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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细品先贤韬略，纵览往世兴衰，看清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和走向。

★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和全局视角，将中华民族独有的谋略智慧精彩呈现。

★ 用文学的语言，通俗写史，带领读者身临其境，体会运筹帷幄的魅力现场。

★ 以史为鉴，在历史的镜前，找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智慧。

★ 春秋，是人的智慧大放异彩的时代。迭兴的霸业，是人的权谋践履；瑰丽的学说，是人的智略高扬。滥觞于春秋后期的诸子百家，已经越过了某个国家和地区的局限，开始从理论的高度对社会的前途进行整体设计。它们是人类的大智慧、大韬略。

内容简介

“韬略平天下”丛书按照年代，共分为8册，再现了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代、清代中国历经的千年风云巨变以及蕴含其间的智慧和谋略。细品先贤韬略，纵览往世兴衰，看清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和走向。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倾注全力，用文学的语言，通俗写史，带领读者身临其境，体会运筹帷幄的魅力现场。

《春秋韬略》是“韬略平天下”系列丛书中的春秋卷。春秋，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人的智慧大放异彩的时代。周王室日渐式微，诸侯各国开始了霸业之争。在刀光剑影的武力抗衡中，人的谋略和智慧更是精彩迭出。从郑庄公的“多行不义必自毙”以静制动，到越王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深谋远虑，且看春秋三百年的智谋风云史。

作者简介

　　谭汉生，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湖北省孔子学术研究会理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理事。出版有《儒家雅品》《纲鉴易知录译注》《水心先生文集点校》等作品。

目录

第一章 射向王权的第一箭
史伯预言
称霸先安内
在“黄泉”下寻找圆满
王权与霸权的第一战

第二章 “尊王攘夷”与“九合诸侯”
垂钓智慧
拉开序幕
一只看不见的神秘之手
齐桓的“船骥”
“尊王”与霸业
匕首下的承诺
与之为取
汉水之滨的南北对话
葵丘，盛衰的分水岭
从救世主到弃儿

第三章 两难：道德与霸权
齐桓托孤
与虎谋皮的代价
古为义，今为笑

第四章 苦难铸就的霸业
多难兴邦
“移人”的骊姬
围绕晋丧的治乱理论
苦旅中的智略
一道难题的妙解
称霸起自勤王
在死人身上做文章
“我击其外，楚诛其内”
孔子道破“天王狩于河阳”的谜底

第五章 走不出关中的秦穆公
五张羊皮的价值
窥视中原
魂断觳山
东进，东进！
退，亦是一种英雄本色

第六章 火神后代燃起的野火
“蛮夷”的幌子
智取江汉诸姬
三年不鸣：洞幽烛微的秘方
再现神威的祖宗法宝
九鼎算什么？
美人与骏马
存郑复陈
楚庄王说：止戈为武
不借道的背后

第七章 走近黄池的代价
一个女人和三个国家的命运
费无极给伍氏两兄弟出的“考题”
鱼腹藏剑
“更”的学问
复仇之鞭
槜李之役的“囚兵”
抉目悬门以观越之入
吴王“后园的黄雀”

第八章 写在会稽山和姑苏山的两份答卷
从会稽山上逃脱的“老虎”
惊人的相似迥异的结局
范蠡留给后代隐士的样板

第九章 霸权的掘墓人
“三桓”蚕食鲁“公室”
“六卿”分晋政
田氏代齐的利器：斗

第十章 小国的尴尬
两封信
欲盟先战
说难与说易
子产争承
向戌弭兵

第十一章 长袖亦能舞智
让出一片新天地
一个哭来的君位
邓曼知人
纺绳的启示

第十二章 智慧，常在死神面前说“不”
钟仪囚晋
知警的“报答”
一个囚徒“优哉游哉”的凭据
蹶由论占

第十三章 一芽一叶与天下春秋
诗以言志（上）
诗以言志（下）
从“鞭七人、贯三入耳”说起
识读“含蓄”

第十四章 诈：泯灭虚实界限的技巧
石碚假手
阳子诈胜
假真真假的苦肉计
第一空城计
“灵王回来了！”

第十五章 囿，生在谋略机体上的毒瘤
君主的“申池”和“桃园”
恃有俊才
因梦害己
宣伯谋去季孟

第十六章 集春秋韬略文明大成的巨子之谋
“毋必毋固”的孔子
“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子
“以奇胜”的孙子
后记

