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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社會道德秩序的三種模式研究：福柯、哈貝馬斯與霍耐特》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層麵分析社會道德秩序。人與人之間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怎樣纔能建立起閤理的社會道德秩序？福柯、哈貝馬斯和霍耐特都主張采用社會學和倫理學結閤的方法分析現代社會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力圖構建一個閤理的社會道德秩序。福柯采用瞭一種權力道德秩序模式；哈貝馬斯采用瞭一種共識道德秩序模式I霍耐特采用瞭一種承認道德秩序模式。比較而言，承認道德秩序模式優越於權力道德秩序模式和共識道德秩序模式。

作者簡介

　　劉光斌，湖南大學馬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博士生、碩士生導師。從事圍外馬剋思主義研究，尤其是法蘭剋福學派理論研究。在《南京社會科學》等國內刊物發錶論文30餘篇，《人大復印資料》轉載2篇。主持包括國傢社科基金在內的項目6項。

目錄

導論：人與人關係中的社會道德秩序
1 社會道德秩序的規定性及其研究
2 社會學和倫理學的視域轉變
3 社會分析與倫理分析的結閤：韋伯和塗爾乾的啓示
4 重估社會道德秩序：福柯、哈貝馬斯和霍耐特
5 本書研究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第1章 權力理論與自我倫理學
——規訓化社會及其抵製
1．1 微觀權力與規訓化社會
1．1．1 譜係學與微觀權力
1．1．2 權力一知識與瘋癲
1．1．3 懲罰的現代化
1．1．4 權力技術與規訓化社會
1．1．5 權力關係的策略轉換
1．2 福柯的倫理學轉嚮：重提理性的道德主體
1．2．1 理性、主體與倫理轉嚮
1．2．2 倫理與道德的關係
1．2．3 自由與自我倫理學
1．3 權力理論與自我倫理學的限度

第2章 交往行為理論與商談倫理學
——現代社會的發展路徑與道德共識的論證
2．1 普遍語用學：交往行為理論和商談倫理的前提條件
2．1．1 普遍語用學與交往範例
2．1．2 交往資質與有效性宣稱
2．1．3 理想話語環境
2．2 交往行為理論：現代社會的三個分析嚮度
2．2．1 工具理性與交往理性
2．2．2 工具理性行為與交往行為
2．2．3 係統與生活世界
2．3 商談倫理學：道德共識基礎上的社會秩序
2．3．1 現代道德規範的根源
2．3．2 道德原則的共識論證
2．3．3 商談倫理的基本特徵
2．3．4 行為理論的道德基礎
2．3．5 道德商談的社會應用
2．4 交往行為理論和商談倫理學的限度

第3章 承認理論與公正社會
——社會性的重視與承認秩序的構建
3．1 批判理論的社會性反思
3．2 自我認同的承認理論
3．2．1 承認理論的理論來源
3．2．2 三種承認形式
3．2．3 三種衊視形式
3．3 社會衝突的道德邏輯
3．4 道德秩序與正義理論
3．4．1 社會道德秩序的視域轉換
3．4．2 從承認理論到多元正義論
3．5 承認理論的批判考察

第4章 三種模式的比較分析
——權力、共識與承認
4．1 係統理論與行為理論之間的張力
4．2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分析
4．3 道德秩序規範條件的考量
4．4 傳統、道德進步與公正社會的設想
……

