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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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元敏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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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7515086
版次:1
商品编码:11413069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688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尚书学史》考集尚书存佚篇目108个,篇数127个,按照史事编排时代,每篇都著有解题;《尚书学史》讨论尚书学,以时代为经,以人物为纬;《尚书学史》还有“本篇结论”多条,为每个朝代尚书学提要。书中资料汇集完备,论述精确,文字简洁,无论作为初学者入门,或作为学者深入研究,都是优秀的参考著作。

前言/序言



好的,这是一部名为《尚书学史》的图书的详细简介,但其内容完全不涉及《尚书》本身的研究或历史,而是聚焦于其他领域的历史发展与学术探讨。 --- 《典籍演化与文脉流转:近代学术史视域下的知识重构》 作者: [此处留空,以模拟专业学术书籍的排版] 出版社: [此处留空,以模拟专业学术书籍的排版] 页数: 约 1500 页(全三册) 定价: [此处留空,以模拟专业学术书籍的排版] --- 内容概要: 本书《典籍演化与文脉流转:近代学术史视域下的知识重构》,是一部立足于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这段中国知识界剧烈转型期的宏大叙事。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献考据学著作,而是聚焦于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载体”与“传播路径”,探讨在西方知识体系涌入、传统治学范式崩解的背景下,中国士人如何重新理解、筛选、整理和构建知识体系的复杂过程。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近代学术的进步,不仅仅是思想内容的革新,更是知识组织形态与信息载体变迁的深刻反映。作者通过对档案、书目、手稿、早期印本以及学术社团的细致考察,构建了一幅动态的近代知识生态图景。 全书共分为三卷,每一卷都聚焦于学术流转的不同侧面,确保了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但其所有讨论均围绕“典籍的物理存在与社会流传”展开,与特定的某部经典文本的内部义理研究保持距离。 --- 第一卷:印刷革命与知识的物质化:晚清至民国初年的书业变迁 本卷聚焦于知识载体的物理革命及其对学术传播的结构性影响。 本卷开篇,作者首先跳脱出传统的“藏书家”叙事,转而深入研究晚清时期江南、华北地区,以及上海、天津等新兴通商口岸的商业性出版业的崛起。重点分析了石印技术、活字印刷的标准化(如商务印书馆的排版规范的制定),如何打破了传统抄本与木刻本的地域限制和精英垄断。 核心章节包括: 1. “石印浪潮中的知识平权”: 考察石印本如何使得地方志、私人文集,乃至西方科学译著得以大规模、低成本复制。探讨了这种复制的“去神圣化”过程,以及它如何间接推动了新式学堂的教材编写。 2. “目录学的危机与重塑”: 传统目录学依赖于对善本的识别与珍藏,然而,当大量仿刻本、续刻本充斥市场时,传统的“版本学”面临身份危机。本卷详细梳理了民国初年图书馆学界试图建立的新的文献分类与著录标准,这本质上是对知识“外在形态”的管理,而非“内在价值”的评判。 3. “学术期刊的兴起与知识社群的形成”: 重点分析了以《学衡》、《新青年》等为代表的早期学术刊物,如何改变了学者间交流、辩论和确立学术地位的场所。这些期刊的装帧、发行周期、页码规范,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知识仪式,塑造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记忆。 通过对这些物质层面的考察,本卷揭示了知识是如何从“稀有珍宝”转化为“可流通商品”的过程,为后续的学术思想变迁奠定了物质基础。 --- 第二卷:学术机构的建立与知识的体系化:现代大学中的学科建构 本卷将焦点从出版流通领域转移至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运作与知识的学科化建构。 本卷深入剖析了清末新政后,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民间团体所设立的现代大学(如京师大学堂的后续发展、教会大学的本土化尝试),在组织学术研究方面的实践。本书着重探讨的是“学科边界的划定”,而非某个学科内部的具体研究成果。 核心章节包括: 1. “‘科系’的移植与本土适应”: 分析了早期大学如何从西方模式中移植“文、理、法、医”等科系划分,以及这种划分对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分类体系的冲击。例如,新的“史学系”与传统“史学”在教员聘用、课程设置、毕业要求上的根本差异。 2. “研究生的培养与学术梯队的形成”: 本卷详述了自庚子赔款留美预备学校开始,直至民国时期,如何通过硕士、博士学位制度,确立了指导教授(导师)对青年学者的权威地位。这种权威建立在对特定研究范式(如实验方法、田野调查规范等)的掌握与传授上,是知识传承的组织学研究。 3. “档案保管与学术规范的制度化”: 考察了中央研究院、大学图书馆等机构如何建立现代化的档案管理制度,包括文件归档、索引建立、借阅权限的划分。这些制度确保了知识研究的可复现性和可追溯性,构成了近代学术规范化的重要基石。 本卷的价值在于,它将学术史视为一个制度化的、组织化的工程,展示了知识如何在机构的“围墙”内被系统性地生产和验证。 --- 第三卷:跨域传播与知识的“中介者”:译介活动与知识的中介场域 本卷关注知识如何在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转译”与“中介”,尤其侧重于翻译活动背后的策略性选择。 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知识的更新,主要依赖于对域外知识的翻译。