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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內容簡介
《做優國企》一書，緊緊圍繞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聯閤發布的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進行深度闡釋，對國企改革的曆史、發展現狀、存在問題及未來改革方嚮及具體措施進行瞭全方位的分析，既有學理性，又兼顧操作性，對當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楊英傑，經濟學博士，現任中央黨校報刊社副總編。著有《改革為什麼這麼難》《中共反腐為什麼能》《新常態下的心常態》《包容性增長與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金融發展中的中國貨幣需求活動研究》等。其中《新常態下的心常態》一書入圍“中國好書榜？月榜”（2016年5月）。
內頁插圖
目錄
第一章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曆程
一、打破計劃經濟體製格局（1978—1992）
二、開始建立現代企業製度（1993—2002）
三、初步確立現代企業製度（2003—2012）
四、全麵深化國有企業改革（2013年至今）
第二章我國國有企業存在問題解讀
一、現代企業製度不健全
二、國資監管體製不完善
三、國企內部人控製突齣
四、黨組織責任作用弱化
第三章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一、分類推進改革的重要性
二、劃分國有企業不同類彆
三、推進商業類國有企業改革
四、推進公益類國有企業改革
第四章完善現代企業製度
一、推進公司製股份製改革
二、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三、建立領導人員分類分層管理製度
四、改革企業薪酬分配製度
第五章完善國有資産管理體製
一、以管資本為主推進國有資産監管機構職能轉變
二、以管資本為主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製
三、以管資本為主推動國有資本閤理流動優化配置
四、以管資本為主推進經營性國有資産集中統一監管
第六章發展混閤所有製經濟
一、推進國有企業混閤所有製改革
二、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
三、鼓勵國有資本以多種方式入股非國有企業
四、探索實行混閤所有製企業員工持股
第七章強化監督防止國有資産流失
一、完善企業內部監督體係
二、建立健全高效協同的外部監督機製
三、實施信息公開加強社會監督
四、嚴格責任追究製度
第八章加強和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
一、發揮國有企業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
二、黨組織落實好從嚴管黨治黨責任
三、加強領導班子隊伍和人纔隊伍建設
四、落實國有企業反腐倡廉“兩個責任”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章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
發展曆程
做優國企改革新讀本
第一章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曆程
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從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就開始瞭。當時，針對高度集中的計劃體製和國營企業管理模式無法解決社會主義應該比資本主義具有更高生産力的問題，經濟理論界就有人提齣改革傳統體製，給予國營企業自治權力，發揮國營企業積極性的主張，並由此引發瞭1958年和1970年以“體製下放”為特點的兩次國營企業管理模式改革。然而，由於受當時的政治環境和極“左”思潮的影響，1978年以前的國企改革隻能局限於在傳統計劃經濟框架內實行行政管理權力下放，對傳統體製的小修小補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國有企業的經營方式，因而兩次改革收效甚微。隻有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國營企業改革，纔真正開始瞭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曆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可以說一直圍繞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博弈而展開。迴顧國有企業改革的曆程，大體經曆瞭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78年到1992年,主要是放權讓利，探索“兩權分離”；第二階段是1993年起到現在,明確以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為方嚮,不斷深化改革,完善新體製。這兩大階段又可以細化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打破計劃經濟體製格局（1978—1992）
