访问我的个人主页。
　　我永远感谢我在涪陵的朋友们，我在那里生活的时候，他们是如此坦诚，如此耐心。我现在还跟将近一百个学生保持着联系，这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多年来，我看着他们长大成人，现在常常收到他们的学生写给我的信。我跟几位至交一直保持着联系，去年春天的重返涪陵之旅也让人兴奋不已。我无法预测，这座城市还将经历怎样的巨变，但我知道，它会永远是我的中国“老家”。
　　2012年1月写于埃及开罗

《江城》（译文纪实）是一部触及心灵深处的作品，它以一种近乎历史学家般的严谨和诗人般的细腻，描绘了一个中国南方的小城，以及栖息在其间的人们。本书并非仅仅是关于一个地理位置的叙事，它更像是一幅由无数细微的观察、深刻的思考和真挚的情感交织而成的时代浮雕。 作者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深入到江城的生活肌理之中。在这里，现代化的浪潮与古老的传统发生着温柔而又不可避免的碰撞。高楼拔岗，霓虹闪烁，但老街巷的青砖黛瓦，寺庙的钟声，以及世代相传的生活习俗，依然顽固地留存着历史的温度。作者并没有急于评判这种变迁，而是将自己置身于其中，成为一个沉默的观察者，一个耐心的倾听者。他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瞬间：菜市场里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黄昏时分河面上悠闲的渔船，雨后泥土的芬芳，以及老人们在阳光下晒着太阳的悠然自得。这些看似平凡的场景，在作者的笔下，被赋予了不寻常的诗意和生命力。 《江城》的核心，在于它对人的描摹。作者并不满足于勾勒人物的外在形象，他更致力于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挣扎、希望和失落。这里有勤恳朴实的劳动者，他们用汗水浇灌着生活的希望；有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有饱经风霜的老人，他们的皱纹里刻满了岁月的痕迹和故事。作者与他们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他笔下的人物，不是被符号化的标签，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鲜活生命。他们有优点也有缺点，有成功也有失败，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戏剧性，也充满了普通人的无奈与坚韧。 这部作品的价值，更在于它对历史和现实关系的深刻洞察。江城，作为一个中国小城的缩影，承载着共和国数十年的发展轨迹。作者并没有选择宏大的叙事，而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展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生活的变迁。从集体经济的记忆，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再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这些宏大的历史进程，都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变得可感可知。例如，那些曾经的工厂，如今可能已经人去楼空，成为历史的遗迹，而曾经的工人，则在新的时代里，寻找新的生活出路。这些个体命运的沉浮，折射出整个社会的转型与阵痛。 《江城》在叙事上，也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作者并没有遵循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而是采用了一种碎片化、多视角的叙事手法。故事的情节并非跌宕起伏，但却充满了细节和暗示。读者需要通过作者的引导，一点点地拼凑出完整的故事，感受其中蕴含的深意。这种叙事方式，恰恰契合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更考验读者的耐心和思考能力。作者也巧妙地运用了大量的白描手法，将场景和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仿佛读者置身其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语言方面，《江城》同样值得称道。作者的文字，既有朴实无华的接地气，又不失细腻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他善于运用富有画面感的词语，将读者带入到江城的真实场景之中。无论是对自然风光的描绘，还是对人物情感的刻画，都显得十分到位。同时，作者也注重语言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使得整部作品读起来流畅而富有感染力。他并非追求华丽的辞藻，而是力求用最准确、最动人的语言，去表达内心的感受和对世界的理解。 《江城》（译文纪实）所探讨的主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它关乎个体在时代变迁中的身份认同，关乎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关乎人与土地的情感连接，关乎记忆与遗忘的拉锯。在快速变化的中国，许多小城都在经历着与江城相似的命运。那些曾经承载着无数人青春和梦想的地方，正在被新的建筑和新的生活方式所取代。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在努力适应着这一切，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价值。 本书并非一本轻松愉快的读物，它要求读者投入情感，进行思考。但正是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让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更深刻地体味普通人的生活不易与坚韧。它让我们反思，在追求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更加珍视那些承载着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土地和情感。 《江城》（译文纪实）以其真诚的态度、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关于中国小城的真实画卷，以及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的奋斗与悲欢。它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变迁，更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共同的过去、现在和可能的未来。它是一首献给小城和普通人的挽歌，也是一首赞美生命坚韧不拔的颂歌。阅读《江城》，仿佛与一位智者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对话，在平凡的日常中，找到了不平凡的意义。它会让你放慢脚步，去感受生活本身，去理解那些被遗忘在时代洪流中的声音。

评分☆☆☆☆☆

我买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译文”这个出版社的影响。译文出版社一直以来都有着良好的声誉，他们出版的书籍，无论是翻译作品还是原创作品，在质量上都有一定的保证。通常，他们选择的书籍都有着深刻的思想性，或者独特的艺术性。所以，当看到“译文纪实”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就知道，这肯定不是一本随便出版的书。它背后一定有作者的用心，有出版社的把关。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符合我对译文出版社一贯的期待，即它能够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启发，拓展我的视野，或者引发我对某些问题的思考。我期待的是一种有价值的阅读，而不是消磨时间的消遣。这本书，就好像是译文出版社递给我的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份礼物里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惊喜。我希望它的内容能够深刻、耐读，并且在读完之后，还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记。

