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与社会治理:瓮安之乱到瓮安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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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亚东 著
图书标签:
  • 应急管理
  • 群体性事件
  • 社会治理
  • 瓮安事件
  • 危机处理
  • 公共安全
  • 社会稳定
  • 基层治理
  • 事件演变
  • 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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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ISBN:9787503552861
版次:1
商品编码:11466716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62
字数:40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与社会治理:瓮安之乱到瓮安之治》是我对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一些思考和体会。写此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著书立说。我从事公安、政法工作近40年,—直战斗在第一线。我先后参与了安徽“池州‘6—26’事件”、贵州“瓮安‘6—28’事件”等多起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直接的经历使我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有了较多的思考和较深的体会。

作者简介

  崔亚东,汉族,1954年12月出生,河北蠡县人。1969年12月入伍,1974年3月入警,曾任合肥市公安局民警、干事、政治处副主任、五处副处长、收容审查所所长,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2006年11月,任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2013年4月,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序/单光鼐
序/薛 澜
上 篇: 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章 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基本理论
一、突发事件
(一)突发事件的概念
(二)突发事件的分类
(三)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与公共危机、危机管理
二、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一)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二)群体性事件名称的历史沿革
(三)群体性事件概念的历史沿革
三、群体性事件的分类、分级
(一)群体性事件的分类
(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分级标准
四、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征
五、重大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
(一)涉及民生类
(二)涉及征地拆迁类
(三)涉及决策不当类
(四)涉及非正常死亡类
(五)涉及执法不当类(城管执法)
六、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
(一)事发突然,演变迅速
(二)人数众多,规模庞大
(三)行为激烈,后果严重
(四)无直接利益人员从众参与
(五)围堵、冲击国家机关
(六)网络舆情助推群体性事件发展
七、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影响
(二)社会建设滞后
(三)社会矛盾积累
(四)社会管理薄弱
(五)社会治安不好
(六)基层基础薄弱
(七)干群关系紧张
(八)应急处置能力缺失
八、 群体性事件的处置
(一)处置原则
(二)坚守的底线
(三)处置职责
1 县级人民政府的职责
2 主要责任人的责任
3 公安机关的职责
(四)处置措施
(五)责任查究
第二章 群体性事件预防与化解
一、群体性事件的可预防性
(一)从群体性事件的属性看,群体性事件是可以预防的
(二)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看,群体性事件是可以预防的
(三)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过程(规律)看,群体性事件是可以预防的
(四)从群体性事件造成的后果看,群体性事件的前期预防比后期处置更重要
二、预防与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指导思想
(一)用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群众工作统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化解
(二)用“和谐”的理念和“和谐稳定”观指导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化解
(三)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化解
三、群体性事件预防与化解的机制建设
(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
(二)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三)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
(四)建立健全群众诉求表达机制
(五)建立健全群众权益保障机制
四、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管理
(一)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建设
(二)群体性事件应急机制建设
(三)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专门力量建设
(四)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置演练
第三章 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要点
一、第一时间,快速反应
(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二)第一时间上报信息