這一階段主要是指從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經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頒布《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到股份製改革正式試點，再到1992年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及中共十四大的召開這段時期，在不觸及原有企業製度的前提下，通過以“放權讓利”為基本特徵的非産權改革方式調整政府與企業的“權、責、利”關係的摸索與嘗試，當然這其中也包含與非産權改革模式探索同時進行的股份製形式的産權改革初期試點。整體上講，非産權改革是這一階段探索的主要路徑。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企業管理體製改革問題就提齣來瞭，當時國企存在的主要問題在於：政企職責不分。改革開放初期，國傢對國有企業實行計劃下的統包統銷，盈虧都由國傢負責的政策，國傢對企業統得過多過死，忽視商品生産、價值規律和市場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義嚴重，這就造成瞭企業缺乏應有的自主權，事實上企業依賴於國傢，而職工又依賴於企業，這嚴重壓抑瞭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經濟問題的癥結又集中錶現為企業效率的低下。中國財政收入的基礎主要是企業上繳利潤，企業效益低，財政必然睏難，人民也很難得到實惠，因此政府提齣要“搞活企業”。因此這一階段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圍繞放權讓利展開，主要堅持在不改變企業所有權的基礎上，通過對經營控製權的改革搞活國有企業。理論界認為決定企業績效的主要因素不在於所有權的主體，而是在於經營控製權的主體以及具體的經營激勵機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齣，要讓企業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並在國有企業推進瞭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利潤遞增包乾和承包經營責任製的試點，調整瞭國傢與企業的“責、權、利”關係，進一步明確瞭企業的利益主體地位，調動瞭企業和職工的生産經營積極性，增強瞭企業活力。因此，這一階段主要是在保證國有企業的國有産權條件下擴大企業的經營管理權的改革。具體地說，這一階段的國有企業非産權改革包括四個方麵的探索，即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試行經濟責任製、試行兩步利改稅以及推行以承包製為主要形式的經營機製轉換。具體來說，這一時期又可分為以下兩個階段。
（一）放權讓利（1978—1984）
這一階段主要是進行國企經營層麵的改革，主要是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的經營管理自主權，采取瞭提高利潤留成，開徵固定資産稅等措施。傳統的國企是政府壟斷企業經營權、産品支配權以及收益處置權，因而導緻國企長期處於低效率的運行狀態。針對政企不分的弊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政府頒布瞭一係列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文件，推動瞭國企經營權層麵的改革。1978年10月,四川省寜江機床廠等6傢企業進行瞭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確定企業在增收基礎上可以提取一些利潤留成,職工可以得到一定的奬金；允許國有企業從事國傢指令性計劃之外的生産,允許齣口企業保留部分外匯收入自主支配。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做齣瞭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決定，同年國務院頒布瞭《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乾規定》等5個管理體製改革文件，並在四川省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根據中央政策，政府嚮企業讓渡瞭一定的生産自主權、原料選購權、勞動用工權和産品銷售權等14項經營權。企業經營權的部分讓渡意味著企業的經營者具有瞭一定程度的剩餘産品的控製權和索取權。
這一階段改革意在使國企成為自負盈虧、自主經營、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四自”經濟實體。到1980年6月，試點企業發展到6600個，約占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數的16%，産值占60%左右，利潤占70%左右。
國務院批轉國傢經委《關於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工作情況和今後意見的報告》，1980年9月2日。後來在1981年年底和1982年年底，國務院又提齣加強國營工業企業內部的經濟責任製，以提高經濟效益。1983年4月，國務院開始實行兩步“利改稅”，即國有企業嚮政府上繳利潤由利潤所得稅代替，希望通過把利潤分成以稅收的形式固定下來，增強國有企業的經濟自主權，增強其經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但由於稅率過高（達到55%），企業交不上稅，“利改稅”政策到1986年年底無法繼續實行，“利改稅”不成功。
這一時期的國有企業改革還是在原有的計劃經濟框架內的改革，是不改變企業所有製形式、不改變隸屬關係、不改變財政體製的企業經營權改革。從結果上看，雖然這一階段改革是淺層次的，采取的是一些權宜之計的放權讓利措施，也取得瞭一定的成效。1979年國有工業企業實現利稅比1978年增長瞭10��1％，高於1957—1978年的平均增長率。國傢財政收支也從1978年的財政赤字10��17億元，轉為1979年的財政盈餘135��41億元，職工實際工資比上年增長瞭7��5％。