评分☆☆☆☆☆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透着一股沉静的质感，那种略带磨砂的纸张触感，以及深蓝与浅灰交织的色调，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故事。封面上“江城”二字，没有张扬的装饰，却自带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让人联想到江南水乡的烟波浩渺，又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翻开扉页，简洁的字体排印，没有多余的插图，让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文字本身。我尤其喜欢它纸张的质量，那种略微粗粝但又不会刮手的触感，读起来非常舒服，尤其是在夜晚，指尖滑过文字，能感受到一种踏实的阅读体验。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这“江城”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又是什么让这本书以“译文纪实”的标签出现，这是否意味着它有着非虚构的严谨和深度？这封面，无疑是成功的第一步，它成功地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让我对即将展开的阅读之旅充满了期待。我期待的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不只是文字的堆砌，而是能够随着作者的笔触，一同去感受、去思考、去品味。

评分☆☆☆☆☆

对于“江城”这个名字，我的联想空间很大。它既可以指代一个具体的地名，也可以是一个泛指的意象。如果它是一个具体的地名，我很好奇这个城市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过怎样的角色？它的地理环境、人文风情又是如何？如果是意象，那它又象征着什么？是繁华的都市，还是某个时代的缩影？这本书的“译文”二字，也让我产生了一种跨文化的联想。它是否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异域的故事，还是将某个外国的视角带到了中国的某个“江城”？我更倾向于它讲述的是一个中国本土的故事，但通过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解读。我希望这本书能带我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江城”，无论是它的历史沉淀，还是它的现代脉搏，亦或是它的人间烟火。我期待着书中能够出现那些鲜活的人物，他们在这里生活、奋斗、爱恨，他们的命运与这个“江城”紧密相连。这本书，对我来说，就像一张通往未知世界的邀请函。

评分☆☆☆☆☆

读一本书，我最看重的是它的“真诚”。尤其当它被标注为“纪实”的时候，这种真诚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希望作者能够以一种坦诚的态度，去面对他所记录的人物和事件，不回避问题，不粉饰太平。他能够用最朴实、最真挚的语言，去讲述那些最真实的故事。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我感受到一种“在场感”，仿佛我就是那个亲历者，我能够看到那些场景，听到那些对话，感受到那些情绪。我期待的是一种能够触动我内心的力量，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智力层面上的理解。这本书，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它就是一本真正的好书。我希望它能够让我对这个世界、对人性有更深的理解，能够让我感受到那些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以及那些在困境中依然闪耀的人性光辉。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我在合上最后一页的时候，心中充满一种温暖和力量，并且能够对未来充满更多的思考和希望。

评分☆☆☆☆☆

读这本书，我最期待的是它那种“纪实”的重量。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被各种碎片化的信息裹挟着，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匆匆掠过，难以深入了解事件的真相或是背后的逻辑。“译文纪实”这几个字，就像一个承诺，它暗示着作者在写作之前，一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采访和研究，力求还原最真实的面貌。我希望这本书不是那种浮光掠影的报道，而是能挖掘出事件的根源，展现出人物的复杂性，甚至是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我很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平衡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与文学叙事的吸引力之间的？它是如何通过文字，将冰冷的事实转化为有温度的故事？在阅读过程中，我希望自己能够感受到一种抽丝剥茧的快感，跟随作者的视角，去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这种期待，是源于对真相的渴望，也是对那些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记录和呈现真相的作者的敬意。我希望这本书能给我带来一种“知情”的满足感，让我对某些事情有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

评分☆☆☆☆☆

这次优惠活动买了一堆，折扣蛮大的. 一直都在京东上买东西，搞活动时满减加券比较划算，快递和售后很满意！为自己充充电

评分☆☆☆☆☆

东西很好，包装也很好。我很满意

评分☆☆☆☆☆

亲历这场大战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以其客观冷静的态度，生动豪放的史笔，简洁流畅的文字，不仅全面地记载了战争的主要史实（迄前411年），展示了陆战海战的恢宏场面，党派斗争的严酷惨烈，还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其间人们心理心态的微妙变化。此著是希腊古典文明极盛时期的文化精品。千百年来一直吸引着无数读者去欣赏、玩味、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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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抵达金沙萨的时候，那儿根本就是个疯人院，"他说，"我们知道那里的情况很糟糕，我们知道我们在和某种新病毒打交道。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像流感那样，通过空气中的悬浮液滴传播。假如埃博拉能轻易通过空气传播，今天的世界恐怕就大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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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还价，一口价，爱卖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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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江城》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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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960年代。

评分☆☆☆☆☆

好书，买了一堆书，买回来要认真学习。是正版

评分☆☆☆☆☆

彼得·海斯勒（Peter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