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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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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史
• 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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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0041719

版次：1

商品编码：10071439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09-09-01

页数：846

正文语种：中文

附件数量：2

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解密历史档案，还原真实场景，钩沉重大事件，反思利害得失。选取建国前后中共土改运动政策的历史变迁、新中国的地主富农问题、“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毛泽东与“三反”运动、中共干部任用制度考察，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建构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逐一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解密历史档案，还原真实场景，钩沉重大事件，反思利害得失。主要事件有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与新中国的“一边倒”，中苏结盟背后的民族主义碰撞，新中国出兵朝鲜的因与果，从援越抗法到促越和谈的政策转变，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1960年代中国外交激进化的经过，中苏边界冲突与改变对美政策的困惑……

内容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是一部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术著作，是著名学者杨奎松的又一力作。全书选取建国前后土改运动及其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地主富农问题、“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新中国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变动、中共干部任用制度以及干部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形成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建构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逐一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像杨奎松的其他著作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眼光独到，但平实冷静。作者的史料发掘和历史解读，相比既往的国史研究，明显地有所突破，可成一家之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选取沈阳美领馆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中苏结盟与中苏两党的民族主义碰撞、中国出兵朝鲜的因与果、两次台海危机的由来及其幕后、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等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对外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的外交事件，比较系统地依照历史演进的过程，逐一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像杨奎松的其他著作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眼光独到，但平实冷静。作者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对外关系变动的情况及其导致这一系到变动的内外因素的分析，相比既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研究，明显地有了较多新的思考，很值得关心国史的读者一读。

作者简介

　　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长期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目前研究重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主要著作有：《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等。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建国前夕中共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
引言
1. 《五四指示》的形成与背景
2. 中共中央推动土改的关心所在
3. 土地赎买政策的提出及其原因
4. 陕甘宁边区和平赎买土地的试行
5. 康生在陕甘的调查与结果
6. 刘少奇态度转趋激进的原因
7. 土改政策的“左”倾与纠偏
8. 土地会议与反右倾
9. 土地会议后的“左”倾狂潮
10. 中共高层对“左”倾的警觉
11. 毛泽东纠“左”的尝试
12. 毛、刘的分歧与化解
13. 毛泽东“不泼冷水”的考虑
14. 刘少奇的跟进与坚持
15. 毛泽东的纠“左”余音
16. 结语

第二章 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
引言
1. 问题的提出
2. 小地主的中国
3. 富农问题的由来
4. 成分问题的困扰
5. “斗争土改”的j中击
6. “一刀切”政策的利弊
7. 结语

第三章 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
引言
1. 运动缘起
2. “双十”决定
3. “大张旗鼓”
4. 紧急收缩
5. 结语

第四章 上海镇反运动的历史考察
引言
1. 镇反前上海社会治安状况
2. 反动党团登记与协调镇反步调
3. 上海镇反运动的全面展开
4. 结语

第五章 毛泽东与“三反”运动
引言
1. “三反”运动之发动
2. 毛泽东力排众议
3. “打虎”战役的推动
4. 运动的结束
5. 结语

第六章 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之经过
引言
1. 上海从“三反”、“四反”到“五反”
2. 薄一波受命指导上海斗争
3. 第一阶段战役之进行
4. 第二阶段战役之跟进
5. 第三阶段战役之展开
6. 对上海资本家的打与拉
7. 结语

第七章 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之考察
引言
1. 关于大区负责人的任用问题
2. 关于各省市负责人的任用问题
3. 关于地县级干部的任用问题
4. 关于对地下党干部的任用问题
5. 结语

第八章 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建国前后党政人员收人分配制度的演变
引言
1. 供给制的形成及其分配标准
2. 从供给制向薪金制的过渡
3. 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全面施行
4. 结语

第九章 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
引言
1. 对资产阶级的戒备
2. 让步政策的由来
3. “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反扑”
4. “团结、利用、改造”
5. 资产阶级命运的终结
6. 结语
参考文献及资料要目
图片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美苏冷战与中国革命
引言
1.一个并非题外的话题：“俄国”
2.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分歧
3.斯大林：一种观念，两种角色
4.中共：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5.冷战：在亚洲已经开始
6.结语