這一階段改革之所以取得成效，主要是因為：①它能使各利益主體在改革中獲得程度不同的利益，具有普惠性質，從而産生瞭較強的激勵作用，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②這種改革是在不改變原有産權框架內進行的，隻在政府和國企之間進行利益調整，這種調整並不涉及“姓公姓私”或“姓資姓社”的問題，因而阻力較小，改革能夠被全社會所接受，進行比較順利；③這種改革雖然錶現為政府利益的部分損失，但國民經濟總量是增加的，中央政府收益的絕對量也是增加的，同時，又帶來社會成員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因此，以放權讓利為內容的國企經營權層麵的改革是一種社會絕大多數成員都能接受並受益的“帕雷托改進”。
（二）承包製（1985—1992）
這一階段主要是進行國企從經營權嚮所有權過渡的改革。隨著改革的深入，不可避免地觸及企業的産權問題，不進行産權改革沒有齣路，相應地也産生瞭兩種不同改革思路。一種思路是主張將國企改革仍限製在原有財産關係之內，進一步推進或深化經營權層麵的改革。與這種認識相對應的製度選擇是企業承包製或租賃製。政府決策部門也傾嚮於這種改革思路。1984年12月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瞭《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提齣瞭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著名論斷。按照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要求,決定提齣今後應全麵推進以增強企業活力,特彆是增強國有大中型企業活力為中心的、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製改革。
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是：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産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按照這一目標,國有企業改革轉嚮實行“兩權分離”,即國傢的所有權與企業的經營權分離。1986年12月,國務院提齣,要推行多種形式的經營承包責任製,給經營者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1987年,大中型企業普遍推行企業承包經營責任製。到1987年年底,全國預算內企業的承包麵達78%,大中型企業達80%。1990年,第一輪承包到期的預算內工業企業有3��3萬多戶,占承包企業總數的90%。到1992年經曆瞭兩輪承包，國有大中型企業的98%都實行瞭不同程度的承包。
承包和租賃推行伊始，確實調動起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推動瞭國有經濟的發展。1987年和1988年我國工業增長速度分彆為14��1％和20��7％，企業實現利潤分彆增長8��0％、18��2％，虧損麵也逐年下降，經濟效益有所提高。但在推行承包製、租賃製期間，卻齣現瞭企業增效、經濟增長、國傢財政收入下降的狀況。在推行承包製、租賃製的第一年，即1987年，伴隨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財政收入齣現瞭低增長，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從1986年的20��8％，1987年驟降為18��4％，一年下降2��4個百分點，1988年又急劇降到15��8％，比1987年又下降2��6個百分點。在這一時期，雖然我國開始瞭股份製的試點，但是主導國有企業改革的模式還是承包製。承包製的實行也是在不改變國有企業所有權的基礎上，進一步下放企業經營管理權的改革。
承包製的最大缺陷是有激勵而嚴重缺乏約束，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瞭，但所有者缺位，所有權不能約束經營權，造成瞭經營者濫用經營自主權謀取私利或小集體利益，大量齣現“內部人控製”現象，進而造成瞭國有資産隨著承包周期變化而不斷流失。承包、租賃帶來的後果招緻瞭各界強烈的批評和反對。人們普遍認為，在承包、租賃過程中，國傢和企業處在一種不完全的契約關係中，政府與企業一對一的談判成本很高，且無法對承包、租賃閤同的細節逐一加以規定，企業經營者可憑藉承包、租賃權閤法或不閤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顧國傢的利益。因而政府對企業約束仍然是軟的。企業隻負盈不負虧，不僅使國傢財政收入下降，而且還造成瞭承包、租賃者的行為短期化和“機會主義行為”，有導緻國企被掏空的危險。
與承包製、租賃製的改革主張不同，國內理論界的一些學者提齣瞭深化國企所有權層麵改革的主張，與這種主張相對應的製度選擇是股份製。股份製改革是國企在所有權層麵改革的一個重要推進。其根本目的是要改變由國傢壟斷的企業財産製度，使國企內部形成多元化的産權主體，優化國企內部的治理結構，為實施對股東、董事會和經理層進行有效的激勵和製約，調動全體職工的積極性，促進企業更好地發展。
從實踐上看，國企股份製改革的試點始於1986年。改革之初，大都在國有中小企業試行。試點的影響麵並不廣泛，主要問題在於當時非國有的財産主體介入不足，又找不到能夠作為非國有主體的普遍介入形式。在多元化主體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股份製試點往往在企業內部職工中展開。由於企業內部職工籌資能力的局限，股份製改革自然達不到預期的目標。而且因當時對股份製改革的理論準備不足，認識不清，管理人纔匱乏，很多試點企業的職工股份演變為一種工齡摺股，內部藉貸買股，或化公産為私股，最後使股份製難以推進下去。在這期間，由於承包、租賃所産生的一些負麵影響，以及股份製發育不足，緻使國企改革一度處在搖擺、徘徊、迷惘之中。改革的效果並不理想，改革無法順利進行下去。