然而,翻译并非简单的词汇对等,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与学术策略。 核心章节包括: 1. “术语的‘标准战争’”: 详细梳理了近百年来,中文学术界在特定关键概念(如“哲学”、“经济”、“社会学”等)的中文译名上所经历的激烈竞争与最终定型过程。这不仅是语言学问题,更是权力分配的体现——谁的译名被主流学术界接受,谁就获得了定义该领域的权力。 2. “译介策略与知识的‘去语境化’”: 分析了早期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时,基于本土需求对原著进行删减、重组、导读的现象。这些导读和序言,实质上构成了新的“知识中介层”,它们塑造了中国读者对异域学说的最初印象与理解框架。 3. “跨界知识的融合与‘非典范’的出现”: 考察了那些未被主流学术机构完全接纳,但却在民间或特定专业领域(如工程技术、医学、地方文献整理)中产生重大影响的“灰色”知识流。这些知识往往通过非官方渠道传播,挑战了大学体系所建立的“典范知识”的垄断地位。 本书最终的结论是,近代中国学术史是一部关于“如何管理信息流、如何构建信息载体、如何划分知识边界”的历史,其成就深植于印刷技术、教育制度和翻译策略的全面革新之中。它为研究中国近现代知识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侧重于“形式”与“结构”的分析视角。 --- 适读人群: 历史学、图书馆学、出版史、科学技术史、思想文化史研究者及对近代知识传播形态感兴趣的普通读者。 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将“文献”还原为“物件”,将“思想”置于“信息流”的考察之中,提供了理解近代中国如何从古典社会转向现代学术共同体的独特路径。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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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以为这是一本枯燥的学术专著,没想到作者在叙事上竟然如此生动,完全没有那种干巴巴的罗列和堆砌。读起来的感觉,就像是听一位功力深厚的说书人,娓娓道来一个跨越千年的故事。作者高超的史料梳理能力,让那些晦涩难懂的典籍流变,变得逻辑清晰、脉络分明。他没有仅仅停留在“谁在什么时候说了什么”,而是深入挖掘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学者们思想的碰撞与演变,那些关于“道”与“德”的争论,读来引人入胜。尤其是一些关键历史人物的心理侧写,简直像侦探小说一样,充满了对人物动机的精彩推测和考证。这本书的行文节奏掌握得非常好,有张有弛,让人在需要深思的地方慢下来,在需要跟进情节的地方又能快速阅读,读完后感觉不仅是知识增加了,连带着对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都有了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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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接触到这本书的,原本只是想做个初步了解,没想到它带来的震撼远超预期。这本书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它没有沉溺于对过去成就的缅怀,而是非常敏锐地指出了“尚书学”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可以开拓的新方向。这种对未来学脉的关怀和前瞻性思考,使得整本书充满了生命力和活力,而不是一潭死水。作者似乎在用一种对话的姿态,邀请我们——后继的读者——去参与到这场跨越时空的学术接力中。这种启发性,是很多只做回顾性总结的著作所不具备的。它不仅仅是“学史”,更是对“学”的未来的一种深沉的期许和指引,让我读完之后,立刻产生了想要重新审视和实践某些研究方法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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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我认为在于它对“史料细节的挖掘深度”。它不是那种泛泛而谈的通识读物,而是真正扎根于一手资料,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辨。我注意到书中对几个核心概念在不同朝代的释义变化进行了详尽的比对,每一个注释都像是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例如,作者对某个关键章句在汉代、魏晋以及唐代的诠释差异,做了一个三维度的交叉分析,引用的文献来源之广,让人咋舌。我尤其欣赏作者在面对史料矛盾时的坦诚态度,他不会强行去圆一个完美的结论,而是清晰地呈现出不同学派的争论焦点和依据,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当代许多快餐式解读作品所欠缺的。对于任何想要深入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或爱好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高水准的参照系,提供了大量后续研究的可靠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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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语言风格,简直是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展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它不像某些严肃的史学著作那样,充满了晦涩难懂的术语和绕口的句式,反而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文雅与流畅。作者善用排比和对比的手法,使得长句读起来也抑扬顿挫,极具音乐感。