精彩书摘

　　《韬略平天下：春秋韬略》：
　　称霸先安内
　　常言道：自古英雄多磨难。而郑庄公的磨难，提前在他的娘胎里就开始了。当他经过生死搏斗挣扎着爬出母腹时，睁开眼睛看到人世间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张憎恨他的母亲的脸。《史记·郑世家》记载：“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
　　于是，这个取名“寤生”(逆生，谓产儿足先出)的难产儿，从出生之日起，就注定了他的人生历程将是坎坷多艰的。也许正是这种“弗爱”的逆境培养了郑庄公坚忍顽强、沉稳早熟的性格，为他日后在较量中制服对手创造了条件。
　　郑庄公十三岁那年，其父郑武公病危，其母武姜乘机要立他的弟弟共叔段为太子，幸得郑武公未许，才使武姜的这一计划落空。这一年郑武公病死，郑庄公继位。对此，武姜和共叔段自然心中不甘。为了夺取王位，他们开始向郑庄公发起了咄咄逼人的攻势。
　　为了获取一块谋反的根据地，武姜出面为共叔段请求封邑。狡黠的武姜首先看中了地势险要的制邑(今河南省荥阳市境)，当然郑庄公亦知制邑的重要。但直接地拒绝，对于刚刚即位、年纪尚轻、根基还不稳固的郑庄公来说，自然是不明智的。聪明的办法是既要回绝，又要让对方不失面子，这看起来是道难题，然而郑庄公做到了。他巧妙地说：“制邑嘛，太险了，(东)虢叔因此死在了那里。求他邑唯命。”这听起来倒像在为共叔段着想了，武姜无法，只得另请京地。
　　京，亦是一个大都，它超过了规定的制度，对郑庄公仍然构成威胁，故谋臣祭仲劝阻郑庄公不予答应。可是郑庄公心里明白，若再不应许，自己就是食言不信了，这对于刚即位的他来说，失去的恐怕更多。况且从武姜逼人的势态来看，不给块像样的地盘，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值得玩味的是他给祭仲的回答：“这是母亲姜氏的意见，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副可怜巴巴的弱者形象，是让人同情呢，还是激发起那些想维护君王尊严的忠臣对武姜淫威的怨愤呢？这只有郑庄公自己心里清楚。显然，他的目的都达到了，这从后面他的大臣们不断呼吁讨逆的言辞中便可得知。在柔弱退让的外表下，正隐匿着进击的锋锐。
　　祭仲不平道：“姜氏的要求哪里能满足呢？不如及早除掉，以免滋蔓难图。”祭仲虽然已察出了姜氏图谋不轨，但未能明了时机是事情成败的关键。姜氏和共叔段的野心，此时才刚刚露出端倪，过早的动手，反而会使郑庄公自己背上不孝不悌的罪名。即便成功，亦失民心。这对于不仅想稳固君位，而且想称霸诸侯的郑庄公来讲，实在是一着下招，最好的办法是让武姜和共叔段的野心逐渐昭著于世人。故郑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姑且等待吧！”言语中饱含着自信，似乎一切都在所料之中。可见，此时的郑庄公已经把被动的退让化作主动的诱敌深入了。
　　果然，共叔段到京后，首先使郑国西边和北边的城邑在接受郑庄公的统治时，也同时接受他的统治。
　　公子吕见状非常气愤，说道：“一国不堪二主，不能让民众滋生异心。”
　　“别担心，他将自取灭亡。”郑庄公却坦然道。
　　共叔段见郑庄公没有什么反应，便进一步将西边和北边的城邑变成自己的私邑。
　　公子吕终于按捺不住了，对郑庄公说：“可以动手铲除共叔段了，不然他占多了地方，会得到百姓的拥护。”
　　郑庄公依然不急不躁：“他对君主不义，就不能使其民众亲附，只会加速灭亡。”
　　共叔段见郑庄公还在容忍，以为他确实软弱无能。便放开胆子无所顾忌地整治城郭、修缮武器、扩充士卒起来，开始做偷袭郑都的准备，从而让谋反作乱的企图彻底暴露出来。武姜也积极行动，将届时开启城门在内策应。
　　郑庄公得知武姜和共叔段的行动日期后，见时机已成熟，立即果断宣布：“是时候了！”命公子吕率两百乘伐京。正如郑庄公所料，京人马上背叛了共叔段。共叔段逃至鄢，郑庄公亲自领兵伐鄢，共叔段又逃到共。至此，共叔段的势力被彻底击溃。
　　郑庄公将武姜赶出国都，迁置城颍(今河南省襄城县东北)，并发誓说：“不到黄泉，决不相见！”
　　这段“郑伯克段于鄢”的历史，是郑庄公一手导演的。武姜和共叔段只是他所设计的剧情中扮演的两个角色而已。郑庄公深谙武姜和共叔段的野心，非常明白他们这一步在干什么，下一步要干什么。为了让他们沿着自己的“逻辑”“顺利”地发展，尽早暴露出他们的罪行。郑庄公有意为他们拆除“路障”，处处亮起绿灯。这样，历史的屏幕上便出现了：一边是急功近利的冒进，一边是老谋深算的退让；一边是热闹非凡的表演，一边是不动声色地观察。郑庄公在退让中所释放的“沉默”“软弱”的迷惑烟雾，不断地怂恿着对手的野心。武姜和共叔段开始时还是遮遮掩掩的请邑、使二邑兼听于郑庄公和自己，继而是明火执仗地吞并和大张旗鼓地完聚治兵了。
　　《老子·三十六章》云：“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鬼谷子·谋篇》亦云：“去之者纵之，纵之者乘之。”这种充满着辩证法则的韬略思想，可以说早在郑庄公克段的实战中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