第二章 美领馆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
引言
1.美领馆事件的发生
2.中共“挤走”方针的形成
3.要不要与美国建交？
4.外交接触的尝试
5.毛泽东宣布“一边倒”
6.结语

第三章 中苏结盟与中苏两党的民族主义碰撞
引言
1.毛泽东访苏的愿望与担心
2.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3.谈判桌上的“平等”之争
4.民族主义的双重效应
5.结语

第四章 中国出兵朝鲜的因与果
引言
1.冷战的阴影
2.莫斯科的目标
3.错误的结果
4.毛泽东决断决行
5.优势缘何丧失？
6.朝鲜停战不可免
7.结语

第五章 新中国对援越抗法战争的策略演变
引言
1.解放印度支那？
2.走向日内瓦
3.促成印支停战
4.中越分歧的初现
5.结语

第六章 两次台海危机的由来及其幕后
引言
1.在和平共处方针提出的背后
2.以打促谈的外交尝试
3.赶超英美的背后
4.炮击金门决策的摇摆
5.斗争策略的再度调整
6.和平外交方针的作用逐步削弱
7.结语

第七章 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转向的历史考察
引言
1.和平共处，还是冷战共处？
2.全面对抗，还是力求转圜？
3.美国刺激中国，还是中国刺激美国？
4.既要世界革命，也要统一战线？
5.战备防美，还是战备防苏？
6.积极避战，还是全力促战？
7.全面激进.还是狂热失控？
8.“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
9.结语

第八章 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
引言
1.中苏边界纠纷的由来
2.珍宝岛事件的经过
3.北京决策的内幕
4.莫斯科的反应
5.对战争的极度担忧
6.中苏总理的机场折冲
7.对美外交的意外启动
8.结语

