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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呈現戰時中國大學的精神風貌，讓日漸遙遠的“老大學的故事”重新煥發光彩。
海報：
內容簡介
《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作者藉助檔案、報道、日記、書信、散文、雜感、詩詞、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細辨析，講述瞭抗戰中中國大學內遷這一段波瀾壯闊的曆史，呈現戰時中國大學的精神風貌。書稿跨越虛構寫實的鴻溝，讓日漸遙遠的"老大學的故事"重新煥發光彩。作者在論述中注重曆史資料的發掘，著意生活細節的勾勒，強調教育規律的總結，凸顯讀書人的心境與情懷，引入國際視野以及當下的問題意識。
作者簡介
陳平原，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2008—2012年任係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曾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颱灣大學從事研究或教學。目錄
“大學五書”小引緒言：炸彈下長大的中國大學
此情可待成追憶
——中國大學內遷的曆史、傳說與精神
一、炸不垮的中國大學
二、年的統計
三、不該被埋沒的文本
四、筆落如何“驚風雨”
五、“奇跡”該怎樣講述
永遠的“笳吹弦誦”
——關於西南聯大的曆史、追憶及闡釋
一、戰火摧不垮中國大學
二、“光榮”不僅屬於西南聯大
三、必勝信念、學術關懷以及師生情誼
四、以本科教學為中心
五、“人和”的另一麵
六、“應叫青史有專篇”
豈止詩句記飄蓬
——抗戰中西南聯大教授的舊體詩作
一、漂泊西南多唱酬
二、百一篇成聊自遣
三、詩史更愧無君纔
四、還將孤憤托長吟
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
——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
一、從“宏大敘事”到“私人記憶”
二、師生之情與同窗之誼
三、“新文學”教學之披荊斬棘
四、湘黔滇旅行團的故事
五、政治與學術的糾葛
六、物質與精神之張力
參考書目
後記
精彩書摘
永遠的“笳吹弦誦”
——關於西南聯大的曆史、追憶及闡釋
七七事變爆發，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在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2月西遷入滇，4月抵昆明後，更名國立西南聯閤大學；抗戰勝利，1946年7月31日聯大結束，三校各自返迴平津。據西南聯閤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閤大學校史》稱：“9年之中，先後在聯大執教的教授290餘人，副教授48人。前後在校學生約8000人，畢業生有3800人。”[1]日後，這些教授與學生中英纔輩齣，這所大學因而永垂不朽。
藉助於報紙公告、電颱廣播、私人通信等，獲得信息的三校學生紛紛曆盡艱險，趕往長沙報到。1937年11月1日，學校正式上課。上午九點，響起瞭空襲警報，師生並未逃避，校史上加瞭個括號“實在也無處可躲”[2]。作者的本意是，當時尚未來得及挖防空洞；我則理解為，已經沒有退路瞭，故師生們置生死於度外，大義凜然地走進教室。此舉頗具象徵意義，就在這連天炮火中，大幕徐徐拉開——“萬裏長徵，辭卻瞭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彆，絕檄移栽楨乾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春城，情彌切。”[3]
一、戰火摧不垮中國大學
八年抗戰，中國大學不僅沒被戰火摧毀，還發展壯大，這實在是個奇跡。據史傢稱，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含國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員7560人，職員4290人，學生41992人；1945年，抗戰勝利時，專科以上學校（含國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員11183人，職員7257人，學生83498人[4]。具體到某著名大學，情況尤其明顯。比如，浙江大學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復員返杭時，教授、副教授達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5]。中央大學1937年度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師290人；到抗戰結束前的1944年度，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師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6]。唯獨聲名最為顯赫的西南聯大，因係三校閤一，發展規模受到很大限製。同樣以1944年度為例，西南聯大各類學生加起來，不過2058名，至於教職員3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79名，數量上遠不及中央大學[7]。也就是說，作為整體的西南聯大，其辦學規模約略等於中央大學的三分之二。考慮到中央大學和西南聯大均為國立大學，其經費來源一樣，單看這兩組數字，便能明白國民政府的態度[8]。對於大學來說，規模不等於水平，更不等於貢獻；但無論如何，中國的高等教育沒有被戰火摧毀，反而越戰越強，這點很讓人欣慰。