前言/序言

　　一
　　公元前770年的一天，一队车马从西周都城镐京匆匆起程。迫于犬戎铁蹄的威胁，周平王要告别西京，迁都东京雒邑。然而这位新即位的国王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要告别的不仅仅是他的祖辈们苦心经营过的一个都城，而是在告别着整整一个时代。那犹在耳际的烽火台上褒姒的笑，那尚未凝固的骊山脚下幽王的血，已使得周平王头上的那顶王冠失却了往昔的尊严和光辉。他现在要去的是一个被孔子称为“礼崩乐坏”的时代，是一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变为“自诸侯出”，再变为“自大夫出”，三变为“陪臣执国命”的王权陵替的时代，是一个射王中肩的郑庄、九合诸侯的齐桓、作宫践土的晋文、称雄西戎的秦穆、问鼎中原的楚庄、后起勃兴的吴越交相竞霸的时代，是一个一统的禁锢被打破、多元的政治方兴未艾的时代……
　　宗法统治秩序的破坏，使靠礼法维持的国家之间的平衡为兼并和战争所替代。大国争霸、小国图存，成了自始至终凸现在春秋历史舞台上的一大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了一场场荡人魂魄的生死大搏杀。据鲁史《春秋》一书所载，列国间的战争四百八十三次，朝聘会盟四百五十余次。春秋之初，成型的封国尚有一百三十一个，经春秋一世的混战吞并，至战国开始时，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个大国和十多个奄奄待毙的泗上小侯了。
　　当春秋三百年的历史一步步地走出这个结果时，我们看到了刀光剑影的武力抗衡，我们更看到了五彩纷呈的智慧角逐。

　　二
　　外在权威的动摇，启自于人的内在自觉。人开始从松动的宗法制的锁链中，从王权一统的禁锢中走出来，人从历史的帷幕后走到了前台。
　　战争打破了有序，兼并制造着混乱，为人的潜能发挥、人的智慧进发提供了丰沃的社会土壤。在这个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面临着生死抉择的特殊年代里，人们把韬略方计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一言可以丧国，一言可以兴邦，几乎成了时人的口头禅。延揽人才，成了想有所作为的统治者们的当务之急。穷巷之中、瓮牖之下，留下了访士求贤者的身影与足迹。叫卖的商贾、驱车的马夫、结草的老人，一一开启了他们智慧的锦囊。山野鄙夫登上庙堂，罪囚家奴出入帷帐，布衣为国相，饭牛及大夫，是春秋时代涌现的奇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春秋人。这就是孔子的“天生德于予”的人，这就是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人，这就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这就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这就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这就是鲁迅先生所称道的中国的“脊梁”。
　　齐桓公曾把这种人形象地比作霸主的“船骥”。的确，任何一位霸主都不能须臾离开这些能济河致远的“船骥”。如郑庄公有公子突、公子忽，齐桓公有管仲、鲍叔，晋文公有舅犯、郭偃，秦穆公有百里奚、由余，楚庄王有孙叔、沈尹，吴王阖阊有伍员、文义，越王勾践有范蠡、大夫种。就是一些中小国家也不乏这类卓异特立之人，如郑国的子家、子产，鲁国的季文子、曹刿，宋国的华元、向戌，卫国的石诺，随国的季梁，虞国的宫之奇等。在春秋短暂的三百年间，出现了那么多璀璨夺目的明星，他们云谲波诡的权谋和他们功效卓尔的智略，大大地启迪了后世的智慧，成为人们永久效法的典范。
　　在穿过黑暗的奴隶制隧道后，历史惊奇地发现：人的潜能无限，人的智慧无涯。

