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是俄罗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被誉为俄国十九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社会思想的艺术编年史”。他写过数十篇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构成了一幅又一幅生动的社会风情画。被誉为俄国十九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社会思想的艺术编年史”。《屠格涅夫文集》共六卷,收辑了作者主要的小说、特写、散文诗、文论和回忆录,基本包括了他五十年笔耕的精华。
作者简介
屠格涅夫(1818-1883),是19世纪俄国有世界声誉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和“现实主义作家”。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
丰子恺,原名丰润,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书法家和翻译家,是一位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
精彩书评
屠格涅夫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是会活得更长久。不是因为艺术的功力,而是由于脚下没有闪失。真诚地拥抱您。
——列夫·托尔斯泰
目录
霍里和卡利内奇5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19
莓泉33
县城的医生44
我的邻居拉季洛夫55
独院小地主奥夫夏尼科夫64
利哥夫85
白净草原98
美人梅奇河的卡西扬122
总管144
事务所161
孤狼183
两地主193
列别迪扬203
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和她的侄儿218
死232
歌手246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266
约会284
施格雷县的哈姆莱特294
切尔托普哈诺夫和涅多皮尤斯金321
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结局342
活尸383
车轮子响399
树林和草原416
精彩书摘
凡是从博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的人,对于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素质的显著差异,大概都会惊讶的。奥廖尔的农人身材不高,背有点儿驼,神情阴郁,蹙着眉头看人,住在白杨木造的破旧的棚屋里,服着劳役,他们不做买卖,吃得很差,穿的是树皮鞋;卡卢加的代役租农民俄国的农奴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役租制(无偿地为地主劳动)的农奴;一种是代役租制(交纳田租)的农奴。就不然,他们住的是松木造的宽敞的农舍,身材高大,眼神大胆而愉快,脸色白净;他们贩卖黄油和焦油,每逢节日总穿长统靴。奥廖尔的村庄(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大都位在耕地的中央,不知怎样变成了污泥池的峡谷的旁边。除了随时准备效劳的几株爆竹柳和两三株瘦白桦树之外,一俄里1俄里合1.067公里。周围连小树也看不见一棵;屋子紧靠着屋子;屋顶上盖着腐烂的麦秆……卡卢加的村庄就不然,大部分周围都是树林;屋子的位置较为疏朗而整齐,屋顶上盖着木板;大门紧闭,后院的篱笆并不散乱,也不向外倾倒,不会招呼过路的猪进来做客……在猎人看来,卡卢加省也较好。在奥廖尔省,再过五年光景,最后一批树林和大片的灌木丛林势将消失,沼地也将绝迹;卡卢加省就同它相反,禁林绵延数百俄里,沼地有数十俄里,珍贵的松鸡尚未绝迹,温良的大鹬还可看到,忙碌的沙鸡突然飞起,使得猎人和狗又欢喜,又吃惊。
我有一次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遇见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卢特金,和他结识了。他酷爱打猎,因而堪称一个出色的人。他的确也有一些弱点:例如,他曾向省里所有豪富的小姐求婚,遭到拒绝,不准上门,便怀着悲痛的心情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诉苦,而对于小姐们的父母,他照旧把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当作礼物送过去;他喜欢重复讲述同一个笑话,这笑话尽管波卢特金先生自己认为很有意义,其实却从来不曾使任何人发笑过;他赞扬阿基姆?纳希莫夫阿基姆?纳希莫夫(1783—1815),俄国二流诗人,讽刺诗和寓言的作者。的作品和小说《平娜》《平娜》是俄国一个平庸作家马尔科夫(1810—1876)的小说。别林斯基曾在一篇论文里严厉地讥讽这小说,称它为“胡言”。;他说话口吃,把自己的狗称为天文学家;他把但是说成但系,他家里采用法国式烹调,这种烹调的秘诀,据他的厨子的理解,在于使每种食物的天然滋味完全改变;肉经过这能手的烹调带有鱼味,鱼带有蘑菇味,通心粉带有火药味;不过任何一根胡萝卜,不切成菱形或梯形,决不放进汤里。然而除了这些为数不多而又无关重要的缺点之外,波卢特金先生,如前所说,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同波卢特金先生相识的第一天,他就邀我到他家里去宿夜。
“到我家里大约有五俄里,”他说,“步行是太远了;让我们先到霍里家去吧。”(读者谅必会允许我不照样传达他的口吃。)
“霍里是谁呀?”
