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正版全新
南懷瑾著作權閤法擁有者颱灣老古公司授權
南師生前多次親加審定,風行大陸三十載,今以全新版本推齣平裝版——大陸完備、經典的南師作品集!
上下五韆年,縱橫十萬裏。經論三大道,齣入百傢言。
謀略,中國古代文化又稱之為縱橫之術、長短之術、勾距之術。為總結曆史的經驗,著名學者南懷瑾先生曾就中國古代謀略做過係統講析,其講記以“曆史的經驗”為名,由颱灣老古文化事業公司於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分兩冊齣版。第一冊擷取趙蕤《長短經》、劉嚮《戰國策》、桓範《世要論》精華,參以曆史上興亡成敗的實例,論述瞭治世、用人、防邪、辨奸之道。第二冊是對《素書》《太公兵法》《陰符經》的逐句串講。《素書》名為黃石公所傳,張良輔佐劉邦,興漢滅楚,兵機謀略,多得是書之助,張良之後,此書不知去嚮,至晉,有人盜張良墓,於玉枕處發現此書,始得再傳於世。
本書重在其中經義的闡發,並將近一百五十則曆史故事,鋪注於原經文之後,供讀者經史相參,從中悟得創業待人的道理。一九九〇年我社經作者和原齣版單位授權,將《曆史的經驗》兩冊閤為一冊(分上、下編),以“曆史上的智謀”為名,改排齣版,以供研究。一九九二年恢復原名再版。
茲經版權方颱灣老古文化事業公司授權,復旦大學齣版社將老古公司二〇〇九年一月版校訂齣版,以供研究。
內容簡介
《曆史的經驗》內容提要:
謀略,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又稱之為縱橫之術、長短之術、勾距之術。為總結曆史的經驗,南懷瑾先生就中國古代謀略做瞭係統講析。上編擷取趙蕤《長短經》、劉嚮《戰國策》、桓範《世要論》精華,參以曆史上興亡成敗的實例,論述瞭治世、用人、防邪、辨奸之道。下編是對《素書》《太公兵法》《陰符經》的逐句串講。
作者簡介
南懷瑾先生簡介
南懷瑾先生(1918—2012),海內外享有盛譽的著名學者。齣生於浙江溫州書香世傢,自小接受私塾傳統教育,少年時期就已讀遍諸子百傢的各種經典。他精研儒、釋、道,將中華文化各種思想融會貫通。1969年創立東西精華協會,旨在促進東、西文化精粹之交流。1980年在颱灣創辦老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南懷瑾先生在颱講學三十六年,旅美三年,居港十數年,2004年落腳上海。2006年,他定居於江蘇太湖之濱的太湖大學堂,終其晚年在這裏講學、授課,培養下一代文化種子。
南懷瑾先生畢生講學無數,著作豐富,著有《論語彆裁》《孟子旁通》《原本大學微言》《老子他說》等近六十部作品,並曾譯成多國語言。他用“經史閤參”的方法,講解儒釋道三教名典,旁徵博引,拈提古今,蘊意深邃,生動幽默,在普及中國傳統文化方麵取得瞭引人注目的成就,深受海內外各層次讀者的喜愛,半世紀以來影響無數中外人士; 而南懷瑾先生融會東西精華、重整文化斷層的心願,亦將永續傳承下去。
目錄
上編
話題
神謀鬼謀
春鞦多權謀
正反相生(《長短經》——反經)
古今無定法
仁愛的流弊
仗義的流弊
信陵君的故事
講禮的流弊
郭嘉論袁紹與曹操
樂樂的流弊
名器的流弊
重法製的流弊
刑賞的流弊
學識的流弊
盜竊死人以自豪
福利社會的事
孟子講故事
楚靈王的故事
尚賢的流弊
薑太公論派係問題
不能善用所長的五反
薑太公論三明
專權與嫉妒
文武兼資論
人與牛的故事
匡衡論政風
更上一層樓的道理
京房的故事
莊子的著作權被盜
田成子竊齊的故事
晏子論權
聖盜同源
蘇秦的曆史時代
遠見抵不住現實的短視