1978—1992年，是我國國企改革的初步探索階段，沒有明確的方嚮和路綫指引，除瞭改革之前的一些教訓外，沒有可以藉鑒的發展經驗，走的是一條完全陌生的道路。這一階段，以“擴權讓利”“兩權分離”為重點，國企改革通過不斷的試探性改革措施，尋求改革的正確方嚮和路徑，也就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逐步調整改革的方嚮。為瞭調動國有企業的積極性，推齣瞭放權讓利，但是“內部人控製”等問題的齣現，使改革調整為推行承包經營責任製，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於是又調整為轉換經營機製。
盡管“放權讓利”本質上仍是在不觸動原有社會組織方式和國有企業原有體製模式的前提下，以調整國傢與企業之間的利益分配關係為重點，通過改革利潤流程製度這樣一種淺層次的經營體製的變革探討國傢怎樣管理企業的問題，但這些力圖通過調整國傢與企業、企業與職工之間權力利益關係以提升企業效率的措施確實取得瞭一些階段性成效，並為以後的改革提供瞭藉鑒之處。我們知道，在計劃經濟時期，由於國企權力有限，所以存在嚴重的“預算軟約束”，國企投資和生産的效率很低。
針對這一情況，國傢通過“撥改貸”控製國企投資風險，通過“利改稅”提高國企生産創新的積極性。不僅如此，以承包為主的多種形式經營責任製的著手建立，更預示瞭政企職責分開，“兩權分離”的改革思路開始顯現：政企關係的調整已不限於分配關係，實際上企業已獲得部分産權，國有企業開始由行政機構的附屬物嚮商品生産者轉變，國有企業改革開始從經營權嚮所有權層麵過渡。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報告首次提齣“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産者和經營者”，這些改革都在很大程度上把權力分給國企，讓它們在市場競爭中把握自己的航嚮，這對企業來說更加有效率。總之，這一階段的國企改革取得瞭非常顯著的成就，並積纍瞭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不過在當時的條件下，由於缺乏必要的配套製度，改革並沒有使政企真正分開（直到現在，學界對這個問題還是有爭議的），以至於很多改革措施隻是在一定程度上把政府承擔的風險轉嫁給商業銀行，無形中加大瞭銀行壞賬的風險，弱化“撥改貸”“利改稅”等政策對社會總福利的正麵效應。這與扭麯的産權關係有關，國企、商業銀行說白瞭都是國傢的，兩者之間的契約關係不明晰，銀行甚至認為來自國企的貸款收不迴來是天經地義的事；地方政府偏嚮國企，因為企業與地方稅收、績效有關，而銀行是國傢的，政府會“埋單”；國企利用銀行貸款搞基本建設，使銀行陷入“信貸配給兩難”的境地。
二、開始建立現代企業製度（1993—2002）
（一）建立現代企業製度試點（1993—1997）
20世紀90年代初，社會主義製度下計劃和市場的關係問題使改革陷入發展的僵局，由於承包製不能促進國有企業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還帶來國有資産的流失,使許多國有企業包括大中型企業陷於睏境。同時，蘇聯的解體對社會主義製度形成瞭巨大衝擊。觸及計劃體製本身的改革勢在必行，國企改革由此進入瞭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國企改革開始嚮“建立現代企業製度”邁進，同時對國企布局和不閤理的結構進行調整，並經曆瞭“抓大放小”、戰略性改組。
1992年我國在繼續完善和推進承包經營責任製的基礎上，開始逐步推進股份製改革試點。鄧小平南方談話中提齣對市場經濟的卓越見解；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指齣，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國企改革作為經濟改革的中心環節，宏觀上“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微觀上建立“産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製度，並對國企實行“抓大放小”政策以優化國有資産結構，為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指明瞭方嚮。這意味著：①國傢不再擁有整個企業，而是擁有國傢齣資的那部分資産的財産權及相應的所有者權益；②國傢隻承擔以齣資額為限的有限責任，不再為企業“買單”；③企業可以引入其他齣資人，實現産權多元化；④企業不再隸屬於某個行政部門，隻對齣資者承擔資産保值增值的責任。假如真能這樣，就從根本上解決政企不分和企業負盈不負虧的老大難題，同時可以打造財産邊界清晰的獨立的市場主體，這正是市場經濟的必要基礎。
1992年原國傢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等有關部門製定並陸續公布瞭《股份製企業試點辦法》等規範股份製改革的文件。1993年，在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若乾問題的決定》中，第一次明確提齣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嚮是建立現代企業製度以及國企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目標和步驟，要求“繼續深化企業改革，必須解決深層次矛盾，著力進行企業製度的創新”，並指齣現代企業製度的特徵是：産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從此,國有企業改革進入製度創新階段。1994年以後，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試點在國企中展開。
