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新解》不同于以往解读《论语》的著作,独辟蹊径,从汉字源头入手,观点新颖,研究体系与众不同。作者唐汉任西安交通大学客座教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汉字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从事文字研究多年,在业内知名度高。曾出版《中国汉字学批判》《汉字密码》《发现汉字》《唐汉解字》等著作,受到广泛关注。古文字学观点新颖,被《新民周刊》《北京晚报》《瞭望周刊》《文化月刊》、新浪网等媒体争相报道。
唐汉新作《论语新解》是一本从汉字角度解析国学经典的图书,作者从汉字字根入手,追根溯源,探究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等方面的起源和流变,从字根的角度分析汉字的产生、发展历程,从逻辑学的角度来分析汉字,揭开汉字的造字之谜。将研究汉字的成果运用到《论语》解读中,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唐汉,原名李洪琪,西安交通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陕西社会科学院汉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大学专业为中文,自学哲学、经济学,因偶然机遇与山西大学语言文字专家白双法结识,由此对汉字产生浓厚兴趣。先后出版了《中国汉字学批判》《唐汉解字》等著作。
导读一·孔子其人其事 / 1
导读二·孔子的学说及主张 / 11
导读三·《论语》一书的核心概念 / 27
学而篇第一 / 001
为政第二 / 028
八佾篇第三 / 053
里仁第四 / 076
公冶长第五 / 095
雍也第六 / 116
述而第七 / 138
泰伯第八 / 165
子罕第九 / 181
乡党第十 / 202
先进第十一 / 216
颜渊第十二 / 231
子路第十三 / 246
宪问第十四 / 265
卫灵公第十五 / 290
季氏第十六 / 310
阳货第十七 / 320
微子第十八 / 337
子张第十九 / 346
尧曰第二十 / 358
后·记 / 362
导读一孔子其人其事
关于孔子的出身,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什么是野合?怎么个野合法?后人有种种解读。
有人说,“野合”就是男女二人在荒郊野外交合。因为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与其母颜氏女交合时,以地为床,以天为盖,孕结珠胎时便感受了天地之气,日月精华,故有伟人魂魄(见《礼记?檀弓正义》引《论语撰考谶》)。
有人说:叔梁纥的原配夫人施氏,先后生了九个女儿,没有儿子。叔梁纥娶妾,生了一个儿子,叫伯尼,但伯尼腿上长瘤,是个残疾人。按照周代礼仪,残疾人不能进宗庙祀祖。所以,仍然算作无子嗣位。于是,年过六十五岁的叔梁纥向颜家求婚。颜家有三个未婚的女儿,老大老二都看不上这个老头,只有小女儿,刚满十六岁的颜徵在表示愿嫁。于是,有了叔梁纥与颜氏女的结合。按照周代礼仪,年过八八六十四岁的男人,不可再婚娶。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用“野合”来描述这种不合礼仪的结合(见《孔子家语》)。
读者不难看出,上述说法都是出于回护目的而遮掩。事实是,当时,鲁国社会下层仍流行着母系走婚制。叔梁纥到颜氏女那里走婚,二人交合后有了孔子。
现代人类学证明,母系婚姻制度曾经广泛地长久地存在于东亚地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云南纳西人仍然处在母系村落和走婚制阶段。直至今日,东南亚的缅甸、老挝山区仍可找到大批母系家庭和走婚的男男女女。
中国内地社会下层民众从母系婚姻制度中走出,改行父系婚姻制度,得力于秦始皇的诏令改革。秦统一后,秦始皇巡幸浙江,曾在会稽山刻有一通石碑,书云:“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若寄豭,杀之无罪。”男子仍像公猪一样走婚,任何人都可将其杀掉且不犯法。为什么要出台如此严酷的法令?因为此时的吴越大地上,社会下层民众中仍盛行着母系走婚制度。这种家庭
结构有悖于以父系家庭为基础的徭役和赋税制度,不利于社会的管理。
由现代的纳西人走婚,上溯到秦统一时期的吴越民众走婚,再由之上溯到春秋末季鲁国下层民众的走婚。不难得出一种结论。叔梁纥与颜氏女的“野合”,实质上是走婚。
孔子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见《史记?孔子世家》),出生的地点是母家,即鲁国的陬邑,颜氏家族的聚居地(孔门弟子中的颜路、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等人便来自这个颜氏家族)。