很多地方的论述,读起来简直是一种享受,仿佛在品尝一壶陈年的佳茗,初品甘醇,回味悠长。这种文字上的美感,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门槛,让原本被视为高深莫测的领域,变得亲切而迷人。它成功地证明了学术著作也可以拥有文学的光彩,读完后,不仅仅是脑海里多了些知识点,更像是与一位博学而风趣的老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流,令人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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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一绝,封面那种深沉的靛蓝色,配上烫金的书名“尚书学史”,乍一看就带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我特别喜欢那种纸张的触感,不是那种光滑的现代纸,而是略带粗砺、泛着微黄的,仿佛刚从古籍堆里拿出来一样。翻开扉页,那排版的疏密得当,字体的选择也很有讲究,既保留了古籍的韵味,又兼顾了现代阅读的舒适度,真的下了不少心思。尤其是中间穿插的一些古代文献的影印件,清晰度高得惊人,让人有种直接触摸到历史原件的错觉。光是欣赏这本书的外在,就足以让人沉浸在一个对古代经典的敬畏之中。这本书摆在书架上,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那种低调的奢华感,远胜过许多华而不实的畅销书。每次拿起它,我都会先摩挲一下封面,感受那种沉淀下来的历史气息,这绝对是为深度阅读者准备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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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自周秦至有清今世。分為一尚書原典考釋,二解詮尚書典獻,三論各代學者之尚書學,四通記歷代公私尚書學之沿革,五與尚書攸關之經學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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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討論尚書學,以朝代為經,歷周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至宋,故各朝中央政府之政教措施必須注意,如設學校、立學官、選人材,集書、校書、刻書(石刻、板刻)必須討述。以人物為緯,故各代尚書學者網羅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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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討論尚書學,以朝代為經,歷周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至宋,故各朝中央政府之政教措施必須注意,如設學校、立學官、選人材,集書、校書、刻書(石刻、板刻)必須討述。以人物為緯,故各代尚書學者網羅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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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蜀經學》、《書序通考》、《詩序新考》論文:〈尚書周誥義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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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淡江大學、東吳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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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討論尚書學,以朝代為經,歷周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至宋,故各朝中央政府之政教措施必須注意,如設學校、立學官、選人材,集書、校書、刻書(石刻、板刻)必須討述。以人物為緯,故各代尚書學者網羅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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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东买书要有些书籍的基本知识,现在的书与古书不同路。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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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考集尚書存佚篇目一百○八、篇數一百廿七,一依本經所記史事排次其時代,明著篇之存、佚,篇篇皆為題解。定尚書總目、篇第及考定今存廿九篇之著成時代既已,取便檢閱,又作「總表」一篇,分欄簡要說明。至此,已將尚書今時可見之全部資料,具聚於一所,展卷循目索篇而即獲,兼考證與索引兩便,節省讀者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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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世新大學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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