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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增井经夫 著，程文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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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文
• 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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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
• 王朝
• 研究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04166

版次：1

商品编码：12147909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8-01

用纸：胶版纸

字数：303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清王朝乃四千多年的中华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集大成者，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增井经夫为我们详细描绘了最后的中华王朝在二百七十多年间的繁荣与没落，解析了近代中国的起点。《大清帝国》是日本清史学习和研究者的必读参考书，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不失为一部绝好的清史入门手册。

作者简介

//增井经夫（1907-1995），日本老一辈著名清史专家。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曾任职于日本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明治学院大学和金泽大学等，专攻中国清史，著有《亚洲的历史与历史学者》《中国的历史与民众》等，翻译有《史通——唐代的历史观》《焚书——明代异端之书》《太平天国》等。。//程文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史、中日关系，现任教于吉林师范大学。

目录

导　读／1
引　言／1
序　章　清代概观／1
　　一　时代特征／1
　　二　社会状况／11
　　三　文化特征／21
1　明清易代的背景／31
　　一　《华夷变态》／31
　　二　满族的崛起与明朝的垮台／42
　　三　明代遗产／56
　　四　明朝遗老／67
2　清朝的强盛／77
　　一　清朝统治的施行与贯彻／77
　　二　三藩之乱／88
　　三　康熙治世／99
　　四　雍正时代／112
　　五　乾隆朝的繁荣／120
3　清代社会的盛衰变化／131
　　一　统治的弱化／131
　　二　白莲教起义／141
　　三　白银经济的确立／151
　　四　对外关系的转变／162
　　五　广东十三行／172
4　鸦片战争／181
　　一　中国的近代／181
　　二　鸦片贸易／191
　　三　鸦片的大规模输入／201
　　四　《南京条约》／212
　　五　第二次鸦片战争／222
5　太平天国／233
　　一　近代思想与活动／233
　　二　拜上帝会／242
　　三　太平天国的发展／251
　　四　对太平天国的评价／262
　　五　太平天国的灭亡／272
6　清代的社会经济／283
　　一　社会经济的基调／283
　　二　通货和商人／295
　　三　白银经济的展开／306
　　四　商人的活跃／318
　　五　会馆与公所／327
7　清代的学术／337
　　一　中国文化遗产的集大成者／337
　　二　清代思想／348
　　三　清代史学／358
　　四　清代诸学／374
8　清代的文艺／387
　　一　清代文学／387
　　二　清代美术／401
　　三　清代建筑／420
　　四　清代的文房用具／431
终　章　清代二百七十年综述／442
　　一　中国历史上的清代／442
　　二　世界历史上的清代／453
参考文献／461
年　表／478
附　录／486
索　引／490

