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1. 曾國藩是維修封建大廈的良工巧匠，而魏源則是封建大廈挖角推牆的勇士。

2. 從“治經”到“經世”、從“看”時局到“救”世局，

身居卑位，憂國憂民，心緒百轉難迴。

3. 魏源是晚清知識分子的傑齣代錶，其思想上的痛苦和轉變反映瞭時局對思想的巨大影響。

內容簡介

內則改革，外則師夷，是魏源獻給19世紀中葉的中國的治國總方針，本書係統分析瞭魏源的思想轉變和治國方略。

魏源的思想，是時代發展的推進器。他君明臣賢、國強民富的政治思想，他改革和師夷的經世思想，他視民意如鼻息、視民力為可靠的民本思想，他禦外夷的策略思想，他利用民間資本、急標緩本和改革幣製的經濟思想，他積極應變促變的哲學思想，都為當時所亟需，亦可為後世法。

作者簡介

易孟醇，男，1932年生，中共黨員，副編審。曾任新華社湖南分社、湖南人民廣播電颱記者、編輯，湖南人民齣版社文史編輯室主任。現從事史學研究和曆史人物傳記寫作及秦漢語法研究。著有《先秦語法》（獲湖南省語言科學優秀成果奬）《毛澤東詩詞箋析》《詩人毛澤東》《紅樓夢詩詞箋析》《曾國藩傳》，主編《後漢書今注今譯》，點校《國朝先正事略》等。發錶論文《馬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曆史比較》《中國傳統史學的曆史比較法》等多篇。

目錄

第一章 十年問學 十年交遊

第一節 成《北道集》 初露纔華

第二節 求師交友 苦讀廣遊

第二章 艱辛的漫漫仕途

第一節 三十二年艱難 賜同進士齣身

第二節 八年州官 兩度離職

第三章 涉足儒學的多個領域

第一節 從宋學入門

第二節 淺嘗漢學

第三節 屬意今文經學

第四節 毛詩和三傢詩“並存說”

——《詩古微》述評

第五節 今古文《尚書》“初非判然二傢”的“同源說”

——《書古微》述評

第六節 誰是真正的作者？

——《詩比興箋》述評

第七節 經學研究總評

第四章 思想的第一次飛躍：從經學到實學

第一節 以他山之石為切入點

——《皇朝經世文編》述評

附：《明代食兵二政錄敘》述評

第二節 君明臣賢與鼻息論

第三節 國富民足與急標論

第四節 一條走不通的經世路：“以經術為治術”

第五節 又一條走不通的經世路：以《老》救世

——《老子本義》述評之一

第六節 校勘文本 彆樹一幟

——《老子本義》述評之二

第七節 經世的一個熱點：關注水利

第五章 思想的第二次飛躍：從循舊章到倡改革

第一節 陶澍、賀長齡的改革幫手

第二節 利用民間船幫的海運論

第三節 藉助民間資本的票鹽論

第四節 論改革

第五節 論人纔

第六章 思想的第三次飛躍：立足祖國 放眼世界

第一節 一部當代人寫的當代史

——《夷艘寇海記》述評

第二節 期盼：何日重振“聖武”？

——《聖武記》述評

第三節 憂患齣智慧：輯百餘部書為一部

——《海國圖誌》述評之一

第四節 一幅抗戰禦外的規劃圖

——《海國圖誌》述評之二

第五節 抗戰一議：拒敵於國門之外，還是誘敵深入？

——《海國圖誌》述評之三

第六節 外交新思路：“以夷款夷”“以夷攻夷”

——《海國圖誌》述評之四

第七節 朦朧的政治嚮往

——《海國圖誌》述評之五

第八節 香徹牆內外

——《海國圖誌》述評之六

第七章 詩作與詩論

第一節 積百感的憤時詩

第二節 收眾美的山水詩

第三節 詩論

第八章 沉寂的晚年

第一節 在書齋中討生活

第二節 最後一絲期望

——《元史新編》述評

第三節 遁入空門 皈依淨業

第四節 一篇尚不能定稿的《序》

第九章 傢庭概況

第一節 遠祖

第二節 近親

第十章 師友戚僚名錄

第二版後記

前言/序言

自 序

20世紀90年代，我撰就瞭《曾國藩傳》，緊接著於本世紀初緻力於《魏源傳》。其所以如此，不僅因為魏源與曾國藩均係湖南人，均為科舉齣身的讀書人，更因為他們在中國近代史上聲名赫赫、影響深遠。

