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检察工作3.0版新模式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

张宏城 著

图书标签:

• 未成年人检察
• 检察工作
• 3
• 0版
• 新模式
• 法学
• 法律
• 青少年保护
• 司法实践
• 公益诉讼
• 案例分析

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ISBN：9787519719685

版次：1

商品编码：12326733

包装：平装

丛书名： 法治实践前沿丛书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8-0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24

字数：420000

内容简介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型、作案手段成人化的趋势。同时，未成年人也是被侵害的高危人群，奸淫、猥亵、拐卖、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
本书介绍了进入3.0版的深圳市福田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创引入动态跟踪式心理学方式以实施精准帮教，不以实现惩罚和定分止争为*终目标，而以案件事实为切入点，探究未成年人问题产生的原因，采取必要的干预手段，改善未成年人心理状况、家庭教养和社会环境，帮助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重回正常轨道，成为未来社会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负担和包袱，或者破坏者；通过帮扶和教育，让被害的未成年人恢复正常学习和生活；规范制度，创新机制，总结出帮教流程图以及各类帮教文书。
内容具有专业性、新颖性、实用性，通过扫描二维码可呈现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相关文书，对从事少年司法的检察官、法官、警官、律师、社工以及少年司法研究机构和人员均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更值得所有未成年人家长阅读以预防孩子犯罪或受侵害。

作者简介

深圳市福田区法学会成立于2015年，是依照《中国法学会章程》开展工作的地方性群众团体、学术团体和政法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福田区委、区政府联系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致力于发挥高端法律智库优势，繁荣地方法学研究，推动法治前沿实践的发展和进步。
张宏城，男，汉族，1961年9月生，广东惠来人。1977年9月参加工作，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现任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

目录

第一篇
未成年人检察理论研究
少年司法的专业化
——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为切入点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之心理学方法引入
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之制度建构与完善
德国刑事责任年龄认定标准对我国的启示
——一则猥亵儿童案引发的思考
特别程序视角下讯问未成年人问题之探讨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疑难问题解析
——以未成年人检察办案实务为切入点
特别程序下逮捕未成年人制度初探
恢复性司法理念下之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机制构建
——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大爱福田”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模式为例
从猥亵儿童犯罪谈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司法保护
——以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猥亵儿童”犯罪案件为视角
涉罪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第二篇
心理学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的运用
论心理学方法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的运用
讯问中如何有效掌控情境并化解当事人情绪
如何在讯问中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矫治和认知调整
讯问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拒不开口如何应对
询问中如何和被性侵的幼女沟通
第三篇
构建社会支持体系
未成年人案例
社工帮教案例
帮教回信和思想汇报摘录
第四篇
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流程
“大爱福田”项目帮教流程图
附录一：深圳市福田区启航公益中心工作模式
附录二：文书格式
附录三：“大爱福田”项目相关材料

