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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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格林（Eric Voegelin） 著，孔新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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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复兴
• 宗教改革
• 政治思想史
• 西方政治思想
• 欧洲历史
• 思想史
• 历史
• 政治哲学
• 宗教史
• 近代早期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7553712

版次：1

商品编码：12031286

包装：平装

丛书名：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外文名称：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92

字数：248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1．《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作者沃格林是二十世纪zui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
2．《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沃格林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稿”的第四卷，本卷涵盖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所代表的现代时期。
3. 在本书中，沃格林阐析了帝国基督教统一性的崩溃，此种崩溃引发了自主理性与教派反叛的崛起，这些趋势在19世纪与20世纪得到更为充分的展开。沃格林的分析足以为我们理解现代性的种种特征提供基础。

内容简介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沃格林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稿”的第四卷，本卷涵盖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所代表的现代时期。
现代性的哲学之维一直都是作为政治科学家的沃格林著作的主题之一，在本书中，沃格林阐析了帝国基督教统一性的崩溃，此种崩溃引发了自主理性与教派反叛的崛起，这些趋势在19世纪与20世纪得到更为充分的展开。本书所包含的不仅有沃格林对现代性早期的分析，还有他在后期作品中处理的、对许多现代运动之直接根源的描述与分析。这些分析足以为我们理解现代性的种种特征提供基础。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沃格林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稿”的第四卷，本卷涵盖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所代表的现代时期。
现代性的哲学之维一直都是作为政治科学家的沃格林著作的主题之一，在本书中，沃格林阐析了帝国基督教统一性的崩溃，此种崩溃引发了自主理性与教派反叛的崛起，这些趋势在19世纪与20世纪得到更为充分的展开。本书所包含的不仅有沃格林对现代性早期的分析，还有他在后期作品中处理的、对许多现代运动之直接根源的描述与分析。这些分析足以为我们理解现代性的种种特征提供基础。

作者简介

作者 沃格林(Eric Voegelin)，美籍奥地利历史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齐名的保守主义者，二十世纪zui为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之一。沃格林攻读的是政治学博士，喜欢的却是法学，真正师从的老师是自由主义法学大师凯尔森教授，心目中的偶像则是自由主义思想泰斗韦伯。著有《政治思想史研究》（三卷）、《政治的新科学》、《秩序与历史》、《政治观念史稿》（八卷）。
译者 孔新峰，法学（政治学）博士，1998-200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现为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政治思想史、当代中国政治。著有《从自然之人到公民：霍布斯政治思想新诠》等，译有《当代英国政治》、《民主先生在中国：东方与西方的人权与民主对话》等，在《哲学研究》、《文史哲》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部级课题多项。

精彩书评

沃格林在这些哲学家中鹤立鸡群，是因为他将zui复杂的哲学反思与zui具洞察力的历史探询融为一体。他把认知、理解、存在的开放性以及洞见的深度结合起来，使得他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历史哲学家。
——尤金·韦伯

《政治观念史稿》的问题意识是：西方的现代性已经走到如此可怕的穷途，但现代性究竟怎么回事情、又是怎么来的？出生于自由主义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这部“史稿”全面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启蒙传统观念。
——刘小枫

目录

英文版编者导言 / 1
一、本书在沃格林著作中的地位 / 1
二、沃格林对此时段的概括 / 4
三、本书的内容框架 / 6
四、对沃格林之路德与加尔文解读的一个注释 / 18
五、编者的注 / 25

第四部分 现代世界

第一章 权力之秩序：马基雅维利 / 29
一、传记式背景：马基雅维利与圭恰尔迪尼 / 30
二、时代诸问题：1494年的创伤 / 33
三、意大利传统 / 38
四、亚洲之背景 / 44
五、《卡斯特拉卡尼传》 / 61
六、《李维史论》 / 66
七、《君主论》 / 82
八、结论 / 96

第二章 理性之秩序：伊拉斯谟与莫尔 / 103
一、1516年 / 105
二、伊拉斯谟的基督教 / 107
三、禁欲主义君主与“粗人” / 114
四、君主禁欲主义之范围 / 120
五、伊拉斯谟论战争 / 124
六、权力问题 / 125
七、《乌托邦》与美洲 / 129
八、某地与乌有乡 / 134
九、骄狂与财产 / 142
十、乌托邦的战争 / 149

第三章 上帝的子民 / 155
一、制度与运动 / 156
二、运动之分期 / 160
三、运动之范围 / 163
四、教会与宗派 / 165
五、改革与反文明效应 / 168
六、《锡安荣光一瞥》 / 169
七、运动之社会结构 / 174
八、东部对西部运动之影响——伪狄奥尼修斯 / 177
九、运动诸观念 / 183
十、自由性灵 / 206
十一、阿波罗之统治 / 236