(三)第一时间发布信息
二、控制现场,疏导情绪,疏散人群
(一)群体性事件现场的特点
(二)群体心理特征及其作用
(三)现场处置的首要任务
三、迅速查明起因,准确判断性质
四、及时清除“诱源”,有效消除“诱因”
(一)什么是“诱源”
(二)“诱源”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作用
(三) 及时清除“诱源”,消除“诱因”,阻断事件升级、恶化的进程
(四)有关案例的分析
1 贵州瓮安“6?28”事件的现场“诱源”— 停尸现场
2 安顺西秀区“7?26”事件的现场“诱源”— 邓某的尸体
3 贵州黔西“8?11”事件的现场“诱源”— 车主夫妇及其摩托车
4 湖北“石首事件”的现场“诱源”— 厨师尸体
5 安徽池州“6?26”事件的现场“诱源”— 刮擦行人的车辆及当事人
五、做好群众工作,发挥政治优势
六、坚持“三个慎用”原则,切实把握好处置的度
(一)“现场不抓人、尽量少流血、绝对不死人”
(二)“慎用”绝不是不用
(三)正确使用强制措施
(四)做到“两个绝对”
七、扎实做好善后工作,坚决防止事态反弹
第四章 新媒体时代的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
一、新媒体时代
(一)什么是新媒体
(二)新媒体的特点
(三)移动互联网时代
二、互联网及网络舆情特征
(一)互联网已成为社会舆论的集散地
(二)互联网已成为治国理政的新平台
(三)互联网已成为社会服务的新渠道
(四)互联网已成为社会管理的新领域
(五)互联网已成为网络舆情事件的发源地
( 六) 网络舆情助推群体性事件发展
三、贵州近年来重大、敏感事件舆论引导的经验和教训
(一)典型经验案例
1 贵州德江“6?25”非正常死亡事件舆论引导的经验
2 贵州德江“2?8”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的经验
3 贵州思南“响水洞水源事件”舆论引导的经验
(二)教训案例
1 “瓮安事件”舆论引导的教训
2 安顺西秀“7?26”事件舆论引导的教训
3 毕节“11?16”事件舆论引导的教训
四、舆论引导能力建设
(一)舆论引导的原则
(二)舆论引导机制和能力建设
第五章 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的法制建设
一、加快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的立法
二、当前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的法律法规及存在的不足
(一)目前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要依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的不足
(三)实际处置中的“两难”境地
三、从三类多发性事件看立法的紧迫性、重要性
(一)关于涉及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理的立法
(二)关于涉及征地拆迁事件处理的立法
(三)关于涉及城管执法事件处理的立法
中篇 :透视“瓮安事件”—“大乱”到“大治”
第一章 “ 瓮安事件”的发生及应急处置
一、“瓮安事件”的发生
(一) 李树芬非正常死亡(自杀)事件
1 李树芬溺水死亡
2 公安机关接警、处警及施救
(二)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决定
(三)事件发展,升级恶化
1 停尸不埋,要求查明死因
2 对尸检、调查结论不认可,提出高额赔偿
3 死者叔叔被打致伤,激化了矛盾
4 谣言泛滥,情绪发酵
(四)事件的爆发
二、“瓮安事件”的应急处置
(一)接报并启动应急预案
(二)采取强制措施,控制局势,恢复秩序
(三)迅速公开发布信息
(四)人员再聚,局势可控
(五)群众工作为主,强制措施为辅,事态彻底平息
第二章“ 瓮安事件”原因剖析—易事拖难,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一、前期处置不当:矛盾在拖延中激化
(一)方法不当,调处不力,失去良机
(二)权威信息失语,谣言传播泛滥
(三)情报失灵,深陷危机,失去主动
二、现场处置不力:矛盾在等待中升级
(一)现场控制不力,失去化解先机
(二)现场指挥不力,机会在等待中失去
(三)警力不足、通信不畅、装备匮乏,形不成战斗力
第三章“ 瓮安事件”深层次原因剖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一、“瓮安事件”发生的大背景
(一)从党和国家的大局来看
(二)从贵州省情来看
二、“瓮安事件”深层次原因
(一)科学发展观不牢,社会建设滞后
(二)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群众怨气大
(三)社会管理薄弱 群众安全感低
(四)基层基础薄弱,执政根基不牢
(五)群众观念淡薄,干部作风不正,干群关系紧张
三、“瓮安事件”参与人员的分析
(一)亲友参与,组织游行
(二)无直接利益人员从众参与,推波助澜
(三)黑恶势力成员积极参与,造成严重危害
(四)未成年人、中(小)学生盲目参与,增加了现场处置的难度
第四章 变教训为财富—瓮安由大乱到大治
一、转变作风赢得民心
(一)思想教育大讨论
(二)纪律作风大整顿
(三)五年转变大收获
二、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一)确定发展、民生、稳定三大主题
(二)增强经济实力,实现成果共享
三、化解矛盾,消除民怨
(一)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防患于未然
(二)建立“四级联调”工作机制,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三)建立专项救助资金,疏通社会矛盾的“堰塞湖”
(四)建立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理工作机制,防止小事变大
四、综合治理,打造平安
(一)严厉打击各类犯罪
(二)重拳出击,打黑除恶
(三)加强防范,强化治理
(四)做强基层,夯实基础,打牢执政根基
(五)强化对特殊人群的服务与管理,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
第五章 让生命重放光彩—瓮安违法青少年帮教工程和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除
一、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家庭、学校、社会负有更大的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二)参与“瓮安事件”青少年的基本情况
(三)参与“瓮安事件”的原因分析
二、教育、感化、挽救—让他们回归家庭、学校、社会
(一)思路的提出
(二)教育挽救工程的实施
三、轻罪记录消除—不让他们背上“历史的包袱”
……
下篇:破解难题——推进转型期社会治理创新工作
后记

精彩书摘

  1.要以维护群众利益为根本目标