前言/序言

序
提升司法保护能力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建设
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刑事案件起诉组”，从此拉开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建设的序幕。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文化、社会的迅速发展，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明显增多，而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未成年人在犯罪原因、犯罪动机以及犯罪后对自己行为的认识等方面，都与成人犯罪有很大区别，如果用成人司法的方式简单地惩罚他们既不合适，也难以起到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因此在公诉部门成立了一个办案组专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贯彻落实当时彭真同志提出的“教育挽救那些失足少年，要像父母对待子女、医生对待病人、教师对待学生那样，满腔热情地教育、感化、挽救他们”。可见，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从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分离出来的初衷，或者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的初衷，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而非“更有力”地追诉未成年人犯罪。随后，全国的“未检人”开始探索如何摒弃就案办案的思维方式，转而注重教育、感化和挽救，充分发挥社会调查、庭审教育等特有制度的作用。这种方向上的准确把握，就像是给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发展和进化写入了少年司法独有的DNA编码。从此，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开始了1.0版时代，也就是意识到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的不同，专门办案人员和机构从无到有。这个阶段的探索弥补珍贵，开启了少年司法漫长探索的第一步。
在随后长达30多年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探索中，虽历经曲折但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即保护未成年人。例如，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模式由捕诉交叉到捕诉合一、捕诉防一体化，再到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确立的“捕诉监防一体化”；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受案范围由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到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案件，再到2015年《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以下简称《八项措施》）规定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五项职责，即严厉惩处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努力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优势、积极参与犯罪预防和普法宣传工作，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不断壮大。以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为标志，全国4级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构设置基本完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职责范围囊括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犯罪案件以及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等内容。从以上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向着未成年人全面综合保护的方向发展。正如姚建龙老师指出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从其他检察业务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业务体系，标志着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正式成为检察机关的一项专门职能。也就是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是以未成年人这一特殊主体为中心建立的业务类别，其目的或者说核心理念是“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审视这段历史，我们还会发现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走过的道路，既是一场历经波折的不懈探索，也是一次弥足珍贵的创新实践。不断的探索让“未检人”意识到，引入社工、心理工作者以及其他社会专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推动建立和健全社会支持体系，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案实现其核心目标——犯罪少年成功回归社会、未成年被害人恢复正常学习和生活的法宝；而社会调查制度、合适成年人制度、观护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心理矫治、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刑事和解、羁押必要性审查等一系列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制度和办案方式，助推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的发展。可以说，在长达30年的探索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完成了2.0版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职责范围已基本划定，制度框架已基本搭建，社工、心理工作者等社会专业力量已慢慢加入进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乃至少年司法不再形单影只，而是有了助手和两翼。
