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遗札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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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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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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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63087
商品编码:26671565290
包装:平装
出版时间:2015-01-01

具体描述

   图书基本信息
图书名称 傅斯年遗札
作者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
定价 368.0元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 9787509763087
出版日期 2015-01-01
字数
页码
版次 1
装帧 平装
开本 16开
商品重量 0.4Kg

   内容简介
《傅斯年遗札》收录了傅斯年致亲友及各类机关的私人、公务书札,收信人有蔡元培、罗家伦、胡适、李济、顾维钧、李四光等各界人物。书中提供的大量珍贵的原始文献,以中研院史语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史语所档案”、“史语所考古组档案”为主,兼取中研院近代史所“朱家骅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等公开出版物。

   作者简介
王汎森,1958年生,现为台北“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院士。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5;《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等。

   目录

   编辑推荐

   文摘

   序言


一九九六年在傅斯年百齡紀念會的前後,我們作了一個決定,開始整理傅斯年來往書信。胡適先生在《傅孟真先生遺著序》中說:“這裡缺乏的是孟真一生同親屬朋友往來的通信。這一部遺著,加上將來必須搜集保存的通信,——他給親屬朋友的、親屬朋友給他的,——就是這個天才高、可敬愛的人的傳記材料了。”我們當初著手此事時,也是抱著類似的想法。
這件工作進行到一半,我們偶然發現台灣的著作權法修改了,而且是採取非常高的標準。因此,使得“來往書信集”裡“來函”部份的整理、出版變得困難重重。還好傅斯年寫給他人的信,我們還可以繼續做下去。
傅斯年一生非常忙碌,寫的信非常之多,也非常潦草。我們一開始便決定只處理俞大綵女士當年(1987年)捐贈給史語所的私人檔案這個部份。後來我們改變了想法,將中研院史語所公文檔,及近史所朱家驊檔案中的傅函的一大部份收羅在內。至於其他信函,則收入羅久芳女士所收藏的書信,因為這是傅斯年留歐時期的書信,對了解早年的傅先生具有非常高的價值,在此我們要特別感謝羅女士。
我們知道傅先生一生廉潔自持,公器絕不私用,屬於個人情誼及論學的信件既未託秘書錄副,也絕少自留底本,因此僅見於其他公家機構,或是個人收藏中的信件,仍有不少。這些年許多友朋知道我們在做這件工作,也提供了若干資料,坊間書刊也發表了許多傅函的原件,但是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決定先限定範圍,以免工作無涯無盡,或取得授權困難,因此除另收幾件有助於了解傅斯年的事功與學行的書信外,我們只做上述範圍中的材料,這是要先特別聲明的。
整理傅斯年書信有幾難。,傅先生的信稿字跡非常潦草,所以辨識起來相當困難。第二,傅先生寫信好用通假字,還有一些慣用字,究竟是要出註說明,還是保留原樣,都非常費思量。後我們決定一切保留原樣,包括字樣、行款等,以存史料之真。第三,胡適經常抱怨,中國人寫信一向不寫時間(公文檔中的傅函情形較好,因為公家文件來往及歸檔每繫年月日,但是即使公家檔案中所繫年月日也不完全準確),所以要考清每一封信的時間,宛如在玩拼圖遊戲,其中的甘苦,非親歷其事者不能了解。
正因為上述困難,所以整理的時間拖得很長。又因為害怕出錯,使得我們對付印一事逡巡不前。但是我們也知道不能因為怕錯,而將稿子永遠藏在書櫃中。有了這次經歷,我們深深了解寫書難,整理史料也非常難。
這件整理計畫由我主持,潘光哲教授負責繫年考訂,後總其事的是本所的吳政上主任。在這裡我們要謝謝前後參與過工作或貢獻過意見的朋友們:葉國良教授、羅志田教授、劉季倫教授、孫慧敏教授、楊俊峰教授、郭佳蕙、李慧敏、林秋芳、李雅玲、施文婷(Ute Schreiber)等。

