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在这部颇具影响的著作中，鲁思·列维塔斯阐明了乌托邦之概念的重要性，并通过对相关文学作品和社会理论的探讨，将其历史发展以及在理论分析层面的广泛用途呈现在我们眼前。她游走于现代想象变迁的脉络，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莫里斯、索雷尔、曼海姆、布洛赫、马尔库塞等杰出的现代性思想家运用这一概念的方式。列维塔斯的经典论述，为诸多学科展开乌托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鼓舞着人们继续想象和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作者简介

鲁思·列维塔斯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布里斯托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欧洲乌托邦学会创始人之一、前任主席，威廉·莫里斯学会副主席。1949年生于英国伦敦，1979年起任教于布里斯托尔大学社会学系，曾担任该系主任。列维塔斯的乌托邦研究涵盖乌托邦思想史、乌托邦社会理论、乌托邦与音乐多个主题，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其代表作《乌托邦之概念》（1990/2010）被视为当代乌托邦研究的基石。她在当代政治意识形态和话语、社会不平等、劳工等研究领域亦卓有建树，著有《包容性社会？社会排斥与新工党》（1998/2005）。2012年获北美乌托邦学会莱曼·托尔·萨金特杰出成就奖。

精彩书评

这部乌托邦研究领域的基石之作提出了一种结构多元论，认为形式、内容和功能这三种要素是根据欲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构造，以历史性的独特方式组合在一起的。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杜克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乌托邦，乌有之乡，或理想世界？想象的天空，或社会政治经济构建的另类预案？关于未来，抑或旧日？乌托邦，无疑是扣访20世纪的关键词，开启21世纪的通关密语；同时，也是为葬埋20世纪的成吨泥土所掩埋并羁押的沉重债务或神秘遗产。鲁思·列维塔斯的名著《乌托邦之概念》为中文世界带来的，或许正是一次清理债务或启动遗产的思想契机。

——戴锦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从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以来，乌托邦就成为人类思考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思想长河中不可或缺的概念。然而，这一概念的运用和界定始终包含着谜一般的含混和暧昧，几乎贯穿于所有的肯定性运用与否定性运用。冷战结束后，伴随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验的落幕，乌托邦这一概念经常被用于否定一切理想性实验，但新的时代氛围和各种文类作品的涌现，使乌托邦再度成为理论焦点。对于所有关心乌托邦问题和当代思想发展的人而言，这部著作值得一读！

——汪晖（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无法想象没有历史的人类，那意味着集体记忆的丧失；无法想象没有乌托邦的人类，那意味着拒绝创造未来。历史与乌托邦，是人类独有的精神产品，有了它们，人类才拥有当下。这部尝试论述乌托邦历史的著作，尽管不能涵盖整个人类对未来的想象，却开启了进入乌托邦历史的路径，启示我们创造未来。