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本轮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过程中，出现了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业务重新纳入公诉业务或者刑事检察业务的现象。深究其缘由，根子还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水平不够高，价值理念、专业岗位素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核心能力——司法保护能力没有被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干警充分认识、掌握、培育和运用，缺少高度的理智性技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独立存在的合理性依据和价值追求难以服众，导致发展前景摇曳不明。换句话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水平还没有达到垄断性地从事于社会，未检工作不具备独立的排他性，导致任何人都可以插手、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中也不断出现各种争议：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会不会“小恶不惩纵容大恶”？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是仅针对轻罪的未成年人，还是也适用于严重犯罪的未成年人？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理依然注重事实、证据和法律而忽视了对涉案未成年人的帮教，从而导致相关少年司法专家提出“是否有了独立的未成年人检察机构就意味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了”的疑问。因而，深刻反思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案到底有哪些特殊性，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专业价值到底应当体现在什么地方，在今天依然非常必要且迫切。30多年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践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2016年出台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建设的意见》已经告诉我们：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具有特殊性，在职责任务、内在规律、司法理念、评价标准等方面都与成人司法有着显著区别，是独立的检察业务类别。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不以实现惩罚为首要目的，而以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预防再犯、帮教未成年人为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除司法办案和诉讼监督职能外，还承担着帮扶教育、预防犯罪等社会职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不以定罪量刑和定分止争为最终目标，而是以案件事实为切入点，探究未成年人问题产生的原因，采取必要的干预手段，改善未成年人的心理状况、家庭教养和社会环境，帮助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重回正常轨道，呵护其健康成长。我们期待着通过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能够回到正常社会和正常生活中，不再危害社会，成为未来社会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负担和包袱，甚至破坏者；同时，通过帮扶和教育，让被害的未成年人也能恢复正常学习和生活。这才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性与专业价值所在。目前，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强烈期待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能在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同时，未成年人回归正常生活和学习以完成社会化和再社会化，需要更专业的少年司法人员和更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未成年人检察干警和少年司法社工精准帮教能力的提升已成为现阶段最迫切的要求。一句话，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开启了3.0版时代。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深圳福田区，“未检人”逐步加快和深化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和司法保护能力建设的探索和创新。社会调查的全覆盖、心理测评和心理疏导的全覆盖、涉嫌轻罪和重罪未成年人精准帮教机制的全覆盖、少年检察助推少年警务建立和发展、心理测评和心理疏导从涉罪未成年人进入看守所开始就启动、涉案未成年人的帮教和法定代理人教育双管齐下、涉罪未成年人和涉案未成年人的双向保护、被羁押涉罪未成年人团体心理辅导的探索、未成年人检察干警和专业司法社工的精准帮教能力同步提升……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和社会化建设的同步推进，“政法一条龙”和“社会一条龙”建设的同步提升，共同致力于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和犯罪预防，造福于深圳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和她的人民。
从我了解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开始，就一直欣喜于他们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道路建设上所做的探索和创新。触法少年社会化不足、社会化缺陷以及再社会化是少年司法始终面临的主要问题，此问题亦是全世界少年司法的难题，关系着少年司法理念能否服众。而“大爱福田”实际上正是在“啃这块硬骨头”，在向解决犯罪少年成功回归社会这一核心问题进军，可以说是切中了少年司法的要害。因而，深圳福田区人民检察院的探索正在开启少年司法的3.0版。他们聘请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先进个人王英同志作为“大爱福田”项目的指导专家，引入她首创的融先进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行为学等多学科知识于未成年人检察办案的“王英工作法”来全面培训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干警和司法社工，极大地提升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和精准帮教能力。我为深圳人的这种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精神而深深感动。因为少年司法强调预防而非惩罚，强调柔性而非刚性，强调能动而非消极，强调协作而非对抗。正如在2015年世界少年司法大会上很多专家指出的，少年司法中没有现成的答案，没有一成不变的判例，只能根据每个孩子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为其提供生存发展的机会，以主体特征和需求为依据进行个别化处理。这在成人司法中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在少年司法中却成为必须恪守的现实性原则。正是基于少年司法的这一特点，少年司法本来就应当是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司法，因而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做法可以说是深谙少年司法之精髓。我期待着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在专业化建设的道路上越走越好，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助推整个少年司法，以少年司法助推儿童保护和犯罪预防！
张寒玉，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一处处长。
2018年1月4日于昆明