王汎森謹識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凡  例

一、本書收錄傅斯年書信,主要取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檔案”、“史語所檔案”、“史語所考古組檔案”,個別書信之原始檔號於內文標題中註明,略述如下:
(一)傅斯年檔案:依捐贈入藏時之五大箱,分別以羅馬數字(I-V)表示。
例:V:115,表示書信的原始檔號為“第V箱15號”。
(二)史語所檔案:依歷史階段略分為“元”(籌備至抗戰前時期)、“昆”(雲南昆明時期)、“李”(四川李莊時期)、“京”(復員南京時期)、“台”(遷台初期)等,另有不分期的“雜”字檔以及新送存的“補”字檔。
例:元380-1,表示書信的原始檔號為“元字第380-1號”。
(三)史語所考古組檔案:原存考古組資料室,屬於以李濟為主的公私文書,以“考”字表示。
例:考2-87,表示書信的原始檔號為“考字第2-87號”。
又,取自“朱家驊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以及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耿雲志主編)等其他來源者,於該函正文出以腳註。
例:朱-07-029-pp.3-4,表示“朱家驊檔案”原始檔號為“301-01-07-029第3-4頁”。
二、本書所收錄的書信大多寫於近代中國的轉型時期,故這些書信的格式、行款、字樣、標點、敬語等各種細節,都可能反映某些歷史事實,故本書所收書信儘可能原樣照錄;書信中作者手繪圖畫,悉依原稿複製,以存其真。
三、原件殘缺者,分別註明〔上缺〕、〔中缺〕、〔下缺〕字樣。唯手稿、抄存或抄送件,有紙盡而止,或逕自省略信首敬稱、結尾敬語、署名或日期者,非屬殘缺故不註。
四、所收書信按發函之年、月、日順序編排。同一時序,除先後可考者外,依收信人姓名筆劃序排。凡年、月可考而日無可考者,編在各該月之末;年份可考,月、日無可考者,編在該年之末;年及月份約可考定者,註明“暫繫年於”,以待確證。
五、書信標題,收(發)信人一人以上者,依原序著錄。收(發)信人為別名、字號、或所題姓名不全者,以通稱或真實姓名著錄。
六、書信內之敬稱,原不空字者維持其原格式,其空一字或抬頭者,一律空一字;偏書的謙稱,以上標、小一號字表示;行文無論直式右書或左書,一律改為橫式左書。
七、書信行款或一氣寫下,或另起一行(或縮格、或頂格、或凸行),以照錄為原則。
八、書信中頁首、頁末、天頭及地腳等處原有的註文,於相應的頁、段、行以腳註註之;至於內文中的單(雙)行夾註及旁註,於內文採小一號字,並加圓括符。
九、書信的附件,凡註有“附”字者,為原檔已有的附件;註有“〔附〕”字者,為原檔所無,但為使書信內容的首尾更加完備,由編者附入的附件。
十、書信中有一些當時的通行用語,例如:
