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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朋党的产生、发展、演变历史，剖析重要朝代的重要党争，把握不同朝代党争的特征、特质，力图凸现中国古代朋党政治发展的脉络和全貌。它按照历史顺序，以朋党发展演变为经，以人物、事件、活动、思想为纬，在叙说中注重人与制度的互动依存关系及其交互影响。因而既有学术性，又有较高的可读性。是目前专门研究和完整记述中国朋党的集大成作品，也是一部具有丰厚文化内涵、简明易懂的概论性学术通俗读物。

作者简介

　　朱子彦，1948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湖州。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大学著名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已出版相关著作《朋党政治研究》、《中国皇帝制度》、《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帝国九重天：中国后宫制度变迁》、《皇权的异化：垂帘听政制度》等。

精彩书评

　　从某种意义上言，一部官僚政治史即是一部朋党史。作为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著作，本书澄汰旧说，迭有新见，相信它的出版，为当下较为沉寂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卜宪群

　　《中国朋党史》对于中国古代朋党及党争作了贯通性的考察，将士大夫官僚的朋党和众多被称之为帝党、后党、太子党、诸王党、戚党、阉党的综合作了分析，揭示了朋党为何以血缘、地缘等宗法关系为纽带，环绕权力、财富的争夺及再分配而展开斗争。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一部重要著作。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姜义华

　　按照历史顺序，以朋党发展演变为经，以人物、事件、活动、思想为纬，在叙说中注重人与制度的互动依存关系及其交互影响。应该说，这是目前专门研究和完整记述中国朋党的集大成作品，也是一部具有丰厚文化内涵、简明易懂的概论性学术专题史读物。　　——本书总策划、编审 张爱民

目录

前言

导言 朋党的界定和主要特征

一 何谓朋党

二 各类朋党素描

三 血缘和地缘——群体结合的凝聚力

四 南北士大夫集团的对峙与抗衡

五 结党贪污，败坏吏治

六 “朋党兴，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

第一章 从萌芽到成形

一 朋党的滥觞与形成

二 卿族集团的人身依附关系

三 先秦诸子论朋党

第二章 东汉党锢之祸与清议运动

一 东汉选官制度

二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党争：党锢之祸

三 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月旦评

第三章汉魏晋鼎革与三国党争

一 汝颍卿相与谯沛将帅

二 孙吴的地域集团与立嗣之争

三 孟达反覆与诸葛亮北伐之失

——兼论蜀汉政权内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

第四章两晋党争与士族势力的盛衰

一 晋武帝与西晋王朝的党争

二 世家大族与门阀政治

三 个案研究：桓氏集团之兴亡

第五章 唐代朋党面面观

一 宰相与朋党

二 皇权与相权之争——以废王立武事件为中心

三 唐代科举制和牛李党争

四 李商隐——牛李党争的牺牲品

第六章 宋人朋党观与北宋的新旧党争

一 君子有党论

二 庆历新政与庆历党争

三 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探析

四 元祐更化和新旧党争的异化

第七章 胡蓝党案与明人论朋党

一 明代君主专制与胡蓝党案

二 明人论朋党

第八章 明朝中枢机构的党争

一 明代的内阁与党争

二 以卑临尊：明代的科道官与党争

第九章 明清之际的“小东林”——复社

一 复社成员与复社组织

二 复社与晚明科举

三 复社的政治活动

四 复社的结局

第十章 禁而不绝的清代党争

一 《御制朋党论》

二 官吏回避制度与制约宦官

三 康熙雍正朝的朋党案

四 帝党与后党的斗争

主要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第一章 从萌芽到成形

　　中国朋党古已有之, 与原始部落联盟、早期国家同时出现，与君主专制政体同时发展、膨胀和消亡。木本水源，朋党的出现必须追溯到上古社会的历史。

　　一 朋党的滥觞与形成

　　1、 朋党的形成与上古三代的政争

　　朋党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阶段，原先，朋、党二字与朋党是全不相干的概念。在先秦社会，“朋”是货币单位。上古以贝壳为货币，大体上是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1]商周君主以货币赏赐臣下，即以朋计数。如“癸子（巳），王易（赐）臣邑贝十朋。”[2]“既见君子，锡（赐）我百朋。”[3]抑或因为“朋”含有聚集、串联之意，后来便引申出“群”、“类”的意思来。如“群居而朋飞，”[4]将“朋”与“群”对举；“方以类聚，物以群分”，[5]则将“类”与“群”对举，由此说明，朋与群、类都成了近义词。此外，朋又演绎出同门、志同道合的意思。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何宴注：“同门曰朋”。[6]《周礼》称“五曰联朋友”，郑玄注：“同师曰朋，同志曰友”[7]。据此说明，处于同一师门的志同道合者，都可称为“朋”或“朋友”了。进而又引申为“朋比”之意。楚大夫屈原被贬，看到楚国政治昏暗，自己壮志难酬，不无痛楚地说：“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8]就是指责楚国满朝奸佞结党营私，抱成一团，使自己在政治上被彻底孤立。从文字学的角度讲，“朋”为古“凤”字。《说文》：“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朋为党字。”《白虎通》：“朋友者，何谓也？朋者，党也。友者，有也。”故朋党这个词，本来不是贬义词。然而《韩非子·有度》认为：“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意谓群臣交往，形成朋党，相互庇护，则臣下虽有大过，而君主无从得知也。故从君主角度而言，朋党是君主之敌。