——孙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目录

序言

初版致谢

导 论

第一章 理想共和国：正在形成的传统

第二章 空中楼阁：马克思、恩格斯与乌托邦社会主义

第三章 神话动人：乔治·索雷尔和卡尔·曼海姆笔下的乌托邦与社会变革

第四章 乌托邦希望：恩斯特·布洛赫与拯救未来

第五章 欲望教育：重新发现威廉·莫里斯

第六章 美国梦：赫伯特·马尔库塞与心灵改造

第七章 百花齐放：当代乌托邦研究

第八章 未来完成：乌托邦的再理论化

主要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雅理译丛》编后记

精彩书摘

导论

爱人啊！倘若你我能与命运串通，

将这糊涂世界尽握手中，

我们难道不会把它砸个粉碎——

依吾心所愿，再造苍穹！

乌托邦探讨我们如何生活，以及如此生活将使我们置身于怎样的世界。想象世界的构建，并不受现实中桎梏我们的种种困难所束缚，因而在许许多多的文化中百花齐放。在关于起源和归宿的神话中，镶嵌着理想的图景，也就是我们在此世无法企及，仅仅存在于失落的黄金时代或来世的美好生活。而在宗教信仰、世俗观念、文学创作或政治规划当中，同样可以找到这样的图景。尽管在形式、内容和方位上各有不同，这些图景的常见程度已经足以让批评家推测，追求乌托邦乃人之天性。有时，乌托邦超越了对美好生活会是如何的憧憬，而成为主张美好生活能够如何、应当如何的诉求：万物或可不同的希望，变成了现状并非必然的信念。乌托邦因而不只是欢愉人心的幻梦，也是值得追逐的愿景。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乌托邦”一词意味着这个关于美好生活的梦想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迷梦——一个逃避现实的幻想，或可娱人，却无意义。那些试图实现梦想的乌托邦主义者被视为不可救药的空想家，甚至是蠢蠢欲动的危险分子。

正在扩张的乌托邦研究领域有一个基本假定，即乌托邦并非逃避现实的无稽之谈，而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乌托邦表现形式富于变化，这意味着可以从多个学科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历史、文学、神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心理学都有可能关注对我们乐于栖身之世界的描绘。但尽管乌托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关于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乌托邦，依然迷雾重重，至于乌托邦有何意义，为何重要，更是众说纷纭。所有展现美好生活的图景都是乌托邦吗？还是说，只有那些设定在未来、意在付诸实践的才算？应该纳入乌托邦范畴的是对精神完善的追求，还是死后的天堂，抑或乌托邦仅仅指的是我们度过一生的社会世界的变体？乌托邦与宗教或乌托邦与“现实”政治能区分吗？乌托邦的意义是什么？它有助于改变世界，还是稳固现存社会？尽管我们一开始可能以为自己知道乌托邦是什么，但当我们试图定义乌托邦时，其边界就模糊起来，整个概念也在我们眼前化为乌有。

本书旨在厘清乌托邦一词的含义，并重新定义。这项工作可以从多个角度着手：定义乃是工具，本身并不是目的。本书的目标是择要处理乌托邦研究领域因缺乏清晰明确、广受认可的定义而出现的问题。这一目标首先是澄清，是展示乌托邦这一概念基于什么在用法上变化多端。批评家在运用概念时不够严密，仅仅是造成多样性的原因之一，更为根本的原因是牵涉到的问题和进路非常宽泛。因此，对任何一个被提议的通用定义来说，将这种多样性纳入考虑都是非常重要的。我的目的并不是树立正统，而是鼓励就已经在处理的问题开展交流，并提出新的问题。首要的是在关于乌托邦的讨论中鼓励使用更为清晰的概念。

许多困扰乌托邦研究者的问题之所以产生，原因是没有一个清晰的乌托邦定义来区分专业人士的学术用法与通行于日常用语的含义。因此，不妨先考虑一下这个词语通常是怎么使用的。在街谈巷议中，乌托邦有两层意思：一个美好的，但并不存在因而不可能的社会。该词中的省音源自1516年首先以拉丁文版本刊行的托马斯·莫尔著作《乌托邦》（Utopia）。像这本书中的很多名字一样，标题是一个玩笑，故意弄得模棱两可：是eutopia（美好之地），还是outopia（乌有之地）？二者说的一定是同一个东西吗？这个双关语留下了始终笼罩在乌托邦一词上的迷雾。对这层阴魂不散的迷雾，人们即便习以为常，仍然感到烦恼。莫尔经常被认为是乌托邦文类之慈父，因此也被视为乌托邦研究领域的开创者；然而，在概念方面，他所留下的并不全是恩惠。