精彩书摘

　　《甲骨文丛书·大清帝国》：
　　1
　　明清易代的背景
　　一 《华夷变态》
　　“唐船”逸闻
　　在岛国日本，由于外国的信息过去流入甚少，所以人们似乎超乎寻常地热衷于收集这种信息。当然，在锁国时代的日本，对这类信息的收集是秘密进行的。尽管如此，江户幕府还是对此做了许多且十分详尽的记录。特别是初期记录中的中国明清政权交替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以及后期记录中出现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等，当时幕府对它们的关注非比寻常。这些记录多是由来到长崎的中国商船或荷兰商船带到日本的。从今天来看，当时幕府对这些信息的解读具有重要意义。让我们先看一看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之际，江户那些身居要位的人是怎样理解这些逸闻的。
　　江户幕府当年曾收藏有《华夷变态》这样一部集著。这是幕府命儒官林春斋及其子林凤冈，将1644～1724年这80年间的海外消息逐次收集、编纂而成的一部中国逸闻集。在当时，“华夷变态”这一标题指的是夷狄占领中华王朝的意思。该书1674年的序言写道：
　　明崇祯帝自裁，弘光帝被捕，唐王、鲁王虽残喘于南方，亦无法阻止鞑靼逐鹿中原。故中华之土变夷狄之地，但毕竟是远地他国之事，不能尽知其详情。我虽读阋《剿闯小说》、《中兴伟略》、《明季遗闻》等书而略知其概，然明朝覆灭正值我朝正保年间，因而已是三十年前之事。此类书册均为来航长崎之福州、漳州商船所带消息，传至江户，呈报当局，解读翻译而成，然我族未曾参与其中。唯恐其草稿凌乱如山，遂依年代编集，题名《华夷变态》。又闻近日吴三桂、郑经等率众揭竿而起，意欲造反清复明之势，然其胜败不详。且不论其详何如，夷狄制华，纵是他国之事，闻者亦是大快人心。
　　从李白成起义、郑芝龙请援、鲁王的书信，到“三藩之乱”、郑经的活动记录等，《华夷变态》一书在该时段将这些檄文、逸闻等都逐次记录了下来。从此时的记录来看，来到长崎的中国商船以福建、广东等南方的商船居多，而且从朝鲜方面传过来的也都是些倾向于支持反清复明的消息、逸闻。可到了1685年前后，记录内容便发生了改变，开始转为以讴歌大清盛世、安宁太平为主调了。
　　在整个江户时期，日本均将满洲称作“鞑靼”。本来，“鞑靼”是蒙古的一个部族名称，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商人不经意的叫法，却在当时的日本原封未动地固定了下来。甚至在中国已经称满族为“虏”时，《华夷变态》中还特意地将其译作“鞑靼”。这说明对于刚刚崛起的满族，“鞑靼”这一文字指称和言语表述，恐怕在当时的日本已固化为一种印迹了。不过，从《华夷变态》来看，对于唯我独尊的中华帝国所遭受的沉重一击，编者林春斋本人该是有种痛快淋漓之感的。
　　让我们回到本节的主题。将这些消息带到日本的中国商船，在日本被称作“唐船”，它们多来自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按当年入长崎港的顺序，被编为某某年的一号船、二号船等。在十七世纪初期，每年大约有五十艘左右，后因清政府讨伐台湾，实行海禁，禁止远洋航渡，所以驶至长崎的船只数量逐渐少了起来。不过，由于当时在中国，铜钱铸造少不了日本产的铜，所以驶往日本的“唐船”一直未曾中断。
　　……