  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也必须坚持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工作目标。必须始终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从人民最关C/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人手,从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做起,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住房以及食品安全等方面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根本上减少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群体陸事件。
  2.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思考和说话
  群众立场始终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我们党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说话办事,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做好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首先要站稳群众立场,为群众说话。在思想上要明确,群体性事件不是群众事件,更不能简单将其作为群众闹事事件来对待。一是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的,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二是当前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因利益冲突或者矛盾纠纷引起的,背后总是连着利益、关系民生;三是当群众利益与部门利益发生冲突时,首先要维护好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因此在具体工作中,要站稳群众立场,多为群众说话,要注意换位思考,用群众的眼光、从群众的角度来想问题、看问题、处理问题,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使群众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群众意愿得到充分尊重。
  3.要善用群众工作方法来解决问题
  群众工作是我们的传家宝。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就是最实际、最具体的群众工作。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用党的群众工作方法来解决问题、处理纠纷、化解矛盾。要认真学习借鉴“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社会组织的优势,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及时调解矛盾纠纷;要善用并创新群众工作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积极采取教育疏导、宣传引导、说理等方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有效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
  4.要带着对群众深厚的感情去做工作
  我们党是靠群众工作夺取政权的,是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中发展壮大的。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当前,一些地方矛盾积累,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其根本原因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没有做好。而这其中最为根本的则是缺乏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一些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侵犯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
  ……

前言/序言

  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
  研究群体性事件这些年,到过不少事发地,考察过不少事件,接触过不少人,公安民警一直就是我们在事发地开展“田野调查”必不可少的访谈对象。我与崔亚东同志的相识源于我对他的好奇和兴趣。
  2005年安徽池州“6·26”事件,当时他是现场应急处置的指挥者,时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2008年贵州瓮安“6·28”事件发生,现场处置的指挥者又是他,时任贵州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三年里,他“转战”两省,接连两次直接指挥处置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在新世纪之初全国时任公安厅、局长中是少有的。调查经验的直觉告诉我:但凡事件的亲历者,位置越“中心”,经历越丰富,就越有可能讲出“故事”,越有可能为研究者提供“深描”事件全过程所需的“情境化”的细节。由此,我把这位应急处置事件的“操盘手”列为必须寻访的重要对象。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同志也支持我,“要详细了解贵州是如何处置事件的,你一定还要和亚东同志谈谈”。
  我在完成第二次瓮安考察返回贵阳时见到了他。这是一次4小时的长谈。我的目的性十分明确,希望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具体细节,以及他对事件的“意义解释”。在谈话中,我不断提出问题,又不断挑起新的话题,他也尽量地满足我的要求,向我提供“有用”的信息。看来,他对这种研究性交谈还不厌烦,且很适应,一谈就是4个小时。从言谈中得知,他正在谋划如何从基层基础工作做起,如何从“前期”的预防、化解矛盾做起,破解社会管理中业已出现的棘手难题。冥思苦索,正在加强调查研究。看得出,他有使命感、责任心强、想干事、敢担当。这个衣着随意的人,精明、干练、头脑清醒,极富个性。我对这位坦诚地和学者打交道的高级警官心生好感。
  自打瓮安“6·28”事件被我们列为研究的典型“案例”后,因“田野工作”调查的需要,来来回回去过好几趟贵州,我对贵州自然也多了关注、观察,时时惦念和关注那里的人和事。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亚东同志和他所管理的部门。我注意到这几年贵州在社会管理上出现的一系列可喜变化和进步,亦注意到这其中为中央领导同志肯定、认同的事也多起来了;我能体会得到在这些创新、探索的背后,亚东同志为服务、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平稳、顺利发展付出的大量心血、汗水和辛勤劳动。
