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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威廉斯 著，阎嘉 译

图书标签:

• 现代主义
• 政治哲学
• 文化批评
• 新国教派
• 意识形态
• 政治理论
• 现代思想
• 西方哲学
• 文化战争
• 批判理论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034319

版次：1

商品编码：10284770

品牌：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装：平装

出版时间：2002-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98

内容简介

　　 《现代主义的政治》是根据威廉斯生前的计划编成的一本论文集，汇集了他去世前10年中所撰写的11篇文章（不包括《附录》）。尽管这些文章的主题不同，但它们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威廉斯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关注的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放到文化研究的视野中加以考查，并提出了的文化理论的主张，同时又避免落入“后现代主义”的窠臼。

作者简介

雷蒙德·威廉斯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生于1921年，在剑桥大学担任了多年的戏剧教授，直到1983年退休。他于1988年去世。他的主要著作有《文化与社会》（1958）、《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政治与文学》（1979）、《唯物主义和文化问题》（1980）及《希望的资源》（1989）等。此外，他还写过几部小说。特里·伊格尔顿称他是“能将理性与情感罕见地结合起来的作家”。

目录

编者按
编者引言：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1．现代主义是何时？
2．大都市概念与现代主义的出现
3．先锋派的政治
4．语言与先锋派
5．作为政治论坛的戏剧
6．《现代悲剧》编后记
7．电影与社会主义
8．文化与技术
9．政治与政策：艺术委员会的实例
10．文化研究的未来
11．文化理论的运用
附录：媒介、边缘与现代性（雷蒙德·威廉斯与爱德华·萨义德）
索引