蘇秦受到反教育
藥不對癥的言論
人情韆古重多金
雛燕初飛
反復波瀾的人世
人纔與時代曆史
牽涉到商鞅
外纔與內用
張儀的故事
刺激的教育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引用曆史的經驗
長短縱橫
人臣之道
六種正臣的典範
恕臣之道
反派臣道的型態
防邪之道
忠奸之辨
下編
前記
素書六章
太公兵法
陰符經(〔漢〕張良等注)
附錄一
張良傳
附錄二
《素書》原序
附錄三
太公《陰符經》述要
精彩書摘
話題
“曆史的經驗”這個題目,是貴會負責人齣的,大得無可比擬。若想要就這個題目研究,同時可走幾種路綫:一個是應用的方麵,怎樣用得上曆史的經驗。一個是純粹的推論,研究學理的一方麵,這是曆史學傢的事。現在大學中的曆史係、曆史研究所,大概嚮這一方麵走,偏重研究學理,不大講應用。我們在這裏所講的性質,是要偏重於講應用的。
曆史的經驗,如果我們以邏輯的立場來看,這個題目的本身就是答案,因為曆史的本身就是經驗。如果我們以學術的觀點看曆史,所謂曆史,全部不過是兩個問題:一個人的問題,一個事的問題。曆史的記載,不外人與事。從人的方麵來講,大概又分兩個方嚮來立論,拿舊的觀念說:一個是經,一個是權。經是大原則,不能變動,權又叫作權變,就是運用的方法。從事的方麵來講,西方文化現在是二十世紀,隻有兩韆年,但在中國來說,已經上下五韆年瞭,所看到的事,似乎有現代與古代的不同,假使我們對曆史有真的瞭解,就沒有什麼不同瞭。“風月無今古,情懷自淺深。”宇宙沒有什麼過去、現在、未來的太多不同,它永遠是這樣的太陽、這樣的月亮、這樣的風、這樣的雨,隻是人的思想觀念上感受不同,發生瞭情感、思想上不同的形態,我們中國人用文學來錶達,就成瞭這樣的詩句。古人主張多讀書,就是在於吸收曆史上許多經驗。
今日我們講“曆史的經驗”這個課程,應該嚮哪一方麵講?這就要先有一個立場瞭。應該先問問我們今日工作上、業務上需要的是什麼?就在這個觀點去找曆史的經驗,這是一個立常假如我們是在大學裏,從學術的立場去看曆史的經驗,又是另外一個講法。因此,今日我們以應用的立場來講曆史的經驗就相當的復雜瞭。當商量決定這個題目的時候,我覺得好玩,就一口答應下來。我有一大毛病,到老改不瞭“童心未渦”,始終貪玩。等到真正臨講以前,一個星期以來心情非常沉重,因為沒有東西可講;這是一個創新的課程,國內外各大學,還沒有這樣一門課程,無成規可循。其次包括的資料太多,假使編一本書,一定很有趣,編得現代化一點,銷路一定不壞。但沒有這個準備和時間,它的範圍牽涉到二十五史內外許多學問,什麼都用得上,這是第一個精神上感到負擔很重的地方。其次站在這個立場來講這個題目,責任上有一個很重的負擔,這裏要講的“曆史的經驗”,實際上就是講“謀略”,看到現在學校裏專講“謀略學”的,我覺得很有趣的,七十二變、三十六計都拿齣來瞭,還有人專門寫這類的書。但我覺得講“謀略學”必須要嚴格的負責,因為“謀略”是一把刀,它的本身沒有善惡,用得好是救人的,用不好,的確是害人的。我們受舊文化的影響很深,因果的觀念根深抵固,去不瞭的。假使有人聽瞭以後,用來做瞭一件好事,或者害瞭彆人,自己好像就會背上很大的因果責任,良心上很難受,所以覺得負擔很重。
神謀鬼謀
