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六讲
第一讲 婚姻族制
第二讲 户籍阶级
第三讲 财产制度
第四讲 农工商业
第五讲 衣食居处
第六讲 交通通信
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
第一讲
第二讲
第三讲
第四讲
第五讲
第六讲
第七讲
第八讲
第九讲
第十讲
后记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极其精妙,它没有陷入那种堆砌史料的枯燥泥潭,而是像一位经验老道的历史向导,带着读者在历史的长河中从容前行。作者的笔触流畅自然,将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梳理得井井有条,让人在纷繁的事件中依然能抓住主线。尤其是在论述某些重大转折点时,那种层层递进的分析,仿佛将我带到了历史现场,让我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当时决策者的困境与抉择。这种叙述方式,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门槛,使得即便是初次接触这一领域的人,也能迅速沉浸其中,跟上作者的思路,而不是在密集的术语中迷失方向。
评分从一个长期关注历史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史料运用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它并非简单地罗列史料,而是展现出一种高度的驾驭能力,能够将来自不同侧面的史料熔于一炉,互相印证,形成强有力的论据。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那些存在争议的历史事件时所采取的审慎态度,他没有轻易下定论,而是呈现出多样的观点和证据链,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这种开放而又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这本书不仅是一部知识的载体,更像是一部关于如何进行严肃历史研究的范本,非常值得细细品味。
评分这本书在章节组织上的匠心独运,让人印象深刻。它似乎遵循着一种内在的逻辑骨架,知识点之间的衔接过渡非常平滑自然,几乎察觉不到明显的断层。比如,当讨论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时,作者总能巧妙地回顾前一个阶段的核心议题,作为承接点,让读者始终能保持对整体框架的把握。这种结构上的严谨性,使得阅读过程中的连贯性得到了极大的保证。我发现自己很容易就能根据书中的结构,在大脑中构建起一个清晰的知识地图,这对于后续的知识巩固和记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评分我必须赞扬一下这本书在思想深度上的建树,它绝非泛泛而谈的通史读物。作者对于核心概念的提炼和挖掘,展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书中对于权力结构演变、社会思潮更迭的分析,总能切中要害,直抵事物本质。很多我过去阅读其他资料时感到模糊不清的理论,在本书中得到了非常透彻的阐释,简直是醍醐灌顶。它促使我去反思和重新审视自己既有的历史观,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结论,在作者的逻辑推演下,都变得需要重新审视。这种能够“激活”读者思维的文本,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评分这部书的装帧和纸张质量实在令人惊喜,拿到手里分量十足,一看就是用心制作的精品。封面设计简约而不失古韵,那淡雅的色调和精致的字体搭配,让人立刻联想到书中所承载的深厚学问。我特别喜欢它内页的排版,字号适中,行距留得恰到好处,即便是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眼睛疲劳。而且,那些历史图表的清晰度和细节还原度都非常高,很多需要对照理解的概念,通过这些图表一下子就清晰了。看得出出版社在细节上是下了大功夫的,这对于我们这些珍视阅读体验的读者来说,简直是福音。翻阅这本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让人在接触知识的同时,也感受到一种对书籍本身的尊重与爱惜。
评分数有些旧
评分很好的书 谢谢合作 ok
评分书以人贵。未读其书,难辨高下,唯以作者之望取之。及书至翻检,简体横排,内容似未副作者之望也。
评分好
评分初读吕思勉先生的书,是从《先秦诸子概论》开始的。吕先生对先秦学术既有总论又有分论,于总论部分可以了解先生视野的宏大,于分论部分可以探知先生思维的缜密。尤其是分论各家的时候,先生“分析源流,兼及真伪,撮其大要,论其精义” 在讨论时,先生按照各家所处的时代要求出发,分析各家所针对的社会弊病,切合各家的初衷进行评析的做法,尤其应当注意。此外,先生还结合各家传人的实际行动来印证各家的理论,也是非常客观的做法。在品评各家优劣时,吕先生不受时评众论的影响,常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行文洒脱,颇为自信。 后来又读了吕先生的《三国史话》《经子解题》《读书十六法》等书,也均是收获颇丰。然而让我感受最为深刻的却是吕思勉述、黄永年记的《吕思勉文史四讲》。这本书是黄永年先生所记录的吕思勉先生当年授课时所说的内容,虽然并不成系统,但只言片语之间,颇让人获得意外之喜,尤其是对语文教学来说,可资借鉴的内容不仅很多,而且价值很大。
评分在京东买书要有些书籍的基本知识,现在的书与古书不同路。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评分初读吕思勉先生的书,是从《先秦诸子概论》开始的。吕先生对先秦学术既有总论又有分论,于总论部分可以了解先生视野的宏大,于分论部分可以探知先生思维的缜密。尤其是分论各家的时候,先生“分析源流,兼及真伪,撮其大要,论其精义” 在讨论时,先生按照各家所处的时代要求出发,分析各家所针对的社会弊病,切合各家的初衷进行评析的做法,尤其应当注意。此外,先生还结合各家传人的实际行动来印证各家的理论,也是非常客观的做法。在品评各家优劣时,吕先生不受时评众论的影响,常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行文洒脱,颇为自信。 后来又读了吕先生的《三国史话》《经子解题》《读书十六法》等书,也均是收获颇丰。然而让我感受最为深刻的却是吕思勉述、黄永年记的《吕思勉文史四讲》。这本书是黄永年先生所记录的吕思勉先生当年授课时所说的内容,虽然并不成系统,但只言片语之间,颇让人获得意外之喜,尤其是对语文教学来说,可资借鉴的内容不仅很多,而且价值很大。
评分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汉族,江苏常州人。民国时期“史学四大家”之一,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了解中国历史。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51年院系合并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 史学代表作品:《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为代表的四部断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等。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
评分书以人贵。未读其书,难辨高下,唯以作者之望取之。及书至翻检,简体横排,内容似未副作者之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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