在大部分國土相繼淪陷的狀態下，為瞭保存“讀書種子”，也為日後建國大業儲備人纔，不甘附逆的中國大學，在國民政府的統籌下，紛紛內遷。最早關注這一重大現象並作齣詳細調查的，是1941年10月25日《解放日報》所刊《抗戰後專科以上學校集中區域》：
成都（川西）區（學生約6500人）：武漢大學、四川大學、東北大學、中央大學醫學院、中央技藝專校、西康技藝專校（以上國立）、金陵大學、金陵女院、朝陽學院、光華大學、齊魯大學、華西大學（以上私立）；重慶（川東）區（學生約7000人）：中央大學、女子師範學院、藥學專校（以上國立）、重慶大學、四川教育學院（以上省立）、復旦大學（籌改國立）、私立中華大學等；昆明（雲南）區（學生約4500人）：西南聯大、同濟大學、雲南大學、中正醫學院、藝術專校、國術體育專校等（均國立）；貴陽（貴州）區（學生約4000人）：浙江大學、唐山工程學院、貴陽醫學院（以上國立）、湘雅醫學院、大夏大學（以上私立）等；西北區（學生約5000人）：西北大學、西北工學院、西北農學院、西北醫學院、西北師範學院、西北技藝專校（以上國立）、山西大學（省立）等；兩廣區（學生約4000人）：中山大學、廣西大學（以上國立）、江蘇教育學院、廣東文理學院（以上省立）、華中大學、國民大學、廣州大學、勷勤學院（以上私立）等；湘西區（學生約1100人）：湖南大學、師範學院、商業專校（以上國立）、民國學院（私立）；上海區（學生約7400人，注：僞校不在內）：交通大學、暨南大學、上海醫學院、上海商學院（以上國立）、滬江大學、光華大學（分校）、震旦大學、東吳大學、大同大學、上海法政、上海美專、南通學院等，以及抗戰後新成立之太炎文學院、達仁學院、新中國大學等十餘校（均私立）；北平區（學生約2500人，注：僞校不在內）：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中國大學、協和醫學院、鐵路專校（以上私立）、中法大學（中法閤辦）。其他地區（學生約3000人）：如分散在福建之國立廈門大學、私立協和學院、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浙江之國立英士大學、省立醫專；江西之國立中正大學、蘇皖政治學院；河南之省立河南大學等。
附注：一、各地區主要專科以上學校均已列入。有“等”字者即尚有少數未列入。
二、陝甘寜邊區及敵後各抗日根據地不在內。[9]
這一統計，包含瞭遷入租界的若乾國立及私立大學，但排除瞭日本人控製的“僞校”（如“僞北京大學”“僞中央大學”）。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北平及上海等地又有不少高校停辦（協和醫學院、滬江大學）或內遷（燕京大學遷成都、交通大學遷重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西南地區文史資料協作會議編《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其中收錄《抗日戰爭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情況一覽錶》，記載抗戰期間遷往西南的高校56所，未見上錶的有36所。最近十幾年，隨著學界對於抗戰中大學內遷的研究日益精細，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抗戰中，大批中國大學內遷，其意義怎麼估計也不過分——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纔，開拓內陸空間，更重要的是錶達一種民族精神及抗戰的堅強意誌。而絕大多數大學的遷徙過程，並不是事先設計好的，而是迫於戰火臨近，不得不一再搬遷。像西南聯大那樣暫住長沙，而後遷往昆明，已經算是很幸運的瞭。創建於1907年的國立同濟大學，校址原在上海吳淞鎮北，抗戰八年間，輾轉內遷六次：一遷上海市區，二遷浙江金華，三遷江西贛州，四遷廣西八步，五遷雲南昆明，六遷四川李莊[10]。而國立浙江大學同樣曆盡艱辛——“經過四次大的搬遷，行程2600餘公裏，足跡遍及浙、贛、湘、桂、閩、粵、黔七省，於1940年1月到達黔北，在遵義、湄潭、永興等地堅持辦學，直至抗戰勝利，於1946年5月返迴杭州。”[11]在遵義、湄潭等地辦學的浙大，據中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迴憶：“雖然條件艱苦，生活清貧，但我們朝氣蓬勃，精神愉快，學術風氣很濃，有‘東方劍橋’的雅稱。同事之間，同學之間，師生之間團結友愛，親密無間，平等相待。”[12]正因此，浙大人對於貴州心存感激，南歸之前，專門以校長竺可楨名義立碑紀念[13]。
當然，抗戰中內遷大學之立碑紀念，最著名的，還屬馮友蘭撰文、聞一多篆額、羅庸書丹的《國立西南聯閤大學紀念碑》。具體談論的是西南聯大，但碑文所錶達的情感，尤其是南渡而能北歸的歡欣與贊嘆，屬於全體內遷高校的師生。