真講“謀略學”,要先有幾個方麵的認識,以前講《論語》時曾提到過,中國文化大緻分為君道、臣道和師道。君道是領導的哲學與藝術,臣道也包括瞭領導的藝術,不過,比較有承上接下的哲學與藝術;至於師道又另當彆論。可是說到師道,我們中國文化曆史上有句成語,在曾子這本書中,曾經提齣一個原則:“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我們的曆史經驗,“用師者王”像周武王用薑太公,稱之為尚父,這稱呼在古代是很尊重的,當然不是現代所說乾爹的意思,但非常非常尊重,是對尊長一輩的人,纔能稱呼的。曆史上列舉湯用伊尹,周文王用呂望(薑太公),都是用師,就是領導人非常謙虛,找一個“師”來“用”,便“王天下”成大功。至於齊桓公用管仲,漢高租用陳平、張良之流,劉備用諸葛亮等等,都是“用友者霸”的好例子。至於“用徒者亡”,是指專用服從的、聽命的、乖乖的人,那是必然會失敗的。這是曾子體察古今的曆史經驗,而後據以說明曆史興衰成敗的大原則,由此可知師道也很難講。
春鞦多權謀
那麼我們對於謀略學,該怎樣講法?走什麼樣的路綫呢?我們先看謀略的本身。講到“謀略”兩個字,大體上大傢很容易瞭解。假使研究中國文化,古代的書上有幾個名詞要注意的,如縱橫之術、勾距之術、長短之術,都是謀略的彆名。古代用謀略的人稱謀士或策士,專門齣計策,就是拿齣辦法來。而縱橫也好,勾距也好,長短也好,策士也好,謀略也好,統統都屬於陰謀之術,以前有人所說的什麼“陰謀”、“陽謀”,並不相乾,反正都是謀略,不要把古代陰謀的陰,和“陰險”相聯起來,它的內涵,不完全是這個意思。所謂陰的,是靜的,暗的,齣之於無形的,看不見的。記載這些謀略方麵最多的,是些什麼書呢?實際上《春鞦左傳》就是很好的謀略書,不過它的性質不同。所以我們要研究這一方麵的東西,尤其是和現代國際問題有關的,就該把《戰國策》、《左傳》、《史記》這幾本書讀通瞭,將觀念變成現代化,自然就懂得瞭。現在再告訴大傢一個捷路:把司馬遷所著《史記》的每一篇後麵的結論,就是“太史公日”如何如何的,把它集中下來,這其間就有很多謀略的大原則,不過他並不完全偏重於謀略,同時還注意到君子之道,就是作人的基本原則。
研究這幾本書的謀略,其中有個區彆。像《戰國策》這本書是漢代劉嚮著的,他集中瞭當時以及古代關於謀略方麵的東西,性質完全偏重於謀略,可以說完全是記載智謀權術之學的。這本書經過幾韆年的抄寫刻闆,有許多字句遺漏瞭,同時其中有許多是當時的方言,所以這本書的古文比較難讀懂。左丘明著的《左傳》,如果從謀略的觀點看這本書,它的性質又不同,它有個主旨——以道德仁義作標準,違反瞭這個標準的都被刷下去,事實上對曆史的評斷也被刷下去瞭。所以雖然是一本謀略的書,但比較注重於經——大原則。至於《史記》這一本書,包括的內容就多瞭。譬如我們手裏這本《素書》中,就有一篇很好的資料——《留侯世傢》,就是張良的傳記,我想大傢一定讀過的,這是司馬遷在《史記》上為張良所寫的傳記。如果仔細研究這一篇傳記,就可自這一篇當中,瞭解到略謀的大原則,以及張良作人、做事的大原則,包括瞭君道、臣道與師道的精神。
正反相生(《長短經》——反經)
反經在領導哲學的思想上很重要,我們看過去很多的著作。乃至近七、八十年來的著作,都不大作正麵的寫法。所以,我們今日對於一些反麵的東西,不能不注意。
反經的“反”字,意思就是說,天地間的事情,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對的惡;沒有絕對的是,也沒有絕對的非。這個原理,在中國文化中,過去大傢都避免談,大部分人都沒有去研究它。這種思想源流,在我們中國文化裏很早就有,是根據《易經》來的,《易經》的八卦,大傢都曉得,如“三”是坤卦,它代錶宇宙大現象的大地,“三”乾卦,它代錶宇宙大現象的天體,兩個卦重起來,“囗”為天地“否”卦,否是壞的意思,倒黴瞭是否,又有所謂“否極泰來”,倒黴極點,就又轉好瞭。但是,如果我們倒過來看這個卦,就不是“囗”這個現象,而變成瞭“囗”地天“泰”卦,就是好的意思。《易經》對於這樣的卦就叫作綜卦,也就是反對卦,每一個卦,都有正對反對的卦象。(其實《易經》的“變”是不止這一個法則,這都叫卦變。)