当代辞书中的定义延续了这种模糊性。《钱伯斯二十世纪词典》给出的释义，既有评价性的，也有非评价性的。乌托邦是“托马斯·莫尔爵士以拉丁文撰写的政治传奇或讽刺作品《乌托邦》所描述的一个想象国度”或“任何完美、理想的想象国度”。 而utopian除了“乌托邦的居民”之外，还可以指“一个想象或相信乌托邦的人”或“一个赞同不可实践之改革或期待不可实现之完美社会的人”。《牛津简明英语词典》反映了同样的问题，既有指向莫尔的出处，也有如下定义：“一个在法律、风俗和环境等方面完美到极致的地方、国家或状态”或“一个过于理想，在社会改良方面尤其如此，从而不可实现的规划”。作为形容词的utopian，其明确的贬损意味又一次超过了名词。除了与莫尔笔下的乌托邦岛的直接关联之外，释义还有“过于理想而不可实践；不可能的、空想般的完美……”和“沉溺在过于理想而不可实践的社会福利规划中”，以及增补的、较少评价性的“相信或致力于政体或社会状况的完美”。

因此，口头用法倾向于将对美好社会的推测斥为不切实际。这种拒斥可以是善意的包容，视乌托邦为有趣然而小众的文化分支，而把乌托邦主义者看作用意良善的梦想家。另一方面，建立乌托邦的努力也可能遭遇视之为高度危险、走向极权主义的滔天敌意。卡尔·波普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这种反乌托邦立场的代表。关于乌托邦的敌人，乔治·凯特伯（George Kateb）有详细论述，而本书只是约略提及。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们与本书主旨基本无关。本书要探讨的是越来越多希望严肃对待乌托邦的学者们对乌托邦一词的运用。考察乌托邦思想的历史和种类或论证乌托邦的价值和必要性的次级文献在不断

增长，而本书的主题就是乌托邦之概念在这些著作中的用法。

口头定义和反对乌托邦的立场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即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战场。利用介于“完美”和“不可能”之间的省音，可以让所有旨在变革的努力沦为徒劳，从而强化“我们别无选择”这一断言并维持现状。或许，像海亚姆建议的那样，我们最好忘却未来，借酒浇愁。但即便是致力于改变的不同群体，也大都将乌托邦作为贬义词使用。人们很少声称自己的热望是乌托邦，但即便是梦想家也把这盆污水泼向别人。将其他人的规划斥为乌托邦、不现实，乃是宣扬自家计划优越之处的妙招，因而成为政治进程固有的一部分。

乌托邦研究中相关定义的变化与上述状况恰成反对。在这个领域，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向他人的研究胡乱套用的术语。相反，对研究者的诱惑是将乌托邦的范畴局限于自己的兴趣所在，并划定疆界，排除大批不那么乌托邦的材料。的确，若没有定义，很难准确树立我们所要追寻的目标。如果乌托邦就是指美好的/不可能的社会，该词可以涵盖文学虚构、讽刺、幻想、科幻、宗教或世俗天堂、政治理论、政治纲领或宣言、创造理想社群的小规模尝试和创造美好社会的举国努力等许多领域。如果要把所有这些不同的领域纳入其中，我们需要弄清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事实上，大部分批评家都对他们心目中真正的乌托邦进行了限定。但由于在有无边界、边界何在的问题上并无共识，乌托邦的研究者们有武断取材、师心自用之虞；或者，每个人在使用乌托邦一词时都清晰明了、有条不紊，但却各说各话，拘泥门户；再或者，浪费过多的时间争论什么是、什么不是乌托邦。

在探讨现有的乌托邦定义时，我们可以考虑三个不同的方面：内容、形式和功能。首先是内容。一个通常的假定是乌托邦应当是对美好社会的描绘。但美好社会显然因人而异，与之相关的因素既有个人偏好，也有处于同一社会或不同历史情境中的不同社会群体各自重视的问题。对很多人来说，内容是乌托邦最为引人入胜之处，因为他们受其吸引，展开思考：乌托邦如果存在，是否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社会？然而，由于内容变化多端，很难将其作为乌托邦定义的一部分加以使用。基于内容的定义多为评价性或规范性的。这类定义详细阐述美好社会应当如何，而不去思考不同的人对这个社会的感受会有怎样的不同。

