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摇滚乐是在节奏布鲁斯这种非洲裔美国人的音乐类型上发展起来的。在过去，30岁以上的人鄙视它，自封的音乐品味仲裁者嘲笑它，性道德的卫道士谴责它，担心种族之大防被突破的白人攻击它，媒体也指责它导致青少年犯罪，但是年轻人却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它。

每一代人都试图通过反抗长辈来定义自身。20世纪50年代的青少年在60年代长大成人，对于他们来说，摇滚乐就是反抗的催化剂。本书写道，假如没有摇滚乐，“就不可能想象美国的60年代会是什么样子”。这种文化现象一开始与政治无关，但却协助催生了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为这十年赋予了独特的气质。作者说，这个“神魂颠倒的一代”“把刚刚成型的不满和失望情绪变成了政治与文化运动”。

在这本书中，埃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和“披头士”（Beatles），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帕特·布恩（Pat Boone）、杰里·李·刘易斯（Jerry Lee Lewis）和瑞奇·尼尔森（Ricky Nelson），查克·贝里（Chuck Berry）和巴迪·霍利（Buddy Holly）等著名大师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与个性得以呈现。作者的叙述横跨了20年，主要集中在1955年到1965年这段时期。他以生动流畅、可读性很强的叙事风格，让这场文化变革中的人类戏剧跃然纸上。所有曾经经历过那些动荡岁月的人都能在读这本书时回忆起当年的岁月；而出生太迟，未及亲历的人则会从本书中发现他们继承而来的这个世界的最初起源。

作者简介

格伦?阿尔特舒勒（Glenn C. Altschuler） 康奈尔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他有多部关于美国历史和流行文化的著作问世，包括《不停换台：电视指南中的美国》。

目录

编辑手记

1 “天翻地覆”——流行音乐与美国文化，1945－1955

2 “棕色眼睛的帅哥”———摇滚乐与种族

3 “大火球”——摇滚乐与性

4 “哎呀呀，别顶嘴”—— 摇滚乐与代际冲突

5 “滚过贝多芬，把这个消息告诉柴可夫斯基”——摇滚乐与流行文化战争

6 “音乐死去的那一天”———摇滚乐的暂歇期与复兴

尾声 “生于美国”——摇滚乐的持久影响力

精彩书摘

1 “天翻地覆”——流行音乐与美国文化，1945－1955

“摇滚演出斗殴导致年轻人住院”，1957年4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在一场万人摇滚乐演唱会上，一群黑人孩子和一群白人孩子吵了起来，来自马萨诸塞州梅德福的肯尼斯·米尔斯（Kenneth Myers）15岁，被刀子捅伤，又被丢下地铁铁轨。米尔斯只差几英寸就碰到了带电的铁轨，幸好在地铁进站前几秒钟爬上了站台。“黑人小子们要对此负责，”警官弗朗西斯·加农（Francis Gannon）接受采访时说，“这场斗殴没有任何意义……但估计今后每次摇滚乐演出结束以后我们都会有麻烦。”

两年来，《纽约时报》刊登了几十篇文章，把摇滚乐演出场地之外，乃至演出后的破坏性行为同“节奏与放纵”，乃至摇滚乐本身联系起来。公众对摇滚乐很感兴趣，《纽约时报》的编辑们甚至把摇滚乐演出之后没有发生骚动都当作新闻。纽约市派拉蒙剧院的一场演出结束后，新闻报道竟以《摇滚乐爱好者平静集结》为题。记者觉得，这场演出乃至这一年中的少数几场演出之所以秩序井然，都是警察的功劳。三百多个警察提早全副武装赶到现场，有人还骑着马，他们沿着步行道竖起木制路障，把观众同时报广场上的其他过路人分隔开来。警察们站在剧院的过道和后部，以便“监视”观众们。在演出中，歌迷们“欢呼、尖叫、鼓掌，上蹿下跳”。有几个跳舞的人被押送回自己的座位，警察还勒令几个过于兴奋的歌迷坐下。不过没有人被赶出去，也没有人因为“不服管教”而遭到逮捕。报道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十几岁的摇滚乐爱好者们不应被放任自流。

关于骚乱的报道令许多公共事务管理者们禁止了摇滚乐现场演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狂热的粉丝们“击溃”了73名警察。不久后，附近的圣塔克鲁兹拒绝批准在公共建筑中举办演唱会。在新泽西州的泽西市，市长伯纳德·贝里和两个市政委员决定拒绝比尔·哈雷（Bill Haley）和“彗星”（Comets）在市政府所有的罗斯福体育馆演出。在新泽西州的阿斯伯里公园市，一场有2700名青少年参加的舞会上发生了几场斗殴，舞会被警方中止，其后市政府决定禁止“摇摆乐和布鲁斯音乐”。