第九章 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
引言
1.在革命与缓和之间摇摆
2.“打仗是打仗，外交是外交”
3.“联美制苏”的奇想与挫折
4.“三个世界”观点的提出
5.结语
参考文献及资料要目
图片来源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建国前夕中共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
　　1.《五四指示》的形成与背景
　　今天，凡谈到1946年《五四指示》产生背景的，无不强调：“那时，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或“大战在即，迫切需要动员农民以极大的热情支持革命战争”。但是，客观地考察1946年5月4日以前的国共关系情况和当时国内形势，是否真的已经到了“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或“大战在即”的关头了呢？
　　众所周知，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停战令达成，政治协商会议召开，31日政协通过五项重大和平决议，并决定了整编国共双方军队的原则方案，从而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和平民主的舆论热潮。紧接着，中共中央于2月1日通过并向全党发出了准备迎接和平民主新阶段，“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的重要指示。在此方针影响下，中共中央于2月21日发出指示，部署参加5月513召开的国民大会代表推举工作。25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军队整编及统编基本方案》。3月6日和7日，毛泽东接连起草并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电，要求各地中央局在3个月内外以复员和整军的名义，完成第一期精简1／3兵额的任务，并抓紧部署第二期再精简1／3的32作。随后，因国共双方围绕着东北接收问题发生冲突，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有否认政协决议的种种言论，导致中共中央停止提交准备加入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名单，并要求将国大召开延至双十节。5月1日，鉴于争夺东北半壁江山的四平战役进入白热化，毛泽东明确主张：一面“坚持奋战”，一面力争“求得有利我之和平”。
　　不难看出，尽管国共两党在《五四指示》形成前在东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摩擦冲突，甚至爆发了四平街之战。但关内民众和舆论的和平声浪依旧，多数地区中共的党员干部内心也普遍存在着和平心理即使是毛泽东，也不时发出指示，强调和是大势所趋。对坚持以战促和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的多数党的高级干部，他也还要顾虑到多数人的思想顾虑，只好通过十分委婉曲折的方式来做政治局常委几位领导人的思想工作。注意到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应当不难想象，《五四指示》制定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其实还并未做好“大战在即”的思想准备。
　　那么，立足于推动土改的《五四指示》又是因何而发的呢？其实，关于这一点，《五四指示》本身就写得十分明白。指示开宗明义就说明了中共中央决定要将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运动引向土地改革运动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已经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因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
　　显然，我们在《五四指示》当中，丝毫看不到因“大战在即”因而要加速土改，动员农民以应需要的内容；不仅看不到，而且会注意到《五四指示》内容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颇为矛盾的现象，即它一方面强调要“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的“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不要怕这怕那；一方面却又再三强调在宣传上暂时不要公开土改意图，仍应维持减租减息的说法，在行动上除对少数充当大汉奸的地主以外，一般也不得采取没收土地的做法，要着重于通过“佃权交换”、“清偿负欠”等有偿形式，迫使地主“自愿出卖土地”。指示明确规定：“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对抗属、烈属、干属及开明士绅等，还要“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以至于这一指示从一开始就被下级干部形象地概括为“一条批准九条照顾的土地政策”。使原本在一些地方已经相当激烈的夺取土地的运动，反而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制约。
　　对此，一年之后刘少奇曾经有过一种解释。他说：“从五四指示当时的情况和环境条件来看，要求中央制定一个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全国要和平，你要平分土地，蒋介石打起来，老百姓就会说，打内战就是因为你共产党要彻底平分土地。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还不了解与蒋介石、美国和不了。……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刘少奇这里所谓“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等等，其实也是“事后诸葛亮”了。但他所谓当时为了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又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因而将和平与土改二者兼顾，却恰恰就是形成《五四指示》的重要背景所在。
　　2.中共中央推动土改的关心所在
　　注意到《五四指示》内容的矛盾性，自然也就不能不考察中共中央非如此不可的原因所在。
　　根据《五四指示》所说，中共中央决心批准“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是基于“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谈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已经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因此，“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换言之，中共中央这个时候提出土改意图，并非有计划地设计在先，部署其后，而是受到地方报告所称实际运动的推动。非明确表态“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不可。
　　那么。中共中央是如何受到地方报告的推动的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1946年45中旬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到达延安，汇报了华中根据地减租清算试点的情况。在谈到淮安县石塘区农民已经充分发动起来，甚至出现数千人集体进城押了几十个地主回乡，清算其剥削账的现象时，刘少奇当即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指出：“目前各地发动的算账运动，对大地主、恶霸及汉奸化了的地主是可以进行的，但不要普及到中小地主及富农。”鉴于此，邓子恢马上于20日致电华中分局称：“今天我们主要口号是减租减息，至于清算旧账，一般是对汉奸及少数恶霸来提，不要向一般中小地主普遍算旧账。这会引起整个地主阶级之恐慌，而感到无所底止。”由此不难了解中共中央对各根据地的减租清算运动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发现大规模冲击中小地主及富农的情况，颇感不安。