前言/序言

导　　读

一
本书作者增井经夫先生，于昭和五年（1930）春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与其同期毕业的还有江上波夫先生和野原四郎先生（已故）。对于我而言，增井先生是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的老前辈。
我与增井先生直接接触是1950年前后的事，时值增井先生受三省堂之邀，执笔编撰高中世界史教科书之际。记得当时，增井先生从重视近现代史的观点出发，计划编撰出一部倒叙式的世界史。那时，既没有文部省对教科书的检定，也没有教科书调查官。
当时，作为东大的一名“特别研究生”，我正在东洋史研究室效力，通过一名西洋史专业的朋友，收到了增井先生希望我协助他编写这部世界史的邀请。由于当时时间甚是充裕，我便接受了增井先生的邀请。但所谓的“倒叙式”，真做起来并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而且对于初出茅庐、资历尚浅的我来说，在当年并不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虽然我好歹完成了所承担的东洋史部分并提交了原稿，可当时并未出版，也许是由于三省堂编辑部方面不甚满意的缘故，增井先生编写倒叙式的世界史的计划最终就没有了下文。
许久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多位专家为调查郭沫若先生流亡日本期间的相关资料来到日本，我曾作为向导，带他们造访了增井先生的宅邸。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居住期间，曾去过位于本乡二丁目的文求堂书店，拜访过店主田中庆太郎先生，并与田中先生有过深交。这位田中庆太郎先生，正是增井先生的岳父。田中先生已然去世，因其子田中乾郎早在其前就已经过世，所以郭沫若先生的相关资料当时都保管在增井先生那里。
增井先生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选择了“清代的广东贸易”这样一个题目。虽然在当下来看，这可能是个极其普通的选题，但在当时，选择一个与近代史相关的题目撰写论文的学生是很少的，据说当时增井先生的老师也没给他好脸看。因此可以说，增井先生当年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选下这个题目的。那之后，增井先生便始终如一地从事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
说起增井先生的研究成果（不包括论文），截至本书出版为止，第一部出版的是他的一部译著——H.B.莫尔斯的《中国工商业行会论》（支那ギルド論，生活社，1941）。估计增井先生在撰写其毕业论文之际，借鉴过莫尔斯的这一著作。二战后，作为岩波新书的一部，增井先生在1951年出版了他的《太平天国》，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太平天国的研究终于在新中国也开始有了生机。
增井先生并没有特别地采用中国方面的新史料，而是充分利用出版于德川时期的日本方面的文献，以其平实易懂的文章，对太平天国起义所具有的近代史意义进行了巧妙的叙述。在当时，以这样的形式对太平天国起义进行记述的日本学者的文章尚未出现。而且，《太平天国》被作为岩波新书的一个单行本出版，在当时也是非常符合时宜的。
《太平天国》一书出版，给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不仅在中国史研究者中，在一般的读者群中也被广为阅读。增井先生在该书中大量援引日本人在江户时期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图书等，这似乎也给读者们留下了一种新鲜的印象。虽然在自战前开始便长期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中，存在对该书的各种不同的见解，但在当时日本的读书界，该书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增井先生作为一位新晋的中国史专家，在当时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个毫无疑义的事实。
四年后，增井先生以该书为基础，出版了名为《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アヘン戦争と太平天国�C，弘文堂、アテネ文庫）的小册子。该书是一本A6大小的76页的小册子，至今手中仍然保有该作的日本学者估计是很少的。虽然该书仅仅是一本小部头的著作，但在其中，增井先生却对太平天国起义和鸦片战争的关联性进行了准确的论述。该书中展开的论点，构成了《大清帝国》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8年，增井先生重新执笔写作《中国的两个悲剧——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中国の二つの悲劇——アヘン戦争と太平天国，研文出版）一书，再度就太平天国起义和鸦片战争的相关性发声。另外，增井先生还与中国文学研究者今村与志雄先生一起，共同翻译了呤唎（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Lin-Le）的《太平天国》（全四册），并将其交由平凡社（东洋文库，1964～1965）出版。