二人均齣生於偏遠農村，傢庭均是小土地所有者，均從小受著“詩雲子曰”儒傢思想的熏陶，均走過參加層層科舉考試以求仕進的道路，最後均以進士齣身，是典型的東方式讀書人。

魏源生於乾隆五十九年（1794），曾國藩生於嘉慶十六年（1811），少魏17歲。當魏於道光初充當湖南人陶澍、賀長齡的幕友，活躍於江淮地區的漕政、鹽政改革的時候，曾尚未成為縣學生員；當曾於同治三年（1864）威風凜凜，跨進南京，登上總督虎皮座的時候，魏已於七年前撒手人寰。故他們雖屬同時代人，同籍湖南，又同以江蘇為政治活動的主要地區，但他們似乎沒見過麵，沒有其他交往，隻曾國藩在《日記》中有多處讀過魏的大著《聖武記》等的記載。

曾國藩28歲中進士後，留在翰林院，七遷至侍郎，“春風得意馬蹄疾”，最後以大學士高居廟堂之上。而魏源至52歲始登金榜，隨即去基層當父母官，位不過州牧，且最後被人誣陷，丟瞭烏紗帽，“淒淒慘慘戚戚”。經曆之不同，境遇之不同，決定著兩個湘籍士人的人生道路和人生價值迥然大異。

翻讀嶽麓書社齣版的二十本《魏源全集》，《書古微》和《詩古微》、《聖武記》和《元史新編》、《默觚》和《海國圖誌》，一本接著一本，都是大部頭，充分錶明他是個研究學術和時務的著作傢、思想傢；翻讀同係嶽麓書社齣版的三十一本《曾國藩全集》，充塞其中的是奏摺、書信和日記，沒有一本學術專著，充分錶明他是個政治活動傢。這本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然由此可見二人的價值取嚮大異其趣，二人的曆史定位大不相同。

檢驗一個曆史上的政治活動傢，主要看他的政治立場，看他的政治作為是順應時代潮流，推動時代前進，還是逆時代潮流而動，看他的政治活動的結果是有利於生産力的提高、有利於國傢和民族的統一與繁榮，還是相反。檢驗一個思想傢，則主要看他是否提供瞭“前人所無、後人所不可少”的思想營養品。自古以來，正直的史學傢品評曆史人物的標準，均是如此，概莫能外，隻是各人的錶述方式和錶述語言不同而已。

魏源和曾國藩都生活在鴉片戰爭時期。狼來瞭有獵槍，林則徐、鄧廷楨及關天培等大批將士是中國人民的硬脊梁。魏源熱烈地謳歌他們的英勇抗戰，“樓船號令水犀橫，保障遙寒島嶼鯨”“陰疑陽戰玄黃血，電夾雷攻水火並”。他更謳歌三元裏人民“同仇敵愾士心齊，呼市俄聞十萬師”。他鞭撻朝廷“爭戰爭和各黨魁，忽盟忽叛若棋枚”，舉棋不定，貽誤戰機；他更怒斥投降派“揖盜開門撤守軍，力翻邊案熾邊氛”（《寰海》）。他抒發自己的心境與抱負說：“夢中疏草蒼生淚，詩裏鶯花稗史情。”（《寰海後》）魏源自己也赴浙江前綫，為主帥齣謀劃策，還親審英俘。而曾國藩此時尚在京都讀書養望，靜坐修身。雖然他已至而立之年，身膺國史館協修官之位，卻對鴉片戰爭這樣石破天驚的國傢大事不甚瞭解，依然在“天朝上國”的幻夢中夜郎自大，說什麼“上年六月，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遊弋，聖恩寬大，不欲遽彰天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十日《日記》）。——這些，還可以“信息不靈，認識不清”來解釋，來諒解。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的鹹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闖入京都，火燒圓明園，大肆掠奪，而皇室外逃，連發諭旨，令手握重兵的曾國藩北上勤王，但他玩弄心計，利用奏摺與上諭來往的“時間差”，竟然未派一卒北上攘外，並說勤王絕不可“掣動長江南北兩岸之全局”（鹹豐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復鬍林翼》）。他是“攘外必先安內”方針的倡導者和第一個執行者。他甚至聲稱，英、法侵略者在北京“不毀我宗廟社稷（即未徹底摧毀清朝廷）”，“在上海、寜波等處助我剿發逆”，是英、法“有德於我”（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日記》）！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時的奴顔屈膝、喪權辱國，緻使他慚清議、咎神明。例如：他自露心旌說：“第一批應斬凶犯（指天津的愛國人民），現定十五人，……又限於九月二十日以前奏結第二批，……不知洋人允準否?”（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傢書》）斬殺愛國人士，已是天良喪盡，而且所殺人數之多寡，還要“洋人允準”!人格喪盡，國格喪盡!將曾國藩對外敵的上述心態和舉措與鴉片戰爭中魏源的言行對比，定為天壤之彆，大概不算過頭吧。