由于是走婚,又由于叔梁纥到此处走婚后不久便死去,孔子出生后一直跟随母亲在陬邑生活,也从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父亲。孔子十五岁时,母亲死亡(《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母卒在孔子十七岁前)。孔子随同颜氏家族里的人,把母亲埋在“五父之衢”。
后来,陬地一个叫“挽父”的人(《礼记?檀弓》作曼父)的母亲告诉孔子:有一个人叫叔梁纥,是个贵族,他到你母亲那里走婚,生下了你。这个人在你三岁以前便死了,埋在“防”地。
“挽父”是个职业称呼:挽是丧车拉纤者。此人可能参与了叔梁纥的丧事,知晓叔梁纥的埋葬之处。挽父告知了他的母亲,挽父之母又告知了孔子。
孔子听说此事后,便从“五父之衢”把母亲扒出来,重新埋在“防”地叔梁纥墓的旁边。从此,孔子对外宣称自己是叔梁纥的儿子。从此,孔子有了一个“贵族”身份。
据《孔子家语》载,叔梁纥的先祖是宋国贵族孔父嘉。孔父嘉曾任宋国大司马,有一个十分貌美的妻子。当时的宋国国宰华父督为了抢夺孔父嘉的妻子,借口孔父嘉连年发动战争,即“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起兵杀死孔父嘉,并夺取其妻。
孔父嘉之子木金父(肯定不是那个美妻所生)不得不逃离宋国来到鲁国。自木金父迁鲁,历经五代,渐趋破落,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时,实际上已降为最低等级的贵族,成为一名给人看家护院的武士。叔梁纥是陬邑的大夫,年轻时曾经参加鲁国的对外战争。古书上又称他为陬梁纥。
孔子自称叔梁纥之子,有一个得到他人认可的过程。
有一次,鲁国贵族季孙氏办丧事,宴请乡邻。孔子腰里扎了一条麻绳前往。季氏的家臣阳虎呵斥孔子离开:“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小小年纪便经历这么多事,孔子开始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个人奋斗历程。
孔子特别聪明,经历两次丧葬而改姓孔,由平民出身而跃升为贵族出身,但这并不能解决吃饭问题。他曾经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为了糊口,孔子早年做过乘田(饲养牛羊)、委史(管理仓库),但做得最多的是给执事先生做助手。
执事先生,古称缙绅先生,专职办理丧葬祭祀及其他礼仪的主持。这种人在今天的农村仍大行其道。孔子做执事先生的助手,需要用雅语吟诵,需要读仪式程序和祭文之类的东西,由此孔子开始了“多闻择其善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的自学生涯。一边“助葬”,一边自学文字和文化知识。
三十岁的时候,“好学”且“好礼”的孔子开始独立承办丧葬祭祀一类的礼仪活动。这时,孔子从母亲家的亲戚中招来颜路做助手。同时,有几个出身贫寒,没有文化的“野人”也开始跟着孔子学“助葬”。孔子领头,大家一块干。孔子自豪地称自己实现了“三十而立”。
随着学习助葬的弟子的增多,孔子办起一所丧葬祭祀礼仪学校。凡愿意学习的人,不论出身、不论愚智,只要提上一条干肉做礼物,均可入校学习。这是一所勤工俭学式学校,所有的弟子必须跟着孔子一起给人办丧葬、办祭祀,赚取礼金来养活自己。
孔子做事认真,特有职业道德。例如,与丧属一起吃饭,从未吃饱过。在这一日哭过,就决不再唱歌。举办仪式,必定使用雅言,等等。由于孔子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生意红火。孔子随即把业务扩展到冠婚嫁娶以及贵族之间的燕聘会盟出使等业务上。甚至,可以襄礼君主的朝会。此时,慕名前来学习的人也越来越多。
于是,有文化的上层人物、贵族子弟以及有钱人也提着“束脩”,成为孔门弟子。孔子因而将弟子分成两类:“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孔子的授课内容,除了礼仪实践之外,还开设了《诗》《书》《礼》《乐》等课程。《论语》谓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则设定为“知命”“知礼”和“知言”。由这个学校出去的学生,多数被称之为“小人儒”,这些人主要是给平民百姓办理丧葬祭祀类的事务。另有少数人被称之为“君子儒”,这些人不仅可以为贵族办理丧葬祭祀,而且可以充任接待宾客、办理外交的襄礼(司仪)。优秀者,可以成为贵族家臣,充当地方官吏。
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昭公三十五年)。鲁昭公起兵讨伐鲁国贵族季氏,失败后不得不逃亡到齐国。鲁国政局混乱,为避乱,孔子也逃到齐国。齐国的国君齐景公曾经向孔子询问政治,孔子说了那段很有名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后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意思是说:说得好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就是有粮食,我能吃到嘴里吗?