中國大學如此大規模內遷，且堅持到最後勝利，這確實是個奇跡。二戰中其他國傢的大學，也都麵臨各種危機，但唯一差可比擬的，是前蘇聯的諸多學校。康斯坦丁諾夫等編《蘇聯教育史》稱：“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衛國戰爭形勢，不能不影響到國民教育和蘇維埃學校活動。成韆上萬高年級學生、教師和大學生，滿懷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離校參加瞭民兵、紅軍和遊擊隊。”[14]為瞭保護兒童，政府將靠近前綫的幼兒園和小學撤退到後方；至於學校課堂“講授的內容具有更大的實用性”，“同生活建立瞭更密切的聯係，並設立瞭戰時防禦題目的講授”[15]。毫無疑問，高等院校與衛國戰爭的關係更為密切：“為瞭搶救高等學校的物質、文化財富，高等學校的全體師生員工進行瞭奮不顧身的鬥爭，把147所高等院校的教學實驗設備、圖書館、珍貴陳列品，撤退到國傢的後方。”而斯大林格勒戰役獲勝後的第八天，一批蘇聯大學教授來到這個被徹底破壞的城市，重建醫學院，第二年便恢復瞭正常的教學工作[16]。蘇聯衛國戰爭中，與西南聯大的遭遇最為接近的，莫過於莫斯科大學。“就在1941年6月22日戰爭爆發的當天下午，（莫斯科大學）就有數百名教師、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職工投筆從戎，參加瞭保衛祖國的鬥爭。”不久，又有物理係教授、曆史係教授等師生數百人上前綫。整個戰爭期間有三韆多人參加蘇聯紅軍，許多人犧牲在戰場。而留在學校裏的專傢，則“徹底修訂瞭科研工作計劃，把一些有關和平建設的課題取消瞭，而把具有國防意義的課題放在首位”[17]。具體的遷徙行程是：1941年10月開始，大部分師生遷到土庫曼共和國首都阿什哈巴德，12月1日復課；1942年夏季，戰局不利，又遷往斯維爾德洛夫斯剋；隨著蘇軍由戰略防禦轉嚮戰略進攻，1943年春，莫大勝利迴遷莫斯科[18]。換句話說，莫斯科大學漂流在外的時間不到一年半。
英國的大學雖被轟炸，但未被占領；法國全境被占領，大學因而無處可遷；唯有前蘇聯，在衛國戰爭中同樣存在大學內遷的現象，但因時間不長，沒能像西南聯大那樣——不但未被戰火摧毀，還在發展壯大的同時，催生齣眾多美好的“故事”與“傳說”。
有一點值得注意，基於對長期抗戰的預期、對學問的敬重，以及對中國國情的瞭解，國民政府並沒像一戰中的英美或二戰中的蘇聯那樣，徵召大批的大學生（更不要說教授）入伍。在這個問題上，教育部及大學校長們有更為長遠的考慮。麵對各方激烈爭議，教育部不為所動，認定：“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麵人纔，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我國大學，本不甚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達國傢，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後果，將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國人口之眾，尚無立即徵調此類大學生之必要。”[19]浙大校長竺可楨，也在《大學生與抗戰建國》中錶達瞭類似的見解：“第一次大戰時，英美各國都送大量的大學生上前綫去是一個失策，到瞭戰後纔深深地感覺到”；“國傢為瞭愛護將來的領袖人物起見，不把大學生送往前綫去衝鋒殺敵，則他們應如何奮身圖報，努力上進，能把將來建國的重任擔當起來，方可對得起戰死沙場的勇士們，方不愧為今日之程嬰。”[20]當局錶彰熱血青年投筆從戎，但不做硬性規定，這也是抗戰中教授及大學生犧牲較少的緣故。西南聯大紀念碑的碑陰刻有“國立西南聯閤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參軍人數834人，犧牲5人。實際上，還有若乾沒來得及匯入此題名的[21]，但總的來說，並非絕大犧牲。
二、“光榮”不僅屬於西南聯大
抗日戰爭中，於顛簸流離中弦歌不輟的，不僅是西南聯大。可後人談論“大學精神”，或者抗戰中的學術文化建設，都會以西南聯大為例證。作為史傢，我承認此例證很有說服力；但同時我更想強調，還有很多同樣可歌可泣的“大學故事”。戰火紛飛中，中國大學頑強地生存、抗爭、發展，其中蘊涵著某種讓後人肅然起敬的精神。
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南方日報》刊文為中山大學“抱屈”：“前後7年，顛沛流離，幾度遷徙，三易校址。先遷雲南，復遷粵北，三遷粵東仁化、連縣。抗戰八年，不少中國人記住瞭西南聯大，殊不知在廣東的國立中山大學，師生們在國難麵前也經曆著民族個人的深重磨難，在流離中堅持學術理想，在動蕩裏堅持抗日救亡，在曆史上留下一所名校沉重而充滿精神的一筆。”[22]是的，“在流離中堅持學術理想，在動蕩裏堅持抗日救亡”的，不僅僅是中山大學，也不僅僅是西南聯大。我要追問的是：為何聯大的故事廣為傳播，且更深入人心，乃至成瞭“中國大學”理所當然的“代錶”。
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閤一，學術實力超強，這當然是最為重要的原因。可除此之外，還牽涉一些彆的問題，比如“故事”的傳播與更生。就以“湘黔滇旅行團”為例，校歌裏提到的“萬裏長徵”，由北京、天津而暫住長沙，這一段不稀奇；第二年轉赴濛自、昆明，三路人馬中，湘黔滇旅行團獨領風騷。約三百名師生組成的旅行團，3500裏長途跋涉，曆時68天的“小長徵”，無論當時還是日後，都一再被提及，且作為聯大精神的象徵。
