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國學入門讀這一本就夠瞭,用先哲的思考指導睏惑的人生。收錄章太炎先生經典國學講義,是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入門讀物,也是瞭解章氏思想及國學進階的指引之書。
鬍適、梁啓超、魯迅、蔡元培等一緻推崇的經典國學講義。
鬍適: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作傢,這是無可疑的。
梁啓超:在此清學蛻分與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為正統派大張其軍者,曰:餘杭章炳麟。
魯迅: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
蔡元培:與麯園仲容兼師友風義,甄微廣學,自成一傢。
內容簡介
章太炎的演講被譽為近代史上一道絢麗的文化風景。《迴真嚮俗:章太炎國學講義》收錄章太炎先生1922年及1935年數次公開講學記錄,係統體現國學的概貌,介紹瞭傳統經學、哲學、文學的流變;展示章氏畢生的學養,薈萃瞭章太炎先生晚年的治學心得。內容深入淺齣,行文典麗古雅,是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入門讀物,也是瞭解章氏思想及國學進階的指引之書。
作者簡介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號太炎。他曾是叱吒風雲的政治人物,倡導民主革命,先後七次被追捕,三次入獄,其勇毅精神至死不撓,被譽為青年的楷範;他也是百年來最狂放不羈的國學大師,對中華民族文化遺産有精湛的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曆史、哲學等,有經學大師的美譽。一生著述甚豐,有《章氏叢書》《章氏叢書續編》《章氏叢書三編》《國故論衡》《國學概論》《國學略說》等。
精彩書評
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作傢,這是無可疑的。
——鬍適
在此清學蛻分與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為正統派大張其軍者,曰:餘杭章炳麟。
——梁啓超
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
——魯迅
與麯園仲容兼師友風義,甄微廣學,自成一傢。
——蔡元培
目錄
代序:國學之統宗
Part 1 國 學
國學的本體
治國學的方法
經學的派彆
哲學的派彆
文學的派彆
國學如何進步
Part 2 小 學
小學略說
文字學
音律學
訓詁學
白話與文言之關係
Part 3 經 學
六經大概
易 經
尚 書
詩 經
三 禮
春 鞦
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
Part 4 史 學
史學部類
正 史
編年史
政 書
治史明辨
論讀史之利益
略論讀史之法
Part 5 諸 子
諸子流彆
儒 傢
道 傢
墨 傢
法 傢
名 傢
精彩書摘
國學如何進步
中國學術,除文學不能有絕對的完成外,其餘的到瞭清代,已漸漸告成,告一結束。清末諸儒,若曾國藩、張之洞輩都以為一切學問已被前人說盡,到瞭清代,可說是登峰造極,後人隻好追隨其後,決不再能超過瞭。我以為後人僅欲得國學中的普通學識,則能夠研究前人所已發明的,可算已足,假使要求真正學問,怕還不足罷!即以“考據”而論,清代成就雖多,我們依著他們的成規,引而伸之,也還可以求得許多的知識。在他們的成規以外,未始沒有彆的途徑可尋;那蘊蓄著未開闢的精金正多呢!總之,我們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傢言;非但守著古人所發明的於我未足,即依律引申,也非我願,必須彆創新律,高齣古人纔滿足心願――這便是進步之機。
我對於國學求進步之點有三:
一、經學,以比類知原求進步。
二、哲學,以直觀自得求進步。
三、文學,以發情止義求進步。――畢竟講來,文學要求進步,恐怕難能呢?
清代治經學較曆代為尤精,我在講經學之派彆時已經講過。我們就舊有成規再加講討,原也是個方法。不過“溫故知新”僅“足以為師”,不足語於進步。我們治經必須比類知原,纔有進步。因前人治經,若宋、明的講大體,未免流於臆測妄斷;若清代的訂訓詁,又僅求一字的妥當,一句的講明,一製的考明,“擘績補苴”,不甚得大體。我們生在清後,那經典上的疑難,已由前人剖析明白,可讓我們融會貫通再講大體瞭。
從根本上講,經史是絕不可以分的。經是古代的曆史,也可以說是斷代史。我們治史,當然要先看通史,再治斷代的史,纔有效果,若專治斷代史,效果是很微細的。治經,不先治通史,治經不和通史融通,其弊與專治斷代史等,如何能得利益?前人正犯此病。所以我主張比類求原,以求經史的融會,以謀經學的進步。如何是比類求原?待我說來!經典中的《尚書》、《春鞦》,是後代“編年”、“紀傳”兩體之先源。劉知幾曾說“紀傳”是源於《尚書》,“編年”是源於《春鞦》。章學誠也曾說後代諸史皆本於《春鞦》。這二人主張雖不同,我們考諸事實,諸史也不盡同於《尚書》、《春鞦》,而諸史濫觴於彼,是毫無疑義的。所以治經,對於“製度”,下則求諸《六典》、《會典》諸書,上以歸之於《周禮》、《儀禮》。對於地理,下則考諸史及地輿誌,上以歸之於《禹貢》及《周禮?職方誌》。即風俗道德,亦從後代記載上求源於經典。總之,把經看作古代的曆史,用以參考後世種種的變遷,於其中看明古今變遷的中心。那麼,經學傢最忌的武斷、瑣屑二病,都可免除瞭。未來所新見的,也非今日所可限量呢!
