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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宪法学习及研究人员
一部兼容权利法案的成文、可司法化的宪法，被广泛接受为对抗民主政府权力滥用的一种必要的防卫措施。

内容简介

《政治宪政主义》将挑战这种普遍观点，以及该观点所根植的、通常未被检验且错误的关于民主运行的假定。司法审查远非是在对抗一种被严重虚构的多数人暴政，其所施加的对多数决定的检验还冒着损害政治平等，扭曲政治议程以致偏离公共利益，以及维护主导性少数的特权和对无特权群体的支配的风险。因此，法律宪政主义能够产生而非限制专断的统治，偏离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并在平等对待所有人的形式/实质意义上伤害法治。相比之下，实存的民主运行促进了权利的宪法善益与法治。从本书所接受的共和主义视角来看，已建立的民主的程序和机制为对抗支配和专断统治提供了充分（若非完美）而着实可改善的防护。总之，民主提供了一种政治宪政主义的形式，其不仅在规范意义上，也在经验意义上优越于通常被认为对前者提供必要限制的、法律化的宪法装置。

目录

译者导言共存而优先
——以理查德·贝拉米的政治宪政主义为中心/1

前言和致谢/1
导论法律宪政主义与政治宪政主义/


·第一部分法律宪政主义·

第一章宪法权利与司法审查的局限性/

一、宪法权利与“正义处境”/

二、宪法权利与“政治处境”/

三、少数人暴政：为何司法审查不能认真对待权利？/

四、权利文化/

五、结论/


第二章法治与人治/

一、法治的理念与价值/

二、法律的统治（Legal rule）/

三、政治的统治（Political rule）/

四、结论/


第三章宪政与民主/

一、宪政民主：实质性观点/

二、构成性民主：程序性观点/

三、宪政主义者民主：实体与程序之间的一种中间道路？/

四、制宪民主：人民宪政主义/

五、结论/


·第二部分政治宪政主义·


第四章政治宪政主义的规范基础：无支配与政治平等/

一、作为支配来源的宪法的去政治化/

二、宪法的再政治化：从无支配到民主/

三、结论/


第五章政治宪政主义的制度形式：公共理性与权力平衡 /

一、共和主义的政治形式与“政治处境”/

二、公共理性：实质的还是程序的？/

三、权力平衡/

四、结论/


第六章整合规范与形式：民主宪法/

一、无支配与政治平等/

二、公共理性/

三、权力平衡/

四、立法政治的合宪性/

五、本章结论/


结论/

索引/

前言/序言

前言和致谢
一部兼容权利法案的成文、可司法化的宪法，被广泛接受为对抗民主政府权力滥用的一种必要的防卫措施。本书将挑战这种普遍观点，以及该观点所根植的、通常未被检验且错误的关于民主运行的假定。司法审查远非是在对抗一种被严重虚构的多数人暴政，其所施加的对多数决定的检验还冒着损害政治平等，扭曲政治议程以致偏离公共利益，以及维护主导性少数的特权和对无特权群体的支配的风险。因此，法律宪政主义能够产生而非限制专断的统治，偏离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并在平等对待所有人的形式/实质意义上伤害法治。相比之下，实存的民主运行促进了权利的宪法善益与法治。一人一票基础上的政党竞争和多数决规则支持了政治平等，将政治制衡和政治责任的机制制度化，后者激励政治家们去留意被统治者的判断和利益，并将诸多宽泛的少数群体聚合成一个统治性的政治联合体。从本书所接受的共和主义视角来看，已建立的民主的程序和机制为对抗支配和专断统治提供了充分（若非完美）而着实可改善的防护。绝大多数的法律宪政主义搅乱了这些民主的保护机制，并在此一过程中创造它们自身的支配与专断的来源。总之，民主提供了一种政治宪政主义的形式，其不仅在规范意义上，也在经验意义上优越于通常被认为对前者提供必要限制的、法律化的宪法装置。
在这一主题的写作中，我欠下了数不清的人情债。与我习以为常的对法律与政治理论界之诸般争议的观感不同，政治科学家之间远非那样好战。我诚挚感谢位于艾塞克斯郡（Essex）的政府学院（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ix它提供了一种氛围，使得你似乎可以仅仅通过走廊散步的方式就可汲取关于政治制度与行为研究的最新成果，而我最初就是在那里构思本书并完成部分章节之写作的。而且，政治理论研究组的同事们还能够允许我就这些特定的规范性议题发表意见，我要向下列两位特别致意：艾伯特·威尔（Albert Weale），他对本书第一部分提出了书面和口头评论；法学院的谢尔登·利德（Sheldon Leader），他同样阅读了那些章节的草稿并明智地提醒我注意，并非所有的法律宪政主义者的反对理由都可以像我预期的那样被处理成十分傲慢的状态。