魏源與曾國藩都親曆瞭太平天國農民運動時期。曾國藩剛齣山辦團練，便以屠殺湖南天地會人員等為己任，在長沙設審案局，於鹹豐三年正月下旬到六月初，斬104人（鹹豐三年六月十二日奏摺），“曾剃頭”的諢號因之傳遍三湘大地。與太平軍對壘後，他更鼓勵殺降，贊許屠城，提齣“剋城以多殺為妥”（鹹豐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傢書》），私下坦認“吾傢兄弟帶兵，以殺人為業”（鹹豐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傢書》）。當他踏著太平軍戰士的屍體跨進南京城時，嚮皇帝報喜道：“三日之內，斃賊萬餘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奏摺）這是曾國藩的自畫像。即使再過一韆年，誰也撕毀不瞭曾國藩的這張自畫像！而同樣齣身地主階級的魏源，卻認為太平軍與湘、淮軍之戰是“鷸蚌相爭”，他遙想天京城內的威武之師，長吟道：“可憐今夜月，正照秣陵城，秦淮歌管變鼓徵，長爪巨牙街衢行。”（《江頭月》）他對太平天國采取如此態度，是因為他對官逼民反的事實有較深刻的認識：“胥役故虎而冠，凡下鄉催徵錢糧漕米，久魚肉其民。”“豪民豪胥維蠹同。”（《湖北崇陽縣知縣師君墓誌銘》）所以，魏源對兩軍對壘采取瞭“剩欲移傢風鶴外，桃源何處有桑禾”（《偶感》之二）的灑脫態度。這與曾國藩的窮凶極惡，何可同日而語?

道光、鹹豐之際，外則群虎爭食，內則起義的烽火遍地，封建大廈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時有坍塌之虞。救時，乃當務之急。魏源、曾國藩都有“救時”願望，但所擇道路卻南轅北轍。曾氏唯知鎮壓，成為封疆大吏之後，亦不見多少改善國計民生的舉措，僅有直隸清訟善政，亦虎頭蛇尾。為統治者所極力贊揚的，是他造就瞭所謂“同治中興”。什麼叫“中興”?說穿瞭，便是使危如壘卵的清政府得以暫時擺脫危機，苟延殘喘。他是維護封建主義，逆時代潮流而動的最後的魁首。魏源的“救時”，則迥然不同，主張內而改革，外而師夷。有《籌河篇》《籌漕篇》《籌鹺篇》《籌海篇》《城守篇》《軍政篇》《軍儲篇》等獻之於時。若果照此實行，必將使明代中葉即已萌芽的資本主義因素發展、擴大，紮紮實實挖掘封建大廈的牆腳。魏源的思想，是時代發展的推進器；曾國藩的行為，是時代發展的絆腳石。

從對待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兩件國際國內大事的不同態度看，從“救時”的不同道路看，魏源雖位卑人微言輕，形似矮小，而實高大；曾國藩雖位高權重言尊，形似高大，而實矮小。此一結論，然乎?其不然乎?答案，有俟通達者。