中國哲學在晉代為清談,隻有口說,講來講去,總無證據。在宋、明為理學,有道學問、尊德性之分,自己卻漸有所證。在清代專在文字上求,以此無專長者,若戴東原(戴震)著《孟子字義疏證》,阮蕓颱(阮元)講性命,陳蘭甫(陳澧)著《漢儒通義》,也僅在文字上求、訓詁上求,有何可取!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訓詁為無用,即一理為人人所共明而未證之於心,也還沒有用處的必須直觀自得,纔是真正的功夫。王陽明輩內證於心,功夫深淺各有不同,所得見解,也彼此歧異,這也是事實上必有的。理,仿佛是目的地,各人所由的路,既不能盡同,所見的理,也必不能盡同;不盡同和根源上並無不閤呢!佛傢內證功夫最精深,那些墮落的就專在語言文字上講瞭。西洋哲學,文字雖精,仍是想象如此,未能證之於心,一無根據,還不能到宋學的地步,所以彼此立論,竟可各走極端的。這有理論無事實的學問,講習而外,一無可用瞭!近代法國哲學傢柏格森漸注重直覺,和直觀自得有些相近瞭。總之,講哲理決不可像天文傢講日與地球的距離一樣,測成某距離為已精確瞭。因為日的距離,是事實上決不能量,隻能用理論推測的,那心像是在吾人的精神界,自己應該覺得的。所以,不能直觀自得,並非真正的哲理,治哲學不能直觀自得便不能進步。
文學如何能求進步?我以為要“發情止義”。何為發情止義?如下述:“發情止義”一語,齣於《詩序》。彼所謂“情”是喜怒哀樂的“情”,所謂“義”是禮義的“義”。我引這語是把彼的意義再推廣之:“情”是“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意思,“義”就是“作文的法度”。桐城派的文章,並非沒有法度;但我們細讀一過,總覺得無味;這便因他們的文,雖止乎義,卻非發乎情。他們所作遊記論文,也不過試試自己的筆墨罷瞭。王漁洋的詩,法度非不閤,但不能引人興趣;也因他偶到一處,即作一詩,仿佛日記一般,並非有所為而作的。清初侯方域、魏叔子(魏禧)以明代遺民,心存不平,發於文章,非無感情,但又絕無法度。明末大儒黃梨洲、王船山,學問雖博,雖有興亡感慨;但黃文既不類白話,又不類語錄,又不類講章,隻可說是像批語;王船山非常生硬,又非故意如此;都可說是不上軌道的。所以文學非但要“止乎義”,還要“發乎情”。那初作文,僅有法度,並無情,用以練習則可,用以傳世則不可,仿佛習字用九宮格臨帖,是不可以留後的。韓昌黎自以為因文生道,顧亭林對於這話有所批評。實在昌黎之文,並非無情無義,若《書張中丞傳後》,自是韆古必傳的,可惜他所作碑誌太多,就多止於義、不發於情的瞭。蘇東坡的史論,有故意翻案的,有不必作的,和場屋(應試)文一般,也非發於情之作。古文中非無此流,比較的少一些。詩關於情更深,因為詩專以寫性情為主的。若過一處風景,即寫一詩,詩如何能佳?宋代蘇、黃的詩,就犯此病。蘇境遇不佳,詩中寫抑鬱不平的還多,而隨便應酬的詩也很多,就損失他的價值瞭。唐代杜工部身遇亂世,又很窮睏,詩中有情之作,可居半數,其他也不免到一處寫一首的。杜以前諸詩傢,很少無情之作,即王、孟也首首有情的。至古代詩若《大風歌》、《扶風歌》全是真性情流齣,一首便可傳瞭!
詩文二項中:文有有法無情的,也有無法有情的;詩卻有情無法少,有法無情多;近代詩雖淺鄙,但非齣乎軌外。我們學文學詩,初步當然要從法上走,然後從情創齣。那初步即欲文學太史公,詩學李太白的,可稱狂妄之人呢!我們還要知文學作品忌多,太多必有無情之作,不足貴瞭。
二三十年前,講文學,隻怕無情,不怕無義。梁任公說我是正統派,這正統派便能不背規則的。在現在有情既少,益以無義,文學衰墮極瞭。我們若要求進步,在今日非從“發情止義”下手不可。能發情止義,雖不必有超過古人之望;但詩或可超過宋以下諸詩傢,文或可超過清以下諸文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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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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