在伦敦大学学院（UCL），我受到了一种来自政治科学、哲学和法律领域的同事们的很类似的激励。我要特别向塞茜尔·拉博德（Cecile Laborde）致意，她对本书第二部分的若干章节提出了支持性的和非常深刻的评论意见，这些意见传递给我急需的相关建议和鼓励。我自身论点中总体性的共和主义取向深受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的启发，长期以来我一直从他们那里获得灵感和支持。起初，本书曾被计划作为一个合作性的学术专论，合作者是达里奥·卡斯蒂林（Dario Castiglione），我们曾一起合作撰写过大量关于欧盟宪政主义的文章，那些文章为本书提供了诸多关键性的理念。不幸的是，其他的计划阻止了达里奥成为本书的一个合作者。不过，他像我一直期待的那样非常慷慨地阅读并与我讨论本书的草稿。我同样要感谢其他诸多的参与者，他们不同程度地阅读、听取或简要讨论过我的书稿的有关章节并提出了富有教益的观察、批评和指导。我还要向自己不经意间忘却加以具体提及的那些学术挚友表达歉意，他们包括Larry Alexander，Luca Baccelli，Rodney Barker，John Bartle，Ian Budge，Tom Campbell，Alan Cromartie，John Dryzek，Andrew Gamble，Jason Glynos，Bob Goodin，Ross Harrison，Janet Hiebert，David Howarth，Peter John，Anthony King，Christian List，Martin Loughlin，Neil MacCormick，Peter Mair，Andrew Masion，John McCormick，Glyn Morgan，Danny Nicol，Aletta Norval，Emilio Santoro，Niamh Nic Shuibhne，Adam Tomkins，Jim Tully，Richard Veron，Jeremy Waldron，Neil Walker以及近来的Iris Marion Young，Danilo Zolo，John Haslam和Carrie Cheek。他们对本书手稿的发表期待已久，在本书完稿过程中帮助极大。他们出人意料地准备好了有益的评判报告，同时我也特别要向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表示敬意，感谢他对我的最初研究计划和初稿章节提出的细致评论。毋须多言，所有通常的告诫我都接受，对于本书中的错误和误解，文责自负，尽管我的这些朋友和同事们竭力将我从中拯救出来。我所不能控制的一次写作延误来自于2005年秋季父亲的离世。x这是一个悲哀的真理：你通常不会理解特定的人对你有多么重要，直到他们已不在人世。我诚然不知如何表达自己对路易丝（Louise）和埃米（Amy）的亏欠，她们帮助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并促使我能够专心于处理其他事务，不仅仅是打理这本书。尽管我的父亲总是忠实地承诺阅读我的每一本书，但一个冷酷的事实却是他的双眼将在本书第3页的某个地方开始低垂——假如他确曾读到那里的话。当然，我极其怀念他在自己那些颇为不同的出版物中非常自豪地对我所展示的支持和爱护。现在，在他所装饰的我的书架上，轮到我非常自豪地将本书添加进去并题献给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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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谟斯提尼在《金冠辞》中将自己的政治生涯与雅典对马其顿的外交事务紧密联系起来。德谟斯提尼自称，弗基斯（Phocis）战争爆发时，自己尚未从事政治活动①，而随后腓罗克拉底和约的制定则是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开端。②这里的“弗基斯战争”，也就是公元前356年由于弗基斯占领德尔菲而引发的所谓“第三次神圣战争”，在战争过程中，雅典与斯巴达支持弗基斯，弗基斯的敌人忒拜则寻求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援助，从而使腓力二世介入中部希腊的事务，引发雅典警觉。与此同时，马其顿与雅典在北部希腊也存在矛盾，马其顿的扩张威胁到北部希腊的城邦，这些城邦与雅典利益息息相关，直接影响到雅典粮食运输的安全。这一矛盾最显著的表现是雅典与马其顿对安菲波利（Amphipolis）的争夺。直到公元前346年雅典与马其顿订立腓罗克拉底和约（PeaceofPhilocrates），弗基斯战争以及雅典与马其顿关于安菲波利的矛盾才告一段落。③然而，该和约实际上给雅典带来的却是外交的失利：弗基斯陷落，腓力二世占领温泉关，对雅典以及所有中南部希腊城邦构成严重威胁。