正如鬍適在紀念聯大九周年集會上說的：“這段光榮的曆史，不但聯大值得紀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紀念。”[23]可其他大學也有類似的舉措，為何長期湮沒無聞？1938年7月，同濟大學第四次內遷到廣西賀縣八步鎮：“這次遷校，從贛州到桂林一段，大多數同學組織瞭赴桂步行隊，每隊十一二人，堅持每天走五六十裏路，充分體現瞭同濟大學同學吃苦耐勞、共渡時艱的奮鬥精神。到桂林後，沿灕江乘木船經陽朔至平樂，轉程至八步，前後花瞭兩個月的時間。”[24]1938年9月，浙江大學從江西泰和轉往廣西宜山，“學生方麵，為鍛煉體質，沿途采訪計，另有步行團之組織，計分兩隊，共有陶光業……等二十人。以九月十九日齣發，校長當贈以地圖錶格等件，以示鼓勵。”這次“經行韆裏，費時四十餘日”[25]。1939年初，中山大學輾轉撤往雲南澂江，據說有幾百學生，“分彆結隊從連江西行，長途跋涉，徒步赴滇，曆經粵、湘、桂、黔、滇5省，最後趕到澂江復課”[26]。1939年5月，河南大學師生員工“在王廣慶校長的率領下，徒步北越伏牛山，經方城、葉縣、寶豐、臨汝、伊陽、伊川，行程六百餘裏，終於抵達嵩縣縣城”[27]。為何其他大學的“步行隊”聲名遠不及湘黔滇旅行團？作為“事件”，中大校史的說法相當含糊[28]，同濟則是半個世紀後的個人追憶，浙大有二十人名單，屬於記錄在案，可也就是這麼兩句話[29]，哪比得上西南聯大校友的連篇纍牘、聲情並茂？
湘黔滇旅行團指定瞭丁則良等三人為日記參謀，全麵記錄旅行團活動，寫成瞭約二十萬字的日記，寄到香港交商務印書館刊行，隻是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不幸失落[30]。即便如此，也有諸多書寫刊行，如外文係三年級學生林振述（林蒲）的《湘黔滇三韆裏徒步旅行日記》（1938年春發錶於《大公報》副刊《小公園》）、中文係二年級學生嚮長清的《橫過湘黔滇的旅行》（1938年10月發錶於巴金主編的《烽火》）、政治係二年級學生錢能欣的《西南三韆五百裏》（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以及生物係助教吳徵鎰的《長徵日記——由長沙到昆明》（《聯大八年》，1946年版）[31]。上世紀80年代以後，有心人士積極整理資料，徵集照片，引導校友追憶往事，加上中外學者的介入，湘黔滇旅行團的故事因而相當完整。讀張寄謙編《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西南聯閤大學湘黔滇旅行團記實》，你很容易明白，為什麼同濟大學的“赴桂步行隊”等會失落在曆史深處。
同樣是長途跋涉，湘黔滇旅行團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除瞭旅程長，還因為旅行團中有教授聞一多、李繼桐、曾昭掄、袁復禮等。張寄謙在《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西南聯閤大學湘黔滇旅行團記實》的序言中，除概述湘黔滇旅行團的組織及行程，還提及此旅行團如何“齣人纔”——截至此書刊行的1999年，旅行團成員中日後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有屠守鍔、唐敖慶等十一人，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有陳力為等三人；至於著名人文學者，除瞭序言列舉的任繼愈、馬學良、王玉哲、劉兆吉、唐雲壽等，作為後學，我還可以舉齣查良錚（穆旦）、季鎮淮、何善周、丁則良、孫昌熙等。這也是此旅行團格外吸引人的地方——如此藏龍臥虎，確實瞭不起。
此次“小長徵”，影響瞭這三百旅行團成員，也影響瞭這所大學的性格。確實如美國學者易社強）所說，經由一遍遍的言說與書寫，“長徵的現實夾雜著神話和傳奇的色彩”[32]。“這次長徵是一次艱苦卓絕的跋涉之旅，此後是八年患難，它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纔能的象徵；因此，也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續不輟的象徵。”[33]
一個事件或人物，能否被後人追懷不已，除瞭自身的曆史價值，還與有無動人的細節相關。中央大學瀕臨長江，內遷重慶最為順暢，也最為便捷，本沒什麼好說的。可校長羅傢倫很會講故事，抓住一個細節，讓你永誌不忘。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學大部已搬遷，羅傢倫到南京三牌樓農學院實習農場和職工道彆。校長走後，農場職工認為畜牧場的這些美國牛、荷蘭牛、澳洲牛、英國豬、美國鵝、北京鴨等都是飼養多年的良種傢畜，決定把這些傢畜傢禽搬遷到大後方去，於是推舉王酉亭為負責人，經過韆辛萬苦，曆時一年，於1938年11月中旬到達重慶。羅傢倫1941年“於重慶警報聲中”撰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稱：“我於一天傍晚的時候，由校進城，在路上遇見牠們到瞭，仿佛如亂後骨肉重逢一樣，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緒。”[34]這故事實在太動人瞭，以至於日後講述抗戰中的大學內遷，很難遺漏中央大學。
聯大師生的湘黔滇旅行團，也是因為有大量的細節，纔顯得如此豐滿，且神采奕奕。旅行團從一開始就注意搜集資料，專人記錄日記，沿途采風問俗，順便做社會調查及文化考察，甚至還留下瞭《西南三韆五百裏》（錢能欣）、《西南采風錄》（劉兆吉編）這樣的作品。此外，像抄錄玉屏縣縣長劉開彝具名的布告[35]，沿途拍攝各種照片[36]，以及圍繞聞一多教授的一係列故事，所有這些，都是湘黔滇旅行團之所以不朽的重要原因。
前言/序言
緒言：炸彈下長大的中國大學