增井先生在此之外还于1966年出版了《亚洲的历史与历史学者》（アジアの歴史と歴史家�C，吉川弘文馆）和《史通——唐代的历史观》（史通——唐代の歴史観，平凡社）两部著作，在三年后的1969年翻译并出版了《焚书——明代异端之书》（焚書——明代異端の書，平凡社，1969）。《焚书》的作者李卓吾先生不仅在中国的学界甚是知名，在当时日本的中国思想史领域也是一位常被提起的思想家。增井先生之所以特意翻译李卓吾先生的著述，恐怕是因为他很关注李卓吾先生吧。
如此看来，与社会经济史相比，增井先生应该是对思想史、文化史更感兴趣的。在金泽大学工作期间，增井先生之所以会如此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或许是因为居住在金泽这个中国史料比较缺乏的地方。在增井先生从金泽大学退休的1972年，他还出版了《中国的历史与民众》（中国の歴史と民衆，吉川弘文馆）一书。
战前，在东京大学东洋史学部，考证史学被视作正统，当时存在一种若不从事考证史学研究便得不到认可的倾向。增井先生和野原四郎先生都未曾参与到考证史学研究之中，所以在整个战前、战中时期，他们在学问上一直处于一种“在野”的地位。
在这段时期，刚刚起步的年轻学者虽然缺乏经济支撑，却依然努力地坚持着他们的研究工作。在当时，有稳定职位的研究人员可以说寥寥无几，增井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二战末期，抑或是二战刚结束后，增井先生在继三岛一先生之后，当上了旧制武藏高校的教授。随着新制大学的成立，增井先生随即成为武藏大学的教授。后由于金泽大学法文学部向其发出邀请，欲聘其为该学部的教授，增井先生在再三思虑后，最终决定到金泽大学就职，直至退休。
增井先生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金泽大学工作时期执笔完成的。本书《大清帝国》，虽然也很可能是增井先生在金泽大学时期开始构思的，但出版是在他从金泽大学退休回到东京之后。继该著之后，增井先生在其晚年出版的著作中，还有《中国的两个悲剧——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参见前文）和《中国的白银和商人》（中国の銀と商人，研文出版，1986）两部。
二
以下，希望通过对《大清帝国》一书的简要介绍，为始读本书的各位读者提供些许指引。
在序章中，增井先生对清代的特征、社会状况、文化特色等进行了简明易懂的说明。可以说此章浓缩了增井先生的清代观，希望各位读者能认真品读。
第一章“明清更替的背景”，并不是从正面就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兴起等展开叙述，而是试图通过对明代遗产和明朝遗老的讲述等入题，对明清两代的朝代更迭做出了说明。为此，增井先生援引了长崎奉行中川忠英编撰的《清俗纪闻》和《华夷变态》等史料。
《华夷变态》一书原本并没有出版。1644年以后，来到长崎的唐船（即中国商船）船长需要向长崎奉行提交报告书。后来江户幕府的大学头林鹅峰（即林春斋）、林凤岗父子将这些报告书施以整理，并将其命名为《华夷变态》，研究者只能到内阁文库才能查阅找这一史料。中国史研究人员几乎无人使用过这一史料。但广岛大学教授浦廉一先生发现了它的价值，动员他指导下的小组研究生、大学生将其原文誊抄下来，并委托东洋文库将其出版。当时，正在东洋文库担任研究员的我，受研究部长和田清先生之命，担当了《华夷变态》一书的编辑和校对。该书全书共三卷，其中上卷于1958年出版，中卷、下卷于1959年分别出版面世。
增井先生第一时间便注意到了出版的《华夷变态》，并将其用于《大清帝国》的写作。据此可见，当年增井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无疑是非常积极的，而这也是增井先生和我之间的学术渊源。
在第二章“清朝的强盛”部分，增井先生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进行了记述。这三代是清朝最为繁荣、辉煌的时期。虽然同时也出现了三藩之乱，但清朝统治者通过对其进行有效的镇压，为自己的统治确立起了牢固的基础。若是一般的清代概述，恐怕会把这部分作为重点来叙述。可增井先生似乎并没有对其进行特别重点的处理。
在第三章“清代社会的盛衰变化”中，增井先生从乾隆末期发生的白莲教起义展开，分别对白银经济的形成、来自欧美各国外压的开始、广东十三行等进行了叙述。过了全盛时期的清朝各种矛盾接踵而至，迎来了盛衰转换的时期。增井先生毕业论文中选取的广东贸易也不断地产生问题。可以说，对于相当于鸦片战争前史的这一时期，增井先生倾注了大量笔墨。