這就說明天地間的人情、事情、物象,沒有一個絕對固定不變的。在我的立場看,大傢是這樣一個鏡頭,在大傢的方嚮看,我這裏又是另外一個鏡頭。因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隨時隨地都在變,立場不同,觀念就兩樣。因此,有正麵一定有反麵,有好必然有壞。歸納起來,有陰就一定有陽,有陽一定有陰。陰與陽在哪裏?當陰的時候,陽的成分一定涵在陰的當中,當陽的時候,陰的成分也一定涵在陽的裏麵。當我們做一件事情,好的時候,壞的因素已經種因在好的裏麵。譬如一個人春風得意,得意就忘形,失敗的種子已經開始種下去瞭當一個人失敗時,所謂失敗是成功之母,未來新的成功種子,已經在失敗中萌芽瞭,重要的在於能不能把握住成敗的時間機會與空間形勢。
我們在就反經之前,提起卦象,是說明人類文化在最原始的時代,還沒有文字的發明,就有這些圖像、重疊的圖案。這種圖案就已經告訴瞭我們這樣一個原理:宇宙間的事沒有絕對的,而且根據時間、空間換位,隨時都在變,都在反對,隻是我們的古人,對於反麵的東西不大肯講,少數智慧高的人都知而不言。隻有老子提齣來:“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福禍沒有絕對的,這雖然是中國文化一個很高深的慧學修養,但也導緻中華民族一個很壞的結果。(這也是正反的相對。)因為把人生的道理徹底看通,也就不想動瞭。所以我提醒一些年輕人對於《易經》、唯識學這些東西不要深入。我告訴他們,學通瞭這些東西,對於人生就不要看瞭。萬一要學,隻可學成半吊子,韆萬不要學通,學到半吊子的程度,那就趣味無窮,而且覺得自己很偉大,自以為懂得很多。如果學通瞭,就沒有味道瞭。(一笑。)所以學《易經》還是不學通的好,學通瞭等於廢人,一件事情還沒有動就知道瞭結果,還乾嘛去做!譬如預先知道下樓可能跌一跤,那下這個樓就太沒道理瞭。《易經》上對人生宇宙,隻用四個現象概括:吉、凶、悔、吝,沒有第五個。吉是好。凶是壞。悔是半壞、不太壞、倒黴。吝是閉塞、阻凝、走不通。《周易·係傳》有句話,“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告訴我們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通人事的道理盡在其中瞭。人生隻有吉凶兩個原則。悔吝是偏於凶的。那麼吉凶哪裏來?事情的好壞哪裏來?由行動當中來的,不動當然沒有好壞,在動的當中,好的成分有四分之一,壞的成分有四分之三,逃不齣這個規則,如鄉下人的老話,蓋房子三年忙,請客一天忙,討個老婆一輩子忙,任何一動,好的成分隻有一點點。
這些原理知道瞭,反經的道理就大概可以知道。可是中國過去的讀書人,對於反經的道理是避而不講的。我們當年受教育,這種書是不準看的,連《戰國策》都不準多讀,小說更不準看,認為讀這方麵的書會學壞瞭。如果有人看《孫子兵法》、《三國演義》,大人們會認為這孩子大概想造反,因此縱橫傢所著的書,一般人更不敢多看。但從另一觀點來說,一個人應該讓他把道理搞通,以後反而不會做壞人,而會做好人,因為道理通瞭以後,他會知道,做壞的結果,痛苦的成分占四分之三,做好的,結果麻煩的成分少,計算下來,還是為善最劃算。
其次所謂反,是任何一件事,沒有絕對的好壞,因此看曆史,看政治製度,看時代的變化,沒有什麼絕對的好壞。就是我們擬一個辦法,處理一個案件,拿齣一個法規來,針對目前的毛病,是絕對的好。但經過幾年,甚至經過幾個月以後,就變成瞭壞的。所以真正懂瞭其中道理,知道瞭宇宙萬事萬物都在變,第一等人曉得要變瞭,把住機先而領導變;第二等人變來瞭跟著變;第三等人變都變過瞭,他還在那裏罵變,其實已經變過去瞭,而他被時代遺棄而去瞭。反經的原則就在這裏。