　　三
　　春秋，是人的智慧大放异彩的时代。迭兴的霸业，是人的权谋践履；瑰丽的学说，是人的智略高扬。滥觞于春秋后期的诸子百家，已经超越了某个国家和地区的局限，开始从理论的高度对社会的前途进行整体设计，对人类的归宿进行终极思考。它们是人类的大智慧、大韬略。
　　孔子的仁学，从人的血缘亲情，即人的心理情感中寻找维系社会的支撑点。老子的道学，则是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在人与天地万物的和合中，寻找理想的郅治之世。积极进取的孔学和清静自然的老学，分别代表着人的两种不同层次的需要，成为中国历史中交融互补、不可或缺的两大显学，它们与后来东渐的佛学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干。《孙子兵法》，总结了前人的用兵经验，提出“上兵伐谋”的主张，从而把谋攻提到军事上最重要的地位。
　　在旧的奴隶制土崩瓦解，新的封建制尚未确立的春秋一代，除了继之的战国能与之媲美外，中国古代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一个朝代有过如此宽松的环境和思想的自由。因此，几乎中国所有的学说和思想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活水源头。春秋，这个被西方学者誉为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它“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转引自《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40页。)春秋，这个永远为后人仰止的黄金时代，它思想的光辉依然洒落在我们今人的屋宇窗前。

　　四
　　纵观春秋一代的韬略，有一个颇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在周天子势力日益缩小，王权统治已名存实亡之时，日渐壮大的诸侯霸主却屡屡打出了“尊王”的旗号来。而诸侯霸主们并无多少尊王之举，无非是口里嚷嚷，所行都是与王权相悖的霸业之实。尊王与霸业的矛盾，却在霸主们的手中奇迹般地统～起来了。“尊王”喊得最厉害的齐桓公，霸业也最鼎盛，削王的霸业竞离不了“尊王”的旗号。“尊王”在这里既是一种道德，又是一种韬略。这不仅是春秋时代，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韬略文明的一大特色。
　　以孝亲事君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决定了古代中国成了一个上演道德剧的舞台。道德渗透于一切领域，繁衍在中华土壤上的谋略文化，自然也不例外。毋庸置疑，伦理道德在引导谋略的价值取向上有着积极的意义。汤武的仁义之师，管仲的节制之兵，这类以理服人、以德柔天下的心战、政治战成为谋略追求的极致。
　　由于敬老忠君伦理道德的深刻浸润，使中国古代的谋略文化，尤其是政治谋略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风貌。它们或打出君王的牌子，如春秋霸主们的“尊王”和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或亮出尚古的旗号，如历代的复古尚古思潮——从孔子的“吾从周”至近代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这些说明了道德对谋略具有深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谋主们不得不借助强大的道德力量，来推行自己改革的谋略主张。由于谋略采取的不是直奔主题，而是曲线迂回的方式，因而使得中国古代的谋略主张少有摧枯拉朽式的锐意进取，而多是柔风细雨般的温和改良。
　　在黑白两色伦理的关注下，人们首先关心的是谋略的道德性质：是善？是恶？是否合理？而往往忽略了谋略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况且善恶标准只是相对的，在当时看来是合理的，从长远来看也许并非如此。历史上常常就是那些超常越轨的谋略，成就了大业，推动了历史前进。因此，一味地追求谋略的道德意义，其结果有可能是，那被道德标准所裁汰掉的，也许正是有着鲜活生命力的谋略。宋襄公的义战便是一个显例，大司马公孙固前后提出趁楚军半渡和未摆好战阵时出击的谋略，被宋襄公的道德标准一一裁汰。泓之战，实际上成了宋襄公的无谋之战。
　　就伦理道德本身而言，它是对人的操行的规范，要求人们循规蹈矩，体现出僵硬的有序性。就谋略艺术本身而言，它追求的是不囿常规、出奇制胜，体现着灵活的无序性。显然，道德的规范与谋略的追求有扦格。而一旦道德标准凝固化、绝对化，那么这种矛盾就更加尖锐起来，伦理道德便成了禁锢人的智谋的牢笼。召忽死于忠君，伍尚死于孝亲，从史书记载的有关材料来看，召忽和伍尚亦非等闲之辈，可惜的是他们最终没能走出这座牢笼。
　　就在有人以身殉道时，有人却走了出来，得到了另一片施展才谋的新天地。管仲没有追随召忽，伍员没有效法伍尚，“九合诸侯”、助吴弱楚，便是他们的谋略之花结出的硕果。
　　在伦理至上的中国，谋士们不仅需要超人的智慧，或许更需要超人的勇气。古如是，今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