第四章“鸦片战争”和第五章“太平天国”在本书中是大放异彩的两章，是增井先生重点阐述的内容。当然，在这之前，以《太平天国》（岩波新书）为代表，增井先生曾写过很多相关著作和论文。读者若是读了这两章，应该会清楚地发现增井先生在《大清帝国》中也对太平天国起义和鸦片战争给予了高度重视的原因。至此，本书中关于政治史的记述告一段落。尽管该著名为《大清帝国》，但政治史叙事是截至十九世纪中叶的，这应该还是有问题的。但这并不是增井先生的责任，遵照讲谈社编辑部定下的方针，只能如此。在此，我必须加以澄清。
在第六章“清代的社会经济”这一部分之中，增井先生对清代的通货，特别是白银流通的问题、白银与商人的关系、会馆与公所等进行了详述。在其近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增井先生最为关心的是白银流通问题。如前所述，增井先生在其晚年，还在《中国的白银与商人》一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增井先生似乎格外关注流通问题。关于会馆与公所，正如他在二战期间翻译了H.B.莫尔斯《中国工商业行会论》一书所显示的，增井先生同样对此极为关注。
第七章“清代的学术”亦如前章，增井先生对此话题做出了非常详尽且广泛的论述。在思想方面，增井先生自朱子学谈起，对反对朱子学的异端思想家明末的李卓吾也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如前文所述，增井先生曾翻译出版过李卓吾的代表作《焚书》。在史学方面，增井先生对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章学诚等进行了详述。另外，他也论及了清代的地理学、考古学、天文学、医学等。除本书外，在“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之中恐怕没有其他能如此全面、详细地对学术、思想领域展开叙述的著作吧。由此也可以看出，增井先生对学术、思想是极为重视的。
在第八章“清代的文艺”之中，增井先生对文学、美术、建筑、文具等进行了叙述，尤其是对文学、美术的叙述更为详细。至此，关于清代的学术、文艺，本书的小词典功能发挥完毕。如前所述，本书中关于政治史的叙事截止于十九世纪中叶，而第六章至第八章却一直叙述到清末。
在最后一章，增井先生从整体上对清代历时二百七十年的发展过程做出了一个清晰的总括。
三
作为1974年刊行面世的“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清帝国》即将改名为《大清帝国》（即本书），并被正式收入讲谈社学术文库。由于增井先生于1995年6月先行辞世，讲谈社便请我来协助完成这一工作。基于与增井先生生前的缘分，我便接受了这一邀请。
拜读此书时最先注意到的，是此前的注音假名有很多错误的问题，其次是汉字也有一些错误，这些都是我的责任，已订正完成。再有是增井先生在其著作中，都是以“扬子江”的表述来行文的，由于最近日本已改称“长江”了，所以我将其都改为“长江”。此外，由于藤井宏先生的论文，我还将增井先生“新安商人”的表述改为更为人知的“徽州商人”。
另外还有一处，在此想指出增井先生的一处误解。增井先生原文中的“‘宋代=近世’的观点早已在日本普遍存在。为了论证这一点，人们曾从思想、艺术、法制、经济等方面出发，提出过很多证据，并据此宣称：同西欧相比，中国早在几个世纪前便进入了近世”的表述，似乎会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宋代近世说”当时在中国史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定论。但实际上，围绕“宋代近世说”这一问题，在战后的日本中国史学界已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宋代近世说最早是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博士提出的一个观点，战后，其学生宫崎市定教授等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但在战后迅速重建起来的历史学研究会的年轻学者，对内藤湖南博士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通过对出现于五代、宋代初期的地主与佃户制度的分析，提出了正是这一时期才是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时期。是将宋代视作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时期（中世），还是像内藤、宫崎主张的那样，将宋代视作近代中国近世社会的确立时期呢？如今这两种主张相互对立，尚未形成一个定论性的观点。对此，希望读者能够谅解。