序
少年司法发展的三重困境与基层试点
就少年司法而言，我完全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初学者，因为大学四年没有上过任何为“少年”或“未成年人”为专题的法学课程，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又都是以成年人为样本的刑事诉讼法。甚至现在的教学科研工作，其实仍然是如何在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内处理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成年人犯罪。或许是因为这种“半路出家”和“带艺投师”的状态，以及我国少年司法孕育于成年人司法之内且仍然依附于成人司法的状态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有时我对我国少年司法发展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与困境还能产生感同身受的“共情”，用我那曾被成人司法所“塑造”的头脑和思维方式，有时还能更好地理解少年司法发展的种种挣扎。所以当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出版本书向我邀序时，虽然我深知我并非“适格”的作序主体，但勉强还可以结合一些个人的经历来谈谈对我国少年司法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的一些粗浅看法，尤其是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与难题。
我国少年司法发展所面临的第一方面的困境毫无疑问来源于制度本身。2005年左右，我跟随导师宋英辉教授到浙江某地开展未成年人取保候审与相对不起诉的试点项目，这应该是我与实然中中国少年司法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当面对一个初中生在学校周边多次从低年级学生处抢得几元零花钱的案件时，办案人员无奈地表示需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抢劫3次以上应定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随着对少年司法理解的深入，当时我对刑法规定的笼统判断，已经转化为对导致这一问题根源的认识：对未成年人适用以成年人为样本的实体法、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均采用相同的外在行为表现进行评价，未体现出未成年人及其案件的特殊性。虽然近年来我国法律逐步开始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实体与程序处理作出一些特殊性规定（例如，上述案件的定性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予以解决），但我国少年司法总体上仍“深陷”在成人司法的“制度牢笼”中，少年司法前进的每一步都如“笼中起舞”一般艰难，并随时可能触碰到“笼壁”而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这种成人司法的“制度牢笼”并不仅指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我国法律体系和司法体制中俯拾皆是，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处理总是被视为处理成年人犯罪的“例外”或者“打个折扣”，几乎所有的制度包括公安司法机关权限的划分与相互关系、内部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都是按照成年人案件来开展的。
第二方面的困境则来自理念迫切需要转变。与制度困境密切相关，由于未成年人及其案件的特殊性长期得不到重视，少年司法的特殊理念亦未能得到充分的倡导、传播，或者仍然停留在纸面与文字含义上，缺乏与司法实践的充分结合与运用。在和一些一线办案人员就一些具体案件的交流讨论中，除了制度困境以外，我常常能观察到少年司法理念与成年人刑事司法所秉承的基本理念、原则的冲撞，或者一些符合少年司法理念的探索与创新却因为与通行的、写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教科书中的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理念原则不符，办案人员进而缺乏自信、缩手缩脚。2016年年底，我在某政法大学参加了一场主要由本科生和刑法方向研究生参加的讲座，这场讲座以辩论为主要形式并围绕是否应当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以及如何处理未成年人犯罪而展开。虽然我自认为讲座过程中我对少年司法的特殊性和理念阐述得颇为到位，对主张应对严重暴力犯罪未成年人采用重刑主义的观点逐条进行了批驳，但从现场学生的提问、反馈甚至“站队”上来看，大部分学生实际上都认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甚至重刑化的观点。这个讲座狠狠地摧毁了我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使在法学院学生甚至是刑法专业的研究生群体里，少年司法理念的普及和接受程度真的很低，这也让我充分认识到，少年司法理念的转变与被接受，将仍然是一条艰辛而又漫长的道路。
第三方面的困境来自如何尽快具备并提升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所需的特殊能力。少年司法的核心问题在于“治病救人”，关注的是“人”而非“案件”，因而“功夫在案外”。这与我们传统案件办理专注于案件本身的证据审查与法律适用完全不同，因而需要具备与少年司法相匹配的专业能力。随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本身的建设发展，其实已经逐步显示出制度与所需相应能力之间的差距。例如，刑事诉讼法要求进行社会调查，但常见的情况是办案人员不知如何开展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报告千篇一律、质量不佳；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但只懂得审查证据与适用法律的检察官有可能对如何设置“附带条件”和开展监管一头雾水，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状况与预期相去甚远。此外，如何判断、评估未成年人的风险，如何找准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并进行相应的有针对性、个别化的科学帮教以及如何链接少年司法社会化处遇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等内容，都是少年司法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办案人员在能力建设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毫无疑问，制度、理念与能力三个方面的困境在司法实践中是相互交织、互相影响的，而其中的理念又毫无疑问具有引领制度变革与能力建设的作用。我对福田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了解也首先源自理念这一方面。2016年11月我跟随陈卫东教授参与中国法学会组织的深圳市司法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项目，来到很早就开始探索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改革措施并提供了很多经验的福田区人民检察院进行实地调查。考虑到在检察系统“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很多地方刚刚获得独立的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受到很大冲击，我事前特别要求能否安排一位做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检察官作为访谈对象。在一下午对检察官的个别访谈中，最后进来的是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做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龚江检察官，访谈的内容从司法体制改革很自然地延伸到了少年司法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以及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办正在开展的一些工作。我当时的初步判断是，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在少年司法理念的转变上已经基本完成。后来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发现检察官们还用他们自己已经树立的少年司法理念影响了很多与少年司法有关的其他社会群体，包括公安、法院、律师、社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将少年司法的理念推广并向更多群体普及。同时，在理念的指导下，他们对制度这一尚无力突破的困境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探索——在法律制度所限定的成年人司法框架内，努力探索对未成年人区别对待的最大空间，并摸索相应的工作机制。例如，为所涉罪行相对较重但又具有回归社会条件的未成年人争取相对适宜的刑罚以及不断提升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比率等。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关注到能力这个相对更“隐性”的问题，通过引入心理学方法来提升检察官和社工的精准帮教能力，赋予“帮教”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过于通俗的词语更多少司法的专业属性和科学属性。少年司法的核心——分流转处以及之后相应的观护支持其实都应建立在个别化、针对性和专业化的帮教方案基础上，而不仅仅是简单日常的陪伴、督促和监管，检察官和社工精准帮教能力的建设无疑切中了这一要害。
这一阶段的司法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功但仍待深化，而本轮司法改革成功的经验之一正是试点先行。无论是司法改革领域还是其他领域，深圳本就是勇于且善于开展试点并总结经验的“创新之城”，有很多从深圳试点走向全国的成功范例。我也更愿意将“大爱福田”项目视为少年司法领域这项源自基层并可能产生宝贵经验的试点。如果能系统地总结记录试点的各种数据并对其进行科学评估，或许可以通过理念转变和能力提升后的各种实际效果来充分彰显少年司法的独有价值，进而推动制度的改进，为我国少年司法突破成人司法提供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福田样本”。
何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2018年1月2日