前言/序言

总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日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日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象，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诗人韩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韩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8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期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显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 一、 时代背景与思想动荡：现代主义思潮的勃兴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大地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古老的农耕文明正在被机械化、理性化的工业文明所取代，固有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体系受到严峻挑战，而民族主义的兴起更是打破了原有的国际秩序。 在这股剧烈动荡的时代洪流中，一种全新的思想意识——现代主义——应运而生。现代主义并非单一的哲学理论或政治纲领，而是一种广泛而深刻的精神状态，它体现在艺术、文学、哲学、社会学乃至政治等各个领域。它最核心的特征是对传统的反叛与超越，对革新与未来的大胆探索。现代主义者们普遍质疑权威、拒绝教条、拥抱变化，他们试图在纷繁复杂的现代世界中寻找新的意义、新的秩序、新的表达方式。 在艺术领域，现代主义艺术家们打破了学院派的陈规，追求形式上的创新与突破，从印象派的光影实验到立体派的几何解构，从象征主义的内心挖掘到表现主义的情感宣泄，都在不断挑战着既有的审美标准。在文学领域，意识流、碎片化叙事、反英雄人物等手法层出不穷，展现了对个体内心世界和复杂人性更为深刻的洞察。在哲学领域，尼采的“权力意志”和“重估一切价值”，柏格森的“生命冲动”，以及后来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思潮，都在试图重新审视人的存在、自由与意义。 然而，这种对传统和权威的质疑，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影响。随着教会的世俗化和国家权力的扩张，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宗教与国家、信仰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常常与宗教信仰紧密相连，教会不仅是精神的指引者，也往往扮演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但在现代化的浪潮下，国家权力日渐强大，试图垄断社会话语权，而科学理性则挑战着宗教的解释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一书应运而生。它并非探讨现代主义艺术的演变，也不是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梳理。本书的聚焦点，在于分析在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政治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以及由此而涌现出的各种思潮和政治运动。尤其重要的是，它关注的是一种特定的政治现象——“新国教派”的崛起，以及与之相对立的、反对此种趋势的各种政治力量和思想主张。 二、 “新国教派”的兴起：国家与宗教的重塑 “新国教派”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并非指某个具体的政党或组织，而是代表了一股在现代主义浪潮中出现的、具有特定政治倾向的思潮和运动。这股思潮的核心，是对国家权力的极度推崇，并试图将国家塑造成一种超越一切的、具有 quasi-religious（准宗教）性质的权威。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的概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国家的边界被划定，民族的认同被塑造，国家的意识形态被积极推广。当传统宗教的权威受到削弱，而人们又渴望寻找一种新的归属感和精神寄托时，国家便成为了一个天然的替代品。新国教派的拥护者们，将国家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认为国家拥有绝对的权威，能够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并引导人民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这种“国家崇拜”并非仅仅是简单的爱国主义。它往往伴随着一种对国家神圣性的解读，将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甚至将服从国家等同于一种道德义务和宗教虔诚。他们常常提倡一种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调个人的渺小和国家的伟大，将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在这种观念下，国家机器被赋予了近乎神圣的权力，国家的法律和号召被视为不可违逆的圣旨。 新国教派的出现，也与对现代社会混乱和道德滑坡的担忧有关。在他们看来，传统道德的瓦解、个体主义的膨胀，导致了社会的无序和人心的不安。而强大的国家，能够通过强制性的手段，重建社会秩序，恢复道德规范，并为民众提供明确的行为准则和精神指引。因此，他们倾向于支持一个高度集权、强大的国家，并对任何削弱国家权威的力量持警惕和敌视态度。 这种思潮的体现，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对绝对主义政治制度的推崇，对强人政治的迷恋，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狂热宣传，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漠视，以及对异见者和少数群体的压制。在一些极端情况下，这种对国家的“神化”甚至可能演变为一种危险的民族主义狂热，将国家民族的优越性置于一切之上，并对其他国家和民族采取敌视和侵略性的态度。 三、 反对与抗争：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坚守 《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一书，并非仅仅是对“新国教派”思潮的描绘和分析，更重要的是，它聚焦于与之相对立的、反对这种集权化和“国家神化”倾向的政治力量和思想主张。这些反对力量，虽然形式多样，但其核心都体现了对多元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体尊严的坚守。 首先，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新国教派的重要力量。他们坚持认为，个体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和压迫，认为国家权力的边界必须受到法律和宪法的约束，不能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自由主义者们倡导一个有限政府，强调分权制衡，并致力于保障公民社会的独立空间，反对国家对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他们认为，真正的社会进步和繁荣，在于鼓励个体的创造性和自主性，而不是将个体淹没在集体之中。 其次，多元主义者也构成了反对新国教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认为社会是由不同群体、不同利益、不同文化组成的，不存在单一的、普适的真理或价值体系。因此，他们主张尊重和包容各种不同的观点、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反对任何试图强制推行单一意识形态或价值标准的做法。多元主义者们强调对话、协商和妥协，认为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才能构建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 此外，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扮演着重要的反对角色。他们不满足于接受被灌输的意识形态，而是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才华，对权力进行质疑，对现实进行反思，并揭示“新国教派”背后的虚伪和危险。他们的作品，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学术研究，都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抵抗，提醒人们警惕集权主义的诱惑，并捍卫人类的思想自由和独立人格。 本书所探讨的“反对新国教派”的政治，并非仅仅是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更是一种关于社会发展方向、国家与个体关系、以及人类自由价值的深刻辩论。它审视了在现代化的激流中，那些试图将国家变成新的宗教，将个体淹没在集体狂热中的力量，以及那些坚持捍卫个体尊严、多元价值和自由精神的抗争。 四、 核心议题与深刻洞见 《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一书，旨在深入剖析现代主义时代下，政治领域所面临的深层矛盾和复杂困境。它聚焦于以下几个核心议题： 权力与崇拜的界限： 在传统宗教影响力衰退的时代，国家权力为何会成为一种新的崇拜对象？这种“国家崇拜”是如何运作的？它对个体和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个体自由与集体意志的张力： 当集体意志被推崇至至高无上时，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反对新国教派的力量，是如何在集体主义的洪流中，坚守个体价值的？ 理性与非理性在政治中的角色： 现代主义既强调理性，也带来了非理性的反动。新国教派的狂热和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在多大程度上是非理性因素的产物？反对者们又如何运用理性和批判思维来应对？ 意识形态的建构与解构： 新国教派是如何通过意识形态的建构来巩固其权力的？反对者们又如何通过批判和解构这些意识形态，来揭示其内在的矛盾和虚假？ 现代性的双重性： 现代性既带来了进步和解放，也孕育着新的压迫和异化。本书如何揭示现代性在政治领域所展现出的这种矛盾性和双重性？ 通过对这些议题的深入探讨，《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一书不仅为我们理解20世纪初的政治格局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更对当下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权力滥用、意识形态极化以及对个体自由的挑战，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它提醒我们，在追求社会进步和秩序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对自由、多元和个体尊严的捍卫。本书将带领读者穿越历史的迷雾，审视一种危险的政治模式的兴起，以及与之抗争的、守护人类基本价值的力量。