“是我的佃农,……他家离这儿很近。”
我们就到霍里家去。在树林中央一块清理过、耕作过的空地上,孤零零地矗立着霍里的庄园。这庄园包括几间松木结构的屋子,用栅栏连结起来,正屋的前面有一间用细柱子支撑着的披屋。我们走进去,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身材漂亮的年轻小伙子。
“啊,费佳!霍里在家吗?”波卢特金先生问他。
“不在家。霍里进城去了,”小伙子微笑着回答,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要准备马车吗?”
“是的,老弟,要马车。还要给我们拿点克瓦斯一种清凉饮料。来。”
我们走进屋里。原木叠成的清洁的壁上,一张苏兹达尔的画片苏兹达尔是乌拉基米尔省里的一个县,其地出产廉价的木版画。也没有贴;在屋角里,在穿着银质衣饰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神灯;菩提树木的桌子是不久以前刮洗干净的;原木中间和窗子的侧框上,没有敏捷的茶婆虫钻来钻去;也没有沉思似的蟑螂隐藏着。那年轻小伙子很快就走出来了,拿来一只装满上好克瓦斯的白色大杯子、一大块小麦面包和装着一打腌黄瓜的木钵。他把这些食物统统摆在桌上,身子靠在门边,然后带着微笑不时地向我们看。我们还没有吃完点心,马车已经在阶前响动了。我们走出去。一个大约十五岁、头发鬈曲、双颊红润的男孩坐在车上当马车夫,很费力地勒住一匹肥壮的花斑公马。马车的周围,站着六个相貌十分相像而又很像费佳的、身材魁梧的小伙子。“都是霍里的孩子!”波卢特金说。“都是小霍里俄语中“霍里”(хорь)是“黄鼠狼”的意思。,”费佳接着说,他已经跟着我们走出来,到了台阶上,“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霍里进城去了……当心啊,瓦夏,”他转向马车夫继续说,“要跑得快啊:送的是老爷呢。不过,震动得厉害时要当心,走得慢些;不然,弄坏了车子,震坏了老爷的肚子!”别的小霍里听到了费佳的俏皮话都微微一笑。“让天文学家坐上来!”波卢特金先生神气地喊一声。费佳兴冲冲地高举起那只勉强带笑的狗,把它放在车子底部。瓦夏放松缰绳。我们的马车开动了。“这是我的事务所,”波卢特金先生指着一所矮小的房子,突然对我说,“要不要去看看?”“好吧。”“这事务所现在已经撤消了,”他说着,爬下车来,“可还是值得一看。”事务所有两个空房间。看守人,一个独眼的老头儿,从后院里跑出来。“你好,米尼亚伊奇,”波卢特金先生说,“水在哪儿啊?”独眼老头儿走了进去,立刻拿着一瓶水和两只杯子回来。“请尝一尝,”波卢特金对我说,“我这水是很好的泉水。”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儿向我们深深地鞠一个躬。“唔,现在我们可以去了吧,”我的新朋友说。“在这事务所里我卖了四俄亩1俄亩合1.093公顷。林地给商人阿利卢耶夫,卖得好价钱。”我们坐上马车,过了半个钟头,就进入了领主邸宅的院子里。
……
前言/序言
总序
这套屠格涅夫文集共六卷,分别收辑作者的主要特写、小说、散文诗、文论和回忆录。他五十载笔耕的结晶,基本上都在这里了。
屠格涅夫开笔甚早,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念大学的时候起,便断断续续写作诗歌、小说、戏剧和评论,又凭借其外语优势,译出《奥赛罗》、《李尔王》、《曼弗雷德》等西方名著。但直到一八四七年《猎人笔记》中的《霍里和卡利内奇》诸篇面世,他才开始蜚声文坛。
《猎人笔记》总共包括二十五篇特写,大都作于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全书以俄罗斯中部的山川风物为背景,通过作者游猎期间的见闻感悟,参照他那暴戾的母亲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广泛描绘了农奴和地主的群像与生活。俄国农奴制产生于十五世纪末叶,到十八世纪下半期还处于鼎盛阶段,其后虽趋于败落,却仍然同专制政体沆瀣一气,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个制度下的农民,其地位和境况类似当时的美国黑奴,因此别林斯基称之为“白皮肤的黑人”(《给果戈理的信》)。《猎人笔记》中的《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莓泉》、《利哥夫》、《总管》、《孤狼》等篇,就是这方面的真实写照。然而作者却从农民的卑微的外表下,敏锐地发现了淳朴善良、聪明机智、巨大的潜力和细腻的感情,他们应该堂堂正正地享有人的尊严和权利。《霍里和卡利内奇》、《歌手》和《活尸》都塑造了这样的生动形象。农家小孩更是招人疼爱。《白净草原》描写他们在夏夜的田野上放牧马群时围着篝火,用各具特色的语言,讲述家神、人鱼、林妖、水怪、神通广大的“特里什卡”以及其他的民间传说,充分显示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表达力。同时,这些孩子,特别是帕夫卢沙,不仅善于谈神说怪,而且机灵勇敢,具有一定的生活知识,能够处理实际事务。可是他们的才具得不到正常的培养和发展,以至逐渐萎缩,甚而被摧残和埋没了。