东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山根幸夫


引　　言

清代——此前中国的集大成者
在讨论中国史之阶段划分时，基于各朝代的历史进行划分，已成了一种久而久之的习惯。特别是在通史编撰之际，若使用其他方法，不仅难以划分，而且今天看起来，也似乎无此必要。本书的记述针对自清王朝兴起至其衰败，即自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末的清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状况展开，也就是说，描述的是所谓的旧中国的最后的繁荣，及其逐步走向没落的过程。
在人类历史上，清代中国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它既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顶点，也是一君万民社会的终结点。但由于今日之中国是在否定旧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即便是取清代而论，除那些可视作人民遗产的事物外，人们并不会对这段历史产生多少认同。但事实上，中国人传下来的可夸耀于世界的文化遗产，却多数是清代遗留下来的。
清代，是此前中国的集大成者。仅以此视角来解说清代的社会、经济情况和思想、文化动向等，或许没有什么意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做法多是将清代历史作为王朝历史之一加以看待，并以清王朝为中心就其政治性问题展开各种记述。这与其说是我们一心专注政治史、无心他顾，不如说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视角之外，我们可为清代赋予一定特色的地方还相对不多。
所谓政治史，可以说是一种用测振仪记录的社会波形，正是以此描画出来的一个个事件，历史才有了它的脉络。然而，这一脉络图容易将一个看似平整且成规律性反复的历史印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本书力求规避该记述方法，特别是将不会采用那种越对这为数庞杂的事实进行阐释便越感充实的记述方法。此前的中国史书，皆是经官僚之手，为官僚而写就的，他们为之日夜执着的制度、官位等，几乎占据了那些史书的全部主题，其遗风仍然延续至今。因此，本书刻意规避了这一点。毕竟即使在今天，这种一味列举谁是重要人物、谁是大小官员的记述方式，也算得上是一种喋喋不休、令人厌烦的笔调了。
本书的宗旨
我在动笔之初，便未曾想过让本书发挥一种清史事典的作用。因为这样的事典中，已经有了许多杰出的著作，所以行文时也不曾想过要网罗各个方面。读者之期待甚为广泛，本书难以对此做出相应回应之处，在此还请见谅。另外，很多读者已经习惯了长期以来的、传统的中国史记述。可以想象，对于这些读者来说，本书也定会有很多不足之处。对此，若能将这种不足视作视角不同的结果，我会倍感荣幸。
我原本想将此书作为一本民众史付梓，可这样一来便会使本书失去它作为“丛书”中的一部的功能，所以未敢那样尝试。如此一来，不能否定的是，本书存在表达不清、解释不够充分的问题。其实，就概说性的著作而言，这样的欠缺本来就是相伴而生的，实难避免。不过反过来说，在此类概说性著作中，也并不是都没有新的东西可去发掘。如同张网逐鱼群，鱼群的特点自然重要，可与之相比，我们也能深感渔网性能的重要性。
以清代的美术为例，通观其各个领域，如果说绘画、书法方面的问题还比较明晰，那么雕刻方面的问题就是十分令人困惑的。留存至今的实物并非没有。若说明清时期雕刻呈衰退之势，可视作雕刻物的东西那时已不存在，这已经是过去的说法了。当人们认定何为雕塑的时候，我们用以逐鱼的网眼似乎该是问题的关键。明清时期，建雕塑的需求变少，人们建雕塑的欲求也随之下降，这一事实当时确实存在。可与其说是雕刻技术衰退了，不如说是转换了发展方向，即在雕漆、玉器和象牙精细雕工等方面实现了转型和发展。这种倾向不只在中国，在亚洲其他地区也能够见到。日本江户时期塑像建造呈衰退之势，我们会想到其背景因素可能与中国的情况有共通之处。宗教热情冷却、人们的审美意识发生改变等，仅以这样的理由便难以厘清的问题，我们还能想到很多。所谓概说性的著作，可以说都是提出问题多一些，但不强调对其做出各种解答。
本书记述的是旧中国的最后阶段——清代，具体记述内容包括：首先，政治上着眼于将庞大的官僚组织统一到服务于皇帝一人的强力、实效的政治体制，经济上聚焦于以白银为支撑的商品流通的盛况；其次，对这二者朝向极限发展的过程进行了一定的描述；最后，针对促使清代由政治经济鼎盛局面最终走向政治崩溃、经济解体的三方面因素——来自外部的西方国家的军事、经济入侵，源自内部的国内农民的反抗，以及以市民阶层为主的经济势力的优势发展——分别进行了相应的记述。其中，最后一方面的记述内容也会下及至清末，但本书对此所做的记述未必充分、详尽。另外，当我们观今日之中国、论旧时之中国之际，当然也要言及现在的印度、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而且也不能不环顾对那些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这些都是相当困难的工作，所以本书对此进行的论述，也容易流于一些定论、公说。尽管定论、公说可以令日本读者产生一种放心感，可我还是在努力回避这种做法，所以也会为本书增添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不知在读者心里的那面镜子中，本书的论述到底会形成一种怎样的映像？我想即使其中只有一幅映像能被读者朋友收入画框、长期留存，也算是我的幸运了。