第五部分 大混乱

第一章 大混乱(上)： 路德与加尔文 / 253
一、印刷与公众 / 254
二、分裂——莱比锡辩论 / 256
三、符号之历史性——教会与圣餐变体论 / 260
四、《九十五条论纲》 / 265
五、《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徒贵族书》 / 270
六、因信称义 / 289
七、再思考 / 304
八、加尔文与命定论 / 314

索引 / 341

精彩书摘

时代诸问题: 1494年的创伤

尽管天才与生平环境的结合使得马基雅维利对发生在自己时代的事件作出了独具一格的回应，尽管他是那一时期唯一一位将新出现的权力政治问题提高到综合性思考层次的思想家，但是，马基雅维利所面对的问题本身并非他自己的杜撰。从较马氏年轻一些的圭恰尔迪尼的著作里，或是从较马氏年长一点的科明尼斯(Philippe de Commynes，约1447年—约1511年)的《回忆录》(Mémoires)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马基雅维利面临的那些问题，而且可以发现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要比马氏更为现实主义。现在就让我们转而讨论那个时代的此类诸多问题。
当时，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Christianitas)正在崩解为教会和民族国家。这样的总体概括要比所谓“封建时代的终结”或是“绝对君主制的兴起”更为恰切，因为后面的两类界定已经将当时的时代问题局限在特定方面的发展之上，并根据后世的世俗主义历史编纂学观点，强调15世纪政治的重要性。宗教与世俗领域中足以诱使利益分歧的个人之间展开有效合作的共同精神，以及在整体精神面前进行和解的义务感，都正在逐渐消蚀，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世界的解体同时影响了圣俗两界的秩序。从字面上讲，“解体”(falling apart)意味着从精神上获得生机的整体正在分裂成法律上的管辖主体(legal jurisdictions)；它意味着对于权利固执的坚持，以及不顾整体秩序的破坏而对个人与机构利益的追求。就教会而言，我们已经在宗教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一节处理过这一问题。由于个人和国家的利益已经不能再有效地从属于共同利益，通过宗教会议改革教会的尝试，以及进一步给予教会一种持久的代表性权力组成方式(representative constitution)的努力，最后全都无疾而终。如若普世教会不愿陷入宗教议会式的停滞或分裂成各国的国教会(national churches)，就必须由君主式的领袖掌控有效的代表权力。从宗教会议运动难以成为精神负载者的失败中，君主式的教皇乃成为体制的代表者。在观念领域，我们可以观察塞萨里尼(Giuliano Cesarini、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以及库萨的尼古拉(Nicolas of Cusa)等人从早先的宗教会议至上主义(conciliarism)向一种新的立场的转变，邓普夫(Dempf)将持有这种立场者称为“转投君主制主义者”(Monarchioptants)——即那些偏好代表性的权力组织方式，却俯首接受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最终成为君主制主义者(monarchists)的人。
在世俗领域，我们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机构整合以及在某一君主式领袖之下代表功能的集中化倾向。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乃是西欧的人身与封建组织形态得以解体、旧的政治单元在英法国家与领土性的疆域之内得以整合的伟大过程。紧随旧的组织形态解体而来的，则是内部秩序的强化。玫瑰战争(The Wars of the Roses)是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最后一场封建战争，这场战争于1485年伴随着都铎王朝(the Tudor monarchy)的建立而告终。与此同时，路易十一(Louis XI)自1469年之后，通过颁布政令强化了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到了1480年，随着安茹王朝(the Anjou)在法势力被完全涤荡，他们的领土落入王室之手，王室权力得到了可观地巩固。同时，阿拉贡的费迪南德(Ferdinand of Aragon)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之间的联姻，促成了西班牙政治上的统一，而1492年格兰纳达(Granada)战争的胜利则稳固了新王室的疆土。