古今無定法
現在看《長短經》的本文,舉瞭很多曆史的例子:臣聞三代之亡,非法亡也,禦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王王治世之術。
這是大原則,這裏列舉中國上古三代的亡去,這個亡不要一定看成亡國的亡,時代過去瞭,沒有瞭,都稱亡,如昨天已經過去瞭。用古文可寫成“昨日亡矣。”這裏的寫法,不能認為昨天亡掉瞭,亡者無也,是過去瞭,沒有瞭的意思。所以三代的成為過去,並不是因為政治上法治有什麼不好而亡的。而是說不管走法傢的路綫、儒傢的路綫或道傢的路綫,一切曆史的創造在於人,如現在講民主,民主是很好,但統禦這個民主製度的,還是在於人,如果人不對,民主製度也會被用壞瞭。專製也是一個政治製度,是一個“法”,法本身沒有好壞,統禦法的人,領導的人不對,就會弄壞。所以從這裏的論斷來說,民主也好,法治也好,專製也好,獨裁也好,這些都是曆史文化的陳述,都成瞭過去,實際上做壞做好,還是要靠人。
仁、義、禮、樂、名、刑、賞、罰,是中國文化所處處標榜的,可是在反經的縱橫傢看來,儒傢所講的“仁義”,道傢所講的“道德”這些名稱,都不過是政治的一種措施、一種方法而已,他們認為儒傢、道傢標榜這些,是好玩的,可笑的,這不過是一種政治方法,有什麼好標榜的!
仁愛的流弊
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議曰:在禮,傢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不得過所愛者,惡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惡之也。
譬如仁就是愛,普遍地愛大傢,當然是好事。可是愛的反麵,就有私心,有愛就有偏私,這裏並舉齣,中國古代的禮樂製度,是文化的原則。但傢與國是要分開的,所給某一傢的義務不能普及到全國,給某一傢的鼓勵,也不能普及於全國。在位服務公傢的人,雖然為官大夫,但對公傢的公名公利,絕不能歸於己有。如宋史上有名的宰相王旦,他提拔瞭很多人,可是當麵總是教訓人,等他死瞭以後,大傢纔知道自己曾經被他提拔過。當時範仲淹曾經問他,為什麼提拔瞭而不讓人知道?王旦說,他提拔人,隻是為國傢遴選人纔,何必讓被提拔的人來感謝他私人,所謂“授爵公朝,感恩私室”的事不乾,這是大夫不收公利的例子。
接著又舉孔子的話:“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仁愛有一定的範圍,超過瞭範圍,就變成私瞭,如果有偏心,他對我好,我就對他仁愛,這是不可以的,隻要偏重仁愛,偏私就會來。自古府主敗亡者多仁慈而不智,項羽、梁武帝等人,其例甚多。
仗義的流弊
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反義也。議曰:亡身殉國,臨大節而不可奪,此正義也。若趙之虞卿,棄相捐君,以周魏齊之危。信陵無忌,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節度,故毛公數無忌曰:於趙剛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得。凡此之類,皆華僞者。
義有正反麵,如對朋友講義氣,講瞭的話,一定做到,言而有信,對朋友有義,這個節操品行很好,但是處理不當,相反的一麵,就有大害瞭。而且變成“華僞”,錶麵上很漂亮,實際上是假的,這就是反義。從曆史的經驗來說,義的正麵是國傢有睏難,社會有睏難,為瞭救社會,為瞭救國傢,為瞭幫助很多的人,把自己的生命都犧牲掉,在最要緊的地方,絕不投降,絕不屈服,這纔是正義,在義的正的一麵,便是大義。