甲骨文丛书·大清帝国 卷一：龙旗初展——顺治入关与帝国的奠基 本书深入剖析了清朝发迹之初，满洲贵族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跨越长城，定鼎中原的宏大历史进程。重点聚焦于“剃发易服”所引发的激烈社会冲突与文化重塑，探讨了清初统治者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艰难抉择与成功策略。 顺治朝，是新王朝从军事征服向政治统治过渡的熔炉。我们细致梳理了摄政王多尔衮的铁腕手腕，以及他如何巧妙地利用明朝遗留的官僚体系，搭建起初期的中央集权框架。书中不仅描绘了李自成、张献忠起义被镇压的军事细节，更着重分析了清廷对南方汉族士绅阶层的“怀柔”与“高压”并举的政策。通过解读顺治朝的谕旨、奏折以及地方志中关于“圈地”和“移民”的记载，本书力求还原一个充满血与火、妥协与抗争的帝国初生景象。 特别辟出一章，专门研究了清初“尚方宝剑”的意义。这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中央对地方行使绝对权威的制度性体现。从军事编制的改革到税收制度的初步确立，顺治朝的每一步都为未来两百多年的帝国稳定埋下了深远的伏笔。本书旨在揭示，大清帝国的基石，并非仅仅建立在武力之上，更依赖于其早期统治者对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迅速吸纳与改造。 卷二：康乾盛世的表里——帝国权力的巅峰与结构 本书将视角转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但这并非简单的赞颂，而是力图解构盛世光环下的复杂权力运作机制。 康熙朝，以平定三藩之乱为标志，巩固了中央对南方的控制。书中详细论述了康熙在文化政策上的“笼络”手段，例如编纂《康熙字典》、亲历科举等，如何成功地将汉族知识分子精英吸纳入体制，从而消解了潜在的反清思想。 雍正朝的改革，是本书的另一个核心。我们深入探讨了“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财政和打击地方胥吏的激进措施。通过对军机处设立及其运作流程的考察，可以清晰看到皇权如何绕过传统内阁，实现对行政效率的极限提升。雍正的雷厉风行，为乾隆时期的“十全武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高效的行政工具。 乾隆时期，帝国版图达到极盛，文化上推行了规模空前的文化管制，即文字狱。本书收集并分析了多起著名的文字狱案例，探讨了这些事件背后的政治意图，即如何通过对文人思想的严密监控，确保“天朝上国”的自我认知不被挑战。盛世的繁荣，是建立在高度集中的皇权、有效的税收体系以及对思想的严格控制之上的。本书试图通过对这些制度细节的挖掘，揭示帝国达到顶峰时期的内在张力和潜在危机。 卷三：帝国的疲态——中叶的隐忧与社会的潜流 进入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即嘉庆、道光时期，清朝的强健肌体开始显现疲态。本书重点关注帝国社会内部积累的矛盾和外部环境的变化。 首先，我们考察了人口爆炸带来的压力。土地兼并加剧，大量失地农民涌入社会底层，为大规模民变埋下了火种。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的爆发，不再是简单的流寇作乱，而是带有鲜明社会诉求的集体反抗。 其次，对“天朝上国”心态的批判性分析是本卷的重点。在与西方传教士、商人的有限接触中，清朝统治精英如何固步自封，拒绝认识到世界格局的根本性变化。书中对比了乾隆时期对英使马戛尔尼团的接待细节，展现了清廷对“朝贡体系”的执念，以及由此导致的对西方军事、科技发展的系统性误判。 此外，我们也分析了地方士绅力量的坐大。随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因官僚腐败和冗员问题而减弱，地方上的宗族、会馆和团练势力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为未来地方割据埋下了伏笔。本书力求展现，当内部矛盾无法通过制度创新来消化时，帝国的黄昏便已悄然降临。 卷四：风暴边缘——对外关系的重塑与内向的挣扎 本卷聚焦于鸦片战争前后，帝国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冲击时的困境与反应。这不仅是一部军事失败史，更是一部政治体制僵化、文化心理失衡的历史。 我们细致重构了鸦片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指出这不仅是贸易争端的激化，更是两种不同世界观的必然碰撞。战败后的《南京条约》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本书详细解析了“五口通商”对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冲击。 随后，本书深入探讨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不仅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其对儒家伦理和传统宗教的颠覆，对清王朝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我们重点分析了湘军、淮军等“汉族地方武装”的崛起，这实质上是中央权力向地方精英转让的过程，是清朝“以汉制汉”策略的必然反噬。 最后的章节，着眼于洋务运动的初期尝试。通过分析曾国藩、李鸿章等实干家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下的努力，本书揭示了清廷内部“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性，即在不触动政治体制和儒家伦理核心的前提下，试图进行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这种内在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半途而废。本卷旨在说明，清朝的衰亡，是在内忧外患夹击下，因缺乏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意愿而导致的系统性崩塌。 总结与余论：帝国的遗产与历史的沉思 本书的结语部分，将超越具体事件，对大清帝国两百七十余年的统治进行宏观反思。我们探讨了清朝在疆域的奠定（如对西藏、新疆的有效管辖）、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如“理藩院”的职能演变）方面的历史贡献。同时，也深刻反思了其在近代转型中的迟疑与代价。 大清帝国的历史，是一部关于“如何治理一个庞大、多元且充满惰性的农业文明”的活教材。它在巅峰时期的制度设计，在后期应对全球挑战时的保守僵化，都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本书试图以严谨的史料为基础，勾勒出这一末代王朝的兴衰全貌，旨在理解一个古老帝国如何在其生命周期的终点，与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进行痛苦而最终失败的对决。