在1494年风暴席卷意大利之时，上述三个欧洲君主国权力的强化过程实际上已经告一段落。正如圭恰尔迪尼在其《佛罗伦萨史》(Storia Fiorentina)中予以极好描述的那样，亚平宁半岛上五大政治势力——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教皇国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制衡构成了当时意大利的政治体系。在这一体系的核心，乃是科西莫·德·美第奇为了制衡教皇国和威尼斯的势力而倡导的那不勒斯、佛罗伦萨与米兰之间紧密的默契关系。这种制衡是不稳定的；到了1474年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为了对抗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又结为盟友。通过“伟大者”洛伦佐(Lorenzo Magnifico)的外交努力，接踵而来的流血冲突于1480年结束；以科西莫领导下的佛罗伦萨为核心的三强联盟的旧体系得以重建，并一直维系到1492年洛伦佐去世为止。随后佛罗伦萨与那不勒斯为掠夺米兰而结成的秘密同盟，致使鲁多维科·斯福扎向法国求助，进而引发了法军的入侵。一直以来，诸强权力的均势实际上都是意大利全国性政治组织的形式。尽管这种体系大乱偶发、小乱频仍，但它仍然得以一直存续下去，并为意大利向更为稳定的全国性政治组织方向的内部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衡量观念领域中的碰撞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时，必须考虑到这种因素。
在赤裸裸的权力领域之外，我们将很难理解法国、西班牙及德意志入侵者的胜利以及意大利诸邦国在政治上的渐趋无能。当时的意大利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度；也是当时欧洲文明程度最发达的地区。这种动荡并不等同于一个贫穷、落后的殖民地面对经济上更为先进的国家时所产生的衰颓感；不等同于或许伴有第三等级的兴起和平民起义(populist uprising)的社会革命；并没有什么道德或政治原则卷入其中；也不存在像后来的宗教改革斗争中发生的那种宗教运动。简言之：经济、道德、社会正义原则、关于政治组织的观念、宗教运动或派系均与这一历史事件无关；很明显，这一事件乃是更为强大的权力、更为训练有素的军事组织对积贫积弱、军备松弛的政治势力的无情胜利。
我们必须认识到，而且哪怕与20年前相比，我们目前也能够更好地认识到，当时目睹世变的那一代人受到了巨大的创伤。那一代人中更为聪慧和敏感的人士，在权力政治的现实最为彰显的时刻，目睹它摧毁了秩序，而这种摧毁又是毫无根据、理性及观念可言的残酷事实。很难使这些人相信道义能够在政治中占据任何位置。对于道德家，他们已有曾经沧海之感，将会把政治中的道义主义者视为从现状中渔利的奸诈之徒或伪君子，他们自身的权力动机已将其带到一个想要竭力维持的位置，却希望其他所有人都能恪守道义、爱好和平。他们的这种心理诊断极为正确，并会被时刻加以运用。在这种背景下，将理论思考置于自身对权力政治的深切体验之上者如马基雅维利辈，在当时都是颇为健康和诚实的人物，与那些竭力鼓吹由道德的——毋宁说是不道德的——关于同意的谎言所铸就的既定秩序，并将权力政治的现状掩盖在这种秩序之下的契约论者(contractualists)相比，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人物无疑是更为可取的。
不过，由于这种经验倾向于蒙蔽人们，使他们无法看到这样的事实，即权力的奥秘并非政治的全部——而我们有恰切的证据表明权力之诱惑并不是人性的全部真相，因此这是一种创伤的经验。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对政治中的其他因素视若无睹，其对于政治现实的描述自然也就是模糊的；而我们必须历史地理解此种视角的扭曲，它是由其所处时代发生的变故对现实的扭曲所造就的。他的中心关注正是来自于这样的创痛(暂且不论我们即将讨论的其他因素)，首先，在思考政治行为的合理性时，不去考虑道德或非道德的诸种原则；第二，强调有效的军事组织的重要性。意大利已经受够了那些业已强固的君主制民族国家压倒性的力量之害。而问题的答案不得不是：同样无情地建立一个强固的意大利民族国家，借以抵御侵略者，保护意大利，使之免于灾难的重演。法国征服事业的技术手段是其摧毁要塞的炮兵(artillery)，而瑞士的法宝则在于其横扫雇佣兵(condottieri)骑兵分队(cavalry contingents)的步兵团(infantry)。上述第二个问题的因应之策将是进行一场军事改革，特别是要创建一支国民军队——如果没有大众的共和主义爱国热忱，就无从创建这种军队，也就无法为意大利的复兴提供有效的工具。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改革观念与其统一的共和国观念融为一体。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兵法》。马基雅维利并不仅仅对炮兵的技术性问题表示兴趣，还把国民军队作为自己军事改革计划的中心。然而，国民军队的观念则是不合时宜的(out of season)。在其后直到法国大革命的若干个世纪中，《兵法》导致了职业军队(professional army)的发展。实际上，只有在共和主义德性(孟德斯鸠意义上的)在广大民众中得以发展的情况下，国民军队才可以成为有效的战争手段。尽管这种观念从历史来看不得其时，但它对我们而言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马基雅维利基本的民族主义与共和主义令人信服的证据。