（二）國有企業初步脫睏（1998—2002）
1997年黨和政府提齣幫助國有企業脫睏的任務,其目標是從1998年起,用3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睏境,力爭到20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乾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製度。到2000年年底,這一目標已基本實現。1997年年底,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工業企業為16874戶,其中虧損的為6599戶,占39��1%。到2000年,虧損戶減為1800戶,減少近3/4。在幫助國有大中型企業脫睏的同時,進行瞭現代企業製度試點,逐步推行公司製股份製改革,努力使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成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市場主體和法人實體。
伴隨著國有企業現代企業製度的改革，要想把數以十萬計的國有企業都搞好是不可能的,大量的在一般競爭性行業從事生産經營的國有中小企業沒有優勢,競爭力低下。針對這一情況,從戰略上考慮，國傢對國企的布局和結構進行大幅度調整。從一定意義上說，調整也是改革。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以及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齣瞭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和結構的任務及“抓大放小”的方針,要求從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國有經濟主要控製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包括涉及國傢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産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産業和高新技術産業中的重要骨乾企業。《決定》中最使人們關注的就是“有進有退”。往哪裏“進”呢?《決定》明確指齣：“三大行業”“兩類企業”。三大行業是國傢安全行業、自然壟斷行業、提供公共産品的公益性事業。兩類企業是高新技術産業中少數幾傢關鍵性的企業，支柱産業中的骨乾企業。所謂“進”，就是要加強，增加投入，提高經濟效益。從發展上看，在這些行業和企業中，經濟總量還會增加，還大有發展潛力和前景。除此之外，應當都在退的範圍之內。所謂“退”，就是國企從那裏撤齣來，為民營經濟騰齣廣闊的發展空間，有利於民營經濟按照“三個有利於”的原則，通過各種方式放開搞活。在國企的“進”和“退”過程中，也要經過市場並通過收購、兼並、重組、齣售、關閉、破産等多種形式實現。經過幾年的實踐，國企布局和結構取得瞭積極進展，成效顯著。
（1）國企在“三大行業”“兩類企業”中有瞭明顯的加強，不僅總量大大增加，質量明顯提高，而且管理也大有改善，從而促進國企在這些部門較快地發展。1995—2002年，通過改組、聯閤、兼並、齣售等多種形式，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戶數從7��76萬戶減少到4��19萬戶，下降瞭46%；中小企業戶數從24��5萬戶減少到14��9萬戶，下降瞭39��2%。
（2）一批長期虧損、資不抵債的企業和資源枯竭的等部門從市場退瞭齣來。1994—2002年，全國實施政策性關閉破産項目3080個，涉及核銷銀行呆壞賬準備金1995��4億元，安置職工約530萬人。關閉破産政策的實施，不僅推動瞭國企布局優化和結構的調整，也促進瞭企業優勝劣汰機製的建立。
（3）放開搞活瞭一大批中小民營企業。1997年以來，各地通過改組、聯閤、兼並、齣售等多種形式，使地、市、縣級的國有小企業的60%左右轉為民營企業，並給以信貸放寬的支持，促其發展。同時，相應地也加大瞭對地、縣、市以下的國有中小企業特彆是小企業改革的力度，通過股份製、股份閤作製和吸引外資等方式，對國有小企業實現産權多元化改革。
為瞭適應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要求，還必須加快對國企的改革、調整和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隻有繼續深化改革和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纔能進一步完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纔能進一步建立完善的現代企業製度和規範法人治理結構，纔能進一步促進行政管理體製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
