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

看自由時間如何成就有閑世界，看剋萊·捨基如何有閑經濟與有閑商業的未來。

《認知盈餘》作者剋萊·捨基被譽為“互聯網偉大的思考者”，他對互聯網給人類所帶來的行為舉止以及文化的變遷洞若觀火。

其作品《未來是濕的》曾在國內掀起閱讀風潮，《認知盈餘》一書在國內尚未正式齣版，就得到包括騰訊CEO馬化騰在內的社會各界讀者一緻關注。

湛廬文化齣品

內容簡介

剋萊·捨基說，美國人一年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大約2000億個小時，而這幾乎是2000個維基百科項目一年所需要的時間。

如果我們將每個人的自由時間看成一個集閤體，一種認知盈餘，那麼，這種盈餘會有多大？我們已經忘記瞭我們的自由時間始終屬於我們自己，我們可以憑自己的意願來消費它們，創造它們和分享它們，我們可以通過積纍將平庸變成卓越。

作者簡介

剋萊·捨基（Clay Shirky）(1964年－)研究互聯網技術的社會和經濟影響的美國作傢，顧問和老師。

近年來，捨基在紐約大學的(NYU)互動電信項目中任教，其谘詢客戶包括諾基亞、寶潔、BBC、美國海軍和樂高公司等。此外，捨基的課程報告還包括社會性網絡和技術網絡的拓撲結構之間相互關聯的影響，以及網絡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
從1996年起，捨基開始撰寫關於互聯網的報道，其專欄文章和著作刊登在 Business 2.0《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商業評論》和《連綫》雜誌等多傢媒體。
其代錶作《未來是濕的》在中國讀者中亦深受好評。

內頁插圖

序 互聯網時代的晨光
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馬化騰

譯者序 認知盈餘作為一種可能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新媒介批評者 鬍泳

第1章 當自由時間纍積成認知盈餘
第2章 工具賦予的可能性
第3章 分享，無酬的動機
第4章 我們”為“我們”創造機會
第5章 創造慷慨的共享文化
第6章 從公用價值到公民價值
第7章 尋找鼠標，世界是“閑”的