评分☆☆☆☆☆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接触到这套书的，当时我正在寻找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深度解读资料。这本书的内容组织结构非常清晰，逻辑链条严密得像一个精密的钟表。作者似乎对材料的驾驭能力炉火纯青，他能将那些散落在浩瀚史料中的零散信息，巧妙地编织成一个完整、引人入胜的故事线。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作者的叙事风格既有学者般的严谨考据，又不失文学作品般的生动描摹。他很少使用空泛的口号或主观臆断，而是通过大量的、鲜活的史料细节来支撑论点，这让整个论证过程显得无可辩驳，极具说服力。每一次深入阅读，都像是在跟随一位博学的向导，穿越历史的迷雾，抵达真相的核心地带。

评分☆☆☆☆☆

对于我这样对那个时代社会风貌充满好奇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其细致入微的窗口。它没有仅仅停留在宏大的政治事件叙述上，而是深入到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去。无论是当时官员的服饰礼仪、市井间的俚语俗谈，还是手工业者的生产流程、家庭的婚丧嫁娶规制，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我甚至能想象出当时熙攘的街道上，不同阶层的人们是如何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这种对“生活史”的关注，极大地丰富了我对那个时代的整体认知，让我明白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由无数鲜活的个体命运交织而成的复杂织锦。

评分☆☆☆☆☆

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作者在处理重大历史转折点时的那种宏观视野和辩证思维。他并没有简单地将历史事件进行黑白分明的道德审判，而是试图站在多重角度去剖析驱动历史前进的内在动力。比如，在论及某个关键性的政策变动时，作者不仅分析了决策层的考量，还细致探讨了这一变动对边疆地区、商业阶层以及普通农户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差异化影响。这种多维度的考察，避免了历史叙事的单向性和片面性，构建起一个立体、复杂、充满张力的历史图景。它教会我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不同的人对此有何感受”，极大地提升了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评分☆☆☆☆☆

坦白说，这本书的学术深度是令人敬佩的，但它的可读性也同样出色，这一点非常难得。很多严肃的历史著作往往为了追求专业性而牺牲了流畅度，读起来晦涩难懂，需要反复查阅注释。然而，这部作品的行文却保持了一种令人惊喜的韵律感。作者的文字如同涓涓细流，时而平缓叙事，时而激昂陈词，节奏的把握恰到好处，使得即使是涉及复杂的制度变迁或思想流派的论述，也能被我这个非专业人士清晰地理解和消化。我常常发现自己一连读上数个小时，完全沉浸其中，直到夜深人静，才不得不放下，这种强烈的代入感和阅读愉悦感，是判断一本好书的关键标准。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简直是一流的。封面采用了一种略带陈旧感的米黄色，搭配上古朴的字体，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纸张的选择也很考究，触感细腻，油墨散发出的那种淡淡的书卷气，着实令人心旷神怡。翻开扉页，精美的插图和排版布局，无不体现出出版方的用心。尤其是书脊部分，那种烫金的纹路，在灯光下闪烁着低调而奢华的光芒，每次把它从书架上取下来，都像是在进行一场与古老文明的仪式性接触。这种对实体书细节的极致追求，在如今这个数字化阅读盛行的年代，显得尤为珍贵。阅读的过程本身，就变成了一种对美的享受和对匠人精神的致敬。那种手捧沉甸甸的书籍，感受着纸张的纹理，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脉搏，这是电子屏幕无法给予的独特体验。

评分☆☆☆☆☆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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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史，感觉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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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清帝国有一本紫禁城的荣光，这本同样也是日本人写的，日本人到底拿走我们多少史料，还有多少我们没有发现的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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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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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正版书，全五分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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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于习见的政治史写法，经济文化的内容很多。阐述白银体系和清朝外贸，尤关注广东十三行；文化上，阐释李贽、戴震等学说，观察清朝的汉化和知识分子的衍变，近代日本对清统治的看法及镜鉴。重新审视内藤湖南的近世划分法，从以上视角和特征中形塑作者所认为“近代史”。作者有自己的史观，可探讨。（by 豆瓣 晓林子悦）

评分☆☆☆☆☆

好好好好好啊啊啊啊啊啊

评分☆☆☆☆☆

收到了增井先生希望我协助他编写这部世界史的邀请。由于当时时间甚是充裕，我便接受了增井先生的邀请。但所谓的“倒叙式”，真做起来并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而且对于初出茅庐、资历尚浅的我来说，在当年并不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虽然我好歹完成了所承担的东洋史部分并提交了原稿，可当时并未出版，也许是由于三省堂编辑部方面不甚满意的缘故，增井先生编写倒叙式的世界史的计划最终就没有了下文。

评分☆☆☆☆☆

甲骨文系列继续收集中，坑要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