股份製以及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改革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進程中的重要轉摺。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目標是要通過産權結構的改革，使國企成為“産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在現代企業産權結構的製約下，政府不能直接控製和經營國企。政府可通過其代理人即國有資産管理公司或控股公司參與國企重大事宜的決策，但這個決策也要受所有者齣資額即所持股份數額限製，不能一傢說瞭算。當然，政府可在國企清算和轉讓時依據終極所有權實施和錶達自己的意願。因此，在現代企業組織框架中，從發展上看，政府的意誌是遞減的、受限的，而股東的意願和權利可得到組織和製度的保證。在現代企業製度中，權利、責任和義務是由法律規定的。決策隻能由董事會成員討論後通過錶決做齣，這就可以避免長官意誌和個人意誌的獨斷專行，從而為企業的科學決策及其實現提供組織基礎。而股份製的推行說明政府開始從所有製角度破解國有企業改革的難題。
經過10年的努力,國企的現代化改革取得瞭明顯的績效，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任務已取得實質性進展。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本逐步嚮關係國民經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嚮大企業集中,而從一般競爭性行業中逐步退齣,開始改變國有企業量多麵廣和過於分散的狀況。到2002年，15��9萬戶國有控股企業中的50％以上實行瞭公司製改革。1997年,全國國有工商企業實現利潤800億元。從1998年到2002年年底，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重組上市的有442傢，纍計籌集資金7436億元，其中境外籌資352億美元。這一時期湧現一批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大公司和大企業集團。1997—2002年，進入世界500強的內地企業由3傢上升到11傢，這些企業全部是國有及國有控股公司。2003年中國企業聯閤會推齣的我國企業500強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公司共有368傢，占總數的73��6%，資産占總數的96��4%，利潤占總數的85��4%。
……
前言/序言
序言
中國為什麼需要做優國企
2016年7月4日，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在講話中指齣，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傢綜閤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産保值增值。
2016年10月10日至11日，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齣席會議並發錶重要講話。他再次強調，要堅持有利於國有資産保值增值、有利於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於放大國有資本功能的方針，推動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加強國有資産監管，堅定不移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
習近平提齣，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必須理直氣壯，堅定不移。之所以用“理直氣壯”一詞，是因為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方麵，我們有許多同誌不敢理直氣壯。為什麼不敢理直氣壯，有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麵的原因。
在經濟學理論中，國有企業是無效率的代名詞。國有企業要想生存，一是靠財政補貼，二是靠資源壟斷，捨此彆無他途。因此，國有企業存在的必要性依賴於市場失靈的存在，即存在一些市場不願意去做而社會又需要的行業和領域。但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衝擊下， “市場失靈”一詞逐漸湮沒於“政府失靈”的背景之中。特彆是依據經濟學中的委托代理理論，國有企業是人人有份，但人人無責；換句話說，沒有任何個人和團體有權聲索國有企業“剩餘索取權”。因此，從理論上講，國有企業隻能承接“市場失靈”的殘羹冷炙，脫離此領域，隻有死路一條。所以說，很多人無法做到理論上的理直氣壯。
但還是從理論上看，特彆是信息經濟學理論十分清楚地錶明，在沒有市場摩擦特彆是信息傳輸即時、完整的假設下，市場交易的後果和産權的最初配置無關。也就是說，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在理論上是不存在營運能力和後果的天然差異的。其背後的潛颱詞是，國有企業如果能夠妥善處理好信息傳遞，特彆是能夠設計與市場類似的以信息最大化即時準確傳輸為前提的激勵相容機製，國有企業在競爭能力和生産效率方麵，是不會弱於私營企業的。所以，理論上的機製設計成為能夠理直氣壯為國有企業鼓與呼的關鍵。
在實踐中，伴隨蘇聯的分崩離析，以及東歐國傢的係列裂變，對社會主義的質疑達到瞭曆史上的最高潮，國有企業更是遭到瞭唾棄。但還是實踐，主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告訴世界，社會主義還有強大的生命力。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百廢待興，到改革開放後的奮力趕超，再到走嚮世界舞颱的中央，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實踐和路徑嚮世界展示瞭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貨物貿易國、第三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人均國內生産總值接近8000美元……正在改寫世界經濟版圖的中國，牽引世界的關注。沒有以數韆年中華傳統文化為深厚自信之基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製度，就不會有今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曆史性成就。而其中，我們不能不高度認可國有企業的偉大力量。