　　“党”字在《周礼》、《尚书》、《论语》、《左传》等先秦典籍中皆已见之。党，从尚从黑。其本义为不鲜明。许慎《说文解字》训为“不鲜也”。段玉裁注：“《释名》曰：五百家为党，党，长也，一聚之所尊长也。此谓党同尚”。党的本义原是指周代乡以下的基层单位。《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乡党连称，即表示“乡里”、“族党”之意。后来引伸出以类相从之义。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9]意思是说：人们的错误，总是与他那个集团的人所犯错误性质是一样的。观察种种不同的错误，就知道仁了。

　　自商周以降，直到春秋，甚至明清时期，人们还长期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习惯，“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刘宝楠正义：“乡党，父兄宗族之所在。”[10]这表明了乡党的特征，它涂上了厚厚的一层宗族血缘关系的色彩。在乡党中，人们存在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大家都有义务加以维护。楚国的叶公与孔子在这个问题上就曾有过一番争论：“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1]在这里，叶公表示了一种新的观念，即随着旧的宗族血缘关系被冲破，虽然亲如父子，也必须依法行事，父亲偷了羊，儿子也应去官府告发。而孔子囿于传统的亲亲观念的束缚，仍然将宗法关系置于国家法律之上，认为在乡党之内，父子之间有着相互庇护的义务。一旦犯法，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就从党的本义中引伸出“党附”的新义来。但如此一来，社会就不会有公平、公正和正直，为了反对“党附”，反对徇私舞弊，有人就大力倡导无党无偏，如《尚书·洪范》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在后世演变过程中，又将志同道合之人称作“党人”，如屈原《离骚》云：“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又如《后汉书·灵帝纪》曰：“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正因为朋、党两字在演变过程中，字义逐渐接近，都带上了朋比、党附的新义，所以到春秋战国之际，便合成为“朋党”一词，为人们所广泛使用。

　　如果单从语义、字意的角度来探讨朋党概念的来龙去脉，恐怕仍不够深入。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变革在各国迅速展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各个对立派别都把集结朋党势力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有效手段。朋党斗争已经成了政治领域内的常见现象，因而被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和重要问题提了出来，为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所重视。大臣结党与否直接关系到封建统治能否巩固、专制君权能否维持的头等大事。先秦思想家韩非子尖锐地指出：“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12]这是将山东六国的统治危机与朋党活动直接挂起钩来，将造成山东六国“地削主卑”的原因归之于朋党。

　　朋党孕育产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还是先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谈起。这个时代相当于我国由部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时期。在频繁的部落对外掠夺战争过程中，部落联盟首领和军事首长都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私人财富。如舜经四岳推荐，被尧确定为部落联盟首领继任人选后，尧便将两个女儿嫁给了舜，还“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13]这种赏赐类似于后来的贵族陪嫁，可见尧是拥有不少私有财产的。

　　舜生活于一个“父顽，母嚣，弟象傲”的家长制家庭之中。舜父瞽叟、弟象对舜的财产垂涎欲滴，竟然串通一气，干出谋财害命的勾当来，并且事先拟定了分赃的办法：“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14]幸而舜的“命大”，才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这个故事虽然带有传奇色彩，但是它却为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即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在家长制家庭内部已经出现了争夺财产的现象，而权力作为增殖私人财富的重要手段，部落联盟首领之间的斗争也就接踵而来。

　　尧舜禹时期实行禅让制，部落联盟首领依然由联盟议事会选举产生。尧为了确定联盟最高首领的继任人选，曾多次征求各部落首领的意见。放齐说：“胤子（丹）朱启明”，提出由尧子丹朱继任，驩兜则提名由共工继任，都给尧否定了，最后尧才决定接受“四岳”的提议，以舜为继任人。后来驩兜又推荐共工为工师，这次总算得到了尧的同意。这一切完全合乎部落联盟议事会的议事规则。然而在舜摄政之后，便采取了部落联盟内部前所未有的措施：“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15]他们的具体罪行分别是：共工“淫辟”；鲧治水无功，劳民伤财；三苗则“在江淮、荆州数为乱”；[16]舜唯独没有指出的驩兜罪名。大概是因为驩兜一再推举共工任部落联盟要职，因而受到株连吧。《左传》中有关舜流”四凶族”的记载可资佐证。《左传》中的四凶族分别是指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据杜预注释，前三凶即为驩兜、共工和鲧。浑敦，即驩兜，其罪行是“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嚣不友，是与比周。”[17]所谓“比周”，在先秦诸子的目光中，即是朋比结党的行为。《左传》的记载与《尚书》、《史记》稍异，这大概是“传闻异辞”之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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