“連天烽火”與“遍地弦歌”，這本是兩種截然對立的情景，而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二者竟巧妙地相互配閤，交織成撼人心魄的樂章。我曾不止一次推薦加拿大學者曼古埃爾所撰《閱讀史》中的一幅照片[1]：1940年10月22日倫敦遭德軍轟炸，很多房子倒塌瞭，這間西倫敦荷蘭屋圖書館，牆壁也已傾頹，地下滿是磚石，竟然有人不顧敵機剛剛離去，又在書架前翻檢自己喜愛的圖書。我說：這固然是對抗厄運，堅信未來，但也不妨解讀為：“閱讀”已經成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為生命存在的標誌[2]。後來，我終於找到一幅可與之媲美的老照片，那是西南聯大教授硃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的閤影（圖1）——我故意略去拍照的具體時間及地點，以便將其作為抗戰中意氣風發的中國讀書人的象徵。在一次專題演講中，我提及這幅照片：“聯大有什麼值得驕傲的？聯大有精神：政治情懷、社會承擔、學術抱負、遠大誌嚮。聯大人貧睏，可人不猥瑣，甚至可以說‘器宇軒昂’，他們的自信、剛毅與聰慧，全都寫在臉上——這是我閱讀西南聯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3]今天的中國大學，從校園建築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飛奔，但再也找不齣如此明亮、乾淨與自信的閤影——那是一種由內而外、充溢於天地間的精神力量。
戰火紛飛中，中國大學頑強地生存、抗爭、發展，其中蘊涵著某種讓後人肅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曆朝曆代，凡狼煙四起時，最容易遭受毀滅性打擊的便是手無寸鐵的師生及學校；隻有當戰亂平息，統治者纔有心思在滿目瘡痍的廢墟上重建教育。藉用建安八年（203）曹操所下《修學令》：“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中國曆史上幾次影響重大的衣冠南渡，就其實際效果而言，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實現瞭教育、文化及科技的轉移，但從未有過在戰爭中為保存文化而有計劃、成建製、大規模地撤退學校的壯舉。抗戰中中國大學之所以沒被炸垮，還能弦歌不輟，乃中央政府、後方民眾以及大學師生共同努力的結果。
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國未有，同時期歐美各國也談不上——那是因為，美國遠在天邊，不太受戰火影響；英國雖被轟炸，國土未被入侵；法國全境被占領，大學無處可遷；唯有前蘇聯，在衛國戰爭中同樣存在大學內遷的現象。隻是因各大學在外流徙時間不長（以莫斯科大學為例，1941年10月遷離危城，1943年春勝利迴歸），沒能像西南聯大等中國大學那樣，不但未被戰火摧毀，還在發展壯大的同時，催生齣眾多美好的“故事”與“傳說”。
談及西南聯大等內遷大學的貢獻，容易說的，是有形的，如培養人纔、推動科研以及投身戰場；不太好說的，是無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如何凸顯某種高貴的精神氣質。具體說來，硝煙彌漫中，眾多大學師生之弦歌不輟，這本身就是一種穩定人心的力量。抗戰中，大批中國大學內遷，其意義怎麼估計也不過分——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纔，開拓內陸空間，更重要的是，錶達瞭一種民族精神以及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而在中國大學日漸富有、也日漸世俗化的今日，談論那些已經隱入曆史深處的、“破破爛爛但卻精神抖擻”的西南聯大等，也算是“彆有幽懷”。
我曾提及：“跟專業的教育史傢不同，我的研究帶有明顯的問題意識，首先是解決自己心中的睏惑，而後纔是史學價值的追求。不過，一旦進入具體課題的實際操作，我還是努力保持史傢實事求是、多聞闕疑的風格。我說過，在中國，爭辯教育得失，不專屬於教育傢和教育史傢，而是每個知識分子都必須承擔的權利與義務。我已齣版的幾本小書，大體上都是實踐這一諾言，即便不夠專業，起碼也是認真思考的産物。”[4]因專業背景的關係，我談晚清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中國大學，最為拿手當行；其次便是對於當下中國教育改革大潮的評論——思考不見得周全，但洞見還是有的。至於中間這一大塊，我之選擇“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是希望兼及史學研究與現實關懷。
說起來，關於“戰爭中的大學”這個題目，我醞釀瞭好長時間，隻是多為演說或短論，不太能端上颱麵，隻好任其散落各處。
記得我最早談論這個問題，是1997年1月為北京大學齣版社重刊《中古文學史論》所撰跋語，其中提及：“南渡的感時傷世、魏晉的流風餘韻，配上嵇阮的師心使氣，很容易使得感慨遙深的學子們選擇‘玄學與清談’。四十年代之所以齣現不少關於魏晉南北朝的優秀著述，當與此‘天時’‘地利’不無關聯。”[5]對於西南聯大乃至所有內遷大學的教授及學生來說，“南渡”既是學術對象，也是文化氛圍，更是精神傳統——時至今日，我仍堅持這一發現。另外，談內遷大學的教學及科研，既充分肯定其業績，也不盲目拔高，理解各專業領域所受戰爭的影響不同，體貼學者們是如何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如此觀察與評論，兼及政治史、學術史與教育史，使得我談抗戰中的中國大學，可與此前此後的大學史論述血脈相連。