  “6·28”事件后,瓮安严厉整治干部纪律作风,认真听取民意、了解民怨,着力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疏缓社会矛盾、冲突,力求最大限度消解社会对抗,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
《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与社会治理:瓮安之乱到瓮安之治》 一、 前言: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审视 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当下,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与演变,已成为衡量社会稳定与治理能力的一面镜子。如何有效应对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加成熟、精细的社会治理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严峻课题。本书聚焦于“瓮安之乱”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深入剖析其发生、发展、高潮直至平息的全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和探讨了从“混乱”走向“治理”的深刻变革。我们并非仅仅回溯历史的尘埃,更是希望从一个具体而生动的案例中,提炼出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与社会治理的普遍性规律与实践经验,为当下及未来的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瓮安之乱”并非孤例,它折射出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与张力。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表征之下,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分配的失衡、公众参与的诉求、信息传播的加速,都可能成为引燃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一旦事件爆发,其潜在的破坏力,对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乃至经济发展都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理解并掌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是做好应急管理的前提;而从应急处置到长效治理的转化,则是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本书的写作,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的紧迫感和现实的使命感。我们希望通过对“瓮安之乱”的细致解构,展现一个从失序到有序、从危机到转机的治理过程。这不仅仅是一次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回顾,更是一次对社会治理复杂性的深度探索。我们将尝试剥离事件表象下的深层原因,探寻事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分析各方力量的互动博弈,并着重考察在事件平息后,当地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深刻的改革与创新,实现社会治理的转型与升级,最终走向“瓮安之治”。 二、 危机爆发:群体性事件的动因与特征解析 任何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多种社会因素交织作用下的必然结果。“瓮安之乱”的爆发,便是对这一论断的生动注脚。本书将对事件发生的深层动因进行详尽的梳理与分析,力求还原事件的复杂肌理。 首先,社会经济因素是孕育群体性事件的土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容易引发社会成员的不满与对立。特定群体在发展进程中可能被边缘化,其利益诉求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其次,利益诉求的失衡与冲突是直接导火索。当某一群体认为自身正当利益受到侵害,且传统的利益表达与协商渠道不畅通时,便可能采取群体性方式来表达诉求,以期引起重视并获得解决方案。这种利益冲突可能涉及土地征用、环境污染、劳动纠纷、社会福利分配等多个领域。 第三,社会信任的缺失与心理动员扮演着重要的催化剂角色。当社会成员对政府、对相关部门、甚至对某些社会机构缺乏信任时,负面情绪就更容易被放大和传播。谣言、误解、情绪化的信息在社交网络时代得以迅速扩散,能够有效地进行心理动员,将个体的不满汇聚成集体的行动。 第四,信息传播的加速与放大效应是现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特征。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普及,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空前,同时也增加了信息失真和被操纵的可能性。一次看似微小的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无限放大,形成巨大的社会关注度和舆论压力,从而加速事件的发酵和升级。 本书将深入剖析“瓮安之乱”发生前,当地社会存在的具体矛盾,例如因特定事件引发的公众对事件处理公正性的质疑、对相关部门公信力的挑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不满情绪的累积。我们将考察信息是如何传播、放大,并最终如何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群体性力量,将事件推向高潮。这一过程的细致描摹,将有助于读者理解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为后续的应急管理策略提供理论支撑。 三、 应急处置:危机应对的挑战与策略 群体性事件一旦爆发,能否在第一时间有效控制事态,是检验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关键。“瓮安之乱”的处置过程,既充满了挑战,也展现了应对策略的演变。本书将从多个维度深入分析这一过程。 首先,信息收集与研判是应急处置的基础。在危机时刻,准确、及时地掌握事件的性质、规模、参与人群、诉求内容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是制定有效应对方案的前提。书中将探讨在信息不完全、甚至存在虚假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有效的研判,避免误判与错失良机。 其次,现场控制与秩序维护是应急处置的核心任务。这包括如何科学布警、有效疏导、防止事态升级,以及在必要时采取的强制措施的界定与运用。