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 曾国藩是维修封建大厦的良工巧匠，而魏源则是封建大厦挖角推墙的勇士。

2. 从“治经”到“经世”、从“看”时局到“救”世局，

身居卑位，忧国忧民，心绪百转难回。

3. 魏源是晚清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其思想上的痛苦和转变反映了时局对思想的巨大影响。

内容简介

内则改革，外则师夷，是魏源献给19世纪中叶的中国的治国总方针，本书系统分析了魏源的思想转变和治国方略。

魏源的思想，是时代发展的推进器。他君明臣贤、国强民富的政治思想，他改革和师夷的经世思想，他视民意如鼻息、视民力为可靠的民本思想，他御外夷的策略思想，他利用民间资本、急标缓本和改革币制的经济思想，他积极应变促变的哲学思想，都为当时所亟需，亦可为后世法。

作者简介

易孟醇，男，1932年生，中共党员，副编审。曾任新华社湖南分社、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辑，湖南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现从事史学研究和历史人物传记写作及秦汉语法研究。著有《先秦语法》（获湖南省语言科学优秀成果奖）《毛泽东诗词笺析》《诗人毛泽东》《红楼梦诗词笺析》《曾国藩传》，主编《后汉书今注今译》，点校《国朝先正事略》等。发表论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历史比较》《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比较法》等多篇。

目录

第一章 十年问学 十年交游

第一节 成《北道集》 初露才华

第二节 求师交友 苦读广游

第二章 艰辛的漫漫仕途

第一节 三十二年艰难 赐同进士出身

第二节 八年州官 两度离职

第三章 涉足儒学的多个领域

第一节 从宋学入门

第二节 浅尝汉学

第三节 属意今文经学

第四节 毛诗和三家诗“并存说”

——《诗古微》述评

第五节 今古文《尚书》“初非判然二家”的“同源说”

——《书古微》述评

第六节 谁是真正的作者？

——《诗比兴笺》述评

第七节 经学研究总评

第四章 思想的第一次飞跃：从经学到实学

第一节 以他山之石为切入点

——《皇朝经世文编》述评

附：《明代食兵二政录叙》述评

第二节 君明臣贤与鼻息论

第三节 国富民足与急标论

第四节 一条走不通的经世路：“以经术为治术”

第五节 又一条走不通的经世路：以《老》救世

——《老子本义》述评之一

第六节 校勘文本 别树一帜

——《老子本义》述评之二

第七节 经世的一个热点：关注水利

第五章 思想的第二次飞跃：从循旧章到倡改革

第一节 陶澍、贺长龄的改革帮手

第二节 利用民间船帮的海运论

第三节 借助民间资本的票盐论

第四节 论改革

第五节 论人才

第六章 思想的第三次飞跃：立足祖国 放眼世界

第一节 一部当代人写的当代史

——《夷艘寇海记》述评

第二节 期盼：何日重振“圣武”？

——《圣武记》述评

第三节 忧患出智慧：辑百余部书为一部

——《海国图志》述评之一

第四节 一幅抗战御外的规划图

——《海国图志》述评之二

第五节 抗战一议：拒敌于国门之外，还是诱敌深入？

——《海国图志》述评之三

第六节 外交新思路：“以夷款夷”“以夷攻夷”

——《海国图志》述评之四

第七节 朦胧的政治向往

——《海国图志》述评之五

第八节 香彻墙内外

——《海国图志》述评之六

第七章 诗作与诗论

第一节 积百感的愤时诗

第二节 收众美的山水诗

第三节 诗论

第八章 沉寂的晚年

第一节 在书斋中讨生活

第二节 最后一丝期望

——《元史新编》述评

第三节 遁入空门 皈依净业

第四节 一篇尚不能定稿的《序》

第九章 家庭概况

第一节 远祖

第二节 近亲

第十章 师友戚僚名录

第二版后记

前言/序言

自 序

20世纪90年代，我撰就了《曾国藩传》，紧接着于本世纪初致力于《魏源传》。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魏源与曾国藩均系湖南人，均为科举出身的读书人，更因为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赫赫、影响深远。

二人均出生于偏远农村，家庭均是小土地所有者，均从小受着“诗云子曰”儒家思想的熏陶，均走过参加层层科举考试以求仕进的道路，最后均以进士出身，是典型的东方式读书人。

魏源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少魏17岁。当魏于道光初充当湖南人陶澍、贺长龄的幕友，活跃于江淮地区的漕政、盐政改革的时候，曾尚未成为县学生员；当曾于同治三年（1864）威风凛凛，跨进南京，登上总督虎皮座的时候，魏已于七年前撒手人寰。故他们虽属同时代人，同籍湖南，又同以江苏为政治活动的主要地区，但他们似乎没见过面，没有其他交往，只曾国藩在《日记》中有多处读过魏的大著《圣武记》等的记载。