这股势头甚至蔓延到了军队。在罗德岛的新港，小拉尔夫·D. 厄尔海军少将宣布，海军基地内的成人俱乐部不得播放摇滚乐，为期至少一个月，或许是永久。这条禁令是厄尔在一次例行检查后颁布的，由于“人们互扔啤酒瓶和椅子”，这家俱乐部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胖子多米诺（Fats Domino）的乐队正在台上演出，有人熄了灯，舞池里漆黑一片。十名海员受伤，九人遭到逮捕。尽管卷入斗殴的有黑人，有白人，有普通水手，也有海军战士，还包括了他们的妻子和约会对象，厄尔少将还是认为，混战的起因并非种族冲突，而是这种音乐“疯狂的节奏”。

全美国的城市都竞相追赶这股“禁令风”。在亚特兰大州的佐治亚市，18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出席公共舞会，除非有一位父母或监护人陪同，或出示书面许可。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政府把摇滚乐歌曲全部从市政游泳池边的自动点唱机中删去，因为这种原始的节拍会诱发“不良因素”，导致身穿暴露泳衣的人们做出“痉挛麻痹性的旋转动作”。在波士顿，大陪审团判决摇滚乐演唱会的主办者犯有“非法损坏公共财产罪”，波士顿市长约翰·D. 西尼斯（John D. Hynes）宣布，本市不会把公共设施出租给演出主办者。他说，他们举办的演出总会招来“捣乱分子”。

这个国家的大人们为摇滚乐生气着急，试图立法管理它，同时也在思索它对美国年轻人的诱惑力。成年人一致同意，这种“呼呼呼、梆梆梆、叮铃咣当、胡言乱语的破玩意儿”是垃圾。但是关于它的影响力，他们也存在分歧。希尔达·施沃茨（Hilda Schwartz）是纽约市青少年法庭的法官，他认为摇滚乐并没有引发骚乱或青少年犯罪。有一些“害群之马”就是乐意到处找麻烦，不应该让音乐对这些骚乱负责。和查尔斯顿舞（Charleston）一样，摇滚乐能引发身体的反应，但它能让青少年发泄过剩的精力，从本质上来说是无害的。在剧场外排队的小孩子们发生的小冲突是恶性的、不安全的，然而大多数人都是“身心健康、追逐青春期风尚的男孩女孩，也只有青春期的孩子才会这么干”。

然而，在大众媒体上，辩护者们的声音被杞人忧天的声音淹没了。流行歌手们不喜欢可能到来的竞争，他们对摇滚乐的谴责尤其恶毒。弗兰克·辛纳塔（Frank Sinatra）说，摇滚乐“有一股虚伪的、假惺惺的味道”，要知道，在40年代，青春期少女们还纷纷在他脚边尖叫昏厥呢。“它的演唱者、演奏者和创作者大都是纯粹的白痴。低能的重复，乃至调皮、淫荡、直白的性爱歌词让它成了地球上每个留连鬓胡子的小伙子的战歌。”心理治疗师们也参与进来。《时代》杂志告诉读者，精神病医师们觉得青少年喜欢摇滚乐是因为一种深层次的变态归属感需求。《时代》警告说，他们对心爱的歌手是那样忠诚，“和被希特勒接见的群众有点像”。精神分析师弗朗西斯·布雷斯兰德在《纽约时报》上有一个专栏，他也持类似观点，把摇滚乐视为“音乐中的食人族和原始部落的野蛮品种”，认为它反映了青少年的不安全感和反叛意识，是一种“传染病”，所以就更加危险。

有些人走得更远，他们宣布青少年中流行的音乐是毁掉一代美国人道德感的阴谋。在这一派人的畅销书《美国机密》（U.S. Confidential）里，记者杰克·莱特（Jack Lait）和李·摩蒂默（Lee Mortimer）把摇滚乐同青少年犯罪联系起来，“有非洲丛林背景的手鼓、摇摆舞以及仪式性狂欢和性爱舞蹈、大麻、集体疯狂。很多舞厅都提供毒品；还主办约会活动。征集白人女孩供黑人享用……我们知道，在很多舞厅，放唱片的DJ都是瘾君子。很多人都是左翼、赤色分子，或者挑战社会习俗的人……通过DJ，孩子们知道了黑人乐手和其他乐手；他们把收音机当圣殿，一天到晚开着，这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的……为了引诱年轻人，让新一代人屈服于黑社会的魔爪。”