德谟斯提尼从此选择了坚决反马其顿的政策，埃斯基尼斯则成为最主要的政敌。公元前341年，德谟斯提尼的影响力达到顶点①，他说服雅典人与宿敌忒拜结为同盟，共同抵抗腓力二世，直至公元前338年雅典人在喀罗尼亚（Chael：onea）被马其顿人打败而丧失独立。可以说，在德谟斯提尼发挥重要政治影响的期间，与马其顿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雅典最主要的政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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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谟斯提尼在《金冠辞》中将自己的政治生涯与雅典对马其顿的外交事务紧密联系起来。德谟斯提尼自称，弗基斯（Phocis）战争爆发时，自己尚未从事政治活动①，而随后腓罗克拉底和约的制定则是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开端。②这里的“弗基斯战争”，也就是公元前356年由于弗基斯占领德尔菲而引发的所谓“第三次神圣战争”，在战争过程中，雅典与斯巴达支持弗基斯，弗基斯的敌人忒拜则寻求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援助，从而使腓力二世介入中部希腊的事务，引发雅典警觉。与此同时，马其顿与雅典在北部希腊也存在矛盾，马其顿的扩张威胁到北部希腊的城邦，这些城邦与雅典利益息息相关，直接影响到雅典粮食运输的安全。这一矛盾最显著的表现是雅典与马其顿对安菲波利（Amphipolis）的争夺。直到公元前346年雅典与马其顿订立腓罗克拉底和约（PeaceofPhilocrates），弗基斯战争以及雅典与马其顿关于安菲波利的矛盾才告一段落。③然而，该和约实际上给雅典带来的却是外交的失利：弗基斯陷落，腓力二世占领温泉关，对雅典以及所有中南部希腊城邦构成严重威胁。德谟斯提尼从此选择了坚决反马其顿的政策，埃斯基尼斯则成为最主要的政敌。公元前341年，德谟斯提尼的影响力达到顶点①，他说服雅典人与宿敌忒拜结为同盟，共同抵抗腓力二世，直至公元前338年雅典人在喀罗尼亚（Chael：onea）被马其顿人打败而丧失独立。可以说，在德谟斯提尼发挥重要政治影响的期间，与马其顿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雅典最主要的政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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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谟斯提尼在《金冠辞》中将自己的政治生涯与雅典对马其顿的外交事务紧密联系起来。德谟斯提尼自称，弗基斯（Phocis）战争爆发时，自己尚未从事政治活动①，而随后腓罗克拉底和约的制定则是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开端。②这里的“弗基斯战争”，也就是公元前356年由于弗基斯占领德尔菲而引发的所谓“第三次神圣战争”，在战争过程中，雅典与斯巴达支持弗基斯，弗基斯的敌人忒拜则寻求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援助，从而使腓力二世介入中部希腊的事务，引发雅典警觉。与此同时，马其顿与雅典在北部希腊也存在矛盾，马其顿的扩张威胁到北部希腊的城邦，这些城邦与雅典利益息息相关，直接影响到雅典粮食运输的安全。这一矛盾最显著的表现是雅典与马其顿对安菲波利（Amphipolis）的争夺。直到公元前346年雅典与马其顿订立腓罗克拉底和约（PeaceofPhilocrates），弗基斯战争以及雅典与马其顿关于安菲波利的矛盾才告一段落。③然而，该和约实际上给雅典带来的却是外交的失利：弗基斯陷落，腓力二世占领温泉关，对雅典以及所有中南部希腊城邦构成严重威胁。德谟斯提尼从此选择了坚决反马其顿的政策，埃斯基尼斯则成为最主要的政敌。公元前341年，德谟斯提尼的影响力达到顶点①，他说服雅典人与宿敌忒拜结为同盟，共同抵抗腓力二世，直至公元前338年雅典人在喀罗尼亚（Chael：onea）被马其顿人打败而丧失独立。可以说，在德谟斯提尼发挥重要政治影响的期间，与马其顿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雅典最主要的政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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