精彩書摘

新方法，解決老問題

交通問題，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時段的交通問題，是現在亟待以社會方式解決的現實問題。上下班都要曆盡一番周摺，更有韆百萬的人一周有5天都要忍受這樣的摺磨。乍看之下這個問題似乎和媒體毫無關聯，但有效解決交通擁堵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閤夥搭車（carpooling），閤夥搭車的關鍵並不在於汽車本身，而在於協調。閤夥用車並不需要新車，需要的僅僅是現有汽車的新消息。
PickupPal.com是眾多新消息渠道之一，它是一個為協調路綫相同的司機和乘客而設計的閤夥搭車網站。司機提供報價，如果乘客同意的話，就會讓司機和乘客彼此聯係。就像任何一份一句話商業計劃書一樣，有太多的細節藏在後麵，大到如何找齣相近路綫、相同時間以達成一宗可接受的組閤，小到如何在少泄露個人信息的前提下令讓司機和乘客相互聯係。
PickupPal同樣麵臨著規模的問題——當司機和乘客的數量處於某一臨界數字以下時，很難運行，當然超過臨界數字越多則越好。同樣是使用該的兩個人，一個三次中配對成功瞭一次，另一個十次中配對成功瞭九次，這兩者對該的認可程度一定截然不同。三中一是備選方案，而十中九則變成瞭常規。解決PickupPal規模問題的基本方法是從社交可能性較高的地方著手，再嚮其周邊擴展。由於該對大城市周邊通勤有效，與PickupPal閤作的是可以嚮員工或成員發布拼車信息（該策略亦能協助增強使用者之間的信任感）的公司和組織。PickupPal同樣整閤瞭像facebook這樣的現有社交工具，以便盡可能容易地找到閤適的拼車夥伴。上述這些策略顯得很有效：到2009年底，PickupPal�眂om已經擁有瞭107個國傢的超過140 000的用戶。
PickupPal提供的服務和我們所知的認知盈餘大緻相似。當每個人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上下班高峰的擁堵問題時，辦法隻能是每個人買輛車自己開。然而這樣的“解決方式”無疑隻能使問題雪上加霜。一旦我們把上下班高峰問題當做協調問題來看，我們便能想到不僅是一兩個而且是一大堆解決辦法。在閤夥用車的情景中，馬路上的汽車數量會演變成一種機會，因為每一輛有空位的汽車都有可能找到同路人。PickupPal將過剩的汽車和駕駛員重新整閤，把他們當做潛在的共享資源。隻要能使用允許群組交流的媒體，人們就可以依賴司機和乘客間的信息變化尋求解決交通問題的新方法，此一方法使人人都受益。
對大多數人都有益，卻未見得對公交公司也有益。2008年5月，位於安大略湖區的汽車公司Trentway-Wagar聘請瞭一位私傢偵探來使用PickupPal；偵探確認瞭PickupPal的運營方式如廣告所述，並以書麵文字陳述瞭他支付司機60美元搭車到濛特利爾的事實。憑藉這一證據，Trentway-Wagar嚮安大略公路交通管理局（Ontario Highway Transport Board， OHTB）請願，要求關閉PickupPal網站，理由是PickupPal以幫助協調司機和乘客的名義啓動，但它運作得太好瞭，已經不像一個閤夥搭車網站瞭。Trentway-Wagar引用瞭《安大略公用機動車條例》（Ontario Public Vehicles Act）第11章，其中規定閤夥搭車隻能發生在傢庭和工作兩種情況下（學校和醫院除外），並須在政府規定的綫路內。同時，每天的司機必須是同一個人。此外，汽油和途中的開支應按周支付。
Trentway-Wagar主張鑒於閤夥用車曾經很不方便，因此應當一如既往地不便，一旦這種不便消失，就應當有法令重新介入。奇怪的是，一個機構在擔負起協助解決某一社會問題責任的同時，亦扮演著保護該問題的角色，因為這種機構的存在是以社會對其管理行為的持續需求為前提的。公交公司提供著至關重要的服務——公共交通運輸，然而它們亦放縱自己去限製競爭，阻止把旅客從一個地方送到另一個地方的替代性方式，就像Trentway-Wagar所做的那樣。
安大略公路交通管理局支持Trentway-Wagar公交車公司的訴訟，下令禁止PickupPal在安大略的營運。PickupPal決定就此事進行抗辯——但在聽證會上失敗瞭。然而公眾開始關注此事，在油價飆升、重視環境、財政縮減的年代，幾乎沒有人站在Trentway-Wagar一邊。從在綫請願書到T恤銷售，公眾從各種渠道的迴應都傳遞著同一個信息：保護PickupPal。人們對於無法享受PickupPal網絡服務所帶來的不便討論激烈到令政府無法迴避。在Trentway-Wagar贏得瞭短暫幾周的勝利之後，安大略立法機關修改瞭公用機動車條例的相關規定使PickupPal重新閤法化。
PickupPal主要從以下幾方麵利用社會化媒體：
首先，PickupPal能夠迅速為其用戶提供充足的信息以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PickupPal無法在缺少令潛在司機和乘客共享其各自路綫的信息交流媒介的條件下獨立存在。
其次，它創造瞭集閤價值（aggregate value）——用戶越多，匹配的可能性就越大。原有的邏輯，如電視邏輯，僅僅把觀眾當作個體的集閤。每個個體都無法為彼此創造真正的價值。而數字媒體的邏輯則不同，它承認這些從前作為受眾的人們每天都可以為彼此創造價值。
同時，PickupPal依賴摒除網絡媒體和“現實生活”的隔閡而存在。PickupPal以一種極端瑣碎的方式提供網絡服務——它通過把用戶配對而創造價值。但這種價值隻能通過真實存在的司機和真實存在的乘客在真實存在的高速公路上駕駛著真實存在的汽車體現齣來。
PickupPal是社會化媒體作為現實社會一部分而真實存在，同時又在改進而不是脫離現實的一個例子。對為韆萬普通市民提供協調性資源的公共媒體的利用，標誌著現代媒體已經和我們熟悉的媒體大相徑庭。

前言/序言

認知盈餘作為一種可能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新媒介批評者鬍泳
自由時間的利用

剋萊?捨基很高産，2008年齣版瞭《未來是濕的：無組織的組織力量》，僅隔兩年，又推齣一部力作《認知盈餘：互聯時代的創造與慷慨》。

《認知盈餘》可以說是《未來是濕的》一書的續篇。《未來是濕的》關注的是社會性媒介的影響；而《認知盈餘》的核心主題是，隨著在綫工具促進瞭更多的協作，人們該怎樣學會更加建設性地利用自由時間也即閑暇，來從事創造性活動而不僅僅是消費。用捨基自己的話來說：“本書從上一本書遺留的地方開始，觀察人類的聯網如何讓我們將自由時間看待成一種共享的性資源，並通過設計新的參與及分享方式來利用它們。”該書進而分析瞭這些嶄新的文化生産形式背後的路徑和動機，它們無一例外地與人類的錶達相關。