评分☆☆☆☆☆

这本书给我的感受，与其说是一本关于历史政治的书，不如说是一次关于“权力运作方式”的深入剖析。作者在描述“新国教派”如何利用话语权、如何构建符号象征来吸引追随者时，我仿佛看到了当代社会营销和宣传的影子。那种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标签化，然后提供一个看似简单明了的解决方案的策略，在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阐述“新国教派”的组织结构和动员方式时，运用了大量的案例研究，让我切实感受到一个政治运动是如何从思想萌芽，一步步发展成具有实际影响力的力量的。这种从微观的个体行动到宏观的政治格局的层层递进，使我得以理解，政治并非只是少数人在幕后操纵的游戏，而是无数个体信念、欲望和社会需求的汇聚与碰撞。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让我对“被说服”的机制产生了更深的警惕。它揭示了，即便是在看似“反对”某种既定秩序时，也可能潜藏着建立另一种形式的权力结构。这种辩证的视角，让我开始审视自己是如何被各种信息影响，又是如何形成自己的政治判断的。

评分☆☆☆☆☆

《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带给我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对“意义危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认识。当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冲击，人们便容易陷入一种“意义真空”。“新国教派”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种“意义危机”的回应。他们试图通过提供一套新的意义框架，来帮助人们理解和应对复杂的世界。“新国教派”的行动，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更是一种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尝试。作者在描述他们试图重塑社会价值观，重建集体认同的过程时，让我联想到许多当代的文化运动和社会思潮。它们同样试图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为人们提供锚点和方向。我开始反思，政治的本质，或许远不止于权力的分配和利益的博弈，它更关乎于如何构建社会的共同意义，如何维系群体的凝聚力。这本书让我对“国教”这个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形式，更可能是一种社会共识的象征。而“反对新国教派”，则意味着对这种试图强加于人的“意义”的质疑和反抗。

评分☆☆☆☆☆

我近期有幸拜读了《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这本书，虽然书中详细剖析了“新国教派”兴起背后的复杂政治博弈，但我更关注的是其引申出的关于“现代性”本身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演变与挑战。作者在梳理“新国教派”思想时，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个体主义等核心概念，而这些正是现代主义的基石。在阅读过程中，我反复思考，这些在当时被视为进步和解放的力量，是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被重新解读、甚至被质疑的？这本书巧妙地将具体的政治派别斗争，置于一个更宏大的思想史框架之下，让我得以窥见“现代”这个概念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不断被建构、解构和重塑的过程。例如，书中对于“新国教派”试图确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以回应社会变迁的论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上无数次由社会思潮引领的变革。这种将政治行动与深层意识形态焦虑联系起来的写法，对我理解当代社会中各种“主义”的出现和消亡，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视角。我甚至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用“新国教派”的思维模式去审视一些社会现象，试图辨析其中是否存在类似的“试图建立新秩序”的冲动。尽管书本身聚焦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群体，但其所揭示的关于社会转型期的价值真空、以及精英阶层试图填补这一真空的策略，具有普适性的意义。

评分☆☆☆☆☆

这本书对于我理解“保守”与“激进”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概念，是如何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相互转化的，提供了新的视角。虽然书名直指“反对新国教派”，但作者在分析“新国教派”的形成时，深入探讨了他们所“反对”的对象，以及他们为何会选择“反对”这条道路。我开始思考，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的“激进”并非源于对现状的全然否定，而是源于对某种“不符合理想状态”的“保守”现状的强烈不满。而“新国教派”所代表的，或许正是一种对原有秩序的“保守”反思，并试图通过一套新的“激进”手段来纠正其弊端。这种对政治光谱的动态理解，让我不再简单地将政治立场划分为“左”和“右”。我更倾向于去理解，不同群体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其根本的出发点是什么，他们所渴望达到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书中对“新国教派”成员的动机和情感的刻画，也让我看到，政治行动往往与个人的身份认同、情感需求以及对社会公平的朴素追求紧密相连，而非仅仅是抽象的意识形态斗争。