前言/序言

英译者导言（节选）

本书的内容框架

马基雅维利可谓西方智识史上最为迷人又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本书第一章是对马氏的一项精心研究。这一章又按照四个主要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导言，旨在提醒读者，沃格林将会尽力超越经常与马基雅维利之名相连的道义指责，在我们试图对其政治思想进行理论分析时，这种道义指责并没有多大作用。虽然嘲讽并不能使我们获得对马基雅维利思想内容的认识，但也的确让史家们警醒于这样的事实：某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对沃格林而言，马基雅维利的重要性端赖于其天才与时代环境独特的混合。
本章的第二部分致力于检视马基雅维利生平中促使其思考的环境以及塑造其思想的资源。运用包括意大利治国术传统尤其是人文主义史家著述在内的这些资源，沃格林对马氏的时代背景进行了理论分析。人文主义史家们利用古代资源——尤其是李维(Titus Livius)——作为自己的典范，与基督教历史编纂传统分道扬镳，并把对于历史进程的理解予以世俗化。他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到了俗世中特定的个人及其行动之上。政治家与军事领袖变成了至关重要的人物，而其活动的舞台则是世俗的国家。行动的判准变成了国家的利益，这也反映出帝国及其属世与属灵统一性的解体。史家们的另一关注之处，便是可以回溯到古典时代欧罗巴与亚细亚之争的、来自亚洲的(Asiatic)影响与神话。沃格林认为，对马基雅维利产生的重大影响之一，乃是帖木儿(Timur)在其“生平”中以一系列神话般表现展示出的形象。这种形象与亚洲发生的现实政治事件一道影响了意大利传统及其对于历史与权力的理解，也体现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之中。位于此种神话学(mythology)核心的，是一位在历史之中行动、依仗德行(virtue)直面命运的英雄——成为国家之中秩序的来源。
本章的第三部分探讨了马基雅维利的三部著作：《卡斯特拉卡尼传》(The Vita di Castruccio Castracani)、《李维史论》(The Discorsi)以及《君主论》(The Prince)。在其分析中，沃格林展示了马基雅维利是如何对权力——被认为是超越于善、恶范畴以外——之展示(manifestation of power)的体验作出回应的。然而马基雅维利的回应并没有堕入虚无主义。相反，他认为强有力的领袖——君王——在命运面前具有德行，将会成为秩序的源泉。在《卡斯特拉卡尼传》中，英雄或君王的神话得到了最为完备的展示，当然在马氏的其他著作中也有所体现。
本章的第四部分阐明了沃格林对马基雅维利所作的结论与评价。这一历史研究点明了对马基雅维利之典型成见(stereotype)的错谬之处，由此观之，沃格林的评价乃是正面的。马基雅维利既不是非道德(amoral)也不是反道德(antimoral)；而是的确拥有一套自己倡导的精神原则。沃格林对马基雅维利的负面看法则来自他对马氏精神性(spirituality)的估价，认为它根植于异教的自然神话之中。在这里，问题依然不在于这种错误是本质上地(per se)，毋宁说它是历史地(historically)。随着基督教的出现，一并产生了真理的历史分殊(historical differentiation of truth)。没有人能够让时光倒流，重返异教时代。既然真理已然分殊成为一种超越性的现实(a transcendent reality)，逆流而动便意味着灵魂对那种现实的封闭，进而意味着一种向部落主义(tribalism)的返祖行为。尽管就其呈现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渊源与意图而言，沃格林的分析可谓公正；然而它也暴露出沃格林所经验的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于超越性的封闭(a closure to transcendence)，就此而言沃格林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又是批判性的。