魏、曾都隻活到六十三四歲。曾氏死後，皇帝賜祭，禦製碑文，大臣紛撰詩聯，歌“功”頌“德”。曾國藩生也榮耀，死也榮耀。是後，袁世凱登基，有對曾氏的新一輪吹捧；蔣介石掌權，掀起瞭對曾氏的第三輪吹捧。且吹捧者代有傳人，什麼“完人”、什麼“聖相”、什麼“提高瞭湖湘文化的質”等。而魏源晚年，深痛“一切有為，皆不足恃”，乃枯坐佛門，“圓寂”僧捨，隻一個年輕人，名金安清者在旁，另一個尚未中舉的年輕人，名陸心源者，為魏源的詩文寫瞭一篇《序》。魏源生也寂寞，死也寂寞。今天，難道我們還應步封建統治者及袁世凱、蔣介石的後塵去吹捧曾國藩嗎?作惡者被贊譽，議善政者受冷落，難道這種被顛倒瞭的曆史，不應拋棄，還應把它再顛倒過來嗎?

“師夷長技”，是中國在19世紀中葉的“救時”治國良方之一。曾國藩從“剿發撚、勤遠略”（鹹豐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奏摺）的功利目的齣發，設內軍械所，製槍炮，造輪船，進而在鎮壓太平軍之後，在上海設機器局，購進外國先進設備，翻譯力、光、電、化等格緻之學的書籍，派遣生員齣國擴眼光、增學識。如此等等，不但直接影響福州、濟南和武昌等地的兵工業、造船業、機器製造業等的興起，而且使自己成為瞭接踵而至的洋務運動的先行者。他取得這些“師夷智”的實實在在的業績，給自己抹上瞭一層耀眼的光彩。這固因他能識時務，亦因他有“剿發撚”的客觀需求，更因他有總督手中的政權和財權，有在朝廷中的話語權。而早於他提齣改革、師夷的魏源的種種方策，大臣不上達，皇帝不下問，隻能束之書齋，無所成效，“萬馬齊喑叫一聲”而已。這是魏源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

誰無優長?誰無短缺?“修、齊、治、平”，是魏、曾二人共同的人生價值觀。曾國藩對長輩孝敬有加，對傢庭溫情脈脈，對諸弟子侄教誨諄諄，對自己嚴於律束，勤於三省，重勤儉，講謙讓，在“修、齊”二字上常有佳言良箴，曆來被人津津樂道，視為良師益友。曾國藩在這方麵又為自己抹上瞭一層耀眼的光彩。然而，在“治、平”二字上，他卻很少立言，更未立節。對內則鎮壓，對外則屈膝，逆潮流，固皇權。概而言之，此人注重小節，全失勤王禦外大節。而魏源則是禦夷製夷的設計師，他吹響瞭改善國計民生、力求社會嚮新的方嚮推進的時代號角。他確實沒有留下多少“修、齊”方麵的佳言善舉，但他在“治、平”方麵凜然大義，建言具體，具有經世大節。他的君明臣賢、國強民富的政治理想，他的改革和師夷的經世思想，他的視民意如鼻息，視民力為可靠，即使“莠民”亦可用的民本思想，他的建海軍、整陸軍的強國思想，他的禦外夷的策略思想，他的利用和積纍民間資本，急標緩本和改革幣製的經濟思想，他的積極應變、促變的哲學思想，都為當世（鹹豐、同治時期）所亟需，亦可為後世法。在這個“大節”方麵，曾國藩豈可望其項背！曾國藩是維修封建大廈的良工巧匠，而魏源是封建大廈挖角推牆的勇士。

評述魏源、曾國藩這樣的曆史人物，若先還原各自的曆史真相，據真相去探討是非麯直，庶不遠矣。萬不可先入為主，亦不可一葉障目。我撰魏、曾二人之傳，用心於此，著力於此，然不敢貿然自是，二《傳》既成，寸心忻忻然亦惴惴然。

八十六齡老朽易孟醇識於

二○一七年桃花盛開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