评分☆☆☆☆☆

读罢《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关于“合法性危机”的讨论。书中对于“新国教派”为何会受到部分人群的拥护，以及他们如何挑战当时主流的社会契约和政治权威，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证。我尤其关注书中对“新国教派”所提出的“替代性叙事”的分析。在任何社会转型期，旧的解释体系可能已经无法充分回应新的社会现实，这时，新的叙事便有了生存的空间。“新国教派”正是抓住了这种“叙事真空”，通过构建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吸引了那些在变革中感到迷失或被边缘化的人群。这种对“叙事”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的强调，让我对当下各种“主义”的兴起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它们往往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社会现实的某种回应，并试图以一种新的故事来重塑人们的认知。作者在分析“新国教派”时，并没有简单地将他们定性为“反动”或“进步”，而是着重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他们所采取的策略，这种中立而深刻的分析，让我能够更客观地看待历史上的政治现象。

评分☆☆☆☆☆

第四，后现代的心态和思维模式特征是，“后现代”所要表达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及“不可化约”等精神状态和思想品位。（高宣扬：《后现代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10月版，第69页。）后现代人反对传统的思维模式，“不再顾忌逻辑思维和反思等严谨的和系统性的理性活动，只注意‘当下’立即可以达到的、并直接得到验证而生效的感性活动”，“同时，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复制’性质及其机遇性，一方面并不要求人们费尽心思进行思考，另一方面复制的高节奏和商效率也加强和促进了‘光看不想’的倾向。”（高宣扬：《后现代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10月版，第72页。）后现代文化产品显示出“一看就懂”、“一看就照着做”的特征，因此，文化快餐像漫画、卡拉OK等边看边唱、边玩边思考的思维方式，迅速地在后现代文化的泛滥中扩散和蔓延。

评分☆☆☆☆☆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8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评分☆☆☆☆☆

《现代主义的政治》是根据威廉斯生前的计划编成的一本论文集，汇集了他去世前10年中所撰写的11篇文章（不包括《附录》）。尽管这些文章的主题不同，但它们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威廉斯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关注的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放到文化研究的视野中加以考查，并提出了“超越现代”的文化理论的主张，同时又避免落入“后现代主义”的窠臼。

评分☆☆☆☆☆

手炼制的，能治百病，去暑却寒，只是却也被姓朱的丫头拿去了，要不然就算不能药到病除，却也不会像眼前这个样子。”说着，他紧紧咬了一下牙，恨恨地道：“这个丫头心真狠，也亏她想得出来，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方，还弄瘫了我们的腿。”一面说，他大声地喘着气，状是无可奈何。忽然他翻身坐起来，喘息道：“不行，我们得想个法子出去，要不然我会死在这里。”大雅脸上立刻现出了张慌。“来！你扶着我下床……”吴明喃喃着道：“让我们试试看，是不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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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代和后现代性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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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以科学为基础，讲求理性与逻辑，实验探证。其中牛顿的力学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及弗洛伊德对自我的研究为现代主义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此论述需要引用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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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后现代的心态和思维模式特征是，“后现代”所要表达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及“不可化约”等精神状态和思想品位。（高宣扬：《后现代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10月版，第69页。）后现代人反对传统的思维模式，“不再顾忌逻辑思维和反思等严谨的和系统性的理性活动，只注意‘当下’立即可以达到的、并直接得到验证而生效的感性活动”，“同时，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复制’性质及其机遇性，一方面并不要求人们费尽心思进行思考，另一方面复制的高节奏和商效率也加强和促进了‘光看不想’的倾向。”（高宣扬：《后现代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10月版，第72页。）后现代文化产品显示出“一看就懂”、“一看就照着做”的特征，因此，文化快餐像漫画、卡拉OK等边看边唱、边玩边思考的思维方式，迅速地在后现代文化的泛滥中扩散和蔓延。

评分☆☆☆☆☆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象，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评分☆☆☆☆☆

作为文化研究著作来读，还是很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