由于齐国大臣晏婴从中阻挠,齐景公没有任用孔子。孔子在齐国无所作为,于是重新回到鲁国。此时,孔子的声誉越来越大,丧葬礼仪学校也越办越好。许多弟子都从远方前来求学。这就有了《论语》一书中的首篇开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了孔子自述中的“四十而不惑”。
……
这部《论语新解》的出版,无疑为我们这些对传统文化抱有敬畏之心,却又时常在晦涩的文言文前望而却步的现代读者,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我首先被它那引人注目的装帧设计所吸引,那种既保留了古典韵味又不失现代审美的选材和排版,让人在翻开之前,就已经对内里的内容充满了期待。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原文的简单翻译和注释上,而是像一位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智者,带着我们穿梭回那个充满礼乐教化的时代,却又用我们当下能够理解的语言和视角,去重新审视孔子的思想精髓。书中的编排逻辑极为巧妙,它不是简单地按章回顺序排列,而是将相关的思想主题进行归类梳理,使得那些看似零散的箴言警句,最终汇集成了一幅清晰、完整的“君子之道”的蓝图。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那些充满时代背景的典故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审慎与智慧,既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又巧妙地将其与当代社会治理、个人修养等议题进行关联,让原本沉睡千年的智慧,重新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仿佛孔夫子正坐在我对面,循循善诱,而非高高在上地教诲。
评分我之所以强烈推荐《论语新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对传统文化中那些容易被误读或被边缘化的价值的重新挖掘与强调。在当今社会,功利主义盛行,人们往往只关注“有用”的知识,《论语》中那些关于修身养性、安顿心灵的篇章,很容易被视为“虚无缥缈”。然而,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有力地论证了这些“无用之用”,才是真正支撑我们生命厚度和精神世界的基石。书中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解读,放在当今知识爆炸、信息过载的时代,更显得具有警示意义——它教导我们如何保持谦逊和对未知的敬畏。作者在行文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温和而坚定的信念,即真正的强大,源于内心的秩序和定力,而非外在的物质堆砌。这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建,使得这本书的意义超越了一本单纯的国学读物,而更像是一部关于如何过好“人”这一生,所必需的“心法秘籍”。
评分拿到这本书时,我原本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毕竟市面上打着“新解”旗号的读物不胜枚举,大多是流于表面、哗众取宠之作。然而,这本书的厚度与分量,已经暗示了其背后付出的巨大心血。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其对“仁”与“礼”这两大核心概念的剖析深度。作者没有采取那种学院派的枯燥论证,而是通过大量的、贴近生活的案例对比,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仁”在不同情境下的具体实践——从家庭伦理到国家治理,无一不体现出其内在的张力与包容性。特别是书中关于“过犹不及”的探讨,分析得极为精辟,它指出许多人对儒家思想的误解,在于将其僵化为刻板的教条,而真正的“中庸之道”,恰恰是在动态平衡中寻求最佳的行动点。这种对思想脉络的精准把握,使得阅读过程不再是简单的知识接收,而更像是一场与古人思想的深度对话,让人在字里行间,不断反思自我行为的准绳与度量,这种思想上的触动是任何通俗读物难以比拟的。
评分从一个纯粹的读者角度出发,这本书在细节处理上的精雕细琢,同样令人赞叹不已。书中的注释部分,常常能看到一些颇具洞察力的旁注,它们并非冗长的学术考据,而是简短精炼的点睛之笔,往往能瞬间打通我原先理解上的堵塞之处。例如,在讨论到孝道时,作者没有简单地停留在“顺从”的层面,而是深入探讨了“谏诤之义”,这展现了儒家思想的内在辩证性,即孝顺不等于盲从,真正的孝,是带着智慧的劝诫与维护。此外,全书的逻辑流转极为顺畅,即便是初次接触《论语》的读者,也不会感到思路混乱。这种清晰的结构感,无疑是作者对原著进行了深度内化和重构的成果。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新的“答案”,而在于它提供了一套更为精良、更为人性化的“提问框架”,引导我们持续地向内探索,去发现那个更具道德自觉性和更富有人文关怀的自我,这才是阅读经典真正的意义所在。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可以用“酣畅淋漓”来形容,这得益于其行文风格的极大转变。它成功地跨越了“学术性”与“普及性”之间那道看似难以逾越的鸿沟。它的语言是如此的平易近人,读起来毫不费力,仿佛是邻家学识渊博的长者在耳边轻声细语,讲解为人处世的精妙之处。我曾尝试阅读过一些古籍的白话译本,常常发现译文为了追求“信达雅”,反而显得生硬拗口,失去了原有的韵味。但《论语新解》的译者,显然深谙“意译不失神,直译不失韵”的平衡之道。例如,书中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阐释,没有陷入哲学术语的泥潭,而是用现代心理学和沟通学的视角进行了解构,一下子就让这些古老的警句变得可操作、可执行。这对于我们这些身处快节奏社会,渴望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找到一丝宁静与秩序的现代人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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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还是很喜欢唐汉的,不像在瞎掰。
评分没看呢,听说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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