总的来说,屠格涅夫表现农民对压迫者的不满和抗争时比较含蓄,不写暴烈的行动,不用慷慨激昂或尖酸辛辣的词句,这不仅出于书刊审查上的顾虑,也符合作者的气质和风格。但这种笔法并未削弱作品对农奴制和统治者的震撼力。一八五二年官府借口他发表一篇悼念果戈理的文章,将他放逐一年半之久,正是这震撼力的反证。
长篇小说历来是俄国文学家族的骄子。屠格涅夫继《猎人笔记》之后,也在这个领域大显身手,于一八五六至一八七七年间依次推出《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在这六部有连续性的小说里,他像编年史家一样,忠实地记述了将近半个世纪内俄国社会的思想探索的历程、相继更迭的人物和事件:三四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贵族对解放运动的领导权的结束,平民知识分子的崛起和壮大,七十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浪潮。这几部作品都提出了当时的迫切问题,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发过热烈的讨论与争辩。
《罗亭》脱稿于一八五五年,次年初由《现代人》杂志发表。主人公罗亭是三四十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中“多余的人”之一,早年曾积极参加莫斯科大学生自学小组的活动,潜心黑格尔哲学,继而负笈德国深造,立志要干一番事业。回国后他一度出任公职,但在本书里露面时已经引退,进入中年了。
罗亭能言善辩,他一来到贵妇拉松斯卡娅家,立刻凭着有力的论据、精妙的辞藻、生动的形象和比喻、对科学和真理的坚定信念,时而概括,时而引申,毫不费力便征服了所有的听众,包括主人的女儿娜塔利娅。过了不久,他郑重地向娜塔利娅表白了爱慕之意,并且获得深情的回应,可是遭到她母亲的严厉拒绝。他不仅无条件地表示退缩和屈服,甚至诿过于她:“胆怯的是您,不是我!”娜塔利娅这才知道,“语言的巨人”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多年以后罗亭回顾他一生走过的道路时,也承认自己柔弱寡断,言行脱节:“空话,全是空话!没有行动!”通过爱情来显示这种阴盛阳衰的性格反差,构成了屠格涅夫许多小说的共同特色。不过,罗亭主要是个宣传家,对于宣传家,语言就是行动。罗亭的严厉批评者列日涅夫也认定:“说一句好的话——这也算行动啊。”把理想和信念带给青年,成为罗亭的启蒙活动的重要内容。
其实罗亭并未满足于坐而论道。他曾经风尘仆仆地四处奔波,改良农田,疏浚河道,革新教育,但尼古拉一世时代那个窒息人才的社会环境不容许他发挥所长,“我刚得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刚有个落脚点,命运马上就跑来把我推开……”他落得一事无成,最后才算有机会献身于一八四八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为坎坷的一生划上了差强人意的句号。
《罗亭》在艺术上可以作为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范例:主题单纯,人物不多,结构紧凑,情节不蔓不枝,既没有连篇累牍的议论,心理描写也简明扼要,一切都显得朴素自然而又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罗亭》问世不久,屠格涅夫开始构思《贵族之家》。书稿于一八五八年杀青,次年初仍由《现代人》刊出。在他的六大小说中,本篇引发争议最少,受到赞扬最多,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得力于它那哀婉动人的情节:拉夫列茨基夫妇携幼女出国,寄寓巴黎。他在大学进修,妻子瓦尔瓦拉则热中交际,恣情风月,移居巴登—巴登后更是闹得沸沸扬扬。拉夫列茨基不得不同她分手,只身回国,打算专心重振家业。这时传来妻子亡故的消息,他信以为真,决计向一位远亲丽莎求婚。不料瓦尔瓦拉母女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只好舍弃刚刚获得的幸福,勉强恢复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丽莎无奈,悄然进了修道院。