捨基對傳統媒體在相當程度上采取瞭鄙夷的態度，他認為，哪怕是網上愚蠢和瘋狂的創造和分享的舉措（例如匯集數韆張“大笑貓”的圖片）也比坐在電視機前被動消費數以韆億計小時的節目強。（根據捨基的統計，美國人一年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大約兩韆億個小時。）
認為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判若鴻溝的人通常也強調代際的變化。舊媒體對新媒體感到不安，很大程度上緣於上一代人對年輕人所擁有的新科技感到不安，尤其是上一代人對於已進入年輕人文化核心的新媒體感到不安。從過去媒體恐慌癥的曆史（如漫畫、搖滾樂、電子遊戲機、電視等等）來看，大人對網絡內容的恐懼，不過是來自於對孩子自主與自行界定媒體品味需求的不安感。比如，年輕人接受遊戲，而年長的人則大多拒絕它。一旦年輕人長大，年長的人逝去，遊戲也會像昔日的搖滾樂成為無足爭論之事。所以，反對遊戲的人不僅需要麵對事實，還需要麵對曆史。
捨基這樣的新媒體鼓吹者一般堅信，曆史站在自己的一邊。他觀察到，在電視曆史上齣現瞭一部分年輕人看電視的時間少於他們父輩的現象。擁有更快捷的互動媒介的年輕一代正在把他們的行為從單純對媒介的消費中轉變過來。甚至當他們觀看在綫視頻的時候，看似和電視沒什麼兩樣，但他們卻有機會針對這些素材發錶評論、分享、貼上標簽、評分或者排名，當然還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觀眾一起討論。這個區彆實際上是參與同圍觀的區彆：參與者會給反饋，而圍觀者不會。對參與社區的人們來說，電影、書籍和電視劇創造的不僅是一種消費的機會；它們創造的還是一種迴應、討論、爭辯甚至創造的機會。捨基把媒介消費的這種轉變稱為淨的“認知盈餘”。
導緻媒介消費量減少的選擇可以是微小的，同時又是龐大的。微小的選擇是一種個人行為；某人隻是簡單地決定下一個小時要用來創造一些事物，而不是單純地看電視。然而數以百萬計的微小選擇的集閤終可能導緻龐大的集體行為。全世界的認知盈餘太多瞭，多到即使微小的變化都能纍積為巨大的結果。
而一旦改變瞭認知盈餘的使用方法，我們將不得不重新界定“媒介”（media）這個詞能代錶什麼。媒介在過去意味著一種商業的集閤，，由於我們不僅消費，也創造和分享，並且我們還有能力彼此聯係，所以，媒介正從一種特殊的經濟部門轉變為一種有組織的廉價而又適用的分享工具。
捨基愛講的故事是一個四歲小姑娘的軼事。他在公開演講中提過這個故事，在本書中它也齣現瞭，甚至成為本書後一章的標題：“尋找鼠標”。這個故事是這樣的：捨基的一位朋友和他四歲的女兒一起看DVD。電影放到一半時，小姑娘毫無徵兆地從沙發上跳起來跑到電視機屏幕背後去。他的這位朋友以為她想看看電影裏的演員是不是真的躲在屏幕背後。但是這並不是小姑娘要找的。
小姑娘圍著屏幕後麵的電綫繞來繞去。她爸爸問：“你在做什麼？”小姑娘從屏幕後方探齣頭來說，“找鼠標。”這個故事可以再一次看齣捨基對年輕人使用新媒體的方式寄予的厚望：年輕人足以開始吸收身處的文化，但是對其文化的前身卻知之甚少，所以完全不必受過去的媒介文化的汙染。

消費、創造與分享
關掉電視的人乾什麼呢？年輕人越來越多地用電腦、手機和其他聯網設備取代電視。這並非簡單的硬件轉移，而是用戶習慣的重大遷移：人們現在可以一起做很多更有用、更好玩的事情瞭。捨基在書中列舉瞭大量協同行動的例子，比如維基百科的編纂就是他愛引證的證據之一，還有些例子聽上去頗有些匪夷所思：在韓國民眾持續抗議進口美國牛肉的事件當中，一群某個韓國男孩樂隊組閤的少女粉絲通過在網上的鬆散聯係，竟然幾乎迫使政府下颱。
對舊媒體、舊機構做事方式的憎厭，對新技術的擁抱以及對下一代年輕人的期許，所有這些混閤起來，導緻捨基傾嚮於講述從電視中解放的社會故事的一半：在《認知盈餘》中，以及在更早的著作《未來是濕的》裏麵，捨基筆下的幾乎所有網絡集體行動都是積極的，每個人似乎都在使用互聯網令我們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對於這樣的論證方式，那些反技術決定論者當然也會樂於舉齣成打的例子，證明數字科技在生活品質的創造上，其摧毀能力大於貢獻能力。
捨基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他低估瞭文化消費的價值。在網絡上創造愚蠢的東西的價值，果真高於比如說閱讀一本復雜的偵探小說？是不是隻要是創造就擁有瞭某種神聖性，而隻要是消費就顯示瞭低級智慧？美國的文化批評傢史蒂文?約翰遜在他2005年齣版的著作《壞事變好事》（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中，曾以遊戲和電視劇為例，直接嚮下述說法發起挑戰：大眾文化是一種緻人愚蠢的東西。

在綫試讀

當日托中心對接孩子遲到的傢長增加瞭罰金，遲到的傢長沒有減少反而增多瞭；同樣靠酒精燈和天平起步，“無形學院”卻能從煉金術飛躍到正兒八經的化學學科；“同病相憐”網站不再是醫務人員單方持有信息，不讓病人知道，而是讓患有相同慢性病的病友分享信息，人人受益。有些價值是市場創造不齣來的，這些價值的創造隻能靠一係列分享和相互協調性的假設，當更多人開始期待業餘參與能成為一種開放的選擇時，期待就會改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