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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 万历名臣张居正，实现明朝中兴进而影响几百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人物，在险恶官场中建立功业的精彩人生。
2. 激励人心的精英成长故事， 真实激烈的官场斗争角力，为官从政、为人处世的常读之书。
3.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领域*一人朱东润先生匠心巨制，不仅描写人物生平，也展示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和时代变迁。

内容简介

张居正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之一。他从荆州的一个普通家庭起步，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万历首辅、神宗皇帝老师以及明朝中兴的奠基人。
张居正对明朝的弊政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但是，为了推行改革措施，张居正也曾经使用过不光彩的手段，其个人生活也难说检点。生前，他位高权重，一言九鼎；死后，却被剥夺谥号，查抄家产，祸及子孙。而否定了张居正改革成果的大明帝国，也走向了灭亡之路。
阅读本书，读者会对张居正这位专制王朝的著名改革家有更深刻的理解与同情，对传主所置身的那个时代有更清醒的认识与反思。本书不仅有突出的学术成就与研究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与实用价值。

作者简介

朱东润（1986—1988）
原名朱世溱，江苏泰兴人，明代福建巡抚、督师抗击荷兰侵略者的朱一冯之裔孙。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和书法家。曾留学英国伦敦，对西方传记文学有深入的研究。
朱东润治学严谨，著作等身，先后撰写了《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等具有重大影响的传记作品。他不仅描写了这些历史名人的一生，也通过人物经历展现出历史和时代的变迁，因此被称为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的开拓者。代表作《张居正大传》写于1941年，是中国传记文学的经典之作。

精彩书评

张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这一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至于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
——黄仁宇
在张居正那里，大火就是清凉界。他是以这样的气概，这样的穿透精神，这样的身于“一身万死”的事业。他不但以赫赫威势弹压群臣，强力推进改革，而且还以道与皇室展开激烈博弈。
——马立诚
张居正变法，这场后世看上去很美的历史事件，而在实际演进过程中，充满着密室阴谋、排斥异己、陷害政敌等种种丑恶的东西，这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真实面目。要以不光明的、甚至厚黑的手段，去建立光明的、伟大的事业，这是那个时代政治家的宿命，他们无可选择。
——十年砍柴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的手段，夺取了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
——当年明月

目录

序言
隆庆、万历的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
张氏世系表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第三章 休假三年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旋涡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
第七章 大政变
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
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第十四章 尾声