我们将分析在“瓮安之乱”的处置过程中,现场指挥的策略选择、力量的调动以及在维护秩序的同时,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公众权益的侵害。 第三,沟通协调与利益纾解是化解危机的重要手段。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往往在于利益诉求,因此,有效的沟通与协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本书将重点关注在事件处置过程中,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渠道是否畅通,沟通方式是否得当,以及是否存在有效的利益表达与协商机制,能否通过对话化解矛盾,达成共识。 第四,舆论引导与信息发布在处置过程中至关重要。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通过权威、透明、及时的信息发布,引导社会舆论,消除谣言,争取公众的理解与支持,是稳定社会情绪、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环节。我们将分析在“瓮安之乱”的处置过程中,官方信息发布的策略与效果。 第五,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的建立是应急管理的前瞻性工作。本书将探讨在事件处置过程中,如何对潜在的次生风险进行评估,并为未来类似的事件建立有效的预警与响应机制。 对“瓮安之乱”应急处置过程的深入剖析,将揭示出在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例如信息不对称、沟通障碍、执法困境等。同时,也将提炼出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行之有效的策略与方法,为构建更加科学、人性的应急管理体系提供经验。 四、 社会治理的转型:“瓮安之治”的实践与启示 “瓮安之乱”的平息,并非意味着治理的结束,而是社会治理模式转型与升级的开始。本书将重点探讨在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深刻的改革与创新,实现从“乱”到“治”的转变,最终走向“瓮安之治”。 首先,完善利益表达与协商机制是根本性举措。在深刻反思事件根源的基础上,“瓮安之治”必然要致力于建立更加多元、畅通、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这包括鼓励公众参与社会事务,健全信访工作机制,完善听证会、协商会等制度,让群众的合理诉求能够得到及时、充分的表达和回应。 其次,加强社会监督与权力制约是实现“治”的重要保障。透明的权力运行、公开的决策过程,以及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能够从源头上减少不公,化解矛盾。本书将考察在“瓮安之治”的实践中,如何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第三,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从源头抓起,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是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途径。这包括加强社区建设,培育社会组织,发挥村民自治、居民自治的作用,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治理格局。 第四,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专业化水平是现代治理的必然要求。这意味着要运用现代化的管理理念、技术和工具,对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进行精细化管理。本书将探讨在“瓮安之治”的实践中,如何运用大数据、信息技术等手段,提升社会治理的效率与精准度。 第五,培育公民意识与法治精神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一个成熟的社会治理体系,离不开高素质的公民。本书将关注在“瓮安之治”的探索中,如何通过普法教育、公民教育等方式,提升公民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和理性表达能力。 “瓮安之治”的内涵,并不仅仅是事件的平息,更是一种治理理念的深刻转变,一种治理模式的不断探索与完善。本书将通过对这些实践的深入挖掘,提炼出其普遍性的经验与教训,为其他地区在面临类似挑战时,提供可借鉴的范例,也为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繁荣的社会提供有益的思考。 五、 结语:前行的路途与未来的展望 “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与社会治理:瓮安之乱到瓮安之治”这一主题,承载着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审视,以及对未来的期冀。从“瓮安之乱”的危机爆发,到“瓮安之治”的探索与实践,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在应对挑战、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艰辛与成就。 本书的梳理与分析,并非旨在为任何特定事件或模式作定论,而是希望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展现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与动态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累积的信号,而有效应对并从中实现治理的蝶变,则是社会走向成熟与文明的重要标志。 未来的社会治理之路依然充满挑战。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公众诉求的多样化,都将对现有的治理模式提出新的考验。然而,我们相信,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通过对治理规律的不断探索,通过构建更加民主、法治、开放、包容的社会治理体系,我们一定能够更好地应对挑战,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与人民的幸福安康。 本书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思考的起点,引发更多关于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与社会治理的深入探讨。