本书第二章讨论与马基雅维利一道参与现代性第一个肇端的伊拉斯谟与莫尔。沃格林主要探讨了伊拉斯谟的《论基督君主的教育》(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和莫尔的《乌托邦》(Utopia)，两部作品均写于1516年，而这一年在沃格林的分析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伊拉斯谟的《论基督君主的教育》(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类似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它属于一种常见的文体类别。伊拉斯谟希望能够发生一场改革。由于他对大众持怀疑态度，因而将人生之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君主。由是观之，他和马基雅维利的希望如出一辙，均认为君主将成为秩序的担当者。然而在伊拉斯谟那里，这一希望只能通过君王的基督教美德而非蛮力方能达成。伊拉斯谟寄望于基督教君主，希望他通过对基督教原则的虔敬成为秩序的担当者。不过，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与体现为教会和圣礼(sacraments)的传统理解有所不同。在他看来，正如《新约》中表明的那样，基督教实际上是“基督的哲学”(philosophy of Christ)。基督徒对基督教诲的尊奉，与任何门生对伟大哲人或师长学说的推崇如出一辙。
沃格林认为，这种过分简化的(simplistic)基督教版本未免过于天真。作为一位传说中的饱学之士，伊拉斯谟究竟何以至此呢？当我们将其看作伊拉斯谟对其时代基督教体验的反映之时，事情就变得易于理解了。伊拉斯谟所遭逢的基督教，实际上是一种抱残守缺的经院哲学(epigonic scholasticism)。这足以解释伊拉斯谟为何会极力反对经院哲学及当时绝大部分的神学。通过发展一种建立在“伟大哲人”耶稣基督的教诲之上、体现在君王生活之中的行为哲学，伊拉斯谟试图对基督教进行改革。
尽管其愿望是良善的，然而在伊拉斯谟的著作中，对经院哲学及其对于基督教文明的贡献所持的负面态度却存在着问题。沃格林将其概括为伊拉斯谟智识上的傲慢(intellectual arrogance)，作为情感上的反叛尚可接受，但作为智识反映却有偏颇之处。伊拉斯谟的态度代表着对神圣(the divine)取向的拒斥，代之以一种物质世界理性(intramundane reason)，从而导致了随后西方文化中压倒性的智识上的倨傲(hubris)。伊拉斯谟的分析终于一种成为精神骄矜的理性，依据这种理性，某一“领袖”可以声言自己知晓诸事，而其所为的一切就个人而言看似正确的行为也都得以借此证成。这便是统治欲(libido dominandi)——对权力的渴望(the lust for power)。
另外，与伊拉斯谟把理性世俗化的做法相伴生的乃是视野的窄化。伊拉斯谟认为改革的关键乃是其行为足以形塑人民生活的君主本人。[8]在他对于政治的理解中，就算人民并不是对政治全无影响，他们所能产生的影响也只是微不足道的。君主则位居舞台的中心，他们看起来是在一种社会真空之中行动，这就使沃格林得出结论，认为“伊拉斯谟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盲视症”。在沃格林看来，伊拉斯谟身上具备了当代某些知识分子的特征，即将自己闭锁在自我世界之中。我们最终在伊拉斯谟身上找到一种知识分子的贪婪狂(pleonexia)，沉迷于一己的狭小圈子，却与历史实存的现实相隔绝。
这一章的剩余部分集中讨论莫尔的《乌托邦》。正如所有研究过这部著作的读者所知，又如为沃格林所明确赞成的，《乌托邦》的短小篇幅与其思想的深刻性恰成反比。沃格林指出，有人曾经颇具讽刺意味地质疑说，莫尔同时是教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圣徒。这便表明了莫尔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部分地体现在这部著作本身，部分在于“乌托邦”一词在莫尔的文本以外已经另有极其丰富的意涵。上述情况当然会对我们阅读莫尔产生影响，通过对此的分析，沃格林力图建立某种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以理解莫尔在其著作中的意图。
在探讨与莫尔相关的乌托邦写作方式之后，本章转入对《乌托邦》文本的分析。文本部分地代表着莫尔本人内心的斗争。他应该为国王和祖国效力，抑或应该从政治中抽身而退？对摩尔来说，那种朝向超越性属灵权力的调适已然式微，因此这种斗争已经世俗化了。其面临的困境及由此带来的问题，都是属于一位世俗化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的叙事者拉斐尔则代表着一种可能的解答。作为一个“无祖国之人”，他周游世界。他拒绝提供哲学建议，因为没有人愿意倾听这种东西。
对国家生活之参与问题的这一解答，是摆在莫尔面前的一项挑战。为了回应这项挑战，莫尔做出了与伊拉斯谟一致的区分，将哲学划分为两大种类：学院哲学(school philosophy)与国家哲学(civil philosophy)。国家哲学力图在其产生环境之中努力成为体系的一部分。这或许是莫尔自己的答案，但沃格林对此不以为然，而是给他贴上通敌者(collaborator)的标签。沃格林发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精神的领域被取消了，国家试图获取本来应被正当地保留给精神的最终权威地位。我们正在通向一种即将全盘拒斥精神的现代性道路之上。
这项研究揭示出现代性“第一个肇端”将要导引的方向。尽管伊拉斯谟与莫尔为此方向设置了限制，与之相比后世的思想家们就较少有这种兴趣了。从二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理性(ratio humana)的转型，也就是说，由通过参与神之理性(ratio divina)对人性进行调适，转向依赖于指引物质世界生活的一套规则。
莫尔体察到自己社会的邪恶，即人民之贪婪狂的邪恶，此种邪恶与若干其他方式一并被表述为对于宏大的渴望(the lust for aggrandizement)。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莫尔超越了伊拉斯谟，不再像后者那样忽视人民，仅仅把注意力放在君王的贪婪狂之上。在莫尔看来，此种社会邪恶的象征符号乃是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不过，沃格林也批评那些将莫尔视为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人士。财产本身并不是问题——它只是更深层权力问题的象征符号。《乌托邦》里刻画的共和国(commonwealth)形象是莫尔对其社会进行的批判。与后世的思想家不同，莫尔思想中有足够多的基督教成分，使得他明白这个理想社会实际上是“乌有之乡”，而其描述的共和国也只是一个“理想”。这便是莫尔与现代人之间的区别。莫尔知道自己的乌托邦只是供社会批判之需的理想，无从得以实现。上述事实为他提供了一种限制性的概念。他并不试图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建起这样的国家。然而这些限制在别的思想家那里却已不复存在：从宗教改革时期的宗派激进分子到现代时期的实证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都概莫能外。