摇滚乐引发了喧哗与骚动。而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摇滚乐的兴起与传播可以说明很多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历史学家詹姆斯·吉尔伯特（James Gilbert）说，一场斗争贯穿在整整十年之间，是关于“流行文化的作用，由它来决定让谁来发言，向什么样的听众发言，为了什么目的而发言”的斗争。在这场斗争的中心，摇滚乐令这个自1945年起就生活在“焦虑时代”中的国家感到不安。

冷战造成了数不清的国外危机，其中包括柏林空运事件（Berlin Airlift）和朝鲜战争。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指控通常很靠不住，却引发了人们的恐惧，令他们担心共产党人在全球进行颠覆活动，由此引发了忠诚宣誓、黑名单，以及对异见者的广泛压制。在1954年的全国民意调查上，超过50%的美国人认为共产党人应该被监禁起来；58%的人认为，“就算有无辜的人受到伤害”也要找出所有共产党人，并惩罚他们；78%之多的人认为，如果怀疑邻居或熟人是共产分子，最好向联邦调查局举报。当然，和冷战一同到来的是核时代，核战争有可能毁灭整个人类。人们建造防核辐射庇护所，教导学校的孩子们怎样在原子弹袭击中自保（立刻俯卧、臂肘向外、头放在胳膊上、闭上双眼……卧倒并掩护自己）这些虽然是保险措施，但或许也显得过于慌乱。

在50年代，家庭似乎和国家一样，恐惧着来自内部的颠覆。“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的阴谋”，美国参议员罗伯特·亨德里克森说，没有什么比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放任自流的父母“更有效果，更能让美国意气消沉，陷入困惑，最终走向覆灭”的了。美国人担心上班的母亲、柔弱的父亲，还担心大群青少年恐怖分子会侵入并占据整栋房子。吉尔伯特在书中写道，这种恐惧体现在十年来针对青少年犯罪的斗争之中，在几十次议会听证与上百份规范青年文化的立法中随处可见。

最后，在50年代，坚守原则、坚持不懈的民权运动提出要求——美国黑人的平等权利问题不能再拖延了。最高法院对布朗讼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判决，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以及联邦军队护送黑人学生进入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心中学（该校之前只收白人）等事件发生后，一场种族关系的革命已经势在必行。北方和南方的美国人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摇滚乐只是间接介入了冷战中的各种争议，但它帮助美国年轻人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认同，提供了一种讨论的氛围，让年轻人可以检视和驳斥成年人对家庭、性与种族的定义。这种讨论并不一定以语言来进行。摇滚乐表演者的肢体语言与音乐的节拍能起到和歌词一样的作用，可以打动观众，有时效果更强烈。评论家格雷尔·马库斯（Greil Marcus）认为，摇滚乐在试图批评某些东西的时候，“会变得极度自以为是和愚蠢”。而当音乐非常精彩的时候，“吉他在喧嚣中拼命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人声尖叫哭号着，一个人唱出另一个人的歌词，或将它转向新的方向——此时歌词便成为盲目的累赘，只会一点一滴地浮现出来”。当时没有任何人对摇滚乐进行前后连贯、条理分明的评论，摇滚乐也从未能彻底摆脱50年代的传统价值观，但它无疑提供了一种新鲜的角度：那是欢快的悠闲、浪漫与性，它嘲笑延迟到来的满足感，嘲笑那些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坐在办公桌前的人们，它只在青少年的小世界里欢天喜地。

媒体评论家杰夫·格林菲尔德（Jeff Greenfield）说，摇滚乐制造了这样一种观念：年轻的身体是“寻欢作乐的机器”，因此“在‘错误的一代’当中引发了第一波震荡”，并为60年代铺平了道路。格林菲尔德说：“我们在反传统文化中所看到的一切，服装、发型、性、毒品、对理性的抗拒、对符号与魔法的迷恋——这一切都与50年代摇滚乐的兴起密切相关。摇滚乐的节奏在美国黑人的城市角落酝酿，影响了美国白人，引诱他们离开安迪·哈迪（Andy Hardy）电影里胡编的那种对乖巧女生有节制的恋慕。摇滚乐是自然之力，是野蛮的，充满性欲；它正是父母们害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