愿我们都能从历史的回响中汲取智慧,在现实的变革中不断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社会治理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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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选题非常有现实意义,尤其是“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与社会治理”这一主题,在当前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是一名基层工作者,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其中不乏一些具有一定群体性特征的事件。因此,我迫切希望能够从这本书中学习到更专业的应急管理知识和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法。我特别想知道,书中对于“瓮安之乱”的分析,是否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操作性强的预警和防范机制,帮助我们提前识别潜在的风险点。同时,我也非常关注书中对于“瓮安之治”的论述,希望能够从中学习到如何在事件发生后,快速有效地恢复社会秩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书中是否能够分享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对于我们一线工作者来说,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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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接触到一本名为《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与社会治理:瓮安之乱到瓮安之治》的书,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书名中“瓮安之乱到瓮安之治”的表述,简洁有力地勾勒出了事件的演变轨迹和治理的成果。我作为一个对社会稳定和发展议题非常关注的普通读者,一直以来都对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抱有极大的兴趣。这本书的出现,恰好能够满足我这方面的求知欲。我期待书中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比如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的影响。同时,我也渴望了解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究竟采取了哪些有效的应急措施,以及这些措施背后的考量和逻辑。更让我期待的是,“瓮安之治”这一部分的论述,我希望书中能详细介绍当地在事件平息后,是如何着手进行长期的社会治理,如何修复社会关系,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管理机制,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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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整体色调偏向沉稳的暗蓝色,搭配着烫金的书名,既显得庄重又不失现代感。书名“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与社会治理:瓮安之乱到瓮安之治”本身就极具冲击力,让人一眼就能抓住核心主题。封面上隐约可见的图腾或是线条,似乎在暗示着事件的复杂性与治理的深度。翻开书页,纸张的质感也相当不错,厚实而富有韧性,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这是我作为一个实体书爱好者非常看重的一点。虽然还没有深入阅读,但仅凭装帧设计,就足以勾起我对书中内容的强烈好奇心。它传递出一种专业、严谨又不失人文关怀的信号,让我期待能够从中获得有价值的知识和深刻的思考。一本好书,往往从视觉和触觉就已开始吸引人,而这本书无疑做到了这一点,它让我觉得作者在内容的呈现上也一定倾注了同样的心血,值得我静下心来,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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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有着浓厚兴趣的读者,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治理的转型和发展。在我的认知中,群体性事件的有效管理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尺。这本书的书名“瓮安之乱到瓮安之治”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因为它触及了一个具体而又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够深入剖析“瓮安之乱”发生的原因、过程以及当时采取的应急管理措施,更重要的是,能够详尽地阐述在这一事件之后,当地是如何进行社会治理的,从而实现了从“乱”到“治”的转变。我希望书中不仅仅是理论的探讨,更能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案例分析,让我能够更直观地理解群体性事件的复杂性以及社会治理的精妙之处。我尤其关心书中是否能够提及一些创新的治理模式,或者是在传统治理框架下进行的改革,这些都是我作为一名研究者最为关注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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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期对社会治理和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当我看到《群体性事件应急管理与社会治理:瓮安之乱到瓮安之治》这本书时,便立刻被其独特的视角和扎实的案例所吸引。书名中的“瓮安之乱”无疑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而“瓮安之治”则预示着一个从危机走向成熟治理的转变过程。我非常好奇,书中将如何细致地描绘这一转变。我期待作者能够深入剖析“瓮安之乱”的根源,不仅仅是表面的导火索,更是潜藏在社会肌体中的深层矛盾。同时,我也希望能看到书中对当时应急管理措施的详细复盘,包括其有效性、局限性以及可能存在的争议。而“瓮安之治”部分,更是我关注的焦点。我希望书中能够详细介绍当地在事件后所采取的系列治理举措,例如在法律法规、社会政策、基层组织建设、公众参与等方面有哪些创新和突破,又是如何逐步化解社会矛盾,重建社会信任,最终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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