《贵族之家》的故事发生于一八四二至一八五○年,在时间上同《罗亭》的情节相近,主题仍是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命运。当时,三十年代莫斯科大学生的小组活动早就结束,原先稚嫩的理想主义者们已变为成人,由于对祖国前途的评估不同,他们分成互相对立的两派,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西欧派,和强调俄国的特殊性、赞赏彼得大帝以前的农业社会的斯拉夫派。拉夫列茨基倾向斯拉夫主义,归国时希望下乡务农。他愿意接近人民,承认人民当中有真理,并同丽莎家的朋友、迷信西欧的俗吏潘辛多次展开争辩,将对手的论点一一攻破。但拉夫列茨基所隶属的贵族阶级正处于没落阶段,他想有所作为,却难以克服冷漠懒散的旧作风,更无力反对丽莎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上的陈规惯例,化解不了爱情的要求同作为丈夫和父亲的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他终于也像丽莎一样陷入宿命论,自认不配享受幸福。直到几年之后,他才真正振作起来,学会经营田地。不过毕竟青春已逝,来日无多,只能为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祝福了。
丽莎为人严肃稳重,性格内向,同瓦尔瓦拉适成对照。她才智平平,却有自己的见地,同情拉夫列茨基对潘辛的批驳。她从小虔心奉教,相信爱一个已婚男子是罪孽,瓦尔瓦拉的归来就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必须通过祈祷求得赦免。归根结柢,幸福并非由人,而是由上帝主宰的。虽则她对尘世不无留恋,仍决定前往一个最偏远的地方与圣像青灯为伴,消磨余生。
一八五九年,屠格涅夫在《贵族之家》以后,创作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前夜》,次年初交保守政论家卡特科夫所编刊物《俄国导报》分两期连载。
在《贵族之家》的“尾声”中,拉夫列茨基感到自己及其同辈的时代已成过去,因而语重心长地寄希望于下一代。但屠格涅夫很快就看出,要推进社会事业,“必须有一批自觉的英雄人物”(致伊?阿克萨科夫信),于是他把目光从贵族阶级转向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即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对人才的广泛需求,由僧侣、商人、小市民和小官吏等家庭出身的大批脑力劳动者。《前夜》和后继的《父与子》中都写了这种“新人”。
《前夜》男主人公英沙罗夫是莫斯科一名大学生,来自土耳其人霸占下的保加利亚。他的父母遭侵略者杀害,他为了洗雪国耻家仇,投身解放事业,被判极刑,负伤逃往莫斯科就读。一八五三年,俄国政府以保护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为由,对土开战。英沙罗夫和他的战友企图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回国举事,不料他在新婚的俄罗斯妻子叶连娜陪同下路过威尼斯时因病夭殇,未能如愿。英沙罗夫明显高于罗亭和拉夫列茨基。他不尚空谈,而又胸怀大志,讲求实际,却并不褊狭;穷得几乎像乞丐,可是内心充实丰富。他只有一个目标:为苦难中的祖国效力。他虽然属保加利亚籍,其实体现了俄国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的许多本质特点。
屠格涅夫清楚地意识到“新人”平民知识分子必将取代贵族,但他反对他们激进的政治、哲学和审美观点,只赞成自上而下的渐进改良。因此他讳言当时国内社会革命形势,却瞩目于域外的民族解放斗争,强调举国一致抵御外侮,而淡化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其关键便在作者同“新人”的思想分歧。当杜勃罗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中呼唤“俄国的英沙罗夫”,希望他们奋起抗击“国内的土耳其人”即专制农奴制的维护者时,立刻激怒了屠格涅夫。这件事成了屠格涅夫同《现代人》决裂的导火线,也是他不在该刊发表《前夜》,而将原稿转给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的真正原由。即使就民族解放斗争来说,作者也没有叙述英沙罗夫的具体活动,因为这对于他是一个过于陌生也过于困难的课题。他让主人公未及出师便赍志而殁,这当然有损于其形象的生动性。
相比之下,女主人公叶连娜的面貌倒是显得鲜明些。她对积极行动的憧憬和对贵族家庭的背叛使她不仅同丽莎迥然异趣,也决非那位可以傲视罗亭、最后却甘心下嫁一个碌碌无为的绅士的娜塔利娅所能望其项背。叶连娜在英沙罗夫卧病威尼斯时固然有些宿命的想法,但她遭到丧夫的沉重打击之后仍旧坚强地忠于他的遗志,决心以护士身份参加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成为俄罗斯文学中最可敬的女性人物之一。
《前夜》面世前后,要求农奴制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同自由主义贵族在改革的方法和道路问题上的分歧也愈来愈尖锐,而作为双方论争和社会关注的焦点的农民,在一八六一年改革中受骗后,更接二连三地掀起了暴动的浪潮。正是在这种爆炸性的局势下,屠格涅夫于一八六○至一八六二年间创作了他的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仍交《俄国导报》刊行。