　　紧接着，中共中央又召集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和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等人汇报各地减租清算情况，意外地发现，各根据地农民在减租清算斗争中的普遍倾向是要夺取土地，一些地方已经直接或间接地采取措施支持农民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因此，仅仅几天之后，即在4月26日，中共中央就有电报给没有来中央汇报工作，但同样向中央提出了这类问题的晋察冀中央局去电说明：“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均有极广大群众在清算及减租斗争中直接解决土地问题，我党不能不拥护群众此种土地改革行动，现中央正召集各区负责同志讨论这个问题。”邓子恢因此也不能不马上急电华中分局，说明：“华中目前群众发动应大胆放手，不应束手束脚，不要过早纠正过左，不要害怕改变土地关系。”
　　刘少奇及中共中央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到4月下旬还不曾意识到土地问题已经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更不曾想到过要用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来动员农民。推动中共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改变政策的，不是战争形势，而是各根据地减租清算运动中所反映出来的现实状况。可以与此相映照的，还有经过各种年谱、传记和专著所透露出来的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五四指示》时与会者的发言记录。
　　关于中共中央讨论《五四指示》的会议记录，存在着时间上的不同解释。因为当年关于《五四指示》的会议记录未标明时间，且被误植于3月15日另一次会议记录之中，因此，《任弼时年谱》的编撰者认为所谓《五四指示》的讨论会实际召开于1946年3月15日，而《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以及《刘少奇传》的编撰者则否认3月15日会议讨论过《五四指示》草案，坚持《五四指示》的讨论发生在5月4日当天。对此，金冲及先生亦相信后者的看法是对的，但金书对这个存在明显歧义的时间问题未置一词。而罗平汉干脆采用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两相将就的做法。他在自己的书中把同一份会议记录肢解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说明确有一个讨论土地改革问题的3月15日会议，一部分说明还有一个讨论《五四指示》的5月4日会议。
　　上述两种说法，究竟何者更合乎事实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　　第一章 美苏冷战与中国革命
　　1.一个并非题外的话题：“俄国”
　　从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建交以来，许多关注中美关系历史的人都喜欢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即美国在中国的机会是怎样失去的？那意思是说，本来战时来到中国的相当一批美国年轻外交官早就认识到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的大趋势，提出了发展同中共关系的积极设想，仅仅是因为美国政府随后采取了扶蒋抑共的错误政策，导致美国与中共关系逐渐恶化，从而使美国在长达20多的时间里.失去了与新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机会。
　　真的存在另外一种政策选择吗？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年轻外交官当年对中共的好感是建立在怎样的一种基础之上，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通常所说的那几位年轻的职业外交官，主要指当时在中国的约翰·S·谢伟思（Service，Jpjm S.）、约翰.P.戴维斯fDavies.John P.）和约翰·C.文森特（Vincent，John Carter）等人。文森特大概是最早尖锐批评国民党，主张给八路军以必要援助，并相信中共战后必然要在中国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的外国友人。以后，谢伟思和戴维斯就此做了更多的调查，提交了更多的报告。其核心内容不外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无论在抗战中，还是在战后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中，都与美国利益攸关；第二，国民党腐败无能又一味反苏反共，而中共日益强大深得民心，与其一味支持蒋介石，迫使中共战后投入苏联怀抱，使中国华北和东北落人苏联之手，不如通过援共抑蒋争取中共倒向美国，从而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第三，中共并非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他们的政策实际上更接近于美国人的观念，与苏联的模式相差甚远。
　　在这里，不难看出这些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对中共的重视，是建立在怎样一种考虑之上的，这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不使苏联战后染指中国。而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正是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早就产生了强烈的担心。
　　还在1942年、1943年，当这些美国外交官还不那么信任中共时，他们就已经在高度关注战后在远东可能出现的美苏利益冲突了。谢伟思当时的警告是：延安的共产党政府可能不会实行美国意义上的民主。而且即使美国为避免共产党的敌意不再给国民党以物资和外交的援助，这个共产党政府还是可能会更倾向于与俄国而不是与英美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戴维斯与谢伟思一样，他怀疑中共的领导人骨子里仍旧是亲苏的，甚至还可能在接受莫斯科的指示。问题是.蒋介石并没有力量消灭中共却一味地指望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样难免会把美国卷入到与苏联的冲突当中去。换言之，这些美国外交官这时重视中共、力图接近中共的一个主要目的，正如他们反复强调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要由此“获知俄国在亚洲的目标何在”，并采取一切努力避免战后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而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严重问题恰恰在于，腐败专制的国民党难以指望，它不仅“不可能成为对抗俄国的力量”，而且其对中共的态度以及背离民众的种种做法，“不知不觉助成了俄国在东亚的优势”，最终不单是中共可能依据天时地利夺取华北和满洲造成苏联的卫星国，就连朝鲜、台湾都可能被驱人苏联的怀抱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延安的新民主主义体制的成功尝试，发现中共与苏联几乎没有多少联系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把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的希望，寄托到加强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前景上来。他们正是为此而大声呼吁：“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