序
创建未检新模式打造未检新品牌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直以来都是改革创新的忠实拥护者和实践者。而福田区人民检察院，从成立之初就蕴含着天生的改革基因。多年来，福田区人民检察院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立足于检察职能和社会民生，从满足司法实务和现实迫切需求出发，坚持勤勉、务实、开拓、创新，摸索出了一套具有福田区人民检察院特色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模式，为绘制“首善之区、幸福之区”的福田蓝图添上了秀丽的一笔。这一笔，饱含着福田“未检人”的辛勤付出，诠释了法律监督者的职责使命，承载着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点点滴滴的心路历程。
2013年是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历程的新起点。这些年，在上级检察机关的正确领导下，在少年司法理论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同人的关心帮助下，我们充分借助社会优势资源，联合公安、法院、团委、政法委等多个部门，探索启动了“大爱福田”涉案未成年人帮教工程，初步构建起“专业社工为主、社会机构承接、各方共同参与”的帮教模式，最大限度地教育和挽救失足少年，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取得了较显著的工作成效，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成果，在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行列树立起一面特色鲜明的福田旗帜。
但随着帮教人数的增多和帮教工作的深入，帮教难度逐渐增大，部分帮教效果出现反复，现有的帮教模式已无法满足现实的发展需求。为此，我们不断努力地进行学习、研究和探索，希望能寻找到一条更加广阔而美好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路径。2016年下半年，我们决定改变单纯陪伴式的帮教模式，认真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全面引入了先进心理学专业技能，探索试行精准帮教模式，力求与帮教对象建立更深层次的“情感链接”，以便能更精准地开展心理干预和矫正工作，为帮教对象“量体裁衣”，制定更精准、更有效的帮教方案。试行此种模式之后，我们的帮教转处率从25%快速提升到50%，帮教的效果也更显著和稳定。在全国首届“大爱福田”涉案未成年人精准帮教模式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和国内司法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充分肯定了此种模式的现实可行性和开创意义。
本书是福田检察人的智慧结晶和勤劳写照，不仅全面回顾了福田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发展历程，还对未来美好前景充满了展望和憧憬。近年来，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发展机遇，但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将坚持以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抢抓机遇、迎接挑战、奋勇前行，继续秉承经济特区的改革基因，用心经营“大爱福田”这项民心工程，持续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力度，探索构建更科学、规范、高效的体制机制，努力创新更具全国影响力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为推动少年司法理论和实务向纵深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张宏城，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2018年1月6日