曾国藩28岁中进士后，留在翰林院，七迁至侍郎，“春风得意马蹄疾”，最后以大学士高居庙堂之上。而魏源至52岁始登金榜，随即去基层当父母官，位不过州牧，且最后被人诬陷，丢了乌纱帽，“凄凄惨惨戚戚”。经历之不同，境遇之不同，决定着两个湘籍士人的人生道路和人生价值迥然大异。

翻读岳麓书社出版的二十本《魏源全集》，《书古微》和《诗古微》、《圣武记》和《元史新编》、《默觚》和《海国图志》，一本接着一本，都是大部头，充分表明他是个研究学术和时务的著作家、思想家；翻读同系岳麓书社出版的三十一本《曾国藩全集》，充塞其中的是奏折、书信和日记，没有一本学术专著，充分表明他是个政治活动家。这本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由此可见二人的价值取向大异其趣，二人的历史定位大不相同。

检验一个历史上的政治活动家，主要看他的政治立场，看他的政治作为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时代前进，还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看他的政治活动的结果是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与繁荣，还是相反。检验一个思想家，则主要看他是否提供了“前人所无、后人所不可少”的思想营养品。自古以来，正直的史学家品评历史人物的标准，均是如此，概莫能外，只是各人的表述方式和表述语言不同而已。

魏源和曾国藩都生活在鸦片战争时期。狼来了有猎枪，林则徐、邓廷桢及关天培等大批将士是中国人民的硬脊梁。魏源热烈地讴歌他们的英勇抗战，“楼船号令水犀横，保障遥寒岛屿鲸”“阴疑阳战玄黄血，电夹雷攻水火并”。他更讴歌三元里人民“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他鞭挞朝廷“争战争和各党魁，忽盟忽叛若棋枚”，举棋不定，贻误战机；他更怒斥投降派“揖盗开门撤守军，力翻边案炽边氛”（《寰海》）。他抒发自己的心境与抱负说：“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寰海后》）魏源自己也赴浙江前线，为主帅出谋划策，还亲审英俘。而曾国藩此时尚在京都读书养望，静坐修身。虽然他已至而立之年，身膺国史馆协修官之位，却对鸦片战争这样石破天惊的国家大事不甚了解，依然在“天朝上国”的幻梦中夜郎自大，说什么“上年六月，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十日《日记》）。——这些，还可以“信息不灵，认识不清”来解释，来谅解。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的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闯入京都，火烧圆明园，大肆掠夺，而皇室外逃，连发谕旨，令手握重兵的曾国藩北上勤王，但他玩弄心计，利用奏折与上谕来往的“时间差”，竟然未派一卒北上攘外，并说勤王绝不可“掣动长江南北两岸之全局”（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复胡林翼》）。他是“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倡导者和第一个执行者。他甚至声称，英、法侵略者在北京“不毁我宗庙社稷（即未彻底摧毁清朝廷）”，“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剿发逆”，是英、法“有德于我”（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日记》）！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的奴颜屈膝、丧权辱国，致使他惭清议、咎神明。例如：他自露心旌说：“第一批应斩凶犯（指天津的爱国人民），现定十五人，……又限于九月二十日以前奏结第二批，……不知洋人允准否?”（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家书》）斩杀爱国人士，已是天良丧尽，而且所杀人数之多寡，还要“洋人允准”!人格丧尽，国格丧尽!将曾国藩对外敌的上述心态和举措与鸦片战争中魏源的言行对比，定为天壤之别，大概不算过头吧。

魏源与曾国藩都亲历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时期。曾国藩刚出山办团练，便以屠杀湖南天地会人员等为己任，在长沙设审案局，于咸丰三年正月下旬到六月初，斩104人（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奏折），“曾剃头”的诨号因之传遍三湘大地。与太平军对垒后，他更鼓励杀降，赞许屠城，提出“克城以多杀为妥”（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家书》），私下坦认“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家书》）。当他踏着太平军战士的尸体跨进南京城时，向皇帝报喜道：“三日之内，毙贼万余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奏折）这是曾国藩的自画像。即使再过一千年，谁也撕毁不了曾国藩的这张自画像！而同样出身地主阶级的魏源，却认为太平军与湘、淮军之战是“鹬蚌相争”，他遥想天京城内的威武之师，长吟道：“可怜今夜月，正照秣陵城，秦淮歌管变鼓征，长爪巨牙街衢行。”（《江头月》）他对太平天国采取如此态度，是因为他对官逼民反的事实有较深刻的认识：“胥役故虎而冠，凡下乡催征钱粮漕米，久鱼肉其民。”“豪民豪胥维蠹同。”（《湖北崇阳县知县师君墓志铭》）所以，魏源对两军对垒采取了“剩欲移家风鹤外，桃源何处有桑禾”（《偶感》之二）的洒脱态度。这与曾国藩的穷凶极恶，何可同日而语?