　　以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作为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中共不能是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当时抱有相当多的幻想。最早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评价大概要算是美国总统罗斯福（Roosevelt，Franklin）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委托特使居里（Currie，Lauchlin）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统计部主任戴普莱（Despres）向蒋介石转达的那个口信了。罗斯福明确讲：“予自万里之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戴普莱对此更进一步解释称：“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罗斯福的这一看法，显然也是那个时候众多外国人的普遍认识。据外交官们报告：“访问过共产党地区的外国观察家们（包括美国人在内）一致认为，共产党政权的当前政策与正统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它为政异常清廉；已经举行了普遍选举；个人的经济自由相对而言未受限制，这一政权看来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不如说它是农业民主的政权更为准确。”
　　在随着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实地观察，看到种种带有民主改良色彩的新鲜事物，如统一战线、土地改革、民主选举等深得民心的政策实践，听到毛泽东的种种许诺和保证之后，原本就对中共有些好感的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开始把这些明显代表着中国大众和未来，又格外注重中国实际的生气勃勃的共产党人.同美国人的民主理想联系起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谢伟思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兴奋地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宣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他们深知中国不能从目前的农业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社会主义才能到来。因此，他们“希望不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长期的、有秩序的民主过程和受控制的经济发展来达到目的”。作为真诚的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们相信：“在民主制度下，经济可能有秩序地增长，通过私有企业阶段最终进到社会主义，而无需经过剧烈的社会动乱和革命。”他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好对待”。
　　如果说谢伟思对中共未来究竟是更重视理论，还是更重视实际这一点还有些不十分自信的话，那么戴维斯的看法更加直率。他说：中共只是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罢了，他们其实与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MacDonald，Ramsay）一样，不过是些主张渐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过着俭朴的生活，幻想着奇怪的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之神降临，面带羞涩地拜倒在外国投资的金犊之下，并且渴望自己能按世界标准受到尊重。”他们现在追求的只是土地改革和政治民主。正因为如此，他们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受到人民广泛支持的政党组织，也是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所无法战胜的。中共命中注定将会控制中国，承认中共并与他们合作，他们就会保持其民主的一面而与美国友善。坚持援蒋，美国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并迫使中共变成俄国的附庸。何去何从，关系重大。
　　十分明显，谢伟思、戴维斯等人寄希望于加强与中共的联系来拒止苏联的想法，是建立在对中共性质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上述判断上的。然而，这一判断是否符合实际，却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断言谢伟思、戴维斯的主张为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指明了正确方向，实际上等于承认中共真的倾向于渐进改良、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认识到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过火的做法”；等于说如果美国当年选择了谢伟思、戴维斯等人的政策，即使中共掌握了政权，新中国也不会倒向苏联，而且还会采取能够让美国人认可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实事求是地说，谢伟思、戴维斯的这一看法，多少有点儿一厢情愿。而据此来指望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把中共引上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保证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无疑也是靠不住的。
　　既不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也不清楚共产党的理论，多半是造成谢伟思、戴维斯等人一厢情愿的关键所在。任何熟悉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虽然通常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相号召，但他们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革命的手法和目标却是不尽相同的。共产党的理论也很清楚地规定了不同革命阶段的不同革命任务。在民主革命阶段，被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所看重的统一战线、土地改革以及对民主政治的诉求，本来就是其论题中的应有之义。仅仅因为注意到中共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条件下采取了温和的社会政策，就断定“中国共产党人向后倒退了”，强调他们是由于认识到“以往的过火做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妥协与和谐，因而决心“迁就人类意志薄弱的一面”，真诚地走向循序渐进的改良主义和独立于俄国的民族主义，这只能说明谢伟思、戴维斯这些年轻外交官，甚至也包括罗斯福等少数美国上层领导人在内，这个时候对共产党实在所知甚少。
　　当然，必须看到，对中共在政治上的同情，的确是因为许多美国人这个时候看到了一个与苏联截然不同的中共：一个独裁，一个民主；一个崇尚暴力，一个主张改良；一个坚持国家垄断一切的社会主义，一个强调要发展以自由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显然，后者更接近于美国人的民主理念。但这同时也说明，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其实仍旧是严守着一条意识形态的分界线的。他们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观念出发，对苏联以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为特点的苏维埃制度抱有强烈的戒心。谢伟思、戴维斯对战后苏联东扩的高度警觉与担忧，就突出地反映出他们在观念上是排斥苏联，并把它视为潜在敌人的。换言之，一旦共同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将不复存在，美苏之间，甚至美国与中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都会逐渐凸显出来。抵制苏联，并殃及各国共产党人，是战后美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从这一点出发来认识问题，设想战后美国会实行联合中共拒止苏联的政策，或是设想中共会采取迎合美国疏远苏联的态度，都是不现实的。