第5章 我國社會道德秩序的反思與三種社會道德秩序模式的啓示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社會道德秩序的三種模式研究：福柯、哈貝馬斯與霍耐特》：
　　1.1.2 權力.知識與瘋癲
　　在福柯的著作中，知識是考古學主要研究的對象，權力是譜係學的研究主旨，福柯在後期研究中把知識和權力整閤起來，閤稱為“權力一知識”（power-knowledge）概念。福柯指齣，“我們屈從於權力來進行真理的生産，而且隻能通過真理的生産來使用權力”②，權力生産瞭知識，而知識強化瞭權力關係，形成瞭權力一知識共生結構，這是分析現代社會的重要方式。
　　福柯相信，真理首先是一種權力。他在迴答采訪時說：“真理無疑也是一種權力。我這麼說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涉及瞭歐洲哲學中最根本性的問題：我們為什麼對真理如此迷戀？為什麼要真理而不要謊言呢？為什麼要真理而不要幻覺呢？我認為，我們不要把真理當作謬誤的對立麵去努力尋找，而應該著手解決尼采提齣的問題：在我們的社會中，‘真理’是如何被賦予價值，以緻把我們置於它的絕對控製之下的？”③人類科學生産齣的知識和真理是與權力聯係在一起的，因為他們與約束和規範個人的方式有關。比如，以前人們並沒有“精神錯亂”這一說法，隨著精神病治療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的産生，人們用學科性的知識製造齣“精神錯亂”這一概念；國傢起草政策法律，以法規的形式規定，誰是正常健康的、誰是道德上和心理上變態的。政策和法律製定的依據就是由那些機構和學科製造齣來的知識，而政策和法律隻是“知識在某種意義上批準瞭權力的行使，並使其閤法化”④。知識和真理既可能使權力閤法化，也會身陷權力鬥爭之中。前麵提到過，自17世紀以降，當權力的擔保人上帝作為形而上學的東西宣告死亡的時候，啓濛的理性觀念試圖取代上帝的神聖位置，結果每一學科和知識都試圖提齣一個普遍的、永恒的真理。在這些權力鬥爭之中，一些話語和知識戰勝瞭另一些話語和知識，在這種意義上，知識和真理都是權力關係的産物，知識和真理同樣陷入權力的鬥爭之中。
　　權力産生知識，知識使得權力的行使閤法化。權力通過掌握評價機製，將某些知識上升為“真理”，並以此規範人們的生活。福柯通過人們對瘋癲的態度轉變說明瞭這一點，福柯在《癲狂與文明》中研究瞭精神病人在不同社會中的狀況。在古典時期，“瘋人復現瞭人墮落到獸性狂亂的極點的曆程，暴露瞭潛在的非理性領域。這個領域威脅著人，在極大的範圍內包圍著人的各種自然生存形式”①。瘋癲被看成是非理性的行為，理性為瞭防範這種“非理性”行為的威脅，人們對“瘋人”進行瞭禁閉、懲罰、壓製。這種非人道的處置方法被製度化。在17世紀，遭到禁閉的人涉及違法者、遊民、瘋人等。禁閉的作用在於，它在就業充分時，可以提供勞動力；在失業嚴重時，則可以收容遊手好閑的人，防範騷亂。因而，這種禁閉機製被一種道德觀念維係和推動。被禁閉者被看成是一些紀律鬆懈、道德敗壞的人，因而，禁閉又發揮瞭一種道德訓誡的功能。到瞭19世紀，則有瞭專門的精神病院，瘋人與罪犯被分離開來，這是伴隨著心理學和醫學的發展而齣現的，瘋人被看成是不正常的人。在福柯看來，雖然在這個時期，瘋人與罪犯開始分離開來，似乎是齣於一種人道主義要求，但實際情況卻是齣於增加勞動力的要求。因為工業的發展使人口成為十分重要的財富，而禁閉影響瞭勞動力市場。福柯在對瘋癲的解釋中指齣，這些以所謂的理性齣現的形式其實走嚮瞭它的反麵，福柯對這些邊緣化現象的揭示就是齣於對理性的批判。福柯發現，不同的曆史時期人們對精神病人有不同的界定，並對他們采取不同的態度，瘋人院、醫院、監獄就是社會用來進行監視和放逐的機構。
　　福柯帶有強烈的社會批判色彩的分析是令人震驚的。他揭示瞭現代社會的知識一權力共生結構，認為人類在知識結構中追求統一化的過程與在權力結構中追求行為規範化的過程是同步的，整個現代社會的組織係統就是建立在這個共生結構的基礎上。福柯說：“我們應該承認，權力製造知識（而且，不僅僅是因為知識為權力服務，權力纔鼓勵知識，也不僅僅是因為知識有用，權力纔使用知識）；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係，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係就不會有任何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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