“準”與“准”“脾氣”與“皮氣”“很”與“狠”“振濟”與“賑濟”“堇”與“僅”“磋商”與“措商”“分布”與“分佈”“躭擱”與“耽擱”與“抌擱”“賬簿”與“帳簿”“甚麼”與“甚末”與“什末”“氧氣”與“養氣”以及許多傅斯年自稱“近來精神頽衰,連篇白字,(所謂同音假借,一笑!)”的音假字,或傅斯年個人的慣用字,我們一例照舊,並不出校,茲舉例如下:編輯凡例ⅴ“模糊”作“摸糊”“稽徐”作“嵇徐”“模稜”作“摸稜”“辦理”作“半理”“門第”作“門地”“不便”作“不變”“材料”作“才料”“不沾”作“不佔”“隔膜”作“隔漠”“弩機”作“努機”“尅日”作“勊日”“賣力”作“買力”“尅期”作“勊期”“維護”作“惟護”“克服”作“勊服”“塗藥”作“途藥”“想起”作“想其”“栽培”作“裁培”“積起”作“積其”“認為”作“任為”“比起”作“比其”“想到”作“詳到”“墊”作“奠”“初”作“出”“程度”作“成度”“愕然”作“諤然”“錢鈔”作“錢抄”“興趣”作“”“莫名其妙”作“莫明其妙”“休養”作“修養”“塌台”作“搨台”“功能”作“工能”“綁去”作“幫去”“資質”作“資致”“走一趟”作“走一躺”“強聒”作“強括”“長期”作“常期”“不必提”作“不必題”“長久”作“常久”“喚醒”作“換醒”“厲害”作“利害”或“力害”“力量”作“利量”“熱烈”作“熱列”“切勿”作“切忽”“綫索”作“綫鎖”“明碼”作“名碼”“心緒”作“心續”“培植”作“培置”“掃數”作“搜數”“凜凜”作“懍懍”“通過”作“同過”“偏偏”作“徧徧”“任何”作“認何”“頓頓”作“噸噸”
又有兩字交相互用者,並不出校,例如:
“拿”與“那”“稀”與“希”“底”與“低”“辯”與“辨”“象”與“像”“效”與“効”“到”與“倒”“反”與“返”ⅵ傅斯年遺札至於明顯為錯字、衍文等(尤其是抄件),在正文出以腳註;佚文逕補於正文內,並加【】括符。
十一、書信中不易識別或明顯誤寫的關係人,外文縮略語等,必要時出以腳註。
例1:“如所謂國會議員張某1等彈劾恐嚇傅沅叔”(傅斯年、羅家倫致段錫朋、許德珩、陳劍脩、黃日葵函)
〔註1〕編按:張元奇(1858-1922),字貞午,時任安福系國會議員。
例2:“誠以所授詣者,不為古典之學(Classicism),便是怪祕之論(Mytholozy)1,何有干哲學。”(傅斯年致蔡元培函)
〔註1〕編按:“Mytholozy”當作“Mythology”。
例3:“我于此道,至今只得到廷黻的協助,農學院如開辦,他可幫一大忙(UNRRA)1,此外想不出任何頭緒。”(傅斯年致胡適函)
〔註1〕編按: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簡稱UNRRA),1943年成立。
十二、書信中污損及無法辨認的字,以符號表示,每一個符號代表一個字。原稿於字旁加著重號(如“○”“、”“●”等)者,改於字下以“”標註。中研院史語所2011年10月初版為“改於字上以‘○’標注”。——社科文獻版編者注
十三、書信中部份已採用新式標點,但標點法並不甚一致,而同一函之手稿本與抄繕本(歷任文書,包括陳鈍(約1928年10月至1937年8月)、余又蓀(約1936年12月至1941年3月)、那廉君(約1940年至1950年)等人)之標點法或有不同,概依所據底本以照錄為原則;又部份未標點者,為便於閱讀,由編者施以新式標點。
十四、為便識別書信中稱呼之字號、暱稱、謔稱等,書末附有書信關係人名稱對照表。
十五、為便檢讀,書末附有收(發)信方及書信編號索引。
十六、由於傅斯年身份多樣,交遊廣闊,與各方書函往還繁多,整理編年,必有謬誤,敬祈讀者多予指正。