三年後，我發錶題為《過去的大學》的短文，談西南聯大極為嚴苛的圖書藉閱製度，以及教授會在動蕩年代所發揮的作用。前者是為瞭渲染大學的艱難處境，後者則凸顯聯大如何“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6]。但撰寫此文的主要目的，是推介六捲本的《國立西南聯閤大學史料》（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編，昆明：雲南教育齣版社，1998年）。而對我本人來說，從中得到的最大好處是，熟悉西南聯大這些瑣瑣碎碎的檔案資料，必要時可以手到擒來。
又過瞭兩年，我在《中華讀書報》上發錶《吳宏聰與西南聯大的故事——吳宏聰先生的〈嚮母校告彆〉及相關照片》[7]，文章引述瞭我在中山大學讀碩士期間的指導教授吳宏聰先生的來信及文章，討論西南聯大的學術品格。吳先生乃西南聯大中文係助教，此前幾年曾贈我精心保存的離開昆明前全係師生的閤影，這迴又專門撰文迴憶那天拍照的情景，實在難得。此拍攝於1946年5月3日的“國立西南聯閤大學中國文學係全體師生閤影”，以及吳先生所描述的拍照前後的故事，是我每迴演講中國大學內遷曆史時都要演示的。
可我真正認真對待此話題，是從2007年開始。那一年，因參加宗璞先生從事文學創作六十周年座談會，我發錶《小說傢眼中的西南聯大》，談及藉文學作品瞭解西南聯大，最值得推薦的是鹿橋的長篇小說《未央歌》，汪曾祺的係列散文（如《泡茶館》《跑警報》《瀋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西南聯大中文係》《翠湖心影》等），以及宗璞的《野葫蘆引》。帶有總論性質的，是以下這段話：“鹿橋的小說側重‘青春想象’，汪曾祺的散文則更多‘文人情趣’，宗璞呢，我以為頗具‘史傢意識’，其係列長篇立意高遠，氣魄宏大。”[8]係列長篇小說《野葫蘆引》那時僅齣版瞭前兩捲（《南渡記》，1988年；《東藏記》，2001年），我預言，倘若計劃中的《西徵記》《北歸記》能順利完成，並保持前兩捲的水準，那麼，宗璞作為小說傢的地位將大為提升，其在文學史上的既定評價也勢必改觀。
約略與此同時，中山大學為中文係老係主任、西南聯大校友吳宏聰先生做九十大壽，我提前撰寫瞭長文《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請《21世紀經濟報道》及時刊齣，且送到瞭祝壽會場。此文主要談論吳宏聰、王瑤、季鎮淮是如何飽含深情地追憶他們各自的導師楊振聲、硃自清、聞一多，並藉此呈現他們對西南聯大的想象的[9]。
那年的12月15日，我在浙江人文大講堂做題為《教育史上的奇跡——西南聯大的意義》的專題演講，現場效果很好，《錢江晚報》記者據錄音整理，以《陳平原：尋找21世紀中國的“大學之道”》為題，初刊《錢江晚報》2007年12月18日第14、15版。雖然日後收入北大齣版社2009年版《大學有精神》時，我改迴瞭原來的題目，但我承認，“尋找21世紀中國的‘大學之道’”，確實是那次演講“壓在紙背的心情”。此報道摘錄瞭我演講的四個片段，分彆是“留下瞭‘讀書種子’”“聯大人勝在‘心態’”“全力培養本科生”以及“今天我不想談校長”，另外一半篇幅則留給瞭現場問答，因此顯得很有現實針對性。
其實，那年4月，春暖花開時節，我還在雲南大學做瞭題為《此情可待成追憶——關於大學生活的追懷與敘述》的專題演說，涉及西南聯大處，我引證瞭馮友蘭的自述、吳宓的日記、汪曾祺的散文、馮鍾璞（宗璞）的小說，還有四位老學生的迴憶錄——楊振寜的《讀書教學四十年》、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許淵衝的《追憶似水年華》以及何兆武的《上學記》等。隻不過這篇初刊《學園》創刊號（昆明：雲南人民齣版社，2008年）的演講稿，著重點在如何追懷大學生活，兼及昆明的西南聯大、香港的新亞書院以及英國的劍橋大學，現場效果雖不錯，但體例駁雜，我不滿意，故從未收入自傢集子。
第二年深鞦，參加日本學者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記——日中戰爭時代的周作人》中譯本齣版座談會，迫使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問題。那就是怎麼看待抗戰中淪陷區的政治及文化生態，以及如何談論類似周作人這樣的“落水文人”。在《燕山柳色太淒迷》一文結尾處，我談及讀《北京苦住庵記》的感想：“對於生活在太平歲月的讀書人來說，麵對亂世中的‘文人落水’，首先是哀矜勿喜，韆萬不要有道德優越感。其次，不管是譏諷/批判，還是理解/同情，談論此類錯綜復雜的曆史場景及人物，分寸感很重要，即所謂‘過猶不及’是也。作為史傢，必須堅守自傢立場，既不高自標榜，也不隨風搖蕩，更不能一味追求文章之‘酣暢淋灕’。有時候，論者之所以小心翼翼、左顧右盼，文章之所以欲言又止、麯摺迴環，不是缺乏定見，而是希望盡可能地體貼對象。”[10]如此有感而發，因為那段時間，我正關注“僞北京大學”“僞中央大學”，以及淪陷區讀書人的精神狀態。既堅守自傢立場，又保持必要的張力，這種論述姿態，使得我在辨析教授們離開北平時的“毅然”與“茫然”，以及在民族大義與個人處境之間的痛苦掙紮，有較為真切的感受與體悟。
我之談論抗戰中的中國大學，至此方纔正式上路。此前乃隨意點染，算不上專業研究，故不收入本書；唯一的例外是《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因可見最初的研究思路及感懷，故特意保留。本書共四章，各文的大緻思路如下：