前言/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序言：
　　新中国的建立，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实在是来之不易。如果我们过去更多看到的，还只是无数革命者为之抛头洒血、前赴后继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更有必要了解，这样一个新中国，是在怎样一种条件和环境下实现其政治秩序的建构的。
　　古人常言，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主张凡以强力“逆取者”，当以仁义“顺守之”。就是靠武力夺取天下之人，一定要重“君子之治”，即要“行仁义，法先圣”，扫除烦苛，与民休息，刑罚罕用，天下晏然。
　　但是。对于主张阶级革命的共产党人而言，这一条却未必是天经地义。毛泽东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更艰巨，更伟大。”这是因为，只要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共产党人就不能从马上下来。此亦即毛泽东所谓“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保天下”的意思所在。
　　“保天下”在这里求的是要确保过去保护富人的国家机器，今后能够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从而能够持续达成改天换地的革命目标.让新中国能够按照共产党人的意志来建设和发展。黄巢有一首诗最能反映此种豪气与气概。其诗云：“待到来年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用革命的逻辑来建构新秩序新国家，不仅要分左、中、右，而且要分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斗争不可。故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我花开后百花杀”，实属革命、进步之必要与必然。毛泽东有段话讲得十分形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在经历了剿匪反霸、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各种斗争和运动之后.中国社会一度甚至出现了两千年前孔子所追求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盗窃乱贼而不作”的奇特景象。
　　然而，在严刑峻法和政治高压下成就的社会改造，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种种伤害与遗憾。古语有谓：“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而简单地按阶级划线的结果，注定会形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认识逻辑。其所造成的打击面之大，自难避免。
　　由于落后国家的革命通常是以统一夺权在先，再继之以追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在后，故这些国家的革命党，每每通过革命的方式获得了政权之后，紧接着的对外政策也会表现出很强的革命性。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落后国家革命党的革命性及其理念未必相同，影响到它们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继续“革命”的程度和方式，也往往会有很大区别。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中国近百年曾经经历过两度革命成功。一次是在1928年，那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宣告大功告成。一次就是1949年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两次革命成功后，新生政权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程度，就相差甚远。国民党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后，其南京政府虽然也大力推动“革命外交”，力图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却是在承认过去的北京政府既有外交关系和承认各种外交条约协定继续有效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利用各种曲折委婉的外交手段，来迫使列强各国放弃在华特权，从而逐渐达成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的革命性目标。

