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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学术文库:明代南京寺院研究》选题新颖。此前研究佛教的著述为数颇多,但一般偏重于教义的阐释或寺院经济的探讨,对佛寺本身的研究则为数极微,而对一朝代一地区佛寺的个案研究则更寥若晨星。此文则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填补了佛教研究的空白。
内容简介
《明清史学术文库: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作者运用了历史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哲学以及建筑学等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对明代南京寺院的背景、兴废和分布、僧人来源与等级结构、佛学水平与儒学修养、寺院经济与制度、寺院建筑以及寺院对明代政治、经济、文化、民众生活等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综合的考察,细致入微,新意迭出,令人信服。本文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如正史、实录、地方志、寺院志、历朝高僧传、古人文集,旁及野史、小说等,以及近人考古发掘资料,计二百余种。对《明实录》、《金陵梵刹志》、《栖霞小志》、《牛首山志》、《献花岩志》、《摄山志》、《大明高僧传》、《补续高僧传》、《新续高僧传》等用力最勤,曾反复研读,还几次到南京各寺院进行实地访问和考察。在此基础上,分析考辨,去粗取精,使本文内容更加丰富翔实,立论更加坚实可信。足见作者的功力深厚和踏实。本文在指出南京佛寺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外,也公允地、实事求是地提出其另一方面的作用。如,佛寺兴建虽耗费大量资财,却增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就业机会;佛教虽有麻痹人民斗志的一面,但稳定了社会秩序,对社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积极效应:对藏传佛教的重视,对西藏僧人上层的封授,实现了对西藏的管理,一些藏僧到南京受封、讲道、交流教义,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的统一也有一定作用等。有些评论者指出,这对我们今天制定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也有现实借鉴意义。
目录
序一/杨志玖
序二/南炳文
明代南京八大寺位置示意图
第一章 背景
第一节 明代佛教政策
第二节 明代南京社会状况
第三节 东吴至元代的南京佛教和寺院
第二章 兴废和分布
第一节 兴建和修理
第二节 毁废
第三节 分布及总数统计
第三章 建筑
第一节 寺院布局
第二节 殿堂配置
第三节 殿宇结构
第四节 佛塔建筑
第四章 僧人
第一节 来源、等级结构
第二节 佛学水平
第三节 儒学修养及文学、艺术等才能
第四节 名僧小传
第五章 经济
第一节 农业
第二节 商业
第三节 钦赐和施舍——寺院重要收入之一
第四节 集体经济收入的去向
第六章 制度
第一节 管理制度
第二节 教育制度
第三节 日常及特定佛事活动制度
第七章 影响
第一节 对政治的影响
第二节 对经济的影响
第三节 对文化的影响
第四节 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参考文献
后记
再版后记
明清纪元简表
编后说明
精彩书摘
明代南京寺院建筑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一部分,也仍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木结构系统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如,灵谷寺“缔构之法,则以梁架桁,不施叠拱,以栅承榱,不出重檐,凡交椽接溜,盘结攒辏,如蜂房蚁穴之状者悉不用”。由于建筑材料没有太多的改变,因此明代南京寺院的殿宇结构仍是重复中国传统的木结构系统方式,具有台基、间、木构架、斗拱、屋顶、脊兽等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然,在这固定结构中,南京寺院的殿宇也会通过台基的高低、间的多少、构件的大小等的变化,在结构比例上做文章,来显示寺院的尊卑,其中主要是通过扩大寺院殿宇的规模来抬高寺院的地位。如,前面提到,为所谓的报答明太祖、马皇后之恩(或者纪念其母磺妃),明成祖于永乐十年敕工部在毁废的天禧寺基址上重建报恩寺。因报恩寺之建有特殊的目的。明成祖即令其殿宇“皆准大内式”,规模远过一般寺院。
如果说明代南京寺院的建筑结构中没有一点进步也是不对的。实际上,进步是有的,其首先表现为砖拱券技术的成熟运用。众所周知,中国始终以木结构为建筑体系的主流,砖石技术虽然在汉代已相当发达,但如拱券穹隆技术,除了北方塔上的窗户之外,都用于修建坟墓。到了明初修建南京城,设计者和建造者也许是受北方石拱建筑、窑洞建筑的启发,在城门建筑中大胆地运用大跨度砖拱技术,并获得了成功。随之,大跨度砖拱技术被运用于灵谷寺无量殿的建设。灵谷寺无量殿建于洪武十四年,因其中供奉无量寿佛得名。该殿从殿基到屋顶全部采用大砖砌成,不施寸木,也无梁椽,因此又俗称无梁殿。它五楹三进,宽50.4米,纵深37.8米,呈穹隆状。中进顶高达22米,前后各有三拱门,四面有窗。其内墙东西两壁从14米以上,砖朵砌叠向外成抛物线形,突出达1米多,尤为人所惊叹。中国现存的无梁殿皆为明代以后所造,而其中最早者即为灵谷寺无量殿。明代中叶以后,各地佛寺大量营造无梁殿,多从灵谷寺无量殿获得启发。由于材质坚固,结构科学,灵谷寺无量(梁)殿历时600多年,至今仍然巍然屹立于钟山之麓。
其次是殿宇脊上兽吻的变化。由于明代南京寺院建筑的木制构件已经无存,有关的记载又相当缺乏,所以我们只能从遗存的琉璃等构件中窥见一斑。东南大学建筑系朱光亚先生经过考察研究,指出:“明报恩寺塔遗址出土的琉璃龙吻与江南流行的鳌鱼吻不同。也与苏州、绍兴等处可以找到的明代柔曲硕长的龙吻也不相同,相反,它与现代可以大量看到的北京清官式龙吻几无二致,可见官式龙吻源出南京”。朱光亚先生认为,这种龙吻可能是在宋、元时期各地兽吻基础上发展、演变、综合而成,它在南京一经形成,即随明成祖迁都而被带到北京,成为以后明、清官式兽吻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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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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