精彩书摘

世宗在位的时候，穆宗在裕王府，娶妃昌平李氏，后来谥为孝懿皇后。嘉靖三十七年四月，李妃死了，八月裕王娶继妃通州陈氏，穆宗即位以后，封皇后，后来谥为孝安皇后。昌平李妃生子翊釴，五岁时死了。翊釴之下，便是翊铃，母氏无考，不满一岁也死了，所以嘉靖四十二年裕王第三子翊钧出生的时候，因为他是独子，特别得到裕王的宠爱。
裕王爱女人，最得意的是漷县李氏，后来谥为孝定皇后。李氏入宫的时候只是一个宫娥，当时称为都人。这是翊钧的母亲，隆庆元年，穆宗即位以后封贵妃。李贵妃是一位有能力、有办法的人。她的父亲李伟，漷县人，因为乡间不安静，避到北京，后来索性把女儿送进裕王府，做一名宫娥，却想不到以后的富贵都从这里来了。穆宗即位，礼部尚书高仪请立皇太子，大臣们都认定翊钧是一位聪明的皇子。事实是显然的，这个五岁的孩子已经读书了，在明代皇帝不甚注意皇子教育的情形之下，这是一个特例。隆庆二年，内阁大学士合疏公请立翊钧为太子，三月间，实行册立。穆宗也委实喜欢，他记得一天自己正骑着马在宫中游玩，皇太子跟他说：“爸爸，你一个人骑着马，摔下来，怎么办？”
穆宗看见儿子的关心，真愉快，连忙下马，着实抚慰一下。这时期陈皇后因为多病，住在别宫里，每天早晨，李贵妃挈带太子到皇后宫中请安，皇后听到小靴子在阶道上橐、橐、橐！便连忙起来。自己没有儿子，但是看见这样聪明的孩子也实在高兴。皇后把经书取出来，一句一句地问他，太子对答如流，因此更加讨得皇后的欢心。皇后和贵妃之间尽管有一些利害冲突，但是当陈皇后看到李贵妃的知礼和皇太子的聪明，心里也平静下来，皇太子的稚弱的心里正在逐渐意识到政治的作用。
隆庆六年四月，高拱推荐前礼部尚书高仪入阁。是月穆宗命仪为文华殿大学士，入阁办事，一切都很正常。
最大的祸变来了，五月的一天，穆宗在坐朝的时候突然站起来，走了几步，不知说了什么，只是嘴上不断地歪动，［1］显然这是中风。内监冯保在旁，赶上扶住，居正也抢前去扶。在大众诚惶诚恐当中，穆宗入宫。随即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至乾清宫，穆宗斜倚在御榻上，皇后、皇贵妃都在，皇太子立在御榻的左边。三位大学士跪在御榻前面。穆宗困乏了，由内监冯保宣诏：
“朕嗣统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将不起，有负先帝付托。太子还小，一切付托卿等。要辅助嗣皇，遵守祖制，才是对于国家的大功。”
真是一幅惨淡的景象。看见朋友托孤，尚且目不忍睹，何况他们是裕王府中的讲官，六年以来的内阁大臣！但乾清宫不是他们痛哭的地方。高拱、张居正含了满眶的热泪，和正在呜咽的高仪叩了头，回到内阁，这是五月己酉。次日庚戌，穆宗皇帝逝世。大臣们在内阁里痛哭。高拱号啕地嚷着：“十岁的太子，怎样治天下啊！”他越发感觉到责任的重大。
穆宗逝世以后，政治上跃起一个新兴的势力，这就是冯保。冯保在世宗朝已经是司礼秉笔太监，穆宗登极，冯保屡次想升掌印太监，但是因为高拱反对，始终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他和高拱结下了不解之仇。明朝的政治本来充满了弹性，因此司礼监的职权没有确定的范围。名义上司礼掌印太监是“掌理内外章妻及御前勘合”，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事实上，他们的职权可以无限地扩大。掌理章奏是一个“上下其手”的机会。照阁票批朱，是对于内阁票拟的谕旨，用朱笔加以最后的判定。这本是皇帝自己的事［2］，后来皇帝不负责任，“批朱”的事落到司礼秉笔太监手里，于是大学士虽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而秉笔太监则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明史?职官志》［3］称“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在明代政制里，这正是变态中之常态。武宗时候，司礼监刘瑾甚至把章奏带回私宅，和妹婿孙聪、食客张文冕共同批答。皇帝的机要秘书可以随时邀集亲友，同参国政，更是变态中的大变。武宗正德二年到五年间，刘瑾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五年八月，刘瑾失败以后，武宗下诏自正德二年后，所更政令一概如旧，其实只是对于这三年中刘瑾的地位加以实际的认识。
从五月庚戌穆宗逝世到六月初十甲子神宗即位，这十五天，是冯保活跃的时期。冯保的策划是驱逐司礼掌印太监孟冲，夺取他的位置：因为皇后、皇贵妃的支持，这一个策划实现了［4］，但是实现的时间却不能确定。《冯保传》称为刚刚在穆宗逝世以后［5］，《胡涍传》［6］称为在神宗即位的第六天，中间有二十天的距离。其实神宗即位以前，执行诏旨的机构尚未完成；至于神宗即位的第六天，这是大政变的一日，没有冯保事前的活跃，根本不会发生政变。所以我们不妨假定冯保升掌印太监在神宗即位之日，或其后，至迟必早于第六日。这个策划的完成大致在神宗即位以前，只待神宗即位而履行发表的手续。

前言/序言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做切实的研讨，只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发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的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的《张魏公行状》、黄幹的《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绝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
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烦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在作者着手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只能付之读者的评判。孟子说过：“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力的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可以办到的事。
作法既经采取这一种，便得确定一个传主。我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的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的生活都是传记文学的题目。”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唯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传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不过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在这方面，实际便无从着手。在西方文学里面，平常人物的传记还是非常地寥落，这是一个理由。
因此，只能从伟大人物着手。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正是我彷徨不定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在着手的时候，许多困难来了。有的人伟大，但是他的伟大的领域不一定为我所了解。有的人的伟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资料方面，不是少到无从探取，便是多到无从收拾。抗战期间的图书馆，内部的损失和空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抗战期间的书生，生活的艰苦和困乏，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在择取传主的时候，更有许多顾虑。其次，在下笔的时候，还得考虑写作中的困难。传主的时代太远了，我们对于他的生活，永远感觉到一层隔膜；太近了，我们又常常因为生长在他的影响下面，对于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那一个秋天，我因为传主的选择，经过不少的痛苦。
最后才决定了张居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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