道光、咸丰之际，外则群虎争食，内则起义的烽火遍地，封建大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时有坍塌之虞。救时，乃当务之急。魏源、曾国藩都有“救时”愿望，但所择道路却南辕北辙。曾氏唯知镇压，成为封疆大吏之后，亦不见多少改善国计民生的举措，仅有直隶清讼善政，亦虎头蛇尾。为统治者所极力赞扬的，是他造就了所谓“同治中兴”。什么叫“中兴”?说穿了，便是使危如垒卵的清政府得以暂时摆脱危机，苟延残喘。他是维护封建主义，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最后的魁首。魏源的“救时”，则迥然不同，主张内而改革，外而师夷。有《筹河篇》《筹漕篇》《筹鹾篇》《筹海篇》《城守篇》《军政篇》《军储篇》等献之于时。若果照此实行，必将使明代中叶即已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扩大，扎扎实实挖掘封建大厦的墙脚。魏源的思想，是时代发展的推进器；曾国藩的行为，是时代发展的绊脚石。

从对待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两件国际国内大事的不同态度看，从“救时”的不同道路看，魏源虽位卑人微言轻，形似矮小，而实高大；曾国藩虽位高权重言尊，形似高大，而实矮小。此一结论，然乎?其不然乎?答案，有俟通达者。

魏、曾都只活到六十三四岁。曾氏死后，皇帝赐祭，御制碑文，大臣纷撰诗联，歌“功”颂“德”。曾国藩生也荣耀，死也荣耀。是后，袁世凯登基，有对曾氏的新一轮吹捧；蒋介石掌权，掀起了对曾氏的第三轮吹捧。且吹捧者代有传人，什么“完人”、什么“圣相”、什么“提高了湖湘文化的质”等。而魏源晚年，深痛“一切有为，皆不足恃”，乃枯坐佛门，“圆寂”僧舍，只一个年轻人，名金安清者在旁，另一个尚未中举的年轻人，名陆心源者，为魏源的诗文写了一篇《序》。魏源生也寂寞，死也寂寞。今天，难道我们还应步封建统治者及袁世凯、蒋介石的后尘去吹捧曾国藩吗?作恶者被赞誉，议善政者受冷落，难道这种被颠倒了的历史，不应抛弃，还应把它再颠倒过来吗?

“师夷长技”，是中国在19世纪中叶的“救时”治国良方之一。曾国藩从“剿发捻、勤远略”（咸丰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奏折）的功利目的出发，设内军械所，制枪炮，造轮船，进而在镇压太平军之后，在上海设机器局，购进外国先进设备，翻译力、光、电、化等格致之学的书籍，派遣生员出国扩眼光、增学识。如此等等，不但直接影响福州、济南和武昌等地的兵工业、造船业、机器制造业等的兴起，而且使自己成为了接踵而至的洋务运动的先行者。他取得这些“师夷智”的实实在在的业绩，给自己抹上了一层耀眼的光彩。这固因他能识时务，亦因他有“剿发捻”的客观需求，更因他有总督手中的政权和财权，有在朝廷中的话语权。而早于他提出改革、师夷的魏源的种种方策，大臣不上达，皇帝不下问，只能束之书斋，无所成效，“万马齐喑叫一声”而已。这是魏源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谁无优长?谁无短缺?“修、齐、治、平”，是魏、曾二人共同的人生价值观。曾国藩对长辈孝敬有加，对家庭温情脉脉，对诸弟子侄教诲谆谆，对自己严于律束，勤于三省，重勤俭，讲谦让，在“修、齐”二字上常有佳言良箴，历来被人津津乐道，视为良师益友。曾国藩在这方面又为自己抹上了一层耀眼的光彩。然而，在“治、平”二字上，他却很少立言，更未立节。对内则镇压，对外则屈膝，逆潮流，固皇权。概而言之，此人注重小节，全失勤王御外大节。而魏源则是御夷制夷的设计师，他吹响了改善国计民生、力求社会向新的方向推进的时代号角。他确实没有留下多少“修、齐”方面的佳言善举，但他在“治、平”方面凛然大义，建言具体，具有经世大节。他的君明臣贤、国强民富的政治理想，他的改革和师夷的经世思想，他的视民意如鼻息，视民力为可靠，即使“莠民”亦可用的民本思想，他的建海军、整陆军的强国思想，他的御外夷的策略思想，他的利用和积累民间资本，急标缓本和改革币制的经济思想，他的积极应变、促变的哲学思想，都为当世（咸丰、同治时期）所亟需，亦可为后世法。在这个“大节”方面，曾国藩岂可望其项背！曾国藩是维修封建大厦的良工巧匠，而魏源是封建大厦挖角推墙的勇士。

评述魏源、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若先还原各自的历史真相，据真相去探讨是非曲直，庶不远矣。万不可先入为主，亦不可一叶障目。我撰魏、曾二人之传，用心于此，着力于此，然不敢贸然自是，二《传》既成，寸心忻忻然亦惴惴然。

八十六龄老朽易孟醇识于

二○一七年桃花盛开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