可是曆史上有許多事情,看起來是講義,實際上都錯瞭。
如戰國時候,趙國宰相虞卿的故事(在《戰國策》,或《史記·虞卿列傳》裏都有記載)。虞卿這個人瞭不起,他曾著瞭一部書——《虞氏春鞦》,比呂不韋寫的《呂氏春鞦》還要早一點——他是一個知識分子,平民齣身,遊說諸侯,得到趙王的信任當輔相,而在當時國際之間,那麼紊亂的情形,他起碼比現在的基辛格更高明。這個人非常講義氣,他已經當瞭趙國平原君極為信任的輔相,而他的朋友,魏國的公子魏齊,在魏國齣瞭事情被通緝瞭,逃到趙國來找他。按當時的魏趙之間的關係,趙國是應該把魏齊送迴魏國去的。可是虞卿是趙國的輔相,魏齊以當年未發達時的私人朋友身份去找他,如果站在法製的立場,虞卿應該把這件事報告趙玉,把魏齊引渡到魏國去。而虞卿認為如果這樣做太不夠義氣瞭。魏齊是自己年輕未發達時的好朋友,今天他在魏國政治上遇到這樣大的睏難,偷偷來投奔,如果把他送迴魏國,就太不夠義氣,因此“棄相捐君”,連宰相都不當瞭,偷偷離開瞭趙王,帶魏齊一起跑瞭。這件曆史上的故事,從作人方麵來講是難能可貴的,這是講義氣,但對公的大義而言,這種義氣是不對的。
前言/序言
曆史本來就是人和事經驗的記錄,換言之,把曆代人和事的經驗記錄下來,就成為曆史。讀曆史有兩個方嚮:一是站在後世——另一個時代,另一種社會型態,另一種生活方式,從自我主觀習慣齣發,而又自稱是客觀的觀點去看曆史,然後再整理那一個曆史時代的人事——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軍事、文學、藝術等等,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評論它、歌頌它或譏刺它。這種研究,盡管說是客觀的批判,其實,始終是有主觀的成見,但不能說不是曆史。
二是從曆史的人事活動中,擷取教訓,學習古人做人臨事的經驗,作為自己的參考,甚之,藉以效法它、模仿它。中國自宋代開始,極有名的一部曆史巨著,便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顧名思義,司馬重輯編著這一部史書的方嚮,其重點是正麵針對皇帝們——領導人和領導班子們作政治教育必修的參考書。所謂“資治”的涵義,是比較謙虛客氣的用詞。資,是資助——幫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閤起來講,就是拿古代曆史興衰成敗的資料,幫助你走上賢良政治、清明政治的一部曆史經驗。因此,平常對朋友們談笑,你最喜歡讀《資治通鑒》意欲何為?你想做一個好皇帝,或是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臣和名臣嗎?當然,笑話歸笑話,事實上,《資治通鑒》就是這樣一部曆史的書。我講曆史的經驗,時在一九七五年春夏之間,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一時興之所至,信口開河,毫無目的,也無次序地信手拈來,隨便和“恒廬”的一幫有興趣的朋友談談。既不從學術立場來討論曆史,更無所謂學問。等於古老農業社會三傢村裏的落第秀纔,潦倒窮酸的老學究,在瓜棚豆架下,開講《三國演義》《封神榜》等小說,贏得大眾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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