第一章《此情可待成追憶——中國大學內遷的曆史、傳說與精神》（初刊《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2期）醞釀很早，定稿卻在最後。講述抗戰中中國大學內遷這一段波瀾壯闊的曆史，事後迴憶與學者發掘固然重要，但更值得關注的是當事人當年的文字，看他們如何在驚魂未定之際迴首往事，製造傳說，總結經驗，暢想未來——那既是文學，也是曆史，更是精神。此文藉1941年《教育雜誌》的“抗戰以來的高等教育專號”、《戰時全國各大學鳥瞰》一書以及《解放日報》所刊《抗戰後專科以上學校集中區域》，勾勒各大學的遷移路綫、地理分布以及辦學特色。另外，選擇二十篇或年輕學生或大學校長的文章，縱橫交錯，呈現戰時中國大學的精神風貌。文章最後討論如何跨越虛構與寫實的鴻溝，讓日漸遙遠的“老大學的故事”重新煥發光彩。
第二章《永遠的“笳吹弦誦”——關於西南聯大的曆史、追憶及闡釋》（初刊颱灣《政大中文學報》第16期，2011年12月）試圖從教育史、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等不同角度入手，重新發掘國立西南聯閤大學的曆史、傳說與精神。於顛簸流離中弦歌不輟，此乃當年中國大學的共同生態；可後人談論抗戰中的學術文化建設，為何多以西南聯大為例證？除瞭三校閤一學術實力超強，更因牽涉“故事”的誕生與傳播機製。而對於這所明星大學，近年學界及媒體多有高唱贊歌的，本文之強調“必勝信念、學術關懷以及師生情誼”，凸顯“以本科教學為中心”、辨析“人和”的另一麵，自信有不少精彩的發現。
與前兩章之曆經多次演講的打磨不同，第三章《豈止詩句記飄蓬——抗戰中西南聯大教授的舊體詩作》（初刊《北京大學學報》2014年6期）卻是一氣嗬成。陳寅恪、吳宓、硃自清、潘光旦、浦薛鳳、魏建功、浦江清、蕭滌非等八位西南聯大教授，抗戰期間多有舊體詩創作，當初很少公開發錶。他們的相互唱酬不隻是因為共同的文學興趣，感情交流與相互慰藉或是更重要的因素，注重的是友情、修養與趣味。八位教授學術背景各不相同，之所以都選擇舊體詩，既確認其文化身份，讓作者得以思接韆古；又可以藉助韻語，錶達某些幽微的思緒以及不閤時宜的感覺，指嚮的是個人修養、曆史意識與文化情懷。這些“有情”且“鮮活”的史料，讓我們得以瞭解他們在戰火中的遭遇與思考、睏惑與怨懟，以及壓在著述背後的心情。
第四章《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我所知道的西南聯大》體例上有點特彆，如此“公私兼顧”，既談我的導師，也談導師的導師，希望在三代師生的視野交匯處，凸顯一所大學所曾經擁有的英姿。如此設計，作為單篇文章沒有問題，收入本書則略嫌鬆散。當初之所以拋開大路，另闢蹊徑，選擇“限製敘事”策略，最大的理由是，對於像我這樣喜歡玩味細節的讀者來說，這樣寫顯得更親近，更可信，也更有人情味。
為瞭凸顯大思路，本書刪繁就簡，就選這四篇互相交叉、略有重疊、可以對照閱讀的大文章。其工作目標是，藉助檔案、報道、日記、書信、散文、雜感、詩詞、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細辨析，跨越虛構與寫實的鴻溝，讓日漸遙遠的“大學精神”重新煥發光彩，也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重新站立起來。
這既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異彩紛呈的華章，也是中華民族復興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豐碑，講述如此波瀾壯闊的故事，確實需要兼及“曆史、傳說與精神”。本書的論述策略是：第一，注重曆史資料的發掘，第二，著意生活細節的勾勒，第三，強調教育規律的總結，第四，凸顯讀書人的心境與情懷，第五，引入國際視野以及當下的問題意識。若真能做到這五點，這個本就很精彩的“大學故事”，是能講好的。至於“緒言”的標題套用羅傢倫《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從遷校到發展》（初刊1941年《教育雜誌》，後收入《逝者如斯集》，颱北：傳記文學齣版社，1967年），隻動一字，盡得風流，目的是嚮羅傢倫等飽經憂患而奮鬥不息的前輩們緻意。
本書第一、二章是經曆多次演講、不斷“演進”而成的，雖說匯集成書時做瞭認真剪裁，還是帶有明顯的說話口氣。“演說腔”的殘留，多少影響文章的學術深度。但我不後悔。因為，當初現場聽眾的熱烈反應，已給瞭我很大鼓舞。某大學教授聽完演講，甚至建議我舉辦“巡迴演齣”——不是因為我的錶演格外齣色，而是故事本身很動人，值得年輕一輩認真傾聽。
這就說到瞭圖像資料。每迴成功的演講，精心準備的演示文稿（PPT）起瞭很大作用。尤其是“秀”齣不少珍貴的曆史照片，給聽眾以意外驚喜，抵得上研究者的韆言萬語。本書之所以限製篇幅，一個重要因素是為瞭方便配圖。不是所有的書籍都需要插圖，但此書非“左圖右史”不可。
僅以此小書，紀念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
2015年2月17日初稿，2月28日修訂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用戶評價
“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這個書名讓我聯想到瞭一段充滿血淚與堅韌的曆史。在那個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中國的大學，這些知識與文明的載體，是如何在戰火的洗禮中，頑強生存並繼續傳播火種的？我腦海中浮現齣無數可能的場景：也許是簡陋的臨時校捨，也許是與敵寇鬥智鬥勇的艱難歲月，抑或是師生們在顛沛流離中，依然堅持學術研究和教學的場景。這本書，無疑將帶領我深入瞭解那個特殊的年代，去感受那些中國知識分子所承受的壓力與挑戰，去理解他們在國傢危難麵前所展現齣的擔當與勇氣。我渴望知道，大學精神是如何在炮火聲中得以延續，又是如何成為凝聚民族力量、培育未來棟梁的重要力量。這絕對是一本能夠引發深刻思考，並充滿感人力量的曆史讀物。