尽管存在上述限制，但沃格林仍然从莫尔神奇的旅程和充满想象力的构想中找到了荣耀(superbia)的存在。莫尔的智识理想为自身赢得了一种仅属于性灵(the spirit)的绝对性(absoluteness)。这便导致了可以在伊拉斯谟身上找到的同样一种智识上的贪婪狂。这同时也是马基雅维利所展示的那种对权力的神魔崇拜(demonism of power)，唯一的不同便是它披着理想的伪装。沃格林相信，人民可以从《乌托邦》中看到将对西方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诸多概念的成形。由“这位人文主义知识分子顽皮的恶行”(playful atrocity of the humanist intellectual)肇始的曲线，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纳粹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和共产主义而告终。
第三章以“上帝的子民”为题，是一项对基督教宗派运动的精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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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思想的熔炉与信仰的裂痕——欧洲近代曙光中的求索 本书卷四，将带领读者一同回溯至欧洲历史上一段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变革时期——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历史事件罗列，而是一次深入人心的思想探索，一场颠覆旧秩序的伟大革命。我们将拨开迷雾，追溯那个时代欧洲社会在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诸多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为现代世界的诞生奠定了基石。 一、 文艺复兴：人性的觉醒与古典的复兴 文艺复兴，顾名思义，是“重新出生”。它并非简单的对古典文化的模仿，而是在吸收、借鉴古希腊罗马的智慧与艺术精华的基础上，萌发出的对人的价值、尊严和创造力的全新认识。 1. 人文主义的曙光： “人”的中心地位： 文艺复兴的核心是人文主义（Humanism）。它挑战了中世纪以神为中心的思想，将目光从彼岸的来世拉回到此岸的现世，强调人的能力、理性和情感。人们开始相信，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生命本身就具有价值，而非仅仅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 对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 意大利，作为古罗马文明的摇篮，成为了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学者们开始搜集、翻译、研究散落在各地古籍，从中汲取智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维吉尔等古典作家的思想，重新焕发了生机，并被赋予了新的解读。 教育与批判精神： 人文主义者高度重视教育，他们倡导博雅教育，认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一个全面发展、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他们鼓励质疑精神，反对盲从权威，这为后来的宗教改革播下了思想的种子。 代表人物与作品：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他的十四行诗歌颂爱情与人性；乔瓦尼·薄伽丘的《十日谈》以生动的故事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世俗生活的热情；伊拉斯谟则以其尖锐的笔触批判教会的腐败，呼唤纯粹的基督教信仰。 2. 艺术的飞跃： 写实与透视： 文艺复兴的艺术摆脱了中世纪的程式化和象征性，追求对现实世界的逼真描绘。透视法的发明使画面具有了纵深感，人体解剖学的研究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准确。 以人为本的宗教画： 即便是描绘宗教题材，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也注入了更多的人性关怀。耶稣、圣母玛利亚、圣徒们的形象变得更加亲切、真实，他们有了凡人的情感和痛苦，拉近了神与人之间的距离。 大师群像： 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与《最后的晚餐》，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塑与西斯廷教堂穹顶壁画，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与圣母系列，他们的作品不仅是艺术的巅峰，更是那个时代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世俗题材的兴起： 除了宗教画，描绘神话故事、历史事件、贵族肖像以及日常生活场景的作品也逐渐增多，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人们对世俗世界的兴趣。 3. 科学的萌芽： 观察与实验： 文艺复兴时期，尽管科学尚未独立成体系，但观察与实验的精神已经开始显现。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在当时受到教会的阻碍，但其对天体运动的全新解释，标志着人类认识宇宙的重大突破。 解剖学的进步： 维萨里的《人体构造》等著作，通过细致的解剖观察，纠正了盖伦的许多错误，为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技术与发明： 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为文艺复兴的思想传播提供了便利。 二、 宗教改革：信仰的重塑与教会的危机 当文艺复兴的理性之光照亮欧洲大地时，潜藏于宗教体系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教会的世俗化、教义的僵化、对民众精神的束缚，最终引发了一场旨在“改革”教会、重塑信仰的巨大运动——宗教改革。 1. 改革的导火索与先行者： 教会的腐败与特权： 罗马天主教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并出现了贩卖赎罪券、神职人员生活腐化等弊端，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和质疑。 约翰·威克里夫与扬·胡斯： 在马丁·路德之前，英格兰的威克里夫和波希米亚的胡斯就已经开始挑战教会的权威，提倡圣经的至高无上和神职人员的简朴生活，他们的思想为后来的改革者提供了启示。 印刷术的助推： 印刷术的普及使得圣经和改革者的著作能够迅速传播，打破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让更多普通民众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思想。 2. 马丁·路德与路德宗的诞生： “因信称义”： 1517年，德国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在维滕堡教堂张贴《九十五条论纲》，公开反对教会贩卖赎罪券。