好的，以下是一份为您量身定制的图书简介，内容涵盖了历史、政治、社会等多个维度，不包含您提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套装共2册）》的内容，力求详实且自然。 --- 书名：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思想嬗变：从晚清到民国初期的深层结构分析》 作者： [此处可设想一位历史学家的名字，例如：陈慕远、李子安] 出版社： [此处可设想一家具有学术声望的出版社，例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 --- 内容简介 透视百年风云：从王朝末世到共和初创的结构性重塑 本书是一部聚焦于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特定历史断层——晚清末期（约1860年代）至民国建立初期（约1916年）——社会结构、政治生态与主流思想的深度考察。本书旨在超越传统的政治事件叙事，深入挖掘支撑社会运转的深层动力、精英阶层的分化与重组，以及观念形态在剧烈冲击下的艰难适应与蜕变。 第一部分：晚清的制度困境与社会张力（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 本部分着眼于晚清在内忧外患夹击下的“保守的革命”与制度性僵化。我们首先对洋务运动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再评估，重点分析了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工业化努力，如何在既有的士绅阶层结构和官僚体系制约下，产生了结构性的张力。它未能从根本上瓦解传统权力分配逻辑，反而催生了一批具有新型资源基础的“地方实力派”，为后来的权力分散埋下了伏笔。 随后，本书详尽梳理了清末新政的复杂效应。新政的启动，特别是军事现代化（新军的建立）与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的推行，在客观上加速了传统社会秩序的解体。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留学生与本土受新式教育者）的涌现，构成了挑战旧有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力量。我们考察了他们如何从最初的温和改良诉求，逐步转向对“国体”的根本质疑，并详细分析了立宪派与革命派在对未来政治形态的构想上，基于不同的社会基础和精英认知差异所产生的不可调和性。 第二部分：民间社会的分化与地方权力重构（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 近代中国的转型并非自上而下的单向过程，更是自下而上、充满复杂博弈的社会重塑。本章将目光投向了传统社会的中层结构——士绅、商会、地方自治团体以及秘密结社。 我们详细探讨了精英阶层在政治变迁中的“分化现象”。一方面，部分地方士绅通过参与地方团练、兴办实业、捐输军费等方式，成功实现了向“新式绅士”或“地方精英”的身份转型，这使得他们在共和初年的地方权力真空期，成为维护或颠覆地方秩序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本书也关注了城市工人阶层和手工业者在传统行会瓦解后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如何在新兴的工厂环境中，开始孕育出不同于传统农民的集体行动模式。 此外，本书对民国初年地方军阀崛起的经济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我们认为，军阀的长期存在，不仅是中央权力失衡的结果，更是晚清以来地方税收权力、盐税、厘金等财政资源向地方军事集团集中的结构性体现。不同军阀之间的联系和冲突，往往根植于区域性的资源获取竞争，而非单纯的意识形态分野。 第三部分：思想的熔炉与“国民性”的再思考（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 思想领域是本书批判性探讨的核心。在“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下，中国知识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大爆炸。本书摒弃了将这一时期思想史简单视为“西方思潮涌入史”的传统看法。 我们重点考察了“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引入过程中的本土化困境。例如，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是如何在面对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和对“秩序”的极度渴求时，对其理论进行了自我修正或阉割。同时，本书也细致描绘了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脉络——从早期的排满情绪，到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民说”，再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最终定型。我们分析了这些新思想如何试图重塑“中国人”的集体身份，以及这种塑造过程中，对传统儒家伦理和家庭制度所产生的剧烈冲击与复杂调适。 最后，本书探讨了“国民性”批判思潮的内在矛盾。知识分子在呼吁国民素质提高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底层民众在政治参与和教育普及方面的制度性障碍。这种精英视角下的批判，是如何影响了早期共和政体建设中“人民主权”理念的实践效果，是本书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之一。 学术价值与特点： 本书融合了社会史、政治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材料运用扎实，大量参考了晚清地方志、商业档案、早期报刊以及海外学人未曾充分利用的档案资料。它提供了一个更为细致、去意识形态化的近代史切面，揭示了革命与共和的建立，是建立在一系列复杂的、未被彻底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之上的，为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与断裂性，提供了坚实的分析框架。本书适合所有对中国近代政治变迁、社会结构重组及思想文化转型有深入研究兴趣的读者、历史学者及相关专业学生阅读。