史海钩沉与思想脉络: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图景 本书旨在深入探究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精英在剧烈社会变革中所经历的精神洗礼、思想抉择及其学术实践。我们聚焦于一个宏大却又细微的时代切片——从辛亥革命的余晖到抗日战争的烽烟,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这个时期,传统秩序崩塌,现代性思潮涌入,知识分子身处时代洪流之中,其个体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交织。 我们不讨论任何特定的私人通信集或人物的零星札记,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宏观的、具有内在逻辑的知识谱系,考察知识分子群体是如何在内忧外患中,完成对“中国问题”的现代性阐释,并试图以学理为基石,寻求民族复兴的路径。 第一部分:现代学术的奠基与移植——知识范式的转型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困境在于如何将西方成熟的学科体系有效地“中国化”,使之成为解释本土经验的有效工具。 一、学科体系的重塑与专业化浪潮 本部分将细致分析二十世纪初,留学归国学者如何肩负起引进和重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任。重点考察几个关键领域: 1. 历史学的“科学化”:梳理王国维、梁启超等前辈奠定的基础,深入剖析新一代史学家(如陈寅恪、钱穆等)如何吸收西方如兰克学派的“编年史”精神与社会科学的结构分析方法,试图摆脱传统史学的“道德说教”色彩,建立以文献考证和比较研究为核心的近代史学范式。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方法的改变,更是对历史主体性的重新定位。 2. 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尝试:着重探讨社会学、政治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例如,早期社会学研究如何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简单转译,转向对乡村社会、宗族结构、以及城市化初期问题的实地考察。我们审视了当时学者如何在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多元思潮的交锋中,试图构建一套能指导社会改良的理论工具箱。 3. 哲学与思想史的重建:考察中国哲学传统如何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被重新审视。一方面是“打倒孔家店”的激进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精神”的深刻反思。本节将比较梳理当时对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在现代化语境下的不同解读路径。 二、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张力 学术的成熟依赖于专业共同体的建立。本部分描绘了不同学术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各大学研究院所)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努力营造相对独立的研究环境。我们探讨了这种共同体内部的张力:一方面是基于学术标准的合作与交流;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分野和派系斗争对学术独立性的侵蚀。这种张力构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复杂的人际网络和学术生态。 第二部分:时代洪流中的知识人——身份的焦虑与担当 知识分子从来不可能是纯粹的“象牙塔”内的观察者。面对国家存亡的危机,如何定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贯穿整个时期的核心议题。 一、对“中国问题”的宏大叙事 学者们试图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中国何以积弱不强”提供根本性的解答。 1. 文化论转向:探讨部分知识分子如何将问题归结于“国民性”的缺陷,倡导通过文化和教育的根本变革来实现现代化。这种论述往往带有强烈的道德诉求和启蒙色彩。 2. 制度与结构的反思:分析以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结构研究为主的学者,如何批判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的落后性,主张通过渐进式或革命性的制度改革来推动社会进步。 二、知识分子的政治光谱与知识的“工具化” 随着政治运动的加剧,知识分子被迫在不同政治立场间做出选择,或是在保持超然立场与积极干预之间摇摆。 1. 知识与政治的边界消融:分析在特定历史时期,学术研究如何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论战,学术成果的价值判断如何受到其政治倾向的影响。 2. “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建构:考察知识分子群体如何集体塑造自身的公共形象——是“士大夫”精神的继承者,还是现代的“文化精英”?这种自我定位影响了他们与政府、社会大众的互动模式。 第三部分:跨域的对话与学术的流散 本部分将目光投向知识分子群体在地域和文化交流中的动态。 一、地域学术中心的兴衰 详细分析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学术重镇,它们各自吸引了不同类型的学者,形成了迥异的学术氛围。例如,京派的醇厚深邃与海派的开放兼容,如何共同塑造了近代学术的多元面貌。随着时局动荡,这些中心的学术资源如何被迫迁移和重组。 二、古典遗产的现代性诠释 考察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与古代传统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继承或决裂,而是一种持续的对话。本部分将展示学者们在研究古代文献和思想遗产时,如何有意无意地将当代的政治困境和思想需求投射其中,从而使传统文本获得了新的时代意义。 三、学术薪火的传承与断裂 本书的结尾将聚焦于在动荡中,老一辈学者如何培养新一代的继承者,以及这种传承在战乱和政权更迭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考察一代人的学术理想如何在时代转折点上,展现出坚韧不拔的生命力,或是不幸的中断与流散。 本书通过对上述宏大叙事和微观学术实践的梳理,旨在提供一个多维度、深层次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精神世界的框架,展现那一代人如何在学问与家国之间,完成了他们艰难而深刻的知识抉择。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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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本《傅斯年遗札》,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是一次与历史长者的灵魂对话。信件,这种最朴素的通信方式,在这里却承载了如此厚重的思想和情感。读着傅先生写给亲友、同事、学生的那些字里行间,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傅斯年。他不仅仅是历史书上那个高大上的“校长”,而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有着纠结困惑、有着勃勃雄心的个体。那些关于学术争论的笔墨,那些对时局的洞察,那些对后辈的期许,都让我深切感受到他作为一位学者和教育家的担当。尤其是在提及某些社会事件时,字句之间流露出的忧心忡忡和急切呼吁,更是让人动容。潘光哲和吴政上先生的严谨考证,为我们还原了信件产生的具体语境,那些看似平淡的称谓、日期、地点,背后都隐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没有他们的细致工作,这些信件的价值或许会被大打折扣。王汎森先生的导读,则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见解,为我们解读傅先生的思想脉络提供了清晰的框架,帮助我这个初涉者能够更好地把握其精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出品,一直是我信赖的品质保证,这本《遗札》也不例外,精美的装帧和适宜的排版,让阅读体验更加愉悦。这本书并非那种读起来轻松愉快的读物,它需要你沉下心来,去体会字句背后的力量,去感受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孤独与坚守,去思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