他提出“因信称义”的核心教义，认为人的得救不依赖于教会的仪式和善功，而是完全依靠对上帝的信心。 圣经至上： 路德强调圣经是信仰的唯一准则，教会的传统和教皇的权威都应服从于圣经。他将圣经翻译成德语，使普通民众能够直接阅读，进一步削弱了教会作为信仰中介的地位。 两界教义： 路德区分了“属灵的国度”和“属世的国度”，认为教会应专注于精神领域，而世俗统治者拥有对政治和社会的管理权。这一思想为后来世俗政权与教会的分离奠定了理论基础。 路德宗的传播： 路德的改革思想得到了德意志各地诸侯的支持，他们希望借此摆脱教皇的控制，争夺教会的财产。路德宗迅速在德国北部传播开来，形成了新教的一支重要力量。 3. 其他新教流派的兴起： 加尔文宗： 法国的约翰·加尔文在瑞士日内瓦等地发展了他的神学思想。加尔文宗强调上帝的绝对主权和预定论，认为人的命运在出生前就已注定。他构建了一套严密的教会组织和严格的道德规范，对欧洲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在苏格兰、荷兰、法国胡格诺派以及英格兰清教徒中。 再洗礼派： 再洗礼派主张信徒自愿接受洗礼，反对国家干预宗教事务，强调政教分离和公社式的信仰生活。他们的激进主张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冲突和迫害。 英国的宗教改革： 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具有独特的政治色彩。亨利八世因离婚问题与罗马教廷决裂，宣布自己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首脑，建立了圣公会。这一改革在初期更多是政治性的，但后来也逐渐融入了新教的教义。 4. 天主教会的应对与反宗教改革： 特伦托会议： 为回应新教的挑战，天主教会召开了特伦托会议（1545-1563），重申了天主教的基本教义，明确了教会的权威，并进行了一些改革，例如加强了对神职人员的培训，取缔了一些腐败现象。 耶稣会： 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于1540年成立，成为反宗教改革的重要力量。他们以其严密的组织、虔诚的信仰和卓越的教育才能，积极传教，在欧洲和世界各地传播天主教。 宗教裁判所： 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在反宗教改革中扮演了镇压异端的角色，其严酷的审判和迫害手段给许多新教徒带来了深重灾难。 三、 思想交融与近代社会的曙光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并非孤立的事件，它们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欧洲近代社会的雏形。 个人主义的兴盛： 文艺复兴对人的价值的强调，以及宗教改革中对个体与上帝直接关系的强调，共同推动了个人主义的兴起。人们开始更加重视个人的思考、选择和责任。 理性精神的发展： 对古典文化的重新解读，以及对教会权威的质疑，都促使人们运用理性去审视世界，为后来的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民族国家的出现： 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会对欧洲的普世性束缚，诸侯和国王借机加强了对教会财产和权力的控制，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知识的传播与普及： 印刷术的普及和新教对本国语言圣经的翻译，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养。 政治思想的演变：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的“政治的现实主义”，虽然在当时充满争议，但其对政治权力运作的深刻洞察，对后世政治思想产生了影响。 卷四将深入剖析这些思想的来龙去脉，展现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它们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激荡，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欧洲告别中世纪的漫长黑夜，迎接近代文明的灿烂曙光。这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是一场关于人性、信仰与秩序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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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这个书名本身就散发着一种引人入胜的学术光辉。我立刻联想到，这会是一部深入探讨西方思想史关键转折期的著作。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兴起，对古典文明的重新发现，无疑为政治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我期待书中能够细致地梳理，这种对“人”本身的关注，是如何从哲学、艺术领域渗透到政治理论中，例如，关于公民美德、政治伦理的讨论，以及对理想政体的构想。而宗教改革，更是直接冲击了欧洲固有的政治秩序。我好奇作者会如何阐述，宗教改革的理念，如“唯独圣经”、“唯独信心”，是如何在实际层面引发了对教会权力合法性的质疑，进而推动了君权神授观念的演变，甚至催生了新的政治联合与冲突。这本书，我预感，将是一次思想的深度探险，带领读者穿越时空，去理解那些奠定现代政治基础的观念是如何萌芽、发展并相互作用的，它一定充满了深刻的洞察力和严谨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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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看到《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这个书名，就足以让我对这本书充满期待。这两个时期，无疑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极为关键的转折点，其思想的辐射力至今犹存。我脑海中浮现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对古典政治哲学的重新解读，以及马基雅维利对现实政治的冷峻观察。这些思想，是如何从学术象牙塔走向实际政治舞台的？又是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君主、贵族甚至普通民众的政治认知？而宗教改革，更是将政治与宗教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我期待书中能深入分析，新教思想是如何在挑战教会权威的同时，也促使了世俗权力的崛起，并最终导致了宗教战争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本书，我预感，将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陈述，而是会深入剖析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深刻的政治哲学思考，帮助读者理解，在那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政治观念是如何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重塑，并为后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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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读起来就像是为那些对西方思想史有着深厚兴趣的读者量身定做的。