作品名叫《父与子》,着重描叙的却不是父子之间,而是自由派贵族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同家道小康的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之间的冲突。帕维尔在辩论时抵挡不住巴扎罗夫的凌厉攻势,被迫节节败退;后来又在同巴扎罗夫决斗中出乖露丑,自取其辱。正如一八六二年屠格涅夫给赫尔岑的一封信上所说,“这是民主对贵族的胜利”。但帕维尔们并非等闲之辈,他们是“贵族中优秀的代表人物”(同年致斯卢切夫斯基信)。帕维尔的失败不能全由他本人负责,根源在于他所隶属的阶级大势已去,非个别佼佼者所能挽回。屠格涅夫意在证明:佼佼者尚且如此,其他贵族更不在话下。因此,致斯氏信又宣称:“我这整个小说都是针对作为先进阶级的贵族的。”
巴扎罗夫正直刚毅,崇尚理性,重视实践和科学试验。他一出场便显得气概非凡,其余的人顷刻之间都被他压倒。他使用的武器是否定,他断言“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定”——否定贵族制度、自由派及其口头禅“进步”,也否定各种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原则”,甚至要“否定一切”,“破坏一切”,“先把地面打扫干净”,好让别人来建设。
“否定一切”的豪言壮语说明了巴扎罗夫的气魄,同时也暴露了他的偏见,因为这“一切”包括着爱情、艺术、大自然之美和其他不该否定而应加以珍视的东西,这也是巴扎罗夫区别于被屠格涅夫称为“真正的否定者”的别林斯基、赫尔岑和杜勃罗留波夫(上引致斯氏信)的论点之一。
还有更重大的区别。
前文说过,六十年代俄国社会的焦点是农民问题,当时平民知识分子的活动基本上以此为中心,而巴扎罗夫对农民却非常隔膜:“俄国农民是个神秘的陌生人……谁能够了解他!他连他自己都不了解。”更有甚者,这个亲眼见过百姓疾苦的巴扎罗夫谈起改善农民生活时,竟冷言冷语说:“我应当为他出力,他对我连谢也不谢一声,等到农民能住上整洁的房子的时候,我巴扎罗夫早已埋骨荒冢了。”这些令人失望的话完全背离了六十年代民主主义者的根本信念。
但在屠格涅夫心目中,巴扎罗夫“确实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一八六一年致卡特科夫信),甚至是“革命者”,而同时,他却被塑造成“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解剖农民的遗体时感染伤寒病而过早逝世,作者强调说,巴扎罗夫之死并非出于偶然,他是“注定要毁灭的”(均见上引致斯氏信)。这个结论只是屠格涅夫对当时整个大局的评估的一部分,他在上引给卡特科夫的信中说:“我对俄国的看法要比您设想的更为悲观。”
《父与子》发表后在评论界和读者群中激起轩然大波。卡特科夫等人责备屠格涅夫对巴扎罗夫顶礼膜拜,反之,安东诺维奇代表的《现代人》编辑部却认为这个形象是对年轻一代的诽谤和讽刺;评论家皮萨列夫则比较公允地肯定了巴扎罗夫典型的积极意义。下面谈及屠格涅夫的回忆录时,我们还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屠格涅夫的第五部长篇小说《烟》(1867),叙述主人公李特维诺夫在社交界一个贵妇人的吸引下,背弃自己的未婚妻,最后憬然回头的故事。但这只是个框架,作品的主旨要严肃而复杂得多。
屠格涅夫写《烟》的时候,他原先寄托很大希望的一八六一年改革的虚伪性已逐渐显露,而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当作俄国发展道路提出来的民粹主义又遭到他的坚决排斥。他创作时一如既往,对这类重大社会现象没有漠然视之。可是这一次他把舞台移到德国,并改用了谢德林式的讽刺笔法,一方面着重揭露聚集在那里的俄国将军和贵族的腐朽凶残,以及妄图恢复被废除的农奴制的疯狂叫嚣;另一方面也没有放过俄国的革命侨民,特别是其中的古巴廖夫,作者不但抨击他们的政见,并且怀疑他们的道德品质,因此引起许多进步人士的严厉批评。作为上述两个集团的对立面而出场的,是西欧主义者波图金和自由派渐进论者李特维诺夫。波图金表达了屠格涅夫本人对农民村社和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但他那些近乎民族虚无主义的过激言论则只是西欧派极端分子的偏见。李特维诺夫经历了一些沧桑变故之后,“觉得一切都是烟,……无论是他个人的生活,还是俄国的生活”,都像烟一样飘忽不定,随风流散,到头来只落得一场空。好在他还没有完全消沉,终于从国外回到自己的庄园,取得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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