评分

这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的化石”,《傅斯年遗札》让我窥见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是如何在巨变的洪流中保持独立思考和学术尊严的。信件,这种最原始的交流方式,却承载了最真挚的情感和最深刻的思想。我被傅先生在信中对学术研究的执着所深深感动,即使在战火纷飞、社会动荡的年代,他对历史研究的热情依然不减,对知识的追求也从未停止。他与同行之间的通信,既有严谨的学术探讨,也有真诚的个人情谊,这些片段如同碎片化的宝石,共同构筑起一个时代的学术图景。潘光哲和吴政上先生的细致梳理和精辟注释,是这本书的另一大亮点。他们不仅弥补了我们知识的不足,更让我们看到了在文献研究背后,学者的严谨和付出。那些复杂的历史背景、人物关系,在他们的笔下变得清晰明了,大大提升了阅读的体验。王汎森先生的导读,则如同站在高处俯瞰,为我们指明了傅斯年思想的关键节点和历史意义,帮助我这个普通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位巨匠的深远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出版品质,一直是我选择书籍的重要考量,这本书在装帧设计、纸张质感、印刷质量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非常值得收藏。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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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刚读完傅斯年先生的一些往来信札,说是“遗札”,其实里面承载的不仅是过往的吉光片羽,更是一整个时代的思想脉动和知识人的生存图景。初捧此书,就被其厚重的质感和扉页上泛黄的印记所吸引,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书中的信件,如同穿越时空的对话,让我得以窥见傅先生在学术研究、教育理念、社会关怀等诸多方面的深邃思考。从他与陈寅恪先生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辩论,到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未来发展的规划,再到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每一封信都透露出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博大的胸襟。其中不乏一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片段,但细细品味,却能从中读出先生在乱世之中如何维系学问的传承,如何用知识的力量支撑起民族的精神脊梁。潘光哲先生和吴政上先生的整理和注释,更是功不可没,他们细致入微的考证,如同在迷雾中点亮了指引的灯塔,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信件的背景和含义。王汎森先生的导读,则如同智者的引领,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傅斯年思想的钥匙,使得阅读过程更加流畅且富有启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出版质量一如既往地令人称道,纸张的触感、印刷的清晰度,都为这次阅读体验增添了不少分数。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值得反复品读的著作,它不仅让我们走近了一位伟大的学者,更让我们得以感悟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以及那个年代知识人的精神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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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接触《傅斯年遗札》,是被其“遗札”的标题所吸引。一个“遗”字,便道出了岁月的流逝,以及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留下的痕迹。打开书页,便是一封封泛黄的信件,穿越时空而来,带着当事人的温度和情感。傅先生的文字,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深沉内敛,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的多重魅力。我尤其关注信中关于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论述,他并非仅仅是一位埋头故纸堆的学者,更是对国家民族命运有着深切关怀的知识人。在读到他与友人讨论国家前途的信件时,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穿越了岁月的阻隔,依然能够深深地打动我。潘光哲和吴政上先生的注释工作,堪称典范。他们如同历史的守护者,将那些可能被遗忘的细节一一梳理,为读者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历史场景。这些细致的考证,不仅增添了学术的厚度,也让阅读过程更加流畅,仿佛有向导在身旁娓娓道来。王汎森先生的导读,则以其深邃的洞察力,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傅先生思想的另一扇门,他将那些分散的信件串联成一条清晰的思想线索,让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把握傅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出版,一向以其严谨和高质量著称,《傅斯年遗札》也不例外,精美的装帧和考究的用纸,都彰显了其出版的态度。这本书让我对傅斯年先生有了更立体、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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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常对传记类的书籍兴趣不大,总觉得过于个体化,缺乏普适性。然而,《傅斯年遗札》却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抓住了我。这并非一本流水账式的回忆录,而是通过傅先生本人的书信,拼凑出他人生轨迹的一部分侧面。更重要的是,这些信件所涉及的,远不止他个人的生活,而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所共同经历的思考、挣扎与探索。我尤其被信中流露出的那种对学术纯粹性的追求所打动。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学问的传承和发展并非易事,但傅先生始终将研究和教育放在首位,这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坚持。信件中,他与同行的交流,既有思想的碰撞,也有情感的温暖,这些细节让我看到了学术共同体是如何在艰难环境中维系和发展的。潘光哲和吴政上先生的注释,就像是细致的学术侦探,他们追溯每一条线索,为我们解释信件中提及的人物、事件、典故,让原本晦涩的内容变得易于理解。王汎森先生的导读,则像是为我们提供了一张宏大的历史地图,让我们能够将这些零散的信件置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审视,理解傅先生的意义所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如既往的高水准制作,让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无论是触感还是视觉上,都让人赏心悦目。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与那个时代的智慧有过一次深刻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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