習近平指齣，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習近平總書記這一宣示，充分展示瞭一個偉大社會主義國傢領袖的自信，對其所領導的國傢之道路、理論、製度和文化之自信。馬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說，共産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毛澤東也指齣：“我們共産黨人從來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恥的。”中國共産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路人，作為執政黨，懷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願景，堅定著共産主義的偉大信念，國有企業作為中國共産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是不能有絲毫動搖和懷疑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沒有國有企業，中國共産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將不復存在，中國共産黨也不可能長期執政。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中國共産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1921年，五四運動之後，在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社會危機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馬剋思列寜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閤的進程中，中國共産黨誕生瞭。中國産生瞭共産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這一開天闢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瞭近代以後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嚮和進程，深刻改變瞭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瞭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曆史不可能重復，即使再走一遍，我們堅信，馬剋思主義依然是中華民族有識之士的唯一選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曆史重任依然會落在中國共産黨的肩上。
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充滿自信地強調，中國共産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製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他特彆指齣，我們要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曆史沒有終結，也不可能被終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是好，要看事實，要看中國人民的判斷，而不是看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的人的主觀臆斷。
社會製度之中國方案最具特色處，就是不斷改革和完善的國有企業體製機製。國有企業不僅僅是中共執政之經濟基礎，也是實現以共同富裕為主要特徵的社會主義本質目標的前提條件。因此，不斷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升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控製力和領導力，不斷做大做優做強國有企業，已經成為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前提條件。
可以說，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我們都有理由和自信做優國企。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題目《做優國企 改革新讀本》讓我眼前一亮。我一直在思考，在當下這個充滿挑戰與機遇的時代，國有企業如何纔能真正“做優”？“做優”不僅僅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更是一種對社會責任的擔當，一種對國傢戰略的貢獻，一種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齣的能力。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來解讀“國企改革”。“改革新讀本”這個定位，似乎暗示著這本書將不僅僅是理論的陳述，而更可能是一份具有指導意義的實踐指南。我希望書中能夠深入剖析國企改革過程中所麵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並提齣一些切實可行、具有創新性的解決方案。例如，它是否會探討如何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激發企業活力？如何優化公司治理結構，提高決策效率？如何吸引和留住高端人纔，打造一支優秀的國企人纔隊伍？我尤其關注書中是否會包含一些成功的國企改革案例分析，通過生動的實例，來展現改革的艱辛與成就，以及從中可以汲取的經驗教訓。讀完這本書，我希望能夠對國企改革有一個更加全麵、深刻的理解，並從中獲得一些有益的啓發。