总序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强国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当代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之路，既包括了中央“自上而下”的顶层规则体系设计，也包括了地方“自下而上”对治理制度体系的执行、参与和推动。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法治建设的推进和制度演变，很多是先从地方探索和实践开始的。在国家法治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地方法治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具体回应，部分地区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法律需求，先行先试探索新制度、新规范和新路径，有些更是被总结推广为国家制度或法治实践的通行做法。这些法治前沿领域的探索，蕴含制度创新的蓬勃生机与活力，使法治从抽象延伸至具体，呈现出纷繁复杂和丰富多彩的实践智慧，推动着法治中国建设的大潮澎湃、奔涌前行。近年来，中央更是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开创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法治中国”建设驶入了“快车道”，特别是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作为法治国家建设“试验田”的地方法治实践和探索，完全有可能成为最大限度激发制度活力和社会活力、大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股新的重要力量。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国家战略的支持下，率先进行发展理念的革新和发展方式的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法治进程的角度来看，深圳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本身就是一场中央授权、地方先行的制度变革与法治实践，对国家经济制度及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在新一轮深化改革和法治建设进程中，深圳先后提出了建设“一流法治城市”“法治中国示范城市”，勇当法治建设的“排头兵”“试验田”等法治追求，在制定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权责清单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等领域，继续领跑全国并保持了亮眼的成绩单。其中，福田区作为深圳市辐射能力、综合环境、现代化水平最突出的中心城区，基于辖区在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业、金融产业、公共服务、人才交流、国际交往等方面的先发、集聚和辐射优势，法治实践活动呈现出很强的前瞻性、创造性和引领性，展现出法治实践前沿领域的蓬勃生命力，审判权、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等做法开全国司法责任制改革之先河，政法工作实务、金融、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创新和纠纷解决，也都走在了全国法治实践的前沿，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和经验。
“自古圣贤之言学也，咸以躬行实践为先。”国家法治进程的推进，既需要法学理论的蓬勃发展，更离不开法治实践的检验、磨砺与融合。鉴于此，深圳市福田区法学会策划和出版“法治实践前沿丛书”，希望从地方法治实践前沿的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与研究，进一步丰富法治中国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素材和领域，以期为国家法治和制度现代化的整体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和研究样本。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愿在法治中国建设这一宏伟目标的统领下，各地法治实践的创新之泉和智慧成果持续喷涌，支撑国家法治建设的航船昂首致远！愿福田区新时期的法治事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吴汉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咨询专家。
2018年1月10日