光看书名，我就能想象出这是一部相当厚重、内容扎实的学术著作。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个时期本身就充满了思想的碰撞、社会的剧变，以及对传统权威的质疑。我脑海中浮现出马基雅维利在政治漩涡中对权力本质的冷峻剖析，但丁对神学束缚的挑战，以及马丁·路德振聋发聩的九十五条论纲。我期待作者能够深入挖掘这些历史事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哲学思想，揭示它们是如何重塑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和人们的思维方式。例如，我非常好奇书中会如何阐释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对君主制、共和制等政治形态的影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还是会深入分析其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体现？又比如，宗教改革的浪潮，除了宗教信仰的改变，又在多大程度上引发了新的政治联盟、权力斗争，甚至是民族国家的雏形？我预感这本书不会是简单的时间线梳理，而是会带领读者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考古，去理解这些看似遥远的时代，是如何一步步奠定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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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这个书名，立刻唤醒了我脑海中那些关于西方文明转型期波澜壮阔的画面。我设想着，这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历史书，更是一次对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的深度探究。文艺复兴时期，当人们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的智慧，当艺术、文学、科学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政治思想的土壤也在悄然改变。我期待书中会探讨，这种对人自身潜能的重新认识，是如何影响了人们对于治理、对于社会组织形式的理解。而紧随其后的宗教改革，更是一场对既有权力结构的颠覆。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的思想，不仅撼动了教会的根基，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各国的政治格局。我好奇书中会如何解析宗教改革中的政治维度，例如，新教伦理是如何与资本主义精神相结合，又如何催生了不同于天主教国家的政治模式？这本书，我猜想，会是一场思想的盛宴，带领我穿梭于那个充满变革与创新的时代，去理解那些塑造了我们现代政治世界的基本观念是如何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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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本《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沉甸甸的学术气息。书名直接点明了核心内容，让我对即将踏入的知识领域有了清晰的预期。我猜想，作者在编写这本书时，一定做了大量的原始文献梳理和二手研究，试图勾勒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那些塑造了西方政治思想的 seminal ideas。我尤其对“观念”这个词很感兴趣，它暗示了本书不仅仅是罗列政治事件，更着重于那些抽象的、形而上的思考是如何影响了具体的政治实践。比如说，人本主义思想是如何挑战中世纪以神为中心的观念，从而为个人权利、公民参与等现代政治原则奠定基础？宗教改革中，神权与王权的博弈，教会权力的衰落，又如何催生了主权国家概念的萌芽？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帮助我理解，为何这些古老的思想，至今仍然在我们的政治讨论中回响。读这本书，我期待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增长，更是一种智识上的启发，能够让我从更深邃的历史维度去审视当下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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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包装也好，送货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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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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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等了很久很久了，整个系列至此出齐收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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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沃格林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稿”的第四卷，本卷涵盖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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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哲学之维一直都是作为政治科学家的沃格林著作的主题之一，在本书中，沃格林阐析了帝国基督教统一性的崩溃，此种崩溃引发了自主理性与教派反叛的崛起，这些趋势在19世纪与20世纪得到更为充分的展开。本书所包含的不仅有沃格林对现代性早期的分析，还有他在后期作品中处理的、对许多现代运动之直接根源的描述与分析。这些分析足以为我们理解现代性的种种特征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