评分☆☆☆☆☆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这本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它成功地将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融为一炉，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我特别赞赏作者在引用和批判性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时的那种审慎态度。它不是简单地重复或继承已有的观点，而是总能在现有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或提供新的解释路径。比如，在探讨早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动因时，作者并没有直接归咎于单一的内部失误或外部压力，而是构建了一个包含体制惯性、资源约束与国际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模型。这种深入肌理的分析，使得这本书的结论更经得起推敲。对于希望深入理解国家发展逻辑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充满启发性的研究范本，它教会你的不仅仅是历史事实，更是一种严谨的、批判性的历史思维方式。

评分☆☆☆☆☆

我非常喜欢作者在梳理不同区域发展差异时所展现的宏观视野和微观洞察力的结合。要知道，一个如此庞大和复杂的国家在建国初期的发展绝不是铁板一块，不同地区面临的挑战、拥有的资源以及受到的影响都大相径庭。这本书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没有用单一的模式去套用所有地区，而是分别剖析了沿海工业基地、内陆农业省份以及边疆地区的特殊国情。我特别留意了书中对某一特定时期内陆地区资源调配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讨论，那简直就是一幅关于“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撬动全国性发展”的教科书式案例。作者引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地理分析，使论证更有说服力。读完后，我对“平衡发展”这个概念有了更深刻、更具操作性的理解，而不是停留在口号层面。这本书在展现统一性的同时，也细致描绘了复杂性，这才是历史的真实面貌。

评分☆☆☆☆☆

这本书的结构设计非常巧妙，它没有采用那种僵硬的年代划分法，而是围绕一些核心的主题和发展脉络展开，使得阅读体验非常连贯。特别是关于社会思潮和文化建设的那几个章节，简直是点睛之笔。在关注国家宏观建设的同时，作者没有忽视人民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变化。我记得读到关于教育普及和知识分子动员的部分时，深感震撼。那一代人在物质极度匮乏的背景下，对知识和未来的那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这本书真实地捕捉到了这种精神内核。作者的文字充满了历史的温度，让你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这种对“人”的关注，使得冰冷的政治和经济事件都染上了鲜活的情感色彩。它不仅仅是关于“做了什么”，更是关于“人们是如何思考和感受的”。

评分☆☆☆☆☆

这本书真是太棒了，尤其是它对于细节的挖掘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我记得读到其中关于早期工业化进程的部分时，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非常强烈。作者并没有满足于泛泛而谈，而是深入到具体的技术引进、人才培养以及政策制定的微妙之处。比如，书中对“五年计划”的制定过程的描述，不仅仅是罗列了数据和目标，更展现了决策者们在资源有限和外部压力下的权衡与博弈。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历史人物评价时的那种审慎和客观，既没有过度神化，也没有一味贬低，而是将其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剖析。通过大量的档案资料和回忆录的比对，作者还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让这段历史变得立体而丰满。读完这部分，我仿佛能够听到当年工厂里机器轰鸣的声音，感受到建设者们那种艰苦奋斗却又充满希望的热情。那种对历史的尊重和严谨的研究态度，使得这本书的价值远超一般历史读物，它更像是一部生动的社会变迁实录。

评分☆☆☆☆☆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到位，特别是其中关于特定历史事件转折点的处理，张弛有度，引人入胜。我通常不太喜欢过于学术化的历史著作，但这本书的文字功底深厚，文笔流畅，即便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理论，也能用清晰易懂的方式阐释清楚。例如，在描述特定外交政策转变的那一章，作者巧妙地穿插了当时国内外的舆论反应和高层会议的片段，使得整个决策过程的来龙去脉清晰可见。这种多维度叙事的手法极大地增强了可读性，让人很容易沉浸其中，忘记了这是一本严肃的历史研究。读到关键的高潮部分，常常会有一种“呼吸都快停滞”的感觉，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于我这种对宏大叙事保持好奇心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既有深度又不失趣味的绝佳视角，让人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也享受到阅读的乐趣。

评分☆☆☆☆☆

纸张一般，书的排版和印刷质量也不是很好内容看过之后再评

评分☆☆☆☆☆

杨老师的书一如既往的扎实过瘾。

评分☆☆☆☆☆

看起来还行，比想像中的要好，收货时看见只是用一层纸包装的还真是挺担心的。

评分☆☆☆☆☆

杨奎松的书，都是有信誉保障的

评分☆☆☆☆☆

这本书是老师给我推荐的，我就直接在京东下单了，快递一如既往地神速，纸质很好，值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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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给同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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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认真读，好书认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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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好评，习惯性认可京东服务，有问题会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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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东东，很好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