探寻现代都市的法律脉络：一部关于《城市治理与社区发展新视野》的深度剖析 引言：高速城市化背景下的治理挑战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现代都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和重塑。这种剧烈的物理与社会变迁，对传统的城市治理体系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如何在保障效率、促进公平、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已成为摆在所有城市规划者、政策制定者和社区工作者面前的共同难题。《城市治理与社区发展新视野》一书，正是基于对当前复杂城市图景的深刻洞察，旨在构建一套适应21世纪挑战的、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治理框架。本书抛弃了以往线性、自上而下的规划模式，转而倡导一种多主体参与、数据驱动、以人为本的精细化管理路径。 第一部分：城市治理的范式转型：从控制到赋能 传统的城市管理往往侧重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和基础设施的集中部署。然而，在超大城市群和功能日益复杂的微观社区中，这种刚性的模式暴露出了其局限性：响应速度慢、对个体需求感知不足，以及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的脆弱性。 1. 韧性城市与适应性规划： 本书首先深入探讨了“韧性城市”的理论基础。韧性不再仅仅指抵御灾害的能力，更是一种系统在受到冲击后快速学习、自我修复并适应新常态的能力。作者详细分析了国际上成功构建韧性基础设施的案例，强调了冗余设计、分布式能源系统和跨部门应急协同的重要性。特别地，书中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构建了评估城市韧性的指标体系，指出在规划中必须将社会资本视为与物理资本同等重要的资产。 2. 数字化赋能下的精细化治理： 信息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正在彻底改变城市管理者获取信息和决策的方式。《城市治理与社区发展新视野》用大量篇幅阐述了“数字孪生”技术在城市规划模拟中的应用。例如，如何利用实时交通数据优化信号灯配时，减少碳排放；如何通过分析公共服务使用热图，合理布局教育和医疗资源。然而，本书也清醒地指出了“数字鸿沟”的风险，并探讨了确保技术工具的公平可及性，避免数据偏见固化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3. 治理主体多元化与合作网络： 现代城市治理不再是政府的“独角戏”。本书重点分析了公私伙伴关系（PPP）的演进，以及非营利组织（NPO）和公民社会在弥补政府服务空白方面的关键作用。其中，关于“协同治理网络”的构建是核心内容。作者提出，一个高效的治理体系需要一套清晰的权责划分机制、信任建立的沟通渠道以及有效的冲突解决流程，以确保各方在共同目标下形成合力，而非相互掣肘。 第二部分：社区重塑：从“居住空间”到“活力场域”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是居民获得感和归属感的直接来源。本书将视角聚焦于微观层面，探讨如何将传统上被动管理的“居住区”转化为积极参与的“活力场域”。 1. 邻里互助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再激活： 在原子化趋势日益明显的现代社会中，社区的社会联系正在被削弱。《城市治理与社区发展新视野》提出了一系列旨在重塑邻里关系的实践策略。这包括推广“共享空间”设计，鼓励偶遇和非正式互动；设计有针对性的社区活动，特别是针对老年人和流动人口的融合项目。书中详细记录了几个成功激活社区志愿者网络的案例，强调了社区组织者在连接孤立个体、建立互信基础方面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2. 参与式规划与地方感营造： 本书大力倡导“自下而上”的规划方法。它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听证会形式，而是深入研究了“参与式预算”和“社区设计工作坊”的有效实施路径。通过案例分析，读者可以了解到如何引导居民对公园、街道家具、公共艺术等具体议题发表意见，并将这些意见转化为可执行的规划方案。营造强烈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被视为提升居民满意度和维护公共空间质量的关键驱动力。 3. 城市微更新与可持续性实践： 在面对存量土地利用和历史街区保护时，大规模拆建往往带来高昂的社会成本。本书推崇“城市微更新”策略，即以小而美的干预措施，逐步改善社区环境。例如，如何通过“口袋公园”的建设提升绿化覆盖率；如何利用社区集资模式修复老旧建筑的外立面，同时赋予其新的社区功能（如共享厨房或创客空间）。这些实践不仅关注美学和功能，更植根于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第三部分：解决都市治理中的关键痛点：公平与包容性 一个卓越的城市治理体系，其最终检验标准是它能否为所有居民提供公平的机会和高质量的生活。本书的后半部分集中探讨了城市发展中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 1. 空间公平与住房正义： 住房是城市社会问题的核心。《城市治理与社区发展新视野》剖析了城市扩张中“区隔化”（Segregation）的形成机制，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获取上的地理性劣势。书中对“混合收入社区”的规划理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分析了保障性住房的选址策略、配建比例及其对社区整体活力的影响，强调了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TOD）在实现空间公平中的潜力。 2. 包容性规划：应对人口结构变迁： 全球范围内，老龄化和移民涌入是城市人口结构的两大显著特征。本书提出，城市规划和管理必须具备“代际敏感性”和“文化包容性”。针对老年人，需要设计无障碍的步行环境、建立居家养老支持网络；针对多元文化背景的居民，则需要提供多语种的公共信息服务，并在社区活动中促进跨文化理解，避免形成“文化飞地”。 3. 应对城市贫困与就业融合： 城市贫困往往与特定地理区域和缺乏经济机会相伴。《城市治理与社区发展新视野》讨论了如何通过“社区经济发展”（CED）战略来打破这一循环。这包括扶持社区内部的小微企业、提供面向本地居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并将公共采购机会更多地导向本地社会企业，从而将经济发展的红利留在社区内部，提升居民的经济韧性。 结语：迈向协同共治的未来城市 《城市治理与社区发展新视野》是一部面向实践的学术力作。它不是简单地诊断问题，而是致力于提供一套整合了技术、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视角的、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全书贯穿着一个核心理念：城市是人类共同的创造，其未来的繁荣和福祉，依赖于一个更具适应性、更透明、更愿意倾听和赋能其所有居民的治理模式。它邀请所有利益相关者——从政策制定者到社区志愿者——共同参与到这场定义我们未来居住环境的深刻变革之中。