可能性问题也直接关系到乌托邦的内容，而在这方面，分歧同样存在。有的人想颠覆口头用法，断言乌托邦或者至少是重要的乌托邦绝非不可实现，其重要意义恰恰源自其现实可能性。这番断言包含如下认知：我们关于何为实际可行的观念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此，我们需要谨慎判断。然而，如是断言者暗示，与能够实现的美好社会图景相比，不可实现的图景不值得关注和思考。我要争辩的是，对于某些特定问题或许的确如此，但总体而言则未必。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不实际”这一点恰好把我们从“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的纠结中解放出来。某些乌托邦可能成为现实，其他则不可能；对可能性问题的思考或许卓有成果，但回答这样的问题并非定义所需。

其次，可以就形式对乌托邦进行描述性的定义。例如，常识中乌托邦等同于对美好社会的描述（不考虑可能性）。另一种情况是将乌托邦等同于理想的共和国。一些批评家以莫尔的《乌托邦》为形式上的典范，主张乌托邦是一种文类，这种文类含有对另类社会细致入微的虚构性描绘。但正如我们已经提出的那样，对美好社会的描绘不一定要用文学虚构的形式。事实上，这种形式仅仅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是可选项——这样一来，我们岂不是得说，当这些条件不存在的时候，就没有乌托邦？更为宽广的历史比较需要更具有包容性的定义，以便容纳对更加美好生活的热望在表达形式上的种种变化。

最后，可根据乌托邦的功能予以定义。功能并非显而易见；以乌托邦的功能为中心，已经背离了对乌托邦的目的不置一词、却暗示乌托邦毫无价值的口头用法。但即便是那些从形式和内容的角度来定义乌托邦的人，也认为它具有某种功能。许多批评家引用王尔德的话：

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一顾，因为它遗漏了一个人性永驻的国度。当人性降临于斯，它便眺望远方，向着更加美好的国度扬帆启航。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

因此，乌托邦被视为某种目标的呈现，即便批评家与乌托邦的作者意见相反，认为它们并不一定能完完全全地实现。最起码，乌托邦提出了目标应当为何的问题。不过，许多批评家更进一步，将功能视为定义乌托邦的特征，尽管乌托邦的功能在不同作者那里有不同的体现。

本书主要探讨的是以形式和功能来界定乌托邦的意义。乌托邦研究的方法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流派。自由—人本主义（liberal-humanist）传统多关注基于形式的定义。与之相对，除个别例外，马克思主义传统主要根据功能定义乌托邦——无论是妨碍社会变革的负面功能还是助其一臂之力的正面功能，无论其实践是直截了当还是通过“欲望教育”（education of desire）进行。当代乌托邦研究对两大传统兼收并蓄，对两类定义也各有取法，尽管基于形式的定义有一统天下之势。此外，还有人试图综合形式和功能这两大问题，并以“建设性批评”（constructive criticism）这一附加功能作为藉以定义的特征。

本书第一部分讨论隐含在早期乌托邦评注中的定义。谓其“隐含”，乃是因为并非所有人都直面定义问题。总体而论，这些评注属于自由—人本主义传统。评注包含的定义多聚焦形式，但它们也会参考被认为具有乌托邦性质的著作所构成的一个正在形成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传统无非是一种群体习惯；但与此同时，许多作者为了论证某个特例是乌托邦，通过他们的选择，积极创造着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传统。