評分這本書的名字聽起來就充滿瞭曆史的厚重感，勾起瞭我對於那個動蕩年代的無限遐想。抗日戰爭，那段中華民族血與淚交織的歲月，是多少英雄兒女奮勇抵抗的戰場。而“中國大學”這四個字，則像是亂世中的一方淨土，承載著知識的火種，也凝聚著民族的希望。我想象著，在炮火紛飛、山河破碎之際，那些年輕的麵孔，那些在簡陋的教室裏堅持求知的身影，是怎樣一種堅韌和頑強。他們或許是在顛沛流離中尋找片刻的安寜，或許是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下，依然懷揣著對國傢未來的憧憬。這本書，一定能帶領我走進那個充滿挑戰與抉擇的時代，去感受知識分子在國傢危難之際的使命感與擔當。我期待著，通過書中細緻的描寫，去瞭解那些大學在戰火中是如何生存、發展，又是如何為民族復興貢獻力量的。它不僅僅是一段曆史的記錄，更是一種精神的傳承，一種麵對睏境時，我們民族特有的不屈與智慧的展現。
評分這部作品的光是書名就足以讓我心潮澎湃。抗戰時期，民族危亡之際，正是需要有知識、有擔當的青年來引領方嚮。而“中國大學”則不僅僅是傳授書本知識的場所，更像是一個民族精神的熔爐。我腦海中浮現齣無數畫麵：簡陋的教室裏，教授們慷慨激昂地講述著民族大義；逃難的學生們，背著行囊，卻不忘手中的書本；甚至是敵機轟炸下，仍有人堅守在校捨，守護著那份文明的火種。這本書，我想它不僅僅是講述一所或幾所大學的故事，它可能更是在描繪一種集體記憶，一種在極端環境下，教育如何延續，知識如何傳遞，以及知識分子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參與到這場偉大的抗爭中。我迫切地想知道，在那個血與火的年代，大學教育是如何維係的？那些青年學子們，他們是如何在戰爭的陰影下，依然保持對知識的渴求和對未來的信念？這本書，我相信會給我一個深刻而感人的答案，讓我重新審視那個年代的中國大學，以及那些為此付齣努力的中國人。
評分“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光是這幾個字，就足以引發我無窮的想象。我想象著，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中國大地遍布著戰火，但與此同時，也有無數的年輕生命，懷揣著理想和知識，在各個角落努力地求學。大學，在那個時候，不僅僅是傳授知識的殿堂，更是一個民族精神的燈塔。我想，這本書一定為我們揭示瞭，在那樣一個艱難睏苦的時期，中國的高等教育是如何艱難維係的。那些教授們，他們是怎樣在顛沛流離中堅持教學？那些學生們，他們又是怎樣在炮火連天的環境中，追尋著知識的火種？這本書，我相信不僅僅是記錄曆史，更是一種精神的傳承，一種在絕境中，依然保持著對文明的尊重和對未來的希望。我迫切地想知道，那些大學，它們是如何在戰亂中遷移、重建，又是如何成為那個時代，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場所。這一定是一段充滿艱辛、卻又無比輝煌的曆史。
評分當我看到“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這個書名時，腦海中立刻勾勒齣一幅幅畫麵：戰火硝煙彌漫，但在一片狼藉中，卻有堅守的課堂；顛沛流離的師生，在簡陋的條件下，依然執著於知識的傳遞。我很好奇，在那個民族危難的關頭，大學是如何延續其生命綫的？是怎樣的力量，讓他們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依然肩負起教育的使命？這本書，我想它不僅僅是在講述一所或幾所大學的曆史，更是在展現一個時代的精神縮影。我期待著，通過書中的敘述，去瞭解那些師生們，他們是如何在國傢的危難麵前，選擇堅守與擔當，用知識和信念，點亮民族復興的希望。這其中，一定充滿瞭感人的故事，充滿瞭對理想的執著，也充滿瞭對國傢深沉的愛。我迫切地想知道，那些隱藏在曆史塵埃中的細節，那些關於知識分子在戰火中如何生存、如何奮鬥、如何貢獻的真實記載。
評分我崇拜這樣的人，嚮往這樣的生活。
評分為書屋添置的 希望更多的人看到更多好書
評分高看的書！！！！！！！！！
評分正版書，希望活動力度再大一點。
評分這是一種精神！
評分13. 比較籠統的介紹。印象深刻的是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的言論，有彆於當時“一切課程及訓練均以適應軍事需要為前提”的流行說法，而是堅持“建國需要人纔，教育不可中斷。並且在戰時，亦需要各種專技人纔的供應”，使中國高等教育即使在戰時艱苦中仍然蓬勃，甚至因為是在廢墟中開齣的花朵而更顯其風骨卓絕。
評分就內容而言本書是陳平原先生近十年來戰時大學研究心得，有曆史感悟也有現實關懷，資料翔實文筆生動，非常值得一讀。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尚且能堅持“戰時如平時”教育政策，一如既往的進行人纔培育和文化保育。教授學生們曆經艱辛的“小長徵”，以綿延不絕的讀書種子錶達對抗戰勝利和國傢民族復興的決心。如此種種，令今人讀來依然唏噓感慨，敬佩不已。
評分最後，建議你重新拿起一本你最崇敬的書，換一種方式，再讀一遍、兩遍、三遍……
評分因為是學術著作，趣味性略嫌不足，但內容非常紮實，解答瞭很多此前心中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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