评分☆☆☆☆☆

这本书我早就听说过了，一直想找机会拜读一下。虽然我是一名普通读者，对法律方面的东西了解不多，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这个主题本身就很有吸引力。我一直觉得，未成年人是社会的未来，他们犯了错，甚至受到侵害，都需要我们更细致、更人性化的关注和保护。这本书的名字“3.0版新模式”更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让我忍不住想知道，和以往相比，这次到底有哪些创新和突破？是不是有更科学、更有效的办案思路？比如，是不是在侦查取证、审查起诉、庭审辩护等各个环节，都有一些新的方法和技巧？我特别期待书中能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分析，能够生动地展现这些“新模式”是如何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真正帮助到那些迷失的孩子或者受到伤害的孩子。我希望这本书不仅能给法律从业者提供指导，也能让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知道国家和社会在这方面正在付出怎样的努力，以及我们普通人又能做些什么。

评分☆☆☆☆☆

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和细致。书中所阐述的“3.0版新模式”，在我看来，并非仅仅是流程上的优化，而是一种理念的升华。它似乎强调了“预防为主、教育为主、挽救为主”的原则，并且将这些原则贯穿于办案的每一个环节。我特别欣赏书中对于“家庭、学校、社会”联动机制的探讨，这让我明白，检察机关并非孤军奋战，而是需要与各方形成合力，共同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书中提到的一些心理干预和教育矫正的措施，也让我看到了希望，原来对待犯错的少年，并非只有惩罚一条路。这本书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导师，用生动的案例和深刻的分析，为我打开了认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新大门，让我看到了一个充满温度和智慧的司法体系。

评分☆☆☆☆☆

我是一名关注社会议题的博主，最近收到读者推荐，说有一本关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新书值得一看。坦白说，我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这个领域接触不多，但“3.0版新模式”这个标题，确实让我眼前一亮。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各种可能性：是不是在技术应用上有了重大突破？比如利用大数据分析来识别高风险未成年人？或者在心理介入方面有了更科学的方法？我更关注的是，这种“新模式”是否能更好地化解未成年人案件中固有的矛盾，比如在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的同时，也充分保护受害者的尊严？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前瞻性的思考，甚至能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如果书中能包含一些国际上先进的经验借鉴，以及国内在试点中遇到的挑战和对策，那就更完美了。这本书可能会为我们理解和改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评分☆☆☆☆☆

对于这本书，我无法直接评论其内容，因为我还没有读过。但从书名“未成年人检察工作3.0版新模式”来推测，这无疑是一本聚焦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领域的重要著作。我深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司法实践也在不断进步和革新。“3.0版新模式”的提法，预示着这本书很可能涵盖了近年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涌现出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以及新的工作机制。我猜想，它或许会深入探讨如何更加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中，更好地平衡教育、感化、挽救与惩戒的关系，以及如何构建更加完善的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体系。这本书的出现，相信会为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宝贵的参考，也可能引领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评分☆☆☆☆☆

最近偶然翻阅到一本关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书籍，虽然我不是法律专业的，但里面的一些观点和探讨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一直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和受侵害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去解决，而检察机关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其工作模式的演进显得尤为关键。“3.0版新模式”这个说法，给我一种感觉，这不仅仅是现有工作的简单升级，而是可能涵盖了理念、技术、协作等多个层面的革新。我很好奇，这种“新模式”在处理那些涉及未成年人的敏感案件时，是否能更好地平衡保护与惩戒？是否能引入更多社会力量，比如心理辅导、教育矫正等，形成一个更完整的救助体系？我希望这本书能像一本深度报告，不仅揭示了问题的严峻性，更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公正、更加温情的未成年人司法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