本书第二部分，同时也是最长的一部分，考察基于功能的乌托邦定义。首先讨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对乌托邦的抵制。尽管可以证明这一抵制是在当地政治语境中对被描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特定运动作出的判断，但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即便这种影响建基于对原初抵制的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功能对乌托邦加以否定性定义，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则颠覆了这一判断，将乌托邦定义为改变现状之物，置其形式于不顾。曼海姆的立场产生的影响与乔治·索雷尔（George Sorel）十分相似，尽管他们对术语的用法截然相反：索雷尔将乌托邦作为贬义词使用，并以神话（myth）一词对应曼海姆笔下的乌托邦。重新整合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的努力以功能为中心，再次赋予乌托邦褒义而非贬义，视之为激进变革的催化剂。其代表人物是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尽管后者对乌托邦一词的使用既含糊不清又前后矛盾。近期对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作品的评论也采用了这种方式来处理问题。这里所说的功能是指“欲望教育”——仔细想来，在马尔库塞和布洛赫的论述中，这一功能正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需要指出三点。其一，上述进路具有更强的分析性，这意味着，总的来说，概念的使用远比别处精确。同时，要理解乌托邦这样的特定术语的用法，不可能脱离该术语所在的总体问题意识。因此，有必要揭示概念及其使用如何适应整个论述。其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在内容和定义上都有所不同。其目标并非整饬明确的制度安排，而是追求另一种存在方式。追求的是反异化。在对人性及其潜在可能的探询方面，它比许多理想共和国更为深刻，但这也意味着与理想社会制度描述这一形式不相适宜——不仅仅是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导致对制度安排的规定不受欢迎。其三，由于乌托邦的功能是教育欲望和改造世界，所追求目标的价值和可能性这样的问题（即内容问题）必然重新出现，并使得布洛赫以及后来的马尔库塞对“抽象的”和“具体的”乌托邦进行了区分。

本书第三部分分析乌托邦之概念在当代乌托邦研究中的使用方式。有迹象表明不同传统有所调和，但共识尚未明确出现。研究中使用的定义从拒绝任何定义，到基于形式，或形式与内容，或功能，或功能与形式的定义，不一而足。围绕形式与功能的关系产生的问题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此外，当代乌托邦小说正在改变的性质也不容忽视：重点由对尽善尽美的呈现转向更为开放的探索，其中个体的构建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另一种存在方式的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然而，伴随各辟蹊径的繁荣景象而来的，是混乱不堪、令人困惑的概念多元化。

因此，本书最后一章试图建立一个包容这些不同进路的乌托邦概念。我的论点是，所有基于形式、功能或内容的定义都是有问题的。它们不仅对可能被恰当地视为乌托邦的材料以至整个研究领域加以限制，还遮蔽了乌托邦文类中的种种变化。要提出这样的主张，自然需要找到当内容、形式和功能发生变化时恒常不变之物。我认为，这一要素就是欲望，企盼更好的存在和生存方式的欲望。这样说，并不等于主张人性中存在源自心灵深处、乃人性固有部分的乌托邦趋向（如马尔库塞和布洛赫所言）。我们可以说一切乌托邦有共通之处，而不必断定乌托邦的普遍性或存在本源性的乌托邦趋向。相反，当这样的欲望得以表达时——其范围本身将因时而变——不仅在内容上会有显著变化，表达形式也会多姿多彩，而且可以发挥各种各样的功能，如补偿、批判和促进变革。最有用的乌托邦概念将是容许我们探索这些差异，并最终可能让我们将形式、功能和内容的种种变化与造就它们的社会状况联系起来的那一类。与此同时，它不会将现今由研究者界定为乌托邦研究领域组成部分的林林总总作品中的任何一部分排除出这个领域。

最后在此给出体认到欲望表达这一共同要素的乌托邦新定义。乌托邦是对企盼更好的存在方式这一欲望的表达。这既包含通向乌托邦的客观制度进路，也包含主观体验上反对异化的关切。这种欲望既可以是现实可行的，也可以不切实际。形式、功能和内容可以随着时间而改变。这一定义还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对特定的乌托邦有怎样的看法，通过思考某些状况引发却并未满足的欲望，亦即乌托邦之所在，我们将深刻理解这样一些状况下的生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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