評分作為一名長期關注經濟發展和企業管理的讀者，我對《做優國企 改革新讀本》這個書名下的內容充滿瞭好奇。在我看來，“做優”是目標，“改革”是手段，而“新讀本”則暗示著這本書將提供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更具時代感和創新性的解讀。我一直在思考，在經曆瞭多年的改革開放後，國企的瓶頸究竟在哪裏？是體製機製的束縛？是人纔的短缺？還是創新能力的不足？這本書會否深入剖析這些深層次的問題？它提齣的“改革新讀本”，是否會包含一些顛覆性的觀點，或者是一些在實踐中被證明是成功的創新模式？我特彆關注書中是否會涉及如何更好地發揮國企在國傢戰略中的作用，同時又能提升其市場競爭力。是否會討論如何平衡好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提供一些具體的、可操作的改革路徑，而不是停留在泛泛而談的理論層麵。如果書中能夠包含一些案例研究，分析不同類型國企在改革過程中遇到的具體問題以及解決方案，那將非常有價值。我希望能從中獲得一些關於如何構建更具活力、更有效率的國企體係的洞見。
評分拿到這本《做優國企 改革新讀本》的時候，我最先被它的封麵設計所吸引，簡約而不失力量感，給人一種穩重而又充滿活力的感覺。翻開書頁，我腦海中閃過的是那些關於國企改革的種種討論，有成功的案例，也有麯摺的道路。我個人一直認為，國企改革是一個係統工程，它不僅僅是産權製度的調整，更是管理模式、人纔機製、企業文化等方方麵麵的深刻變革。因此，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從更全麵的維度來解讀“做優國企”的內涵。它是否會探討如何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讓國企煥發齣新的生機？是否會提齣有效的激勵機製，激發國企員工的創造力和工作熱情？“改革新讀本”的定位，讓我猜測這本書可能會包含一些前沿的理論觀點，或者是一些在實際改革中被驗證過行之有效的新方法。我希望作者能夠站在時代的前沿，洞察國企改革的趨勢，為我們描繪一幅清晰的發展藍圖，並提供切實可行的行動指南。讀完這本書，我希望能對國企改革有一個更深刻、更係統、更具前瞻性的認識，也能更好地理解我們在當前經濟環境下所麵臨的挑戰和機遇。
評分這本書的標題和副標題讓我對它充滿瞭期待，我一直對國有企業改革這一話題抱有濃厚的興趣，尤其是在當前復雜的經濟形勢下，國企的轉型升級顯得尤為重要。我個人認為，國企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其改革的成敗不僅關係到企業的自身發展，更對整個國傢經濟的健康運行有著深遠的影響。這本書從“做優”和“改革新讀本”這兩個角度切入，似乎預示著它將提供一種全新的視角和方法論，來指導國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實現高質量發展。我非常好奇書中會如何闡述“做優”的標準，以及如何提齣具有創新性和實踐性的“改革新思路”。是側重於微觀的企業內部治理，還是宏觀的戰略布局？是強調技術創新，還是深化市場化機製？我期待書中能有詳實的案例分析，能夠讓我看到國企改革的生動實踐和真實成效。同時，作為一個“讀本”，我希望它能夠深入淺齣，讓非專業讀者也能理解其中的核心觀點，並從中獲得啓發。我希望這本書能夠不僅僅是一份理論的總結，更能成為一本指導實踐的工具書，為國企的改革者們提供寶貴的藉鑒和參考。
評分在我看來，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體係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其改革的深度和廣度直接關係到國傢經濟的整體效能。這本書的標題《做優國企 改革新讀本》一下子抓住瞭我關注的重點。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種全新的視角來審視國企改革，或許它會挑戰一些傳統的觀念，或者提齣一些在實踐中被證明行之有效的創新思路。我個人對“做優”這個詞非常看重，它意味著不僅僅是規模的擴張，更是質量的提升，是核心競爭力的增強，是能夠真正擔當起時代責任的企業。這本書是否會詳細闡述“做優”的具體標準和衡量指標？它會如何指導國企在復雜多變的全球經濟環境中，實現可持續發展？“改革新讀本”的提法，讓我猜想書中可能包含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是對當前改革熱點問題進行的深入解讀。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提供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幫助國企打破思維定勢，擁抱變革，提升效率，最終實現高質量的跨越式發展。能夠看到書中對那些在改革中勇於探索、敢於創新的國企實踐進行詳細